我的母亲很要强，大字不识一个，却含辛茹苦，硬要供出几个大学生来。我和两个在城里工作的弟弟能有今天，全是父母不管村里人的笑话，任劳任怨供我们读书的结果。
　　母亲一共生了8个孩子，五儿三女。大姐、三姐去世早，二姐常年卧病在床。兄弟中，有三个在外面工作，其中离家最近的五弟在县城当老师，因为要翻一座山，开车回去最快也要两小时。三弟住在另外一个村子。这样，平时家里就只有母親和大哥。大哥一个人忙里忙外，既要务农，又要照顾母亲。
　　母亲第一次患脑梗康复后，我告诉母亲，这种病要按时吃药，多活动，多锻炼。躺在炕上没事的话，可以转一转核桃，舒络筋骨；屋外行动不方便，可以在屋内，甚至在炕上多走走；为了练习语言功能，可以大声叫我们几个孩子的名字。母亲把我的话铭记在心，一一照办。一次回家，我意外发现母亲的褥子底下有一对磨得光滑发亮的核桃。
　　天气晴朗时，母亲总是拄着两根不太端正的木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累了就躺在躺椅上休息一会儿。农忙时，她还会帮大哥照看晒着的花椒；掰回来的苞谷她用布绳绑成串，晾干后堆在地上，一个人一天挼一小堆。大哥跟她说，每天活动一下筋骨即可，母亲却没用几天便把一大堆苞谷挼完了。吃药她也很自觉，如果大哥要外出，就提前把水壶放在炕边，母亲自己弄药吃。几种药，母亲从来没有吃乱过。
　　后来，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最明显的表现是母亲说话，我能完整听清楚的越来越少。母亲见到这种情形，便没了说家常话的兴趣，常常默不作声。有一年过年回家，母亲想让我睡在她身边，却说不清，只一个劲儿用手拍炕。大哥说，娘是想让我睡在她身边。我上炕时，母亲由衷地笑了。等我睡下，母亲还帮我扽了扽被角。
　　每次我们从母亲那儿离开时，母亲总是让大哥把家里养的鸡杀两只，让我们带上。走的时候要让我们带的东西，像辣椒面啊，花椒啊，嫩苞谷啊，煮鸡蛋啊，母亲都要一样一样过目，才算心里踏实。我劝母亲：“兰州啥都不缺，留着你们吃。”母亲总是说：“自家种的不花钱。兰州是啥都有，但啥都要花钱哩。”
　　母亲这一生，和众多的农村妇女一样，相夫教子，简朴持家，平平淡淡。由于生育的子女多，吃苦多，享福少。记得生产队那会儿，家里孩子多、劳力少，每年父母所挣的工分都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等村子里的麦子收割完毕，母亲常领上我们去地里捡麦穗，一天能捡一背篼。背回家，用棒槌砸，所得粮食多则七八斤，少则四五斤，攒起来，贴补家用。冬天去山里拾柴，母亲每次都要在柴里夹一根不大不小的椽。我们家最早修的三间小房，就是用母亲背回来的椽修的。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识大局，明事理。她从没有跟村里人红过脸、吵过架，还常常教育我们，说吃亏是福，要与人为善，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不占别人的便宜。她还时不时地对我们说：“靠山山倒，靠水水流。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我高中毕业考大学第一次没有考上，准备出门去打工，是母亲坚持让我复读，说：“你努努力，好好念，说不定就考上了。”我们兄弟三个都是高中毕业后复读，才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
　　我很感激我的母亲。母亲虽然是一介村妇，没什么文化，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从小她就循循善诱地教导我们以礼待人，懂大道，拘小节，为人善良，懂得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