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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农民是指具有新观念、懂技术、能经营、会管理的新农民。培育现代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使农民教育在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等方面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简述我国农民教育历史，在分析當下农民教育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农民教育应及时调整教育思想，优化建设“一主多元”的农民教育发展机制，构建需求导向的模块课程体系，发挥农民教育时代作用，助推现代农业改革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关 键 词：现代农民;农民教育;教育改革;人本论
一、前言
发展现代农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环节。这不仅仅需要能下地的劳动力，更需要具有现代观念、懂技术、能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农民。重视和加强现代农民培育，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二、我国农民教育发展历程简述
新中国历来重视农民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根据国家和社会形势发展、农村中心任务等提出农民教育的目标任务与指导方针，并力行实施。
（一）1949年至1978年：思想教育主体时期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凋敝，农村文化极其落后。据统计，1949年全国有农村人口4840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9.4%，其中“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1， 2]这不利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3]全国扫盲运动由此开始。农村的扫盲工作以识字为抓手，政治、文化、农业生产技术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学习与农事之间的矛盾，取得积极收效，农民思想水平及识字水平都有了极大改观。到1965年，文盲率已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下降到57%左右。[4]同时，按照党和政府确立的“两条腿走路”的小学教育办学精神，乡村基础教育积极发展，形成了“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的基础教育格局。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工作和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农村教育重心落在基础教育，农民夜校等业余教育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形式的农民文化与技术教育几乎全部停止，只有以发展生产为发端但迅即政治化的“农业学大寨”成为特殊时期的农民教育运动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虽然这一时期的基础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质量、教学效率均不容乐观，但较高的入学率还是有助于降低青年农民的文盲率，并对此后的农村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1978年至2011年：文化与技术培训并进时期
1978年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快农业发展成为农村工作新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指出，“农业要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5]教育和科技由此重获重视。1980年，由国家农委、农业部、教育部等10个部门联合组建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农广校”），通过全国五级办学体系和广播、电视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农民教育开始恢复与重建。1982年，“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被写进宪法;1986年开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88年，国务院颁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扫盲工作重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以及“农科教相结合”等改革探索不断推出。至2000年，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同时，我国加紧推进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扫盲（包括农村扫盲及其后续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领域的深度合作，特别强化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扫盲教育等9项合作事宜并取得成功。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广西龙胜县社区教育管理中心年度“国际阅读协会扫盲奖”。[6]这是中国乃至亚洲唯一一个获奖单位。这样的多措并举，使农民文盲率大为降低。至2010年，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文盲率已降至4.08%，基本实现传统的以读写算为主要特征的脱盲标准。
此外，国家有关部门还先后批准实施“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等教育培训措施，以农业科技推广、实用技术和管理知识教育为抓手，扫盲与技术培训并进，培养了大批新型农村建设者，促进了农民科技意识养成和科技素质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活动的开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当时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随之成为当时农民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农民教育框架雏形初步形成，文化培训和基本农业技术培训并行，并在后期开始转向农民工就业培训。农民教育总体以补偿服务为主，开始由传统的文化扫盲向技术技能育培训转型。
