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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中国朝野上下正在为变法新政而议论纷纷时，一位老外悄然在山东境内展开了游历和调查。他的名字叫恩斯特·冯·海司-瓦特艾格（Ernst von Hesse-Wartegg），生于1851年，卒于1918年，是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德国人，也是一位高产的职业作家、旅行家。
此前的一年，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开始对一个叫青岛的小渔村大兴土木，意在将其建成德国在远东殖民的桥头堡。适应德国上层社会急欲了解山东的愿望，德国莱比锡的一家出版社约海司再写一本专门介绍山东的书。之所以选定海司，还因为在1897年，这家出版社出版了海司所著《中国和日本（China und Japan）》一书，非常畅销（该书源自海司1894年在中国江南的游历）。
于是，就诞生了这本1898年出版的德文书——《山东与德国在华殖民地（Schantung und Deutsch-China）》。书中仅老照片就有上百幅，另有版画、文告、地图等若干。这也是笔者所发现的最早刊登济南老照片的一本书。书中明确标注为拍摄地为TSINANFU（济南府）的照片有3幅，其中有济南演武厅（今历下大润发西）、山东巡抚造访高都司巷天主教堂（今将军庙街）等镜头，是迄今所发现的济南照片首次刊登在出版物上。
海司一生著作等身，出书二十余部。即便这样，他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名气远不如同期一位汉语名为“薛田资”的德国牧师。薛田资的德语名为Georg Maria Stenz，生于1869年，卒于1928年。1893年，薛田资来到中国，在学习了一段时间汉语后，被派到山东巨野县磨盘张庄进行传教。1897年11月1日，秋雨淅沥，两位在邻县传教的德国传教士途经磨盘张庄时过来投宿，薛田资将自己的卧室让给这两位朋友下榻。就在这一晚，当地一伙与官府结怨的农民闯进教堂，想杀掉薛田资，以此让地方官丢掉乌纱帽。结果，两位投宿的传教士稀里糊涂成了薛田资的替罪羊，被农民杀死。此事史称“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德皇正是以此为借口，派军强占胶州湾，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薛田资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历史的道具，他的名字出现在世界各地媒体报道中，后来又进了很多版本的历史教科书。
巨野教案发生一年后，在1898年11月7日，薛田资被调往日照街头村传教，哪知这里教民和非教民的关系更加紧张，竟组织了上千人来“惩戒”牧师，薛田资被剥光衣服，游街示众，还被打得遍体鳞伤。此事史称“日照教案”，又成为德军出兵日照的导火索。日照教案发生后，薛田资被送到青岛治疗，并于1900年回欧洲休养，直到1904年5月重新回到山东。薛田资回到欧洲期间，于1902年出版《在孔子的故国：山东概述（In der Heimat des Konfuzius： Skizzen， Bilder und Erlebrisse aus Schantung）》。此书图文并茂，插图照片、画作百余幅，其中，就有几张拍摄于济南的照片，如一张是以标山为背景的济南人照片，还有一张拍摄的是济南府的一家旅店。如果这些照片出自薛田资之手，据其个人活动轨迹推测，这几张照片应该是1900年他回欧洲前拍摄的，是19世纪末济南的景象。
进入20世纪后，在世纪之初就为济南留影的，英国人骆克哈特（英文全名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可说是行动最早的人之一。他在1902年5月，被英国殖民部派任威海卫租借地首任文职行政长官。次年4月20日，应山东巡抚周馥之邀，骆克哈特一行由威海卫乘船抵达烟台芝罘，换乘中国巡港舰至羊角沟，然后沿小清河西上，于4月27日抵达济南小清河黄台码头，开始了他的济南之旅。在济南期间，骆克哈特游览了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泺口等名胜古迹，还参观了山东大学堂、武备学堂及山东工艺局等新式机构。骆克哈特随行的摄影师一路咔哒相机快门，定格了这位洋大人在济南的足迹，同时也为济南留下了一组弥足珍贵的老照片。近年来，伴随着这批照片的回流，济南人得以回望20世纪之初——1903年的济南。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6月8日，欧洲汉学泰斗、法国人沙畹（douard ?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第二次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北中国考古之旅。这一年，他来到济南，对城内大明湖、城外千佛山以及济南长清的灵岩寺、肥城的孝堂山（今属长清）进行考察拍摄。
沙畹此行的照片，有部分被收录于他两年后出版的《北中国考古图录（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一书，其中有一张大明湖李公祠湖上亭的，有三张千佛山寺庙佛塔的，而关于孝堂山和灵岩寺的则总共有20余张。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张是孝堂山附近齐长城的（笔者注：齐长城西起孝堂山附近的广里村），堪称是目前发现的拍摄最早的齐长城照片。
沙畹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是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对东方宗教文化情有独钟的他，在1907年的中国行中，对各地佛教、道教及民间祭祀文化尤为关注。因此，在《北中国考古图录》中，他在济南一带拍摄的对象多是祠堂和寺观。值得一提的是，收录《北中国考古图录》的济南老照片，并不是沙畹济南行拍摄图片的全部。近年来，沙畹旧照经海外回流而在网上重现的，仅千佛山的片子就有十张之多，这些照片多数并未没入选《北中国考古图录》。
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来济南拍照的时间大致与沙畹同期。莫理循是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1894年开始来中国南方游历，次年出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此书让他一举成名，并让他受到《泰晤士报》的赏识，并于1897年起聘他为驻华首席记者，此后一直到1912年，他以一名记者的身份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拍摄了大量照片。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又被聘为总统政治顾问，经历了从袁世凯称帝到巴黎和会的种种大事，成为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外国人。
