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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底稿”。总之,新闻“存”久了,就成为历史。然而,有一种“新闻”却非常特别,不是为了公开报道公众传播,只是为极少数人“通消息”。在中国特色语境中,这种“新闻”叫“内参”。重要的是,“内参”受到的限制不能说没有,但比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却要少得多。所以,当经过几十年“冷藏”后,这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新闻开始“解冻”,便是格外珍贵的昨天的“历史”。
从1959年大学毕业到1982年调离,张广友先生在新华社总社当了二十多年的记者,写了许多公开报道,但写得更多的,还是那些设有公开的“内参”。“文革”中,作为只送政治局领导参阅的高度机密内刊的骨干,他几乎写了近十年的“内参”。记者、尤其是“内参记者”的特殊身份,使他亲历并详细了解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长期不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当把这些公之于众,便成为我们集体“抹不掉的记忆”。
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张广友记述、分析了“三年困难”、没有公开报道的1975年淮河大水灾、大动荡中到铁道部“蹲点”、农村改革初期的激烈争论……
1960年,到新华社当记者的第二年,张广友“下放”到山东农村,详细了解了大饥荒的真实情景。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以下片断:惠民北镇全公社近4万人不到一年已经死了1000多人,全社只出生了3个孩子;麻店公社大部分社员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16至45岁的妇女中,有2188名闭经,子宫脱垂者84人……他来到西马小队时,正是死人高峰期。他写道:“我进村第三天就听说有一家3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个人,队干部找不到壮劳力去抬尸,我自告奋勇去了。”人们已无力深埋尸体,只好找点浮土压上。他说:“这怎么行?尸体被狗吃了怎么办?”农民回答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他往旁边看了看,还有三具尸体都是这样“埋的”,已经一个多月了。村庄、镇子,死一般沉寂……
从1961年起,农村政策开始调整,解散了公共食堂,包产到户,严峻的形势迅速好转,生产开始恢复——张广友兴奋不已,写了《李家店村包产到户调查》作为内参发表。没想到,这篇“调查”刚发,风向突变,“毛泽东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把一些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以及邓子恢、陈云等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对此的支持,批判为‘单干风’;并说,‘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他的这篇稿子正好撞到“枪口”上,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然而,令他终身感激的是,新华社国内内参部主任夏公任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当记者不久的他才过了关。
“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能够亲历这场灾难,能够有这么多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它是历史的见证,我不忍心让这以成百上千的农民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蒸发。这种责任感是我克服重重困难的力量源泉。”他说,这是“堵在心口的话”。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从1959年大学毕业到1982年调离,张广友先生在新华社总社当了二十多年的记者,写了许多公开报道,但写得更多的,还是那些设有公开的“内参”。“文革”中,作为只送政治局领导参阅的高度机密内刊的骨干,他几乎写了近十年的“内参”。记者、尤其是“内参记者”的特殊身份,使他亲历并详细了解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长期不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当把这些公之于众,便成为我们集体“抹不掉的记忆”。
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张广友记述、分析了“三年困难”、没有公开报道的1975年淮河大水灾、大动荡中到铁道部“蹲点”、农村改革初期的激烈争论……
1960年,到新华社当记者的第二年,张广友“下放”到山东农村,详细了解了大饥荒的真实情景。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以下片断:惠民北镇全公社近4万人不到一年已经死了1000多人,全社只出生了3个孩子;麻店公社大部分社员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16至45岁的妇女中,有2188名闭经,子宫脱垂者84人……他来到西马小队时,正是死人高峰期。他写道:“我进村第三天就听说有一家3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个人,队干部找不到壮劳力去抬尸,我自告奋勇去了。”人们已无力深埋尸体,只好找点浮土压上。他说:“这怎么行?尸体被狗吃了怎么办?”农民回答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他往旁边看了看,还有三具尸体都是这样“埋的”,已经一个多月了。村庄、镇子,死一般沉寂……
从1961年起,农村政策开始调整,解散了公共食堂,包产到户,严峻的形势迅速好转,生产开始恢复——张广友兴奋不已,写了《李家店村包产到户调查》作为内参发表。没想到,这篇“调查”刚发,风向突变,“毛泽东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把一些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以及邓子恢、陈云等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对此的支持,批判为‘单干风’;并说,‘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他的这篇稿子正好撞到“枪口”上,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然而,令他终身感激的是,新华社国内内参部主任夏公任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当记者不久的他才过了关。
“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能够亲历这场灾难,能够有这么多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它是历史的见证,我不忍心让这以成百上千的农民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蒸发。这种责任感是我克服重重困难的力量源泉。”他说,这是“堵在心口的话”。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