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从早期华人下南洋开始时，以新加坡为例，来看华人在新加坡的发展和思想意识的转变，到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的出现，从《叻报》的创办过程和《叻报》所传达出的华人对文化、国家和族群的意识，推动了新加坡报业和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华人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华文报纸；《叻报》；华人；族群
中图分类号：G2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0-0031-04
1819年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为英国政府在远东地区寻找新殖民地和远东贸易中心，新加坡成为其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英国占领新加坡后，莱佛士就宣称“新加坡是个自由港，因而对每个国家的船只都一視同仁，免税敞开贸易之门”[1]。自此，新加坡敞开港口之门，成为以对外贸易为主的港口城市。
一、华工下南洋
（一）促使华工移民的条件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期，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再加之当时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在国外机器化生产进入中国后的冲击下，大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破产，新加坡的开港让部分南方居民另辟生活之路。恰在此时，莱佛士为使新加坡成为南洋的贸易中心，招揽了很多华商和欧洲商人，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工为其开发，此外还需要招募为新加坡市政建设所需的大批工匠[2]。因此，这些以广东、福建、海南为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匠人或因为经济破产，或因为海外亲人的召唤，成了新加坡开港后的第一批移民。
19世纪中期以前，前往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多由厦门发舶的中国帆船运载，1825年，二艘华船运1295名中国移民抵新加坡[2]。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及匠人经过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保护，加之在路途中存在海难等一系列未知因素，他们一路带着本乡本土的保护神。主要有天后或妈祖（海神）、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神）、福德正神（财神）和关帝圣君（关公，象征忠义等）[1]。在达到后，他们组建共同民间信仰的神庙，这些神庙也成了早期华人族群帮派活动的集散地。
（二）在南洋的移民生活
聚集在这里的华人乃来自中国各地的社会大众，其中绝大部分是未婚者，已婚人士只占极少数。可是即使数量很少，仍无法准确地指出；粗略计算，我想已婚华人约为2000人[3]。因此，早期华人的生活并不稳定，他们必须每天为自己的温饱奔波，没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去改善生活，组建家庭，来这里闯荡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他们之中的人大部分是文盲，以各自的方言分为不同的氏族，有时还会进行宗族之间的群殴，因此，华人族群极不团结。如此说来，早期的华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文化活动，少有的时间也花在了吸食鸦片、赌博、酗酒、嫖娼上。在教育方面，当地存在旧式私塾，主要的课程是仍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文化，少数富裕家庭华人的孩子可以在家学习，也有少数孩子能回到中国参加科举考试，但一些推动教育的文化社团等从未出现[3]。
