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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知识成几何级数急速增加。据英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的推测,人类的科学知识在十九世纪是每五十年增加一倍;二十世纪中叶每十年增加一倍;七十年代每五年增加一倍。现在全世界每天有六千到八千篇学术论文发表,每隔二十个月,论文数字就会增加一倍。而现代许多跨学科的边缘科学则要求学子非有多种学科知识不可,这更扩大了学子接受信息的容量。
近来读到《洛克物性理论研究》(吕大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谷书堂、宋则行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两书分别在书前或章末附有内容提要,论点鲜明,层次清晰,使人一目了然,可以随意选读有关部分。另外,《中国社会科学》在每篇论文之前也附有提要或简介。这实在是一种好方法,它不仅引导读者在浩翰的知识海洋中有效地汲取于已有用的一粟,节省大量时间,而且能帮助读者理解这些知识。呼吁作者和编者何妨一试?
补白
周仁强
欧洲理性思维历史的巡礼
读陈修斋、杨祖陶著《欧洲哲学史稿》
近读陈修斋、杨祖陶的新作——《欧洲哲学史稿》,跟随著者对欧洲理性思维的历史进行了一番巡礼,感到颇有裨益。这部书说是新作,其实是两位教授二十余载呕心沥血讲授这一课程的结晶,一九七七年就由他们所执教的武大哲学系铅印成稿本,以后数易其稿,最近才得以正式出版。
哲学史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它不同于其它学科。比如生物学史,它本身并不是生物学,经济学史也不是经济学,语言学史更说不上是语言学。然而哲学史不同,它不仅展示哲学内容发展的外在的偶然的事实,尤其昭示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哲学内容本身。因此,哲学史自身就是哲学。由此可知,对于提高哲学修养,锻炼理论思维能力来说,阅读哲学史是十分重要的。
欧洲哲学史上,流派、观点异常众多,哲学典籍汗牛充栋,思想资料纷然杂陈,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十分困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欧洲哲学史所作的大量的极为深刻的论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钥匙。作者正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阐明历史的。书中关于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以及对一些具体流派、具体哲学家以至个别观点的叙述,都力图在宏观和微观上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是哲学史著作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史稿》作者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欧洲两千多年哲学发展史的主线,具体地、历史地描述了这一斗争的各种表现形式。
党派斗争在古希腊哲学中就鲜明地存在着。列宁曾以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作为两条路线的代表,指出古希腊以后的哲学斗争是这两种倾向或斗争的继续。《史稿》由此入手,明确清晰地勾勒出古希腊奴隶制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线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论断。
如果作者仅仅以做到上述这一点为满足,还算不得十分高明。《史稿》的出色之处在于,作者在逻辑地把握哲学史规律的同时,又具体地、真实地展示了哲学发展史的本来面貌,使人们认识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是呆板、机械、简单的推演,而是活生生的,充满种种偶然性的、复杂的发展过程。《史稿》向人们展示出这一过程的丰富内容: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是单线条而是多线条的,不是平行发展而是犬牙交错的。这里我们特别想提一提关于十七——十八世纪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斗争,以及经验论、唯理论内部的斗争。《史稿》对这一段历史的叙述是十分精彩的。
《史稿》把这场意义深远的斗争大致划为三个阶段,或三个回合。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唯心主义唯理论首先在英国遭到批判。经验论者霍布斯抨击了笛卡儿主张的“天赋观念”。如果观念是天赋的,它就应该永远呈现在心中,可是当人们熟睡时,头脑中无任何观念,因此“天赋”之说是不成立的。“霍布斯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学说的反驳,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在近代最早的一次交锋”(第230页)。当然,霍布斯这样的驳斥是不够有力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主要代表洛克比霍布斯要深刻得多。他指出,笛卡儿认为上帝的观念是天赋的,是人们“普遍同意”的,可是许多民族和无神论者根本不同意上帝的观念;即使人们普遍同意,也并不一定是天赋而来的,难道不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吗?洛克说,如果承认了天赋观念,则“懒惰者便省了探求之劳,怀疑者便停了搜索之苦”。洛克的结论是:观念从经验来。在笛卡儿的祖国,伽桑狄也对笛卡儿学说进行了批判。其结局,经验论在英国获胜,而在法国,尽管有伽桑狄的批判,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论却占了上风。
这一回合,表面上看是两军对垒十分森严,其实是错综复杂的。笛卡儿本人是个二元论者,他是唯心主义唯理论的倡导者,可是在“物理学”中又坚持了机械唯物主义观点,这些观点竟同洛克的感觉论一道成为著名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源。而洛克也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经验论者,在某些问题上他陷入了唯心主义,在另一些问题上又背离了经验论立场,甚至向唯理论观点“投降”。
第二个回合是唯心主义唯理论者莱布尼兹向洛克的进攻。莱布尼兹是自觉地站在柏拉图路线一边来批判洛克的,然而他也确实抓住了经验论的形而上学弱点。第三个回合是贝克莱、休谟以唯心主义经验论对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斗争。洛克学说中的缺陷,被进一步发展、夸大,并推向极端,以致贝克莱、休谟的学说一度占了统治地位。
除此之外,唯理论内部也是有唯心唯物之区分的。斯宾诺莎就是唯物主义唯理论的代表,他反对笛卡儿的唯心主义唯理论。