（三）2011年至今：职业教育发轫时期
随着现代农业科技、农业机械以及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越来越多被引入到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现代农业发展显著加快。与之相应，对农村人才要求更高。2012年国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这给农民教育赋予了新的内涵。同年《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发展规划》颁发，提出了“构建政府主导、农业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以政府主导，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资助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农民教育培训需求反馈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的教育保障措施。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农民教育体系，它意味着多元并举共建农民终身教育体系、加强农民职业教育成为新农村建设发展的一项主要工作。农民教育成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7]各地由此开始新一轮多层次、多样态的农民培训机制尝试。
三、乡村振兴与农民教育的结合契机
回溯可见，我国农民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因时代发展不断调整，从初期的以弥补文化基础知识转向服务农业与务工的职业技术技能培训，阶段性特征显著。乡村振兴战略涵盖农村经济、社会、生态和人文的全面发展，更包含了乡村文化与生态、包含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与农民关系的重塑，包含了对“人（农民）”的全面关照。农民教育由此获得更大发展契机。 （一）构建终身学习平台，继续科技文化学习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年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8%，且是一次性教育的结果。留村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偏低，虽然可以应对基本读写算问题，但对农村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生活方式的调适、职业思想的革新与职业能力提升等帮助有限。这就部分解释了留村农民对新事物等反应迟滞、学习能力与职业能力弱、乡村治理参与度低等现象的原因。农民是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参与者，激活农民的内生动力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口质量而不是单纯依赖自然资源。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之熟知并能够有效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现代农业发展也是人的发展的必然。帮助农民树立终身教育思想并给予持续教育帮助，提高农民现代科技文化素质，是农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人民有无信仰，是关系国家力量与民族希望的大事要事。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农民的思想教育，通过教学内容、教育方式以及教育空间的重整重构重建，帮助农民认识并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培养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观念。这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受农村落后思想积习、市场经济、多元文化以及对农民教育重视度不足等沖击，农村中出现主流意识模糊、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窜行、社会风气低俗等一些不良现象。农民思想意识、价值观影响着农村社会乃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汲取建国初期农民教育经验，深刻了解把握农民文化素质、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发展现状对农民生产生活以及精神世界的影响，以恰当的方式方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现代乡村文化、融入当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日常生活，帮助农民理解和认同，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的主导、成为农民的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在实现个人奋斗目标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农民教育的应有之义。
（三）传承优秀乡村传统文化，重构现代乡村文化
传统乡村文化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地域文化为表达，蕴涵于物质、精神、制度、民俗等，共同维护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有序运行。但长期受历史发展局限影响，乡村文化的根基不断被消蚀，乡村文化的自主性与农民文化的主体意识渐变式微，出现一些道德失范、村落共同体观念消解、民族文化流逝等堪忧现象。[8， 9]
“建构一个有文化认同、有文化自信的乡村文化体系，使传统的乡村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优秀的文化基础”，“以文化人”是农民教育应尽之责。[10]乡村文化的收集与整理、研究与提升、传播与发展既需要依托有文化基础的专家，也需要凭借一定的教育文化平台。农民教育主管部门应纵横协调，整合相关资源，搭建研究、展示平台，助力实现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发展。
四、农民教育的当下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民教育提供了极大的发展平台，也形成了对农民教育的倒逼之势。反思现状，责任与格局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成为阻滞农民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对农民教育重视不足，责任意识、学习意识均有待提高