随着华人的不断涌入，丰富了现存华人的社会层次，一些文人，甚至是先前劳工中具备一些知识的人开始成为商人、职员和店主。自1853年以来，新加坡女性华人也在缓慢增长。《海峡华人的风情民俗》的作者沃尔汉（J.D.Vaughan）在书中写到：“1856年，当笔者以永久居民的身份抵达新加坡时，岛上的男女华人的比例是18到19比1，且女性华人几乎足不出户。现在（1879年）在每个街口都能看到不少：步履蹒跚地走向市场的，陪着孩子从容漫步的，逛街的，或是坐在公共汽车或出租马车上的女人。男女比例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有助于抵御当时普遍败坏的风气[3]。华人人口的平衡和稳定是华人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文人们来到这里成为教习儒学的先生，1881年，左秉隆出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1881～1890），他重视儒家教育和思想灌输，在任期内发起了兴学运动，在短短的不到10年里，新加坡就出现了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培兰书室、养正书室、进修义学等书院义塾，以致有人赞为书院“多至不可胜言”[1]。
下南洋华侨因为没有文化而倍感文化的可贵，因此他们含辛茹苦，不惜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换取后代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4]。宋旺相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个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当地家境本来富有的孩子，往往因为教育的需求，而耗尽父母刻苦积攒下来的钱财”，这就大大提高了华人的识字率。
在华人在南洋进行农业开垦的过程中，部分人由于生产资料的积累，开始成为种植园主。1790年，英国人莱特在槟榔屿搞了一个胡椒园，占地400亩，招收了华工种植。受雇的华工，资方给部分钱，供其造屋购农具之用，每月2元生活费，三年期满，耕地一半为工人所有，资方的一半耕地又租给耕种者，五年期满全部耕地归工人所有[4]。几代华人下来，华人已经有了固定的经济产值，一些华人开始涉及商业，但也有部分具有冒险精神的华人弃农从商，从流动小贩、卖货郎做起。
因此，华人勤劳、节俭、擅于理财与当地原住民的密切关系，比如熟悉当地环境和当地语言，甚至娶了当地的女性，其儿女血缘关系的融合，这些因素就组成了华人从商成功的条件。
二、第一份华文报纸《叻报》的出现
（一）华侨薛有礼对华人文化的推动
华侨在新加坡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叻报》的创办人薛有礼是第五代华侨，其曾祖父薛中衍，于清乾隆间到马六甲谋生。道光初年，新加坡开港后，薛有礼的祖父薛佛记就与一批华人到新加坡从事商业经营，他在新加坡购置7大块土地，成为新加坡华籍最大富户，他带头捐献巨款，兴建恒山亭，作为乡侨丧葬祭奠的祠庙，也成为旅新华人集合和议事的场所。薛有礼的父亲薛荣樾，在厦门和新加坡两地经商，曾参与创办1854年在当地成立的萃英书院——当时南洋的有名的私塾，是福建第一批英籍华商之一，他的两个儿子，薛有礼、薛有文、薛有福均受过良好的中英文教育，有礼、有文是汇丰银行买办，三子有福幼年时在清留学事务局的派遣下和其他幼童被送至美国留学，1881年被清政府召回服务于清廷海军，1884年在中法海战中牺牲[3]。正是由于五代华侨的财富积累，和家族传承的慷慨好义、爱国回馈于社会的观念，使得薛氏成为海峡望族。 所以，在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新加坡开港后，成为世界远东贸易的中心，以及英国殖民者招揽华商的宽松政策，大量华人的涌入为华文报纸的诞生提供了读者条件，私塾、书院的建立提升了部分华人的识字率，而之前华人的族群交流仅限于其共建的神庙或宗庙，华商在有了一部分经济基础后，也会兴建一些集合场所，如薛佛记带头兴建的恒山亭等，恒山亭成为当时新加坡福建帮总机构的名称。即便如此，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仍然不便利，民族性和同根性的驱动使他们需要了解国内和交换当地信息，因此，薛有礼在追求商业利益和文化传播的共同作用下，创办了《叻报》。《叻报》于1881年12月10创刊，一直出版到1932年，维持了51年。以下是《叻报》1883～1890年的发行量[3]：
年份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发行量 350份 301份 300份 300份 168份 200份 200份 200份
可以看出，在1890年末，《叻报》的发行量仍少于350份，卻继续出版，陈蒙鹤女士在书中就反对为薛有礼戴上有“盈利动机”的帽子，但在《叻报》创刊之前，薛有礼就是汇丰银行买办，并在1890年才由其弟薛有文接手了他的买办工作，从小受到商业家族的熏陶和自身的职业惯性，多少不禁让人联想到他创办《叻报》之初，是存在盈利追求的想法的，并且《叻报》最初的亏损也没有动摇薛氏的商业利益。他的父亲薛荣樾十分支持儿子的办报事业。创刊之时，值厦门《鹭江日报》停办，父亲正在那里经营厦门与新加坡之间的船线，就把报馆旧设备买下来，运回新加坡。对薛有礼来说，也是鼓励，再加上薛有礼本身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地位，使他具备在异族他乡的华人责任感，华人之间需要联系，这种责任感成就了《叻报》的诞生，以及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仍然生存。再加之，这种亏损的销量仅持续到1980年，自那时起，发行量逐渐增长，至1900年前后维持在500份左右。