由此可见,哲学史上的斗争是何等复杂。《史稿》对这样一段历史没有简单化、概念化,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了引人入胜的阐述。
能从纷繁复杂的史实中把握哲学发展的脉络,已属不易;在表述中把此脉络自然贯穿在一系列似乎是偶然的哲学事实和哲学观点的纵横交错中,更需积学多年之功。陈先生之所以在《史稿》中能够臻此,来自他平素对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精深研究。记得听先生们讲课时,二位还着力讲过唯理论经验论各自在认识论上的贡献和缺陷,今天应吸取何种教训等,当时的感觉,好象一下子成熟了不少,至今记忆犹新。可惜这部分内容无法一一写进《史稿》中。
哲学的发展有十分特殊的内在规律,这就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难。例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就曾被斯大林和一批苏联哲学家错误地认为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当然,这个案现在是基本上翻过来了。可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事。的确,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与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是如此不同:前者除费尔巴哈外,主要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彻底的唯心主义,后者是战斗的唯物主义;前者以深刻的辩证法著称,后者是形而上学唯物论的典型形态;前者只是从理论上、在思辨中曲折地反对封建势力,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后者则公开与封建王权反动势力进行了斗争,表现了法国资产阶级比较彻底的革命精神。那么,如何又能谈得上德国古典哲学对法国哲学的继承呢?专攻德国古典哲学的杨先生对此作了十分透彻的说明。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先进哲学的直接继续和必然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能在当时整个西欧哲学界中演奏第一提琴,并成为西欧近代哲学历史中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第403页)。
对哲学史的思考方式本身就是哲学思维的方式。《史稿》作者是这样来论证问题的:第一,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明确地提出和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是在神学与上帝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不可能提出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黑格尔)。正是因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对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批判、对十七世纪盛行的以笛卡儿“形而上学”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使经院哲学和形而上学衰落下来,从而创造了哲学理论突变的历史背景,也给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以开创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的勇气。于是哲学彻底摆脱了神学的禁锢,人们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成为可以公开提出来加以认识和讨论的问题了;同时,对于哲学中的困难,也不必请出上帝来裁决,而是靠理论思维来解决了。第二,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认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而科学认识论的两个最重要前提是由法国唯物主义者奠定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继承了洛克的学说,并克服了洛克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因素而发展成为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法国“百科全书”派认为,人类知识的全部内容都来源于感觉,而感觉则来源于外部物质世界。这正是科学认识论的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才有可能去研究认识论中更深刻的问题,即从知识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探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第三,法国唯物主义由于自身的片面性,不可能公开鲜明地批判休谟的不可知论,反映出它必须走向辩证法的内在的否定力量。这就为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了不可回避的课题。
杨先生在《史稿》中的论证,表现了作者严密的理论思维能力,比较令人信服。我们不得不承认:德国古典哲学当然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如同一切矛盾着的事物都受对立统一规律支配一样,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也具有斗争性与同一性。作者在哲学史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规律。如《史稿》对莱布尼兹哲学与狄德罗哲学之间的关系的阐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莱布尼兹是德国唯心主义唯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狄德罗是法国战斗的唯物主义的领袖。《史稿》指出,他们各自代表的哲学阵营,是尖锐对立的;同时又告诉读者,对于莱布尼兹哲学中某些有价值的成分,主要是有辩证法意义的思想,狄德罗在批判和摒弃其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吸取。莱布尼兹在他的“单子论”中,提出单子作为实体应该具有能动的力而自己发展变化,应该具有质的多样性;实体作为有生命的点,凭其知觉能反映全宇宙。这些思想都包含着可贵的辩证法因素。马克思、列宁都肯定过莱布尼兹的辩证法思想,称之为“特种的辩证法”、“非常深刻的辩证法”。莱布尼兹的“单子”是精神性实体,他的整个学说是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的;但饶有趣味的是,以后唯物主义者狄德罗关于物质实体特性的论述,与莱布尼兹关于单子特性的论述几乎完全一致。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了。人们看到,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与唯心主义者的斗争中,在批判和否定其唯心主义的同时又吸取对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而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史稿》中也叙述过另外一种情况:唯心主义者在与唯物主义者的斗争中,在攻击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吸收对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而使自己的唯心主义变得更加精巧)。“这种现象表现了哲学上两条路线在对立基础上的同一性,是值得我们重视和作进一步的研究的。”(第368页)遗憾的是,陈先生曾有专文论述过的这一重要问题,在《史稿》中却写得比较简略。