较长时间以来，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照，各地“经济至上”等观念比较普遍，追求经济利益的“短平快”，轻视甚至忽略农民教育，在认识上缺乏应有的战略高度与系统思维，全局观不足;在行为上，表现为投入不到位、整体规模小、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同时，相关责任主体工作下沉不足，满足于上令下行、绩效考核，缺乏需求调研与横向协商，教学内容同质陈滞，责任感不足。而作为学习主体的留村农民由于年龄结构、初始学历、功利主义思想等原因，小富即安意识仍占主导地位，对学习、对新形势等既不关心也不参与，缺乏终身教育意识。
（二）管理与运行机制灵活性不足，联动机制有待完善
现行农民教育的管理运行模式总体上仍以自上而下的传统直线型架构为主。这虽利于政令的统一推行、责权明确，但农民教育毕竟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多层级、多诉求的多元体系，单一纵向缺乏横向联系，应对往往僵化、迟滞。虽有“一主多元”的联动共建倡导与实践，但没有明确有效的管理协调机制与机构：教育主管部门工作重心在于全日制教育，而且没有获得相应的协调组织赋权;各相关主体部门同样存在类似情况。结果往往是各管一段、各自为政，运行中难免疏漏、重复。总体表现为教学师资数量与质量的失衡、教学资源的建设与使用失当、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等。这直接影响了教育的时效、效果和质量，也影响了农民的学习积极性。
（三）课程设置与实际需求脱节，开发与更新滞后
农民教育以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为首要任务。这要求培训内容必须与农业农村实际生产生活结合、与农业科技发展结合、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结合。但由于缺乏农民教育的统筹谋划，缺乏对农业布局与发展、农村社会与文化、农民需求与基础等“三农”现状的深入调研，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持续研究的部门间协商不尽到位，教学与培训长期止步于农业技术技能或职业资格短训，内容较单一重复、没有层级区别，与实际需求脱节，地方特色不足，行政化特点显著、更新缓滞，以致遭到农民冷落甚至摒弃，陷入有课程而无学生的境地。
五、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教育的前瞻与应对
当下农民教育之困说明，农民教育必须要结合地方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更要求农民教育必须有前瞻性、适切性、长期性，要构建完善多元开放的教育体系，制定较为稳定的中长期教育规划。
（一）重视农民教育，及时改革发展理念
农民教育是提高农民文化素养和农业技能，实现减贫、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地应予高度重视。我国的农民教育经历了从解放初期以政治教育为依归到改革开放以经济收益为重的过程，体现出教育工具性的一面。这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现实要求的回应。但长期片面定位、过度强调农民教育的工具性势必忽略对“人”的价值层面的培育;而且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政策，而非农民教育。工具导向的农民教育部分解决技术技能问题，使农民有所获益，但并没有促进农民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前农村治理与建设陷于困顿的原因之一。因此，农民教育价值观迫切需要回向人本论，农民教育也应由单一转向综合。在继续保持其工具价值、社会价值的同时，明了当下农民教育育“人”、育“新农人”的社会责任，培养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意识上的“独立人格”，培养他们的现代社会基本素养以及现代农业职业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与建设，促进乡村文化、生态文明以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这是新时代农民教育的历史担当。 （二）优化建设“政府主导、多元主体、需求导向”的农民教育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覆盖农村生产生活全方位、涵盖农业发展全链条与多领域，加上社会的多元发展，服务于乡村人才振兴的农民教育必须是一个基于城乡融合理念和现代教育技术的“政府主导、多元主体、需求导向”多元开放培训体系。
坚持政府主导，即坚持将提高农民技能、培养现代农民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原动力，通过立法、制定政策等措施，强化国家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支持、干预与管理，保障农民教育的责、权、义务;通过建立层次分明、衔接贯通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社会资金为辅，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扩充教育经费，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合理配置、运用城乡教育资源，为农民提供终身教育培训服务;通过制定准入标准、考核标准、审核程序、第三方评价等督察保障机制，确保培训质量并保障培训资金合法合规合理使用。
多元主体则是整合聚集有关部门与机构，打破纵向管理的封闭，充分发掘城乡融合内涵，发挥各相关主体在人力、物力、智力、技术等的优势，有效整合资源，压实责任，联动协作，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相结合的现代农民培育平台;通过政府公共服务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使各培训主体在乡村人才培养规格与模式、农业研究与应用、课程建设、社会服务等各领域相得益彰，以需求为导向，共商共建公治共享，共同培养农民、促进科技成果承接转化、引领推进当地农村农业发展。
农广校应在这个体系中充分发挥教育、协调、服务与研究四大功能：在下恪守教职，结合国家职业农民发展思路，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岗位职业农民需求，完善长短结合的系统的培训机制;并联系产业和农民，了解调查产业发展以及农民实际需求，为教育培训筹备、策划、实施;居中则联络协调各相关部门，共同盘活整合各类资源，使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对上则通达政府，为三农相关政策编制、理论研究、教育规划等建言献策，使“一主多元”的农民教育体系落到实处。
（三）以人为本，建立、优化农民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是农民教育的具体抓手。农民教育是否有益于农民、能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均取决于课程内容与质量。