此外，薛氏家族在薛荣樾这一世代，思想上受了很大的激荡。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正值洋务运动高峰，中国社会掀起了一些新的变化，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1877年，中国设立驻新领事，对海外华侨特别关照。这一历史事实，吸引了千百万海外侨民内向之心[5]。这种中华民族向心力体现在薛荣樾长期在厦门经商，并同意三子薛有福回国服务于清廷海军，以及薛有礼在当地创办第一份华文日报。
（二）“南洋第一报人”叶季允与《叻报》
被称为“南洋第一报人”的就是《叻报》的主笔叶季允，叶季允笔名“惺噩生”，原籍安徽，少时移居广东番禹，能诗，“走笔立就，洒洒数千言”，但“为不慕荣利，无志功名”[6]。19岁到香港《中外新报》任职。《叻报》创办之初，总编的人选让薛有礼大伤脑筋，当地鲜有文人能担此重任，国内的文人又不愿远离故土，来到“蛮夷之地”，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叶季允任职《叻报》主笔长达41年之久？一是当时薛有礼的重金礼聘[3]，二则是二人推心置腹的相交情谊：
“天下的商战，成败因人而定。
纵观世道中数十年的基业，历久弥新、屡代相传的，也惟有店址依旧，而主理者已不知换了多少。即使老板始终是一人，辅佐他身边的也因时而异。
自古以来，知己难逢，况且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属于主宾之间，更难融洽。有的开始相处甚洽，有如胶漆，继而势同水火，也有的外边看起来和平相处，内里却早已隐藏危机，即外玉帛而内干戈也。
所以作属下的，要懂去留之机，善于处理自己的位置。若相处不洽，蝉登别枝也理所当然。所给待遇，自然也是关乎去留的因素，文人虽才力菲薄，也不致因些少的薪资而羁旅天涯、恋恋不舍！
办报时老板与雇员的关系不过如此。[7]”
这是1911叶季允写下的一段话，同年薛有礼辞世五载，报纸已创刊三十周年，他也到了知天命的岁数，提笔纪念半生的主编生涯。回忆起薛有礼，叶季允的笔调饱含深情：
“我们这《叻报》是与众不同的，自发刊之时起，就由我一人承担，言论自主，做事可以放手，与老板宾主之间，言语相得，可以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坦坦荡荡，毫无猜忌之心。
所以我淡于名利，爱惜这难得的知遇，懒得另作钻营，即使有高薪聘请也耻谋他就，是以至今日已人到中年，尚为他人作嫁衣裳，有时不免要笑自己的痴心。
回忆从前的同行诸友，死生别离，早已天各一方，少壮者都垂垂老矣。唯我不改其常，还坚守在此，三十年效力一张报纸，也算是报林难得的奇事了。[7]”
这也就不难看出，在《叻报》开始一直亏损的情况下，叶季允坚守的原因，以及在《叻报》任职25年后由于身体原因，有意想辞去主编一职。但因为薛有礼逝世，薛有礼长子薛兆熊恳请他复出，叶季允又重新执笔的原因。
（三）《叻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对国内变革的关注
叶季允在执笔《叻报》期间，《叻报》融入了叶氏风格。叶季允的儿子，叶勉康先生在追忆父亲时曾谈到，他自小就见到父亲请来家里弹奏粤曲的琵琶女，可见于金石诗词有很深造诣的季允老先生浓浓文化气息的家居和社交生活。叶勉康先生说：“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继承我父亲最可珍贵的文化遗产。父亲的字画扇面、金石篆刻等等遗物，流落四处，既使少有收藏的博物馆，也少见展示”[8]。从这里就不难看出叶季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并且他把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入的《叻报》的写作过程中，他强调要树“中国衣冠文物之气”，重视对华侨灌输传统道德观念，如在《叻报》上发表的社论“论教子弟”、“论诚实乃为人之本”、“论傲字为处世大病”、“论交友勿事戏谑”、“论报恩”等。此外，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在当地创立“会贤社”后，吸引当地读书人学习、讨论儒家经典，每个月要举行“月课”，讨论征文的题目，这些题目多来自于四书五经[1]，叶季允参与和支持左秉隆主持的会贤社，以及后来黄遵宪（继左秉隆后出任新加坡领事）主持的图南社，并在《叻报》上刊登“月课”试卷，以受华文教育的华侨为对象，由左秉隆出题，审阅征文，以他的薪俸作为奖金，获奖者的姓名刊于《叻报》上，以资表扬。一时新加坡文人争相投稿，互相切磋学问，文风大振[9]。这就促进了当地儒学文化的发展，和华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热情。