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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当下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打击贪污腐败，百姓冤屈上访，国家工程贪污，这些问题，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相似度惊人地高，好像那个时代的事物改头换面，换一套马甲又穿越跑回来了，像是时光倒流。……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根源都在历史上。”①而“中国传统文化”向题的实质是“中国制度”中权力结构层次的问题。②
为什么妮？张博士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产生的根源， 其实，用国家制度的设计及管理理论一一“权力结构论”来回答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这是因为从秦国开始，中国就建立起了树结构体制，决定了人们在 “单通道”之上相同的运行方式、社会树序以及 “静态稳定性”方式等，从而便出现了各个朝代都相同的社会图像以及更糟的人情世故。特别是统治阶级吸取了前代体制的经验及教训，这就形成了人们更糟的人情世故，如柏琳所说：“《金瓶梅》写人情世故，平时大家笑脸轻相迎，人情中尽是那些‘仁义礼智信，人与人之间那种背叛、欺骗和倾轧，不到万不得已是看不见的，但当你看见时一切都太迟了’。”③而新中国的建立，虽然“天”变了（指社会的属性内容变了） ，但国家制度却与中国封建社会权力结构都同④，即都为树结构。这表明：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还是在封建社会那一套树结构下实践活动。进而，人们的主流思想、意识及文化（包括价值观等） 也都相同⑤了，人们在这类社会中的运行、行为及思路也相同。就这样，便出现了“历史即当下”的社会现象，而这些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即树结构的存在。而要彻底改变这种“历史即当下”⑥现象的出路，也只有从变革树结构类型开始，直到（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否则，完全无用。
由书⑦知道，在树结构体制上，只能“体现”出“农耕文明”，它是固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明，也是列宁认为的：“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⑧（所谓半亚洲的文明状态，就是树结构的存在的状态）。而只有（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才能使这“半亚洲的文明状态”消失，而且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开始。
树结构体制在我国已存在二千多年了，在封建社社会中，统治者为了保持树结构的纯洁性，是全面禁止人们（特别是官员） 经商的，在果结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没有这些“禁止”规定，但它的权力制约条件非常严谨。一般说来，可以使掌握“公共权力”者不敢经商、不愿经商、或不能经商。到现在为止，中国改革，只局限于“政策性”改革，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即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或者说，我们现在把保持树结构的纯洁性的那一套完全打破了，但新的“权力制约”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即我们还差（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在现实这类“树结构+市场经济”的这种“四不像”体制之下，我们反而把西方社会的“坏东西”学进来了。如（把不成熟、存在很多争议的）“转基因”技术等，被一些怀有各种“利益打算”的“聪明人”引进国内来，并加以宣传，堆广。结果， 这些“人”谋私利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但人民却遭了殃，国家遭了殃。看到这些“高层次”的人，对“改革开放”都如此去理解，如此这般去做，人们还有什么“义务”去“学好”呢？！这就是现实中国人以“聪明为荣”，而西方人则以“诚信为荣”的根本原因（在我国这类“人治”社会中，“聪明”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想得到都行，而在西方“法治”社会“中，诚信”是以“法律”为底线的）。于是，宏观上就出现了“各种无视法律的‘聪明’现象”，如文艺界的“阴阳合同”现象便是也。这样一来，“文明素质”就严重下降了。“再不整治，中国道德就要崩盘了！” 怎样整治？胡星斗教授说：“必须通往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法治民主的改革。”什么是“真正的”？就是要去掉两千多年以来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包袱，即树结构体制的存在，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的改革。
东西方权力结构的类型不同，决定了东西方人们文明素质不同的根本原因。在果结构体制的国家中，既不需要别人怎么说，也不需要别人怎么教，人们“天生”地从社会实践中学会为社会公平正义合法争取的“文化、道德、法治等方面的素质”、“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这实质上就是制度“潜移默化”地教会了人们这样做）。就多数人而言，权力结构（类型） 好，教出来的多数人也好，权力结构（类型）不好，教出来的多数人也难好。但在树结构体制下，教会人们的却几乎是“无视法律”，只要自己想得到的就怎样去做，以及如何求官、做官的一套方法体系。只有做到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它才是一个“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一个充满“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一个深刻去掉商鞅给我们带来的树结构制的祸害的社会，一个可以说真话的社会。只有此时，我国文明素质才可能有高水平的提升，从而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即当下”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⑥张宏杰：《什么改变了中国人》，麦田书社，2016年9月26日。
②⑤张潘德斌、颜鹏飞等著：《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第118～130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自权力结构的不同类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柏琳：《我们的人情世故比〈金瓶梅〉更糟》，《文摘周报》2014年8月12日摘自《新京报》。
④潘德斌、颜鹏飞等著：《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第103～117页：《社会同构现象的探源与“封建残余”的根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⑦潘德斌等著：《中国模式（2） ：人类社会的最终统治形式》，将出版。
⑧《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77页。
作者简介：
潘德冰（原国家体改委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国家制度的设计及管理）