1.课程与课程体系的构建思想
课程设置与内容遴选应立足于现代农民素质与能力要求的内涵分析，立足于地方经济社会以及农业产业结构布局和农业科技发展的分析，立足于优秀地方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课程体系构建必须做到“三化”：一是教育内容“课程化”，即把现代农民应知应会的知识、技能等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分解为系列课程;其次是专业核心素养“本土化”，要突出当地农业科技成果和农业经济发展，要有必学与可学的选择;其三是课程结构“系统化”，按产业、类型、层级等分类定制、模块管理。
2.课程与课程体系的构建原则
（1）生态观原则
课程体系的构建首先应坚持生态观原则。“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生态自然观，是我国乡村生长的逻辑。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乡村生产、生活、社会关系乃至信仰无不体现着这一朴素的生态哲学理念。在课程设计中融入生态观，是指课程内容向生产生活、向地方文化、向自然环境侧重，注重系统、关联与持续性，既讲求知识的整体，又帮助农民确立生态观，学会放眼长远，谋求基于良好生态环境的发展性收益，这是现代农民、农业乃至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
（2）人本观原则
课程的人本观原则是对农民教育回归教育本体的回应，包含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回归社会。“自然”强调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实践性、地方性，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以及地方文化传承发展之需;“自我”是指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民的自我意识如自我需求、自我体验、自我管理、自我价值等，在持续满足农民基础生产生活等的前提下，通过知识整合培养农民的职业能力、学习能力、现代意识、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断地促进农民的个体发展与自身价值的实现;“社会”侧重于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培养。即课程设置应有助于农民生活以及职业能力与职业素质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民作为独立的“人”、作为公民的自我完善，使之能够创造并分享现代农业、现代社会的成果，更能够为乡村振兴持续输送人才。
六、结语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农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其改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育并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服务现代农业的精细化发展，优化农村治理结构、重构农村社会并最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地政府应树立“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思想，以现代农业发展的大格局来规划、设计农民教育发展，充分运用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抓准培育现代农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持续支持、有序推进农民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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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现代农民;农民教育;教育改革;人本论
一、前言
发展现代农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环节。这不仅仅需要能下地的劳动力，更需要具有现代观念、懂技术、能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农民。重视和加强现代农民培育，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二、我国农民教育发展历程简述
新中国历来重视农民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根据国家和社会形势发展、农村中心任务等提出农民教育的目标任务与指导方针，并力行实施。
（一）1949年至1978年：思想教育主体时期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凋敝，农村文化极其落后。据统计，1949年全国有农村人口4840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9.4%，其中“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1， 2]这不利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3]全国扫盲运动由此开始。农村的扫盲工作以识字为抓手，政治、文化、农业生产技术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学习与农事之间的矛盾，取得积极收效，农民思想水平及识字水平都有了极大改观。到1965年，文盲率已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下降到57%左右。[4]同时，按照党和政府确立的“两条腿走路”的小学教育办学精神，乡村基础教育积极发展，形成了“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的基础教育格局。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工作和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农村教育重心落在基础教育，农民夜校等业余教育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形式的农民文化与技术教育几乎全部停止，只有以发展生产为发端但迅即政治化的“农业学大寨”成为特殊时期的农民教育运动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虽然这一时期的基础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质量、教学效率均不容乐观，但较高的入学率还是有助于降低青年农民的文盲率，并对此后的农村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1978年至2011年：文化与技术培训并进时期
