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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史研究，这是学术园地中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最近几年，水利电力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几部关于中国水利发展史的著作，它们是：《中国水利史稿》(上册)，《长江水利史略》，《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论文集水利史专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等。随着这些著作的传播，水利史研究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正日益为更多的人们所了解。而这几部书的主要审稿人姚汉源教授——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人们却还不大熟悉。
一、不同凡响的见解
一九六三年，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当时正值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出现严重技术问题。原来苏联专家设计水库时忽略了黄河含沙量太大的特点，生搬硬套苏联河流的规划方案，因而水库建成后，泥沙淤积成了致命问题。如不改变原设计，用不了几年时间水库就会被泥沙填满而报废，几十亿元人民的血汗将付诸东流。一时间，人们把黄河的泥沙完全视为“洪水猛兽”，当做罪魁祸首。
就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姚汉源教授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古代农田的淤灌及放淤问题——古代泥沙利用问题之一》的论文。他旁征博引，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论证了下述问题：泥沙问题自古就是黄河与其它北方多沙河流的症结，二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懂得黄河之水“一石水而六斗泥”；泥沙处理不好固然是害，但如处理得宜，未尝不可以造福于人。我国古代人民不仅兴水利而且兴沙利，因势利导，大搞农田放淤，取得了良好效果：
早在二千年前的战国时期，魏国人民就兴建了引漳十二渠，开了综合利用多沙河流水沙资源的先河；
也是在二千多年前，秦国人民修建了大型灌区郑国渠，利用泾水高浓度含沙中的丰富养料，“且灌且粪”，改造贫瘠土地，使关中成为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到了宋代，人们又利用黄河丰富的水沙资源，对黄河和汴渠两岸低洼地区实行“放淤”，形成了高潮。北宋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亲自倡导了这一空前规模的工程，一次放淤土地达几十万亩；
迄于明清时期，放淤固堤，利用泥沙，改造河道更已成为当时治河工程中的重要措施之一，不仅在黄河，而且在永定河、南运河等北方多沙河流上都得到了普遍推行。
姚汉源教授在援引了这些雄辩的史实后指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利用泥沙，治理多沙河流的丰富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经验可以借鉴，为今天所用；教训必须记取，不能再重蹈覆辙。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水利发展的几千年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姚先生认为，治理黄河的漫长历史已经表明，泥沙始终是黄河的症结，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努力都会失败。他还认为，利用泥沙的丰富实践已经证明，治水需要有一套工程技术措施来保证，治沙同样需要有一套工程措施来实现。
古语有“圣人出而黄河清”的说法。很早以来，人们便把治理黄河的希望寄托在水清上，而把黄河泥沙片面地视为祸害和包袱。姚先生的论文不仅使人们认识到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根本失误之一，就在于没有重视对黄河史的研究，没有把治沙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而且从历史角度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启迪，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纠正了以往对泥沙问题的片面认识，而他提出的变沙害为沙利的思路，则无疑为今后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综合利用黄河水沙资源，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这些结论完全是从对中国水利发展的悠久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的，在当时确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这篇论文立即引起了水利界人士的极大兴趣，而且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同志，曾向周恩来总理推荐过这篇文章。
接着，姚先生又写出了古代利用泥沙问题之二和之三。透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研究，进一步阐述了古代利用泥沙的思想和具体措施，为今天的治黄治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这两篇论文的正式发表却在十年动乱之后，时隔十七年之久。
一九八○年，《中国水利》杂志上发表了《从历史上看北方多沙河流的水利特征》一文。这是姚先生多年来研究古代泥沙问题成果的一个概括和总结，该文荣获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研成果一等奖。