不仅是对华人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在西方殖民的土地上植根，西方文化也逐渐融入华人群体。黄遵宪上任后，把会贤社改名为图南社，每月初一出课题，课题多联系当地现状，在《图南社序》中说：“夫新加坡一地，附近赤道，自中国视之，正当南离。吾意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应运而出，而寂寂犹未之闻者，则以董率之泛人，而渐疲之日浅也。……遵宪愿与诸君子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法治，古今之学术，窍翼数年之后，人才蔚起，有以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图南社的课题有《南洋各地风俗优劣论》、《重商论》、《论南洋生长华人宜如何教养以期进益》等，虽也有“四书题”，但黄遵宪指出：“图南社不出四书题，以南岛地方，习此无用。[1]”在当时已经中西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受到华人关注，也开始逐步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在异国的土地上重新培植。 自甲午海战失败后，《叻报》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始终是亲当权派的，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新政时，《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所以发表其政论，支持新政，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叻报》即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在光绪三十二年，叶季允发表了他所写的“新年吉语”，仍然表现出对满清的信心所在：
……我中国抚二十一行省之地，辟三十五互市之场，通商则六十余年，立约则一十八国。境无熊卧，阴山之胡马扬尘；势类狮眠，沧海之长鲸跋浪。失权衡于樽俎，秦竟无人；倚草泽为腹心，虞几不腊。幸和戎之有策，终返驳以无虞。既当创深痛巨之余，同作卧薪尝胆之想，十四万虎贲久训，克壮军容，卅二年凤曆遥颁，益坚民志。既图强之有道，自弭患于无形，此足为诸君贺者一。自来卸侮不外育才，苟学校之未兴，致文野之迥别，翘觇东海，则属前车。今则内设文部以总其成，外遣重臣以考其政，极旌节轺车之盛。采风定六国为衡，储菁莪棫朴之材；留学符万钱之选。处腊尽回春之会，兆转弱为强之机，此足为诸君称贺者二。抚二万里膏腴之地，有四百兆灵秀之民，具廿六萬物产之多，为五大洲富饶之冠，苟使农工路矿，有利皆兴，何难南朔东西，无家不给。矧夫经商之道，尤为致富之基，上则设商部以重商数，富能裕国；下则兴商会以联商志，众可成城。母本出而子利归，公司成而私橐满，不求垄断，鄙孳孳龌龊之徒；顶决众丰，享嬉嬉妇子之乐。此足为诸君称贺者三。猗欤休哉！君知爱国，特陈一得之愚，仆慕封人，隐寓三多之祝[10]。
在辛亥革命当天，《叻报》却只字未提，一星期后，对辛亥革命的报道才出现，如：“中国乱炽电音”、“乱党在武昌炮台与国家快船互相炮击”、“祖国乱耗汇译专电”、“祖国内政及乱事要电汇译”等等。把革命事件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可见《叻报》的立场是维护满清朝廷的。同年10月24日以后的四天内，叶季允发表了一篇“论近日中原大局”的长文。他虽然承认此次“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过于暴戾”而“有以制造之”。但他却深叹当局者“不知转计”才“酿成此等局面”（指武昌起义）。他似乎不愿看到满清的覆亡，可是事实已在眼前，他也只得无可奈何了。“呜呼，时局孔亟，大局阽危……覩摇摇欲动之民心，当岌岌可危之国势，将欲罪己以平众怨，变法以愿人情……犹恐迫不及待，有难挽救之忧……言念及斯，仆亦不忍言其究竟矣，当国者知之否。[11]”但在民国成立后，《叻报》又改变立场，接受现实，首先将原本在报头上所印有的“大清宣统三年”改为“岁在辛亥”。1911年11月13日，叶季允在一篇“释忠”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忠君之说……乃中国所独有……所谓忠者，则曰：不事二君矣，曰：以死报主矣。斯论也，吾固不敢谓其非是，然居此地位者，亦当审其所事之主如何……然后顺逆之理乃明；去就之义乃决。他日共和之政若成，则是政（指满清的专制封建）已为过时之物，势将馁腐，他日史策上，亦断不以今日之弃清兴汉为非……”[11]。此时的《叻报》已坦然承认了“弃清兴汉”。《叻报》对国内政治形势转变的态度，其实不仅仅代表的是叶季允一个人的声音，华人在异国的漂泊感迫使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祖国站在他们身后，给他们以信心和力量，国家的积贫积弱呈现在眼前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并不断在信念中强化这种不可能性，给予国家自己的信念和期待，但即使朝代覆灭，中华民族依然还在，华人依然还能看见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因此也就又一次找到了归属感和自身的效忠目标。
