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市偏居黑龙江省东北部，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这个城市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红松原始林，号称“天然氧吧”，被誉为“祖国林都”。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一项重要的改革。从三年前开始，伊春市就开始了社区治理改革的探索。作为林区，社会管理问题与其他地区既有共性也有差异。王爱文发现，街道办事处作为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充当了区政府和社区之间“二传手”的角色，职能定位不明确、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于是，如何有效解决人浮于事、脱离群众、重管理轻服务等诸多问题，摆在了伊春市委书记王爱文的案头。
　　2005年3月，王爱文由原劳动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调任黑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2008年，他又调往伊春市，先后任职市长、林管局局长。2011年6月30日，王爱文出任中共伊春市委书记。
　　中国新闻周刊：伊春市探索建立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引起社会关注，请介绍一下社区改革的背景？
　　王爱文：可以说，伊春市社区治理改革与整体社会结构变革是紧密联系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原有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群众日益多样化的诉求，原有的社会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复杂的形势，改革势在必行。
　　特别是近年来，党和政府惠及人民群众的政策越来越多，而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自我管理意识”日益增强，如果不选好的机制去解决利民惠民政策分配问题，就会产生新的分配不公，将好事办坏，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伊春市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具体内容是什么？
　　王爱文：伊春市市辖区15个区、（局）全面开展了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市辖区内30个街道办事处全部予以撤销。以每个社区2000户至3000户为标准，将原有155个社区整合为102个，以每个网格100至200户居民为标准，重新划分居民网格2372个。
　　改革之初，我们就要求将“民事民管、民政民理、民利民定”定为改革的核心。我们创新了社区民主自治新模式，建立了《社区居民代表选举制度》，居民代表由社区网格内居民差额选举产生。居民代表在工作中，履行居民代表、居民小組长、平安网格长“三位一体”工作职能。
　　我们还创新了社区民主决策的机制，涉民事务由原来居委会拍板定事、相关部门审核审批，转变为涉民事务由居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将低保、医保、就业等涉民事务的议事权和监督权交给群众，把原来的部门审批代办转变为居民自治议决，使社区实现了民事民管、民事民议、民事民办，真正将涉民事务通过居民自治来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在推进社区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爱文：改革之初，遇到两个最大的困难：一是有些部门不愿意放权，改革是要动谁的奶酪问题。从实践来看，这个问题必须是一把手亲自来抓，不换脑筋就换人。起初这项工作由政法委来负责牵头做，但是费了很大的劲，很难推动。
　　为了推进改革，破除阻力，我们要求关于改革的各个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都要上常委会，让市委办督办。按规定这些文件是不需要常委会来定的，但是没办法。通过高压办法推进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一些部门观念开始慢慢转变过来。
　　另一个困难是社区代表没有积极性的问题。一开始社区代表没有实际权利，大家都不愿意干。我们通过改革赋予社区代表权利之后，居民代表就有了参政的积极性。这些权利包括社区代表参与福利分配，以及参与派驻社区干部的考评。
　　中国新闻周刊：撤销街道办后，一些政策如何贯彻下达到社区？
　　王爱文： 过去是各个部门指挥街道办，街道办主任和社区主任忙得像“木偶”，天天忙着填表，接受检查，结果是街道办主任天天疲于应酬上面各个部门，对于社区群众服务则就没有时间了。
　　我一召开座谈会，街道办主任就发牢骚，后来我在社区工作上做了一条规定，凡是任务要下达到社区，并且到社区进行检查的，区里一把手要来亲自定这件事情，否则就不能往社区下达任务。不能把社区当做下属机构来看。
　　坦诚讲，这件事目前做得也不是太规范，有些部门还经常偷偷给社区派活，指挥社区做很多事情。我认为，下一步社区还要减负。
　　现在社区行政化的影子还是有的，距离社区居民真正自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新闻周刊：街道取消后，伊春与上级部门的对外衔接是否存在问题？
　　王爱文：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比如人民武装部，之前按照规定是有街道人武部，现在街道这级取消了，不过也没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又比如，过去司法调解机构也是依托街道办来设立的。在改革之初，有些部门都来找我，问以后这些部门该怎么处理。我说，先挂在大的社区运行一段再说。
　　有些部门，在街道办挂上牌子，街道办主任身兼多职，街道只有两三个人，有些工作根本就做不了。街道办尽管牌子多，实际上却没有起到作用。
　　实际上，有些机构没有必要设到这么底层，设在区一级就可以的。当初各个部门揽权，要自留地，把手伸得太长，这些都是政府职能不能转变的结果。
　　像伊春人口这么少，设置那么多街道办没有意义。大家都成干部了，养这么多干部，群众负担就会很重，“鸡多了不下蛋，人多了瞎捣乱”。