任何学术上的建树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姚先生对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重要见解，正是他几十年孜孜从事水利史研究的辛苦结晶。
二、一个独特的规划
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技术进军，春风在神州大地吹拂。武汉水利学院的教师们意气风发，人人都在制定自己的十二年科技研究规划。
姚汉源教授也制定了自己的规划，但这个规划的内容却与人们迥然不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系统地总结、研究中国水利发展的历史，为今天提供借鉴。他要在已有的长期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系统整理出一部《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史》，并培养出一批研究中国水利史的骨干力量，逐步形成并不断健全和发展中国水利史研究这一学科。
在这所培养现代水利工程师的学院里，大家的规划都是瞄准新的、洋的，而姚教授的规划却是对着“土”的、古的作文章。对此，当时有许多人感到难于理解。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搞现代科学与研究历史有什么联系？也有人纳闷：学工程的人能搞得了历史吗？
怀疑和不理解丝毫不能动摇姚先生的信念。他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规划一步步付诸实践，同时一有机会就反复宣传自己的主张：从几千年水利的兴衰中可以看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获得规律性的启示，可以使今后少走弯路。姚先生认为，我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导致无数志士仁人奋起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以求强国富民。这对振兴祖国，厥功甚伟。但由于近现代科学技术大多从西方求取而来，因而也往往使人们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特别是水利发展的历史的研究不够重视。他对比了中西历史、自然地理条件和水利事业的差异后指出：“西方各国相对说是小国寡民，或历史较短，或水利问题简单，或历史资料积累较少等等。反之，我国疆域广阔，抵得上整个欧洲；自然条件复杂，无论气候和地理情况都千差万别；河流湖泊众多，一国境内有两条长达五○○○公里以上的大河和五千多条流域面积在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历史悠久，自秦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已有二千多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而且历代都重视水利开发和水政管理，水利历史经验的积累，各种水利史料特别丰富，仅以文字记载一项，粗略估计的字数就不下一亿。这样一个国家的水利史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东方世界)的历史。这样的国情就要求开展必要的水利史研究，从中吸取规律性的、方向性的经验，大大丰富我们的水利科学。”
实际上，我国自古就注意水利经验的总结，编辑水利文献具有极为悠久的良好传统。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史记·河渠书》的出现，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水利通史；以后又有水利断代史，专业水利史，河流水利史，水利工程专史，水利法规，水利施工规范以及水利总结，汇编、丛书等等。无论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史、志中，都有大量的水利发展的专篇或专章。记述水利的文献体裁有文，有诗，还有以图为主的著作，真是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到了近代，这一传统虽然并未完全断绝，仍有一些著作出现，也有人尝试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前人经验，可是总的说来却寥若晨星。因此，姚汉源先生为了发掘祖国的极为宝贵的水利遗产，选择了这条冷僻而艰巨的道路，决心为使我们这个水利大国和水利古国献出它埋藏的无数奇珍异宝。
由于环境的薰陶，姚先生从小酷爱历史，酷爱祖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远在中学时代他就博览群书，通读了《资治通鉴》、《九朝纪事本末》和大量史籍，为他后来从事水利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学与文献基础。他的家乡在山东钜野，地处黄河之南，自古就是多灾多难的地方。黄河的水哺育他成长。他从小耳闻目睹了奔腾不息的黄河是怎样滋润两岸土地，又怎样吞噬着两岸的田禾民居。黄河的历史与现状时刻萦绕在他心中。凡此，都促使他在决定毕生志向时毅然选择了水利专业，并于一九三三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仅仅三年之后，这位胸怀远大志向的年轻学子就在清华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水利史研究论文：《黄河旧帐翻检》，提出只有认真研究黄河的变迁和治黄史，才能办好黄河的事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西南，先后辗转于贵州、昆明、重庆和成都等地任教。由于他在水利和历史两方面的广博学识，使他担任这两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能胜任愉快。自这时起，他便开始系统地搜集有关水利的史料。在黑暗的旧中国，即使是很热门的专业，也难于施展一个人的才智与抱负，搞水利史这样的冷门当然更无人问津。新中国的成立，使姚先生的夙愿终于得以付诸实践了。