1978年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快农业发展成为农村工作新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指出，“农业要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5]教育和科技由此重获重视。1980年，由国家农委、农业部、教育部等10个部门联合组建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农广校”），通过全国五级办学体系和广播、电视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农民教育开始恢复与重建。1982年，“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被写进宪法;1986年开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88年，国务院颁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扫盲工作重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以及“农科教相结合”等改革探索不断推出。至2000年，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同时，我国加紧推进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扫盲（包括农村扫盲及其后续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领域的深度合作，特别强化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扫盲教育等9项合作事宜并取得成功。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广西龙胜县社区教育管理中心年度“国际阅读协会扫盲奖”。[6]这是中国乃至亚洲唯一一个获奖单位。这样的多措并举，使农民文盲率大为降低。至2010年，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文盲率已降至4.08%，基本实现传统的以读写算为主要特征的脱盲标准。
此外，国家有关部门还先后批准实施“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等教育培训措施，以农业科技推广、实用技术和管理知识教育为抓手，扫盲与技术培训并进，培养了大批新型农村建设者，促进了农民科技意识养成和科技素质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活动的开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当时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随之成为当时农民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农民教育框架雏形初步形成，文化培训和基本农业技术培训并行，并在后期开始转向农民工就业培训。农民教育总体以补偿服务为主，开始由传统的文化扫盲向技术技能育培训转型。
（三）2011年至今：职业教育发轫时期
随着现代农业科技、农业机械以及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越来越多被引入到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现代农业发展显著加快。与之相应，对农村人才要求更高。2012年国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这给农民教育赋予了新的内涵。同年《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发展规划》颁发，提出了“构建政府主导、农业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以政府主导，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资助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农民教育培训需求反馈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的教育保障措施。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农民教育体系，它意味着多元并举共建农民终身教育体系、加强农民职业教育成为新农村建设发展的一项主要工作。农民教育成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7]各地由此开始新一轮多层次、多样态的农民培训机制尝试。
三、乡村振兴与农民教育的结合契机
回溯可见，我国农民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因时代发展不断调整，从初期的以弥补文化基础知识转向服务农业与务工的职业技术技能培训，阶段性特征显著。乡村振兴战略涵盖农村经济、社会、生态和人文的全面发展，更包含了乡村文化与生态、包含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与农民关系的重塑，包含了对“人（农民）”的全面关照。农民教育由此获得更大发展契机。 （一）构建终身学习平台，继续科技文化学习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年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8%，且是一次性教育的结果。留村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偏低，虽然可以应对基本读写算问题，但对农村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生活方式的调适、职业思想的革新与职业能力提升等帮助有限。这就部分解释了留村农民对新事物等反应迟滞、学习能力与职业能力弱、乡村治理参与度低等现象的原因。农民是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参与者，激活农民的内生动力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口质量而不是单纯依赖自然资源。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之熟知并能够有效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现代农业发展也是人的发展的必然。帮助农民树立终身教育思想并给予持续教育帮助，提高农民现代科技文化素质，是农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人民有无信仰，是关系国家力量与民族希望的大事要事。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农民的思想教育，通过教学内容、教育方式以及教育空间的重整重构重建，帮助农民认识并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培养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观念。