与国内已经出版的西方哲学通史性的著作比较,具体地细致地分析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的内在规律,是本书的显著特点。或者可以说,这是作者为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而进行的可贵的尝试。此外,引用原始资料十分丰富,是本书的又一特色。这对于大多数由于条件限制不能多看自古代以迄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西方哲学原著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便利。
掩卷凝思,未免感到该书还有些令人不满足的地方。恩格斯曾强调过逻辑的研究方式,列宁更是把人类认识看作是一连串的逻辑发展的圆圈(这个思想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史稿》对此显然突出不够,读者不能清晰地看到两千多年欧洲人思维发展的各个圆圈的起点与终点,也不好把握其中各个小圆圈的历史过程。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范畴,也应该有它的历史发展,并且也应该写进哲学史中,《史稿》却没有系统地阐明各个时期范畴的演变。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是否应当列入哲学史,以及如何恰当地列入,都还值得研究。而作为教材,本书缺乏新颖别致的细目,这种技术上的忽视,令人颇感遗憾。
陈、杨二位师承贺麟先生,讲授欧哲史多年,治学素以朴厚严谨著称。他们的讲堂,每每有人满之患。老一点的同志或许还记得,在一九五七年初北京大学举行的著名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尚在而立之年的陈先生起而为郑昕、贺麟诸师提出的公正评价唯心主义(将其作为认识运动发展史上的必要环节)的正确意见辩护,而被关锋等人扣上了“哲学史界的修正主义”的帽子。其后,李达同志组建武大哲学系,专程请陈来汉,主持哲学史教研室的工作。陈先生作为国内关于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莱布尼兹哲学的专家,不仅写过一些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在译著方面更是成果累累,近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的中译本便是他二十载颇具功力的译作。杨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就参加过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工作,近又承担了编译黑格尔全集的部分任务。我们衷心祝愿陈师的莱布尼兹哲学的研究专著和杨师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专著早日问世,以广学苑并为后学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直接的理论渊源提供必要的帮助。
一九八三年十月
(《欧洲哲学史稿》,陈修斋、杨祖陶著,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2.40元)
近来读到《洛克物性理论研究》(吕大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谷书堂、宋则行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两书分别在书前或章末附有内容提要,论点鲜明,层次清晰,使人一目了然,可以随意选读有关部分。另外,《中国社会科学》在每篇论文之前也附有提要或简介。这实在是一种好方法,它不仅引导读者在浩翰的知识海洋中有效地汲取于已有用的一粟,节省大量时间,而且能帮助读者理解这些知识。呼吁作者和编者何妨一试?
补白
周仁强
欧洲理性思维历史的巡礼
读陈修斋、杨祖陶著《欧洲哲学史稿》
近读陈修斋、杨祖陶的新作——《欧洲哲学史稿》,跟随著者对欧洲理性思维的历史进行了一番巡礼,感到颇有裨益。这部书说是新作,其实是两位教授二十余载呕心沥血讲授这一课程的结晶,一九七七年就由他们所执教的武大哲学系铅印成稿本,以后数易其稿,最近才得以正式出版。
哲学史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它不同于其它学科。比如生物学史,它本身并不是生物学,经济学史也不是经济学,语言学史更说不上是语言学。然而哲学史不同,它不仅展示哲学内容发展的外在的偶然的事实,尤其昭示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哲学内容本身。因此,哲学史自身就是哲学。由此可知,对于提高哲学修养,锻炼理论思维能力来说,阅读哲学史是十分重要的。
欧洲哲学史上,流派、观点异常众多,哲学典籍汗牛充栋,思想资料纷然杂陈,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十分困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欧洲哲学史所作的大量的极为深刻的论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钥匙。作者正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阐明历史的。书中关于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以及对一些具体流派、具体哲学家以至个别观点的叙述,都力图在宏观和微观上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是哲学史著作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史稿》作者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欧洲两千多年哲学发展史的主线,具体地、历史地描述了这一斗争的各种表现形式。
党派斗争在古希腊哲学中就鲜明地存在着。列宁曾以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作为两条路线的代表,指出古希腊以后的哲学斗争是这两种倾向或斗争的继续。《史稿》由此入手,明确清晰地勾勒出古希腊奴隶制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线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论断。