从一九五三年起，姚先生担任了学院的副教务长，繁重的教务工作和接二连三的运动，几乎使他难于安稳地坐下来。但是就在这种情形下，他也从未舍弃自己的目标。每当夜阑人静之际，他便翻开一部部厚厚的线装书，不断丰富和扩展各方面的资料，不断思索和探讨着这成千上万条历史信息后面的内在联系，一步一步地向目标迈进。到六十年代初期，他已完成了六十万字的《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史讲义》的纲要。仅仅是精选的水利史料和洗练的分析评述，就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六大簿。整理成书，仅仅是时间问题。
正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浩劫冲掉了姚先生为建立水利史学科而制定并已初步实践的规划。
三、求实的精神
西汉末年，黄河发生大决口，洪水泛滥横流几千里。由于当时政治动乱，黄河决口达六十年未能堵塞。东汉前期出了一位治河专家王景，他使黄河顺轨，并与汴河分流不悖。王景治河一直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据说从此黄河出现了相对安流八百年无大患的奇迹。这在黄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因此，人们一直在探究王景治河的奥妙，试图从中获得当今治黄的良方。
历史的真象是否真正如此呢？有的学者提出“植被说”，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是由于黄河中游的植被得到恢复，黄河的泥沙减少，因而河患也随之减少。这是否也有道理？姚先生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正需要水利史研究工作者来认真回答的，而决不能人云亦云。他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了有史以来关于黄河变迁的记载，研究了历代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状况，一个又一个的疑团开始在他脑海中升起：
王景治河的基本措施就是修筑堤防及其辅助工程“水门”。王景之后，特别是明清以后我国的堤防技术日益成熟，堤防制度日益完备，这是王景时期所不能同日而语的。如果王景靠这些办法治河能管八百年，那么为什么后代靠同样甚至更完备的方法只能管三、五年，乃至年年河患不断？
人们常常说“王景治河，千年无患”，可是史籍上明明记载着王景治河不久就出现河患。再仔细检索一下各种史料还可进一步发现，河患不是几次、十几次而是几十次。这怎能说是“千年无患”呢？
如果说黄河“相对安流八百年”是事实，而其原因又是因为黄河中游的植被得以恢复，那么，植被恢复需要多少时间？植被一恢复黄河的泥沙问题是否就解决了，下游的河患就马上减少了呢？倘若是这样，那么周代以前植被保护很好为什么还有周定王五年的黄河大改道呢？再往前溯，为什么还有商汤时期的盘庚迁都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促使姚先生一定要揭开黄河“相对安流八百年”、“王景治河千年无患”之谜。他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不停地搜寻，全面地、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以至社会生活中与之有关的一切材料。接触的材料越多越使他坚信：王景治河虽然很有成绩，但决不是千年无患；植被的变化固然会影响水土的流失，但黄土高原的形成是地质时期的事情，远在人类出现以前，即便两岸没有水土流失，河体本身的下切冲刷也会带走巨量泥沙。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工作之后，一九八二年，姚先生在国务院召开的“黄淮海平原战略规划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交了一份题为《二千七百年来黄河下游历史真象的概述》的重要论文。在这份长达二万字的论文中，姚先生提出了对王景治河以及“黄河千年无患”的初步见解，认为：王景治河是利用了黄河在几十年自流中冲出的一条地势较低、较为顺直的新槽，再以堤防约拦大水，因而使河道稳定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出现了我国北方持续几百年的战乱，使黄河堤防遭到严重破坏，残缺不全。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堤防不可能得到整修，黄河水又四处漫流。但是当时黄河下游两岸湖泊多，支流多，它们与黄河干流息息相通。每遇黄河大水，两岸的支流、湖泊便成为黄河分洪、蓄洪、滞洪的路径和场所，八方联成一气，无所谓堤防决口，也就无所谓河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只有“大水”的记载而无“决溢”、“河患”记载的道理。由于黄河下游支流和湖泊的分流蓄洪作用，黄河的巨量泥沙也被分散到各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湖泊和支河也逐渐被黄河泥沙淤塞填平而失去作用。隋唐以后，消除了战乱割据状态，黄河堤防重新得到系统的整治，黄河的泥沙又只能堆积在两道堤防之间，使河槽逐渐抬高。于是，到五代时期，黄河决口又频繁起来。
姚先生从大量的史料中所揭示的这一真象，使人们开始步出“王景治河千年无患”的迷宫，引起关心治黄史的各方面人士的极大兴趣，使人们去认真思考历史上各种治黄措施的得失利弊，思考人为的作用与自然的反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也充分说明姚先生在处理学术上的问题时探求真理的求实精神。
水利史是一门边缘学科，所涉及的面广，专业性又很强，它不但与现代水利科学的各个专业不可分割，还与有关的学科，如农史、水运史、历史地理，以及文物考古等专业的研究密切相关。只有全面掌握和了解这些学科的研究情况，才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住水利史研究的深度和发展方向。