这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受农村落后思想积习、市场经济、多元文化以及对农民教育重视度不足等沖击，农村中出现主流意识模糊、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窜行、社会风气低俗等一些不良现象。农民思想意识、价值观影响着农村社会乃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汲取建国初期农民教育经验，深刻了解把握农民文化素质、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发展现状对农民生产生活以及精神世界的影响，以恰当的方式方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现代乡村文化、融入当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日常生活，帮助农民理解和认同，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的主导、成为农民的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在实现个人奋斗目标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农民教育的应有之义。
（三）传承优秀乡村传统文化，重构现代乡村文化
传统乡村文化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地域文化为表达，蕴涵于物质、精神、制度、民俗等，共同维护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有序运行。但长期受历史发展局限影响，乡村文化的根基不断被消蚀，乡村文化的自主性与农民文化的主体意识渐变式微，出现一些道德失范、村落共同体观念消解、民族文化流逝等堪忧现象。[8， 9]
“建构一个有文化认同、有文化自信的乡村文化体系，使传统的乡村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优秀的文化基础”，“以文化人”是农民教育应尽之责。[10]乡村文化的收集与整理、研究与提升、传播与发展既需要依托有文化基础的专家，也需要凭借一定的教育文化平台。农民教育主管部门应纵横协调，整合相关资源，搭建研究、展示平台，助力实现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发展。
四、农民教育的当下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民教育提供了极大的发展平台，也形成了对农民教育的倒逼之势。反思现状，责任与格局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成为阻滞农民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对农民教育重视不足，责任意识、学习意识均有待提高
较长时间以来，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照，各地“经济至上”等观念比较普遍，追求经济利益的“短平快”，轻视甚至忽略农民教育，在认识上缺乏应有的战略高度与系统思维，全局观不足;在行为上，表现为投入不到位、整体规模小、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同时，相关责任主体工作下沉不足，满足于上令下行、绩效考核，缺乏需求调研与横向协商，教学内容同质陈滞，责任感不足。而作为学习主体的留村农民由于年龄结构、初始学历、功利主义思想等原因，小富即安意识仍占主导地位，对学习、对新形势等既不关心也不参与，缺乏终身教育意识。
（二）管理与运行机制灵活性不足，联动机制有待完善
现行农民教育的管理运行模式总体上仍以自上而下的传统直线型架构为主。这虽利于政令的统一推行、责权明确，但农民教育毕竟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多层级、多诉求的多元体系，单一纵向缺乏横向联系，应对往往僵化、迟滞。虽有“一主多元”的联动共建倡导与实践，但没有明确有效的管理协调机制与机构：教育主管部门工作重心在于全日制教育，而且没有获得相应的协调组织赋权;各相关主体部门同样存在类似情况。结果往往是各管一段、各自为政，运行中难免疏漏、重复。总体表现为教学师资数量与质量的失衡、教学资源的建设与使用失当、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等。这直接影响了教育的时效、效果和质量，也影响了农民的学习积极性。
（三）课程设置与实际需求脱节，开发与更新滞后
农民教育以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为首要任务。这要求培训内容必须与农业农村实际生产生活结合、与农业科技发展结合、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结合。但由于缺乏农民教育的统筹谋划，缺乏对农业布局与发展、农村社会与文化、农民需求与基础等“三农”现状的深入调研，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持续研究的部门间协商不尽到位，教学与培训长期止步于农业技术技能或职业资格短训，内容较单一重复、没有层级区别，与实际需求脱节，地方特色不足，行政化特点显著、更新缓滞，以致遭到农民冷落甚至摒弃，陷入有课程而无学生的境地。
五、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教育的前瞻与应对
当下农民教育之困说明，农民教育必须要结合地方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更要求农民教育必须有前瞻性、适切性、长期性，要构建完善多元开放的教育体系，制定较为稳定的中长期教育规划。
（一）重视农民教育，及时改革发展理念
农民教育是提高农民文化素养和农业技能，实现减贫、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地应予高度重视。我国的农民教育经历了从解放初期以政治教育为依归到改革开放以经济收益为重的过程，体现出教育工具性的一面。这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现实要求的回应。但长期片面定位、过度强调农民教育的工具性势必忽略对“人”的价值层面的培育;而且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政策，而非农民教育。工具导向的农民教育部分解决技术技能问题，使农民有所获益，但并没有促进农民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前农村治理与建设陷于困顿的原因之一。因此，农民教育价值观迫切需要回向人本论，农民教育也应由单一转向综合。在继续保持其工具价值、社会价值的同时，明了当下农民教育育“人”、育“新农人”的社会责任，培养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意识上的“独立人格”，培养他们的现代社会基本素养以及现代农业职业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与建设，促进乡村文化、生态文明以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这是新时代农民教育的历史担当。 （二）优化建设“政府主导、多元主体、需求导向”的农民教育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覆盖农村生产生活全方位、涵盖农业发展全链条与多领域，加上社会的多元发展，服务于乡村人才振兴的农民教育必须是一个基于城乡融合理念和现代教育技术的“政府主导、多元主体、需求导向”多元开放培训体系。