如果作者仅仅以做到上述这一点为满足,还算不得十分高明。《史稿》的出色之处在于,作者在逻辑地把握哲学史规律的同时,又具体地、真实地展示了哲学发展史的本来面貌,使人们认识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是呆板、机械、简单的推演,而是活生生的,充满种种偶然性的、复杂的发展过程。《史稿》向人们展示出这一过程的丰富内容: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是单线条而是多线条的,不是平行发展而是犬牙交错的。这里我们特别想提一提关于十七——十八世纪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斗争,以及经验论、唯理论内部的斗争。《史稿》对这一段历史的叙述是十分精彩的。
《史稿》把这场意义深远的斗争大致划为三个阶段,或三个回合。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唯心主义唯理论首先在英国遭到批判。经验论者霍布斯抨击了笛卡儿主张的“天赋观念”。如果观念是天赋的,它就应该永远呈现在心中,可是当人们熟睡时,头脑中无任何观念,因此“天赋”之说是不成立的。“霍布斯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学说的反驳,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在近代最早的一次交锋”(第230页)。当然,霍布斯这样的驳斥是不够有力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主要代表洛克比霍布斯要深刻得多。他指出,笛卡儿认为上帝的观念是天赋的,是人们“普遍同意”的,可是许多民族和无神论者根本不同意上帝的观念;即使人们普遍同意,也并不一定是天赋而来的,难道不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吗?洛克说,如果承认了天赋观念,则“懒惰者便省了探求之劳,怀疑者便停了搜索之苦”。洛克的结论是:观念从经验来。在笛卡儿的祖国,伽桑狄也对笛卡儿学说进行了批判。其结局,经验论在英国获胜,而在法国,尽管有伽桑狄的批判,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论却占了上风。
这一回合,表面上看是两军对垒十分森严,其实是错综复杂的。笛卡儿本人是个二元论者,他是唯心主义唯理论的倡导者,可是在“物理学”中又坚持了机械唯物主义观点,这些观点竟同洛克的感觉论一道成为著名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源。而洛克也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经验论者,在某些问题上他陷入了唯心主义,在另一些问题上又背离了经验论立场,甚至向唯理论观点“投降”。
第二个回合是唯心主义唯理论者莱布尼兹向洛克的进攻。莱布尼兹是自觉地站在柏拉图路线一边来批判洛克的,然而他也确实抓住了经验论的形而上学弱点。第三个回合是贝克莱、休谟以唯心主义经验论对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斗争。洛克学说中的缺陷,被进一步发展、夸大,并推向极端,以致贝克莱、休谟的学说一度占了统治地位。
除此之外,唯理论内部也是有唯心唯物之区分的。斯宾诺莎就是唯物主义唯理论的代表,他反对笛卡儿的唯心主义唯理论。
由此可见,哲学史上的斗争是何等复杂。《史稿》对这样一段历史没有简单化、概念化,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了引人入胜的阐述。
能从纷繁复杂的史实中把握哲学发展的脉络,已属不易;在表述中把此脉络自然贯穿在一系列似乎是偶然的哲学事实和哲学观点的纵横交错中,更需积学多年之功。陈先生之所以在《史稿》中能够臻此,来自他平素对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精深研究。记得听先生们讲课时,二位还着力讲过唯理论经验论各自在认识论上的贡献和缺陷,今天应吸取何种教训等,当时的感觉,好象一下子成熟了不少,至今记忆犹新。可惜这部分内容无法一一写进《史稿》中。
哲学的发展有十分特殊的内在规律,这就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难。例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就曾被斯大林和一批苏联哲学家错误地认为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当然,这个案现在是基本上翻过来了。可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事。的确,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与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是如此不同:前者除费尔巴哈外,主要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彻底的唯心主义,后者是战斗的唯物主义;前者以深刻的辩证法著称,后者是形而上学唯物论的典型形态;前者只是从理论上、在思辨中曲折地反对封建势力,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后者则公开与封建王权反动势力进行了斗争,表现了法国资产阶级比较彻底的革命精神。那么,如何又能谈得上德国古典哲学对法国哲学的继承呢?专攻德国古典哲学的杨先生对此作了十分透彻的说明。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先进哲学的直接继续和必然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能在当时整个西欧哲学界中演奏第一提琴,并成为西欧近代哲学历史中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第403页)。
对哲学史的思考方式本身就是哲学思维的方式。《史稿》作者是这样来论证问题的:第一,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明确地提出和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是在神学与上帝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不可能提出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黑格尔)。正是因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对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批判、对十七世纪盛行的以笛卡儿“形而上学”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使经院哲学和形而上学衰落下来,从而创造了哲学理论突变的历史背景,也给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以开创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的勇气。