为了研究春秋战国及以前时代我国的水利发展史实，姚先生对古文字学进行过深入的钻研，他曾写下几万字的《鄂君启节考释》(未刊稿)，从古文字学和水利史角度，对许多争论的问题加以考释，得出独到的见解。在多年深入钻研古文献基础上，他还写出了六十余万字的《左传地名考释》(初稿)，运用音韵学等方面的研究，对《左传》中所涉及的地名，一一作了考订和详释，为《左传》和与《左传》有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这在《左传》研究中还是仅见的。为了对古代水利建设的历史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有更全面的了解，姚汉源教授还曾潜心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尤其对宋明理学的钻研深度，绝非寻常涉猎史学者所能及。目前，他正为中华书局标点校勘《王龙溪先生全集》。
不仅如此，姚先生对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十分关注，一九八○年，他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出版了长达五十二万字的美国C.H.佩尔主编《喷灌》一书。
正因为有了这样广泛研究的基础，姚先生在水利史研究中，能及时地选择与现代水利建设和研究中关系密切的重大课题。如前述对泥沙问题的研究，又如目前正在撰写的《京杭运河工程技术史》(约二十五万字)，不但对千百年来中国运河工程技术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进行全面总结，而且对今后“南水北调”东线方案也可提供重要借鉴。
“中国人如果对自己历史的研究还不如外国人，则上无以对祖宗，下无以对子孙”。这是姚先生常讲的一句话。事实上，过去由于各种原因，对某些领域的研究我们确实重视不够。就以水利史研究而论，日本在六十年代就由几十位教授组成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二十年来，他们陆续出版了十几种关于中国水利史的研究专著。相比之下，我国的有关研究却因人力分散，没能很好地协调一致地组织起来。有见于此，在姚先生的积极倡议下，经过有关部门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一九八二年四月在著名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成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不久，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研究会。我国的水利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八二年十月，姚汉源先生以水利史研究会会长身份邀请了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学术代表团来华访问，与中国的水利史研究工作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姚汉源先生对来宾说，水利史研究才刚刚迈步，今后的任务更艰巨。人到晚年，更感觉时间的宝贵和紧迫。为了水利史学科的繁荣，我愿奉献出最后一滴心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初稿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改定
最近几年，水利电力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几部关于中国水利发展史的著作，它们是：《中国水利史稿》(上册)，《长江水利史略》，《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论文集水利史专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等。随着这些著作的传播，水利史研究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正日益为更多的人们所了解。而这几部书的主要审稿人姚汉源教授——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人们却还不大熟悉。
一、不同凡响的见解
一九六三年，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当时正值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出现严重技术问题。原来苏联专家设计水库时忽略了黄河含沙量太大的特点，生搬硬套苏联河流的规划方案，因而水库建成后，泥沙淤积成了致命问题。如不改变原设计，用不了几年时间水库就会被泥沙填满而报废，几十亿元人民的血汗将付诸东流。一时间，人们把黄河的泥沙完全视为“洪水猛兽”，当做罪魁祸首。
就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姚汉源教授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古代农田的淤灌及放淤问题——古代泥沙利用问题之一》的论文。他旁征博引，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论证了下述问题：泥沙问题自古就是黄河与其它北方多沙河流的症结，二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懂得黄河之水“一石水而六斗泥”；泥沙处理不好固然是害，但如处理得宜，未尝不可以造福于人。我国古代人民不仅兴水利而且兴沙利，因势利导，大搞农田放淤，取得了良好效果：
早在二千年前的战国时期，魏国人民就兴建了引漳十二渠，开了综合利用多沙河流水沙资源的先河；
也是在二千多年前，秦国人民修建了大型灌区郑国渠，利用泾水高浓度含沙中的丰富养料，“且灌且粪”，改造贫瘠土地，使关中成为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到了宋代，人们又利用黄河丰富的水沙资源，对黄河和汴渠两岸低洼地区实行“放淤”，形成了高潮。北宋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亲自倡导了这一空前规模的工程，一次放淤土地达几十万亩；
迄于明清时期，放淤固堤，利用泥沙，改造河道更已成为当时治河工程中的重要措施之一，不仅在黄河，而且在永定河、南运河等北方多沙河流上都得到了普遍推行。