此前的一年，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开始对一个叫青岛的小渔村大兴土木，意在将其建成德国在远东殖民的桥头堡。适应德国上层社会急欲了解山东的愿望，德国莱比锡的一家出版社约海司再写一本专门介绍山东的书。之所以选定海司，还因为在1897年，这家出版社出版了海司所著《中国和日本（China und Japan）》一书，非常畅销（该书源自海司1894年在中国江南的游历）。
于是，就诞生了这本1898年出版的德文书——《山东与德国在华殖民地（Schantung und Deutsch-China）》。书中仅老照片就有上百幅，另有版画、文告、地图等若干。这也是笔者所发现的最早刊登济南老照片的一本书。书中明确标注为拍摄地为TSINANFU（济南府）的照片有3幅，其中有济南演武厅（今历下大润发西）、山东巡抚造访高都司巷天主教堂（今将军庙街）等镜头，是迄今所发现的济南照片首次刊登在出版物上。
海司一生著作等身，出书二十余部。即便这样，他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名气远不如同期一位汉语名为“薛田资”的德国牧师。薛田资的德语名为Georg Maria Stenz，生于1869年，卒于1928年。1893年，薛田资来到中国，在学习了一段时间汉语后，被派到山东巨野县磨盘张庄进行传教。1897年11月1日，秋雨淅沥，两位在邻县传教的德国传教士途经磨盘张庄时过来投宿，薛田资将自己的卧室让给这两位朋友下榻。就在这一晚，当地一伙与官府结怨的农民闯进教堂，想杀掉薛田资，以此让地方官丢掉乌纱帽。结果，两位投宿的传教士稀里糊涂成了薛田资的替罪羊，被农民杀死。此事史称“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德皇正是以此为借口，派军强占胶州湾，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薛田资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历史的道具，他的名字出现在世界各地媒体报道中，后来又进了很多版本的历史教科书。
巨野教案发生一年后，在1898年11月7日，薛田资被调往日照街头村传教，哪知这里教民和非教民的关系更加紧张，竟组织了上千人来“惩戒”牧师，薛田资被剥光衣服，游街示众，还被打得遍体鳞伤。此事史称“日照教案”，又成为德军出兵日照的导火索。日照教案发生后，薛田资被送到青岛治疗，并于1900年回欧洲休养，直到1904年5月重新回到山东。薛田资回到欧洲期间，于1902年出版《在孔子的故国：山东概述（In der Heimat des Konfuzius： Skizzen， Bilder und Erlebrisse aus Schantung）》。此书图文并茂，插图照片、画作百余幅，其中，就有几张拍摄于济南的照片，如一张是以标山为背景的济南人照片，还有一张拍摄的是济南府的一家旅店。如果这些照片出自薛田资之手，据其个人活动轨迹推测，这几张照片应该是1900年他回欧洲前拍摄的，是19世纪末济南的景象。
进入20世纪后，在世纪之初就为济南留影的，英国人骆克哈特（英文全名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可说是行动最早的人之一。他在1902年5月，被英国殖民部派任威海卫租借地首任文职行政长官。次年4月20日，应山东巡抚周馥之邀，骆克哈特一行由威海卫乘船抵达烟台芝罘，换乘中国巡港舰至羊角沟，然后沿小清河西上，于4月27日抵达济南小清河黄台码头，开始了他的济南之旅。在济南期间，骆克哈特游览了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泺口等名胜古迹，还参观了山东大学堂、武备学堂及山东工艺局等新式机构。骆克哈特随行的摄影师一路咔哒相机快门，定格了这位洋大人在济南的足迹，同时也为济南留下了一组弥足珍贵的老照片。近年来，伴随着这批照片的回流，济南人得以回望20世纪之初——1903年的济南。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6月8日，欧洲汉学泰斗、法国人沙畹（douard ?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第二次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北中国考古之旅。这一年，他来到济南，对城内大明湖、城外千佛山以及济南长清的灵岩寺、肥城的孝堂山（今属长清）进行考察拍摄。
沙畹此行的照片，有部分被收录于他两年后出版的《北中国考古图录（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一书，其中有一张大明湖李公祠湖上亭的，有三张千佛山寺庙佛塔的，而关于孝堂山和灵岩寺的则总共有20余张。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张是孝堂山附近齐长城的（笔者注：齐长城西起孝堂山附近的广里村），堪称是目前发现的拍摄最早的齐长城照片。
沙畹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是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对东方宗教文化情有独钟的他，在1907年的中国行中，对各地佛教、道教及民间祭祀文化尤为关注。因此，在《北中国考古图录》中，他在济南一带拍摄的对象多是祠堂和寺观。值得一提的是，收录《北中国考古图录》的济南老照片，并不是沙畹济南行拍摄图片的全部。近年来，沙畹旧照经海外回流而在网上重现的，仅千佛山的片子就有十张之多，这些照片多数并未没入选《北中国考古图录》。
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来济南拍照的时间大致与沙畹同期。莫理循是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1894年开始来中国南方游历，次年出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此书让他一举成名，并让他受到《泰晤士报》的赏识，并于1897年起聘他为驻华首席记者，此后一直到1912年，他以一名记者的身份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拍摄了大量照片。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又被聘为总统政治顾问，经历了从袁世凯称帝到巴黎和会的种种大事，成为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