此外，在《叻报》发展的后期，曾与其它报纸发生两次笔战。一次在1909年，笔战的对象是《南洋总汇报》和《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报》拥护保皇派，《中兴日报》则是支持同盟会的革命派，叶季允主张报纸的社会的喉舌，不应有党派之分；另一次在1921年，对象是《新国民报》，双方针对“提名孙中山为广东政府总统是否合法”展开论战，由此可见新加坡华文报纸对国内政治局势变换的敏感度以及对国家政局关心的国家认同感。
（四）《叻报》的新闻来源
当时《叻报》的新闻来源，一是引用或转载香港、上海或中国其它大城市的报纸的新闻和专稿，二是《叻报》自己编辑的新闻，三是翻译本地英文报纸的新闻，四是从代理商和居住在南洋各地的友人来信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信息呈现给读者。[3]在对本地新闻和南洋各地新闻的报道中，体现出了对华人族群利益的维护意识。如《叻报》曾代表华人黄包车夫，要求麦家廉市长复议把黄包车牌照费增至4元的提案。社论如下：
麦家廉市长提议从明年起把黄包车牌照费增至4元，看似无伤大雅，实际上所有黄包车夫将受影响，因为车主必因此提高黄包车的租金，但车夫却因害怕失去好的客户而不敢增加车资，而遭受困扰……[3]社论巧妙的说出了华人车夫的心声，此外，在1889年，两名华人议员任期满，《叻报》还在报纸上建议他们再次参选；第一，梧槽区和中央坊的居民以华人居多；第二，这两位议员熟悉市政机关的运作；第三，他们声誉极好，颇受华人尊敬。[3]领事黄遵宪也曾经借助《叻报》呼吁新加坡华侨捐助中国饥荒，颇收成效。[10]所以，从《叻报》的新闻中，也可以看出华人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
三、结 语
从《叻报》创办初期，没有第二家报纸，到后期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华文报业的繁荣，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西方文化的融入，作为“中国人”对国内政局的关注，华人族群意识的体现，《叻报》成为华文报纸的先驱。
参考文献：
[1]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2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2]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3]陈蒙鹤.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M].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
[4]高伟浓.下南洋——东亚丛林淘金史[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5]柯木林.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EB/OL].http://blog. 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cbsn.html,2012-06-30.
[6]彭伟步.东南亚华文报纸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陈彤旭.薛有礼礼遇名士[EB/OL].数字新闻博物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fdebda0100k15a.html,2012-07-01.
[8]帕克朵.一把七彩的乌木秦琴[OL].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f93c2650100e340.html,2012-07-01.
[9]蒋英豪.黄遵宪师友记[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10]柯木林.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OL].http://blog.sina.com.cn/ s/blog_5de4db230100cbs8.html,2012-07-01.
[11]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M].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社,1986.