姚汉源教授在援引了这些雄辩的史实后指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利用泥沙，治理多沙河流的丰富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经验可以借鉴，为今天所用；教训必须记取，不能再重蹈覆辙。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水利发展的几千年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姚先生认为，治理黄河的漫长历史已经表明，泥沙始终是黄河的症结，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努力都会失败。他还认为，利用泥沙的丰富实践已经证明，治水需要有一套工程技术措施来保证，治沙同样需要有一套工程措施来实现。
古语有“圣人出而黄河清”的说法。很早以来，人们便把治理黄河的希望寄托在水清上，而把黄河泥沙片面地视为祸害和包袱。姚先生的论文不仅使人们认识到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根本失误之一，就在于没有重视对黄河史的研究，没有把治沙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而且从历史角度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启迪，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纠正了以往对泥沙问题的片面认识，而他提出的变沙害为沙利的思路，则无疑为今后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综合利用黄河水沙资源，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这些结论完全是从对中国水利发展的悠久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的，在当时确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这篇论文立即引起了水利界人士的极大兴趣，而且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同志，曾向周恩来总理推荐过这篇文章。
接着，姚先生又写出了古代利用泥沙问题之二和之三。透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研究，进一步阐述了古代利用泥沙的思想和具体措施，为今天的治黄治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这两篇论文的正式发表却在十年动乱之后，时隔十七年之久。
一九八○年，《中国水利》杂志上发表了《从历史上看北方多沙河流的水利特征》一文。这是姚先生多年来研究古代泥沙问题成果的一个概括和总结，该文荣获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研成果一等奖。
任何学术上的建树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姚先生对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重要见解，正是他几十年孜孜
二、一个独特的规划
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技术进军，春风在神州大地吹拂。武汉水利学院的教师们意气风发，人人都在制定自己的十二年科技研究规划。
姚汉源教授也制定了自己的规划，但这个规划的内容却与人们迥然不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系统地总结、研究中国水利发展的历史，为今天提供借鉴。他要在已有的长期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系统整理出一部《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史》，并培养出一批研究中国水利史的骨干力量，逐步形成并不断健全和发展中国水利史研究这一学科。
在这所培养现代水利工程师的学院里，大家的规划都是瞄准新的、洋的，而姚教授的规划却是对着“土”的、古的作文章。对此，当时有许多人感到难于理解。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搞现代科学与研究历史有什么联系？也有人纳闷：学工程的人能搞得了历史吗？
怀疑和不理解丝毫不能动摇姚先生的信念。他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规划一步步付诸实践，同时一有机会就反复宣传自己的主张：从几千年水利的兴衰中可以看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获得规律性的启示，可以使今后少走弯路。姚先生认为，我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导致无数志士仁人奋起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以求强国富民。这对振兴祖国，厥功甚伟。但由于近现代科学技术大多从西方求取而来，因而也往往使人们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特别是水利发展的历史的研究不够重视。他对比了中西历史、自然地理条件和水利事业的差异后指出：“西方各国相对说是小国寡民，或历史较短，或水利问题简单，或历史资料积累较少等等。反之，我国疆域广阔，抵得上整个欧洲；自然条件复杂，无论气候和地理情况都千差万别；河流湖泊众多，一国境内有两条长达五○○○公里以上的大河和五千多条流域面积在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历史悠久，自秦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已有二千多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而且历代都重视水利开发和水政管理，水利历史经验的积累，各种水利史料特别丰富，仅以文字记载一项，粗略估计的字数就不下一亿。这样一个国家的水利史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东方世界)的历史。这样的国情就要求开展必要的水利史研究，从中吸取规律性的、方向性的经验，大大丰富我们的水利科学。”