颜鹏飞（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导，2017年，被评为全国30位老年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门小军（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
为什么妮？张博士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产生的根源， 其实，用国家制度的设计及管理理论一一“权力结构论”来回答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这是因为从秦国开始，中国就建立起了树结构体制，决定了人们在 “单通道”之上相同的运行方式、社会树序以及 “静态稳定性”方式等，从而便出现了各个朝代都相同的社会图像以及更糟的人情世故。特别是统治阶级吸取了前代体制的经验及教训，这就形成了人们更糟的人情世故，如柏琳所说：“《金瓶梅》写人情世故，平时大家笑脸轻相迎，人情中尽是那些‘仁义礼智信，人与人之间那种背叛、欺骗和倾轧，不到万不得已是看不见的，但当你看见时一切都太迟了’。”③而新中国的建立，虽然“天”变了（指社会的属性内容变了） ，但国家制度却与中国封建社会权力结构都同④，即都为树结构。这表明：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还是在封建社会那一套树结构下实践活动。进而，人们的主流思想、意识及文化（包括价值观等） 也都相同⑤了，人们在这类社会中的运行、行为及思路也相同。就这样，便出现了“历史即当下”的社会现象，而这些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即树结构的存在。而要彻底改变这种“历史即当下”⑥现象的出路，也只有从变革树结构类型开始，直到（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否则，完全无用。
由书⑦知道，在树结构体制上，只能“体现”出“农耕文明”，它是固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明，也是列宁认为的：“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⑧（所谓半亚洲的文明状态，就是树结构的存在的状态）。而只有（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才能使这“半亚洲的文明状态”消失，而且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开始。
树结构体制在我国已存在二千多年了，在封建社社会中，统治者为了保持树结构的纯洁性，是全面禁止人们（特别是官员） 经商的，在果结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没有这些“禁止”规定，但它的权力制约条件非常严谨。一般说来，可以使掌握“公共权力”者不敢经商、不愿经商、或不能经商。到现在为止，中国改革，只局限于“政策性”改革，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即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或者说，我们现在把保持树结构的纯洁性的那一套完全打破了，但新的“权力制约”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即我们还差（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在现实这类“树结构+市场经济”的这种“四不像”体制之下，我们反而把西方社会的“坏东西”学进来了。如（把不成熟、存在很多争议的）“转基因”技术等，被一些怀有各种“利益打算”的“聪明人”引进国内来，并加以宣传，堆广。结果， 这些“人”谋私利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但人民却遭了殃，国家遭了殃。看到这些“高层次”的人，对“改革开放”都如此去理解，如此这般去做，人们还有什么“义务”去“学好”呢？！这就是现实中国人以“聪明为荣”，而西方人则以“诚信为荣”的根本原因（在我国这类“人治”社会中，“聪明”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想得到都行，而在西方“法治”社会“中，诚信”是以“法律”为底线的）。于是，宏观上就出现了“各种无视法律的‘聪明’现象”，如文艺界的“阴阳合同”现象便是也。这样一来，“文明素质”就严重下降了。“再不整治，中国道德就要崩盘了！” 怎样整治？胡星斗教授说：“必须通往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法治民主的改革。”什么是“真正的”？就是要去掉两千多年以来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包袱，即树结构体制的存在，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的改革。
东西方权力结构的类型不同，决定了东西方人们文明素质不同的根本原因。在果结构体制的国家中，既不需要别人怎么说，也不需要别人怎么教，人们“天生”地从社会实践中学会为社会公平正义合法争取的“文化、道德、法治等方面的素质”、“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这实质上就是制度“潜移默化”地教会了人们这样做）。就多数人而言，权力结构（类型） 好，教出来的多数人也好，权力结构（类型）不好，教出来的多数人也难好。但在树结构体制下，教会人们的却几乎是“无视法律”，只要自己想得到的就怎样去做，以及如何求官、做官的一套方法体系。只有做到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它才是一个“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一个充满“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一个深刻去掉商鞅给我们带来的树结构制的祸害的社会，一个可以说真话的社会。只有此时，我国文明素质才可能有高水平的提升，从而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即当下”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⑥张宏杰：《什么改变了中国人》，麦田书社，2016年9月26日。
②⑤张潘德斌、颜鹏飞等著：《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第118～130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自权力结构的不同类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柏琳：《我们的人情世故比〈金瓶梅〉更糟》，《文摘周报》2014年8月12日摘自《新京报》。
④潘德斌、颜鹏飞等著：《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第103～117页：《社会同构现象的探源与“封建残余”的根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⑦潘德斌等著：《中国模式（2） ：人类社会的最终统治形式》，将出版。
⑧《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77页。
作者简介：
潘德冰（原国家体改委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国家制度的设计及管理）
颜鹏飞（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导，2017年，被评为全国30位老年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门小军（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