于是哲学彻底摆脱了神学的禁锢,人们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成为可以公开提出来加以认识和讨论的问题了;同时,对于哲学中的困难,也不必请出上帝来裁决,而是靠理论思维来解决了。第二,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认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而科学认识论的两个最重要前提是由法国唯物主义者奠定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继承了洛克的学说,并克服了洛克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因素而发展成为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法国“百科全书”派认为,人类知识的全部内容都来源于感觉,而感觉则来源于外部物质世界。这正是科学认识论的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才有可能去研究认识论中更深刻的问题,即从知识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探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第三,法国唯物主义由于自身的片面性,不可能公开鲜明地批判休谟的不可知论,反映出它必须走向辩证法的内在的否定力量。这就为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了不可回避的课题。
杨先生在《史稿》中的论证,表现了作者严密的理论思维能力,比较令人信服。我们不得不承认:德国古典哲学当然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如同一切矛盾着的事物都受对立统一规律支配一样,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也具有斗争性与同一性。作者在哲学史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规律。如《史稿》对莱布尼兹哲学与狄德罗哲学之间的关系的阐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莱布尼兹是德国唯心主义唯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狄德罗是法国战斗的唯物主义的领袖。《史稿》指出,他们各自代表的哲学阵营,是尖锐对立的;同时又告诉读者,对于莱布尼兹哲学中某些有价值的成分,主要是有辩证法意义的思想,狄德罗在批判和摒弃其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吸取。莱布尼兹在他的“单子论”中,提出单子作为实体应该具有能动的力而自己发展变化,应该具有质的多样性;实体作为有生命的点,凭其知觉能反映全宇宙。这些思想都包含着可贵的辩证法因素。马克思、列宁都肯定过莱布尼兹的辩证法思想,称之为“特种的辩证法”、“非常深刻的辩证法”。莱布尼兹的“单子”是精神性实体,他的整个学说是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的;但饶有趣味的是,以后唯物主义者狄德罗关于物质实体特性的论述,与莱布尼兹关于单子特性的论述几乎完全一致。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了。人们看到,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与唯心主义者的斗争中,在批判和否定其唯心主义的同时又吸取对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而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史稿》中也叙述过另外一种情况:唯心主义者在与唯物主义者的斗争中,在攻击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吸收对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而使自己的唯心主义变得更加精巧)。“这种现象表现了哲学上两条路线在对立基础上的同一性,是值得我们重视和作进一步的研究的。”(第368页)遗憾的是,陈先生曾有专文论述过的这一重要问题,在《史稿》中却写得比较简略。
与国内已经出版的西方哲学通史性的著作比较,具体地细致地分析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的内在规律,是本书的显著特点。或者可以说,这是作者为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而进行的可贵的尝试。此外,引用原始资料十分丰富,是本书的又一特色。这对于大多数由于条件限制不能多看自古代以迄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西方哲学原著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便利。
掩卷凝思,未免感到该书还有些令人不满足的地方。恩格斯曾强调过逻辑的研究方式,列宁更是把人类认识看作是一连串的逻辑发展的圆圈(这个思想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史稿》对此显然突出不够,读者不能清晰地看到两千多年欧洲人思维发展的各个圆圈的起点与终点,也不好把握其中各个小圆圈的历史过程。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范畴,也应该有它的历史发展,并且也应该写进哲学史中,《史稿》却没有系统地阐明各个时期范畴的演变。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是否应当列入哲学史,以及如何恰当地列入,都还值得研究。而作为教材,本书缺乏新颖别致的细目,这种技术上的忽视,令人颇感遗憾。
陈、杨二位师承贺麟先生,讲授欧哲史多年,治学素以朴厚严谨著称。他们的讲堂,每每有人满之患。老一点的同志或许还记得,在一九五七年初北京大学举行的著名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尚在而立之年的陈先生起而为郑昕、贺麟诸师提出的公正评价唯心主义(将其作为认识运动发展史上的必要环节)的正确意见辩护,而被关锋等人扣上了“哲学史界的修正主义”的帽子。其后,李达同志组建武大哲学系,专程请陈来汉,主持哲学史教研室的工作。陈先生作为国内关于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莱布尼兹哲学的专家,不仅写过一些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在译著方面更是成果累累,近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的中译本便是他
一九八三年十月
(《欧洲哲学史稿》,陈修斋、杨祖陶著,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2.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