实际上，我国自古就注意水利经验的总结，编辑水利文献具有极为悠久的良好传统。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史记·河渠书》的出现，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水利通史；以后又有水利断代史，专业水利史，河流水利史，水利工程专史，水利法规，水利施工规范以及水利总结，汇编、丛书等等。无论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史、志中，都有大量的水利发展的专篇或专章。记述水利的文献体裁有文，有诗，还有以图为主的著作，真是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到了近代，这一传统虽然并未完全断绝，仍有一些著作出现，也有人尝试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前人经验，可是总的说来却寥若晨星。因此，姚汉源先生为了发掘祖国的极为宝贵的水利遗产，选择了这条冷僻而艰巨的道路，决心为使我们这个水利大国和水利古国献出它埋藏的无数奇珍异宝。
由于环境的薰陶，姚先生从小酷爱历史，酷爱祖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远在中学时代他就博览群书，通读了《资治通鉴》、《九朝纪事本末》和大量史籍，为他后来从事水利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学与文献基础。他的家乡在山东钜野，地处黄河之南，自古就是多灾多难的地方。黄河的水哺育他成长。他从小耳闻目睹了奔腾不息的黄河是怎样滋润两岸土地，又怎样吞噬着两岸的田禾民居。黄河的历史与现状时刻萦绕在他心中。凡此，都促使他在决定毕生志向时毅然选择了水利专业，并于一九三三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仅仅三年之后，这位胸怀远大志向的年轻学子就在清华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水利史研究论文：《黄河旧帐翻检》，提出只有认真研究黄河的变迁和治黄史，才能办好黄河的事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西南，先后辗转于贵州、昆明、重庆和成都等地任教。由于他在水利和历史两方面的广博学识，使他担任这两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能胜任愉快。自这时起，他便开始系统地搜集有关水利的史料。在黑暗的旧中国，即使是很热门的专业，也难于施展一个人的才智与抱负，搞水利史这样的冷门当然更无人问津。新中国的成立，使姚先生的夙愿终于得以付诸实践了。
从一九五三年起，姚先生担任了学院的副教务长，繁重的教务工作和接二连三的运动，几乎使他难于安稳地坐下来。但是就在这种情形下，他也从未舍弃自己的目标。每当夜阑人静之际，他便翻开一部部厚厚的线装书，不断丰富和扩展各方面的资料，不断思索和探讨着这成千上万条历史信息后面的内在联系，一步一步地向目标迈进。到六十年代初期，他已完成了六十万字的《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史讲义》的纲要。仅仅是精选的水利史料和洗练的分析评述，就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六大簿。整理成书，仅仅是时间问题。
正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浩劫冲掉了姚先生为建立水利史学科而制定并已初步实践的规划。
三、求实的精神
西汉末年，黄河发生大决口，洪水泛滥横流几千里。由于当时政治动乱，黄河决口达六十年未能堵塞。东汉前期出了一位治河专家王景，他使黄河顺轨，并与汴河分流不悖。王景治河一直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据说从此黄河出现了相对安流八百年无大患的奇迹。这在黄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因此，人们一直在探究王景治河的奥妙，试图从中获得当今治黄的良方。
历史的真象是否真正如此呢？有的学者提出“植被说”，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是由于黄河中游的植被得到恢复，黄河的泥沙减少，因而河患也随之减少。这是否也有道理？姚先生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正需要水利史研究工作者来认真回答的，而决不能人云亦云。他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了有史以来关于黄河变迁的记载，研究了历代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状况，一个又一个的疑团开始在他脑海中升起：
王景治河的基本措施就是修筑堤防及其辅助工程“水门”。王景之后，特别是明清以后我国的堤防技术日益成熟，堤防制度日益完备，这是王景时期所不能同日而语的。如果王景靠这些办法治河能管八百年，那么为什么后代靠同样甚至更完备的方法只能管三、五年，乃至年年河患不断？
人们常常说“王景治河，千年无患”，可是史籍上明明记载着王景治河不久就出现河患。再仔细检索一下各种史料还可进一步发现，河患不是几次、十几次而是几十次。这怎能说是“千年无患”呢？