坚持政府主导，即坚持将提高农民技能、培养现代农民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原动力，通过立法、制定政策等措施，强化国家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支持、干预与管理，保障农民教育的责、权、义务;通过建立层次分明、衔接贯通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社会资金为辅，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扩充教育经费，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合理配置、运用城乡教育资源，为农民提供终身教育培训服务;通过制定准入标准、考核标准、审核程序、第三方评价等督察保障机制，确保培训质量并保障培训资金合法合规合理使用。
多元主体则是整合聚集有关部门与机构，打破纵向管理的封闭，充分发掘城乡融合内涵，发挥各相关主体在人力、物力、智力、技术等的优势，有效整合资源，压实责任，联动协作，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相结合的现代农民培育平台;通过政府公共服务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使各培训主体在乡村人才培养规格与模式、农业研究与应用、课程建设、社会服务等各领域相得益彰，以需求为导向，共商共建公治共享，共同培养农民、促进科技成果承接转化、引领推进当地农村农业发展。
农广校应在这个体系中充分发挥教育、协调、服务与研究四大功能：在下恪守教职，结合国家职业农民发展思路，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岗位职业农民需求，完善长短结合的系统的培训机制;并联系产业和农民，了解调查产业发展以及农民实际需求，为教育培训筹备、策划、实施;居中则联络协调各相关部门，共同盘活整合各类资源，使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对上则通达政府，为三农相关政策编制、理论研究、教育规划等建言献策，使“一主多元”的农民教育体系落到实处。
（三）以人为本，建立、优化农民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是农民教育的具体抓手。农民教育是否有益于农民、能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均取决于课程内容与质量。
1.课程与课程体系的构建思想
课程设置与内容遴选应立足于现代农民素质与能力要求的内涵分析，立足于地方经济社会以及农业产业结构布局和农业科技发展的分析，立足于优秀地方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课程体系构建必须做到“三化”：一是教育内容“课程化”，即把现代农民应知应会的知识、技能等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分解为系列课程;其次是专业核心素养“本土化”，要突出当地农业科技成果和农业经济发展，要有必学与可学的选择;其三是课程结构“系统化”，按产业、类型、层级等分类定制、模块管理。
2.课程与课程体系的构建原则
（1）生态观原则
课程体系的构建首先应坚持生态观原则。“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生态自然观，是我国乡村生长的逻辑。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乡村生产、生活、社会关系乃至信仰无不体现着这一朴素的生态哲学理念。在课程设计中融入生态观，是指课程内容向生产生活、向地方文化、向自然环境侧重，注重系统、关联与持续性，既讲求知识的整体，又帮助农民确立生态观，学会放眼长远，谋求基于良好生态环境的发展性收益，这是现代农民、农业乃至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
（2）人本观原则
课程的人本观原则是对农民教育回归教育本体的回应，包含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回归社会。“自然”强调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实践性、地方性，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以及地方文化传承发展之需;“自我”是指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民的自我意识如自我需求、自我体验、自我管理、自我价值等，在持续满足农民基础生产生活等的前提下，通过知识整合培养农民的职业能力、学习能力、现代意识、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断地促进农民的个体发展与自身价值的实现;“社会”侧重于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培养。即课程设置应有助于农民生活以及职业能力与职业素质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民作为独立的“人”、作为公民的自我完善，使之能够创造并分享现代农业、现代社会的成果，更能够为乡村振兴持续输送人才。
六、结语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农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其改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育并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服务现代农业的精细化发展，优化农村治理结构、重构农村社会并最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地政府应树立“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思想，以现代农业发展的大格局来规划、设计农民教育发展，充分运用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抓准培育现代农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持续支持、有序推进农民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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