　　现在要就行改革，很多事项就要与上位法发生冲突，如果完全按照上位法改革，那么许多改革都将无法推动。实际上，改革这两年，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要推进改革，有些法律就要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在社区治理改革过程中，如何保证政府不会过多干预社区事务，保证社区自治？ 　　王爱文：如何实现政府行政控制与共治之间的平衡，以及如何把握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一直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我们提出了“小社区，大社会”“强政府，好社会”的改革思路。在操作层面上，凡是社会能够做的，政府就不再介入。我们开展的社区居民自治改革，就是要清晰界定政府行政行为与社会共治的一种探索和实践。通过涉民事务居民自治，实现政府的简政放权，最终实现统合公共资源，提升为群众服务的能力。
　　我要求，社区居委会换届直选率要达到100%，社区群众有选举权的居民参选投票面要达到80%以上，下派社区的部门工作人员要参加选举。
　　为此，我们实行社区工作绩效评议制度，定期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对社区“两委”工作和社区工作人员表现进行评议，罢免表现不佳的社区工作人员。
　　例如，公安部门还推行警务机制改革，把社区警务工作的评价权和监督权交给社区群众，如果驻社区民警被社区群众否决，他不仅不能派驻社区，就连晋升资格都失去了，这大大增强了民警的服务意识。
　　为此，改革之初我们就建章立制，以免背離改革初衷。
　　中国新闻周刊：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日益成为各种政策和各类组织的落脚点、各种利益的交汇点、各种矛盾的集聚点。那么社区自身能否协调这些利益诉求？这些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在居民区层面是否能得到解决？
　　王爱文：实践证明，社区完全可以协调群众在社区层面发生的矛盾，可以运用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如果调解不成，社区会引导群众用法律渠道解决群众的诉求。
　　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尝试。第一个在机制层面上，建立《两级社区周例会制度》。各社区每周定期召开由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组织的例会，参会人员是社区内的居民代表（网格格长、居民小组长）、居委会成员，会议议程主要对上周社区各网格内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中梳理、分析原因、整改完善、集中解决。
　　对于社区层面解决不了的城市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维护、涉法涉诉案件等方面的问题，提交区委、政府召开的区级社区事务周例会，主要是解决社区处理不了的涉民事务和群众诉求。
　　第二个层面上，是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由综治委孵化建立“百姓百事咨询中心”这个群众性自治社会组织。
　　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司法、医疗、社保、建筑、公安等单位退休或二线的威信较高、为人正直、熟悉政策法规、热心公益事业的部门领导和业务骨干，为百姓义务答疑解惑、反馈意愿，既能随时化解一般性矛盾纠纷，又能引导群众从合法的渠道表达诉求，减轻了信访部门的工作压力。
　　中心实行“一单式”接待，无偿性服务。对于群众需要解决的集体事务、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土地征用、城市拆迁、企业改制、医疗事故等纠纷诉求，咨询类的由工作人员当场给予解答;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解决的，由中心反馈到相关涉事单位、部门协调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目前我国是否已经具备真正实现居民自治的条件？
　　王爱文：我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真正实现居民自治的基础条件。
　　我国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1989年颁布，1990年开始实施的。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就是因为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寻求其有效的实现形式。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很多条款规定过于宏观笼统，缺乏操作性，对居委会自治权利的保障等缺乏详细说明。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社区居民自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居民自治作为制度和行为，不但需要法律依据去支撑，还需要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进而才能探索有效的实现形式。
　　首先，将居民自治相关机制、细则，用立法程序加以固化，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开展各项自治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查。
　　其次，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普遍增强。特别是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为我们深化居民自治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为此，我们要切实保障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广泛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群众积极广泛的参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