如果说黄河“相对安流八百年”是事实，而其原因又是因为黄河中游的植被得以恢复，那么，植被恢复需要多少时间？植被一恢复黄河的泥沙问题是否就解决了，下游的河患就马上减少了呢？倘若是这样，那么周代以前植被保护很好为什么还有周定王五年的黄河大改道呢？再往前溯，为什么还有商汤时期的盘庚迁都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促使姚先生一定要揭开黄河“相对安流八百年”、“王景治河千年无患”之谜。他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不停地搜寻，全面地、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以至社会生活中与之有关的一切材料。接触的材料越多越使他坚信：王景治河虽然很有成绩，但决不是千年无患；植被的变化固然会影响水土的流失，但黄土高原的形成是地质时期的事情，远在人类出现以前，即便两岸没有水土流失，河体本身的下切冲刷也会带走巨量泥沙。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工作之后，一九八二年，姚先生在国务院召开的“黄淮海平原战略规划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交了一份题为《二千七百年来黄河下游历史真象的概述》的重要论文。在这份长达二万字的论文中，姚先生提出了对王景治河以及“黄河千年无患”的初步见解，认为：王景治河是利用了黄河在几十年自流中冲出的一条地势较低、较为顺直的新槽，再以堤防约拦大水，因而使河道稳定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出现了我国北方持续几百年的战乱，使黄河堤防遭到严重破坏，残缺不全。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堤防不可能得到整修，黄河水又四处漫流。但是当时黄河下游两岸湖泊多，支流多，它们与黄河干流息息相通。每遇黄河大水，两岸的支流、湖泊便成为黄河分洪、蓄洪、滞洪的路径和场所，八方联成一气，无所谓堤防决口，也就无所谓河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只有“大水”的记载而无“决溢”、“河患”记载的道理。由于黄河下游支流和湖泊的分流蓄洪作用，黄河的巨量泥沙也被分散到各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湖泊和支河也逐渐被黄河泥沙淤塞填平而失去作用。隋唐以后，消除了战乱割据状态，黄河堤防重新得到系统的整治，黄河的泥沙又只能堆积在两道堤防之间，使河槽逐渐抬高。于是，到五代时期，黄河决口又频繁起来。
姚先生从大量的史料中所揭示的这一真象，使人们开始步出“王景治河千年无患”的迷宫，引起关心治黄史的各方面人士的极大兴趣，使人们去认真思考历史上各种治黄措施的得失利弊，思考人为的作用与自然的反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也充分说明姚先生在处理学术上的问题时探求真理的求实精神。
水利史是一门边缘学科，所涉及的面广，专业性又很强，它不但与现代水利科学的各个专业不可分割，还与有关的学科，如农史、水运史、历史地理，以及文物考古等专业的研究密切相关。只有全面掌握和了解这些学科的研究情况，才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住水利史研究的深度和发展方向。
为了研究春秋战国及以前时代我国的水利发展史实，姚先生对古文字学进行过深入的钻研，他曾写下几万字的《鄂君启节考释》(未刊稿)，从古文字学和水利史角度，对许多争论的问题加以考释，得出独到的见解。在多年深入钻研古文献基础上，他还写出了六十余万字的《左传地名考释》(初稿)，运用音韵学等方面的研究，对《左传》中所涉及的地名，一一作了考订和详释，为《左传》和与《左传》有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这在《左传》研究中还是仅见的。为了对古代水利建设的历史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有更全面的了解，姚汉源教授还曾潜心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尤其对宋明理学的钻研深度，绝非寻常涉猎史学者所能及。目前，他正为中华书局标点校勘《王龙溪先生全集》。
不仅如此，姚先生对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十分关注，一九八○年，他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出版了长达五十二万字的美国C.H.佩尔主编《喷灌》一书。
正因为有了这样广泛研究的基础，姚先生在水利史研究中，能及时地选择与现代水利建设和研究中关系密切的重大课题。如前述对泥沙问题的研究，又如目前正在撰写的《京杭运河工程技术史》(约二十五万字)，不但对千百年来中国运河工程技术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进行全面总结，而且对今后“南水北调”东线方案也可提供重要借鉴。
“中国人如果对自己历史的研究还不如外国人，则上无以对祖宗，下无以对子孙”。这是姚先生常讲的一句话。事实上，过去由于各种原因，对某些领域的研究我们确实重视不够。就以水利史研究而论，日本在六十年代就由几十位教授组成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二十年来，他们陆续出版了十几种关于中国水利史的研究专著。相比之下，我国的有关研究却因人力分散，没能很好地协调一致地组织起来。有见于此，在姚先生的积极倡议下，经过有关部门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一九八二年四月在著名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成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不久，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研究会。我国的水利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八二年十月，姚汉源先生以水利史研究会会长身份邀请了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学术代表团来华访问，与中国的水利史研究工作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姚汉源先生对来宾说，水利史研究才刚刚迈步，今后的任务更艰巨。人到晚年，更感觉时间的宝贵和紧迫。为了水利史学科的繁荣，我愿奉献出最后一滴心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初稿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