关键词：华文报纸；《叻报》；华人；族群
中图分类号：G2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0-0031-04
1819年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为英国政府在远东地区寻找新殖民地和远东贸易中心，新加坡成为其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英国占领新加坡后，莱佛士就宣称“新加坡是个自由港，因而对每个国家的船只都一視同仁，免税敞开贸易之门”[1]。自此，新加坡敞开港口之门，成为以对外贸易为主的港口城市。
一、华工下南洋
（一）促使华工移民的条件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期，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再加之当时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在国外机器化生产进入中国后的冲击下，大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破产，新加坡的开港让部分南方居民另辟生活之路。恰在此时，莱佛士为使新加坡成为南洋的贸易中心，招揽了很多华商和欧洲商人，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工为其开发，此外还需要招募为新加坡市政建设所需的大批工匠[2]。因此，这些以广东、福建、海南为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匠人或因为经济破产，或因为海外亲人的召唤，成了新加坡开港后的第一批移民。
19世纪中期以前，前往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多由厦门发舶的中国帆船运载，1825年，二艘华船运1295名中国移民抵新加坡[2]。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及匠人经过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保护，加之在路途中存在海难等一系列未知因素，他们一路带着本乡本土的保护神。主要有天后或妈祖（海神）、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神）、福德正神（财神）和关帝圣君（关公，象征忠义等）[1]。在达到后，他们组建共同民间信仰的神庙，这些神庙也成了早期华人族群帮派活动的集散地。
（二）在南洋的移民生活
聚集在这里的华人乃来自中国各地的社会大众，其中绝大部分是未婚者，已婚人士只占极少数。可是即使数量很少，仍无法准确地指出；粗略计算，我想已婚华人约为2000人[3]。因此，早期华人的生活并不稳定，他们必须每天为自己的温饱奔波，没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去改善生活，组建家庭，来这里闯荡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他们之中的人大部分是文盲，以各自的方言分为不同的氏族，有时还会进行宗族之间的群殴，因此，华人族群极不团结。如此说来，早期的华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文化活动，少有的时间也花在了吸食鸦片、赌博、酗酒、嫖娼上。在教育方面，当地存在旧式私塾，主要的课程是仍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文化，少数富裕家庭华人的孩子可以在家学习，也有少数孩子能回到中国参加科举考试，但一些推动教育的文化社团等从未出现[3]。
随着华人的不断涌入，丰富了现存华人的社会层次，一些文人，甚至是先前劳工中具备一些知识的人开始成为商人、职员和店主。自1853年以来，新加坡女性华人也在缓慢增长。《海峡华人的风情民俗》的作者沃尔汉（J.D.Vaughan）在书中写到：“1856年，当笔者以永久居民的身份抵达新加坡时，岛上的男女华人的比例是18到19比1，且女性华人几乎足不出户。现在（1879年）在每个街口都能看到不少：步履蹒跚地走向市场的，陪着孩子从容漫步的，逛街的，或是坐在公共汽车或出租马车上的女人。男女比例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有助于抵御当时普遍败坏的风气[3]。华人人口的平衡和稳定是华人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文人们来到这里成为教习儒学的先生，1881年，左秉隆出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1881～1890），他重视儒家教育和思想灌输，在任期内发起了兴学运动，在短短的不到10年里，新加坡就出现了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培兰书室、养正书室、进修义学等书院义塾，以致有人赞为书院“多至不可胜言”[1]。
下南洋华侨因为没有文化而倍感文化的可贵，因此他们含辛茹苦，不惜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换取后代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4]。宋旺相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个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当地家境本来富有的孩子，往往因为教育的需求，而耗尽父母刻苦积攒下来的钱财”，这就大大提高了华人的识字率。
在华人在南洋进行农业开垦的过程中，部分人由于生产资料的积累，开始成为种植园主。1790年，英国人莱特在槟榔屿搞了一个胡椒园，占地400亩，招收了华工种植。受雇的华工，资方给部分钱，供其造屋购农具之用，每月2元生活费，三年期满，耕地一半为工人所有，资方的一半耕地又租给耕种者，五年期满全部耕地归工人所有[4]。几代华人下来，华人已经有了固定的经济产值，一些华人开始涉及商业，但也有部分具有冒险精神的华人弃农从商，从流动小贩、卖货郎做起。
因此，华人勤劳、节俭、擅于理财与当地原住民的密切关系，比如熟悉当地环境和当地语言，甚至娶了当地的女性，其儿女血缘关系的融合，这些因素就组成了华人从商成功的条件。
二、第一份华文报纸《叻报》的出现
（一）华侨薛有礼对华人文化的推动
华侨在新加坡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叻报》的创办人薛有礼是第五代华侨，其曾祖父薛中衍，于清乾隆间到马六甲谋生。道光初年，新加坡开港后，薛有礼的祖父薛佛记就与一批华人到新加坡从事商业经营，他在新加坡购置7大块土地，成为新加坡华籍最大富户，他带头捐献巨款，兴建恒山亭，作为乡侨丧葬祭奠的祠庙，也成为旅新华人集合和议事的场所。薛有礼的父亲薛荣樾，在厦门和新加坡两地经商，曾参与创办1854年在当地成立的萃英书院——当时南洋的有名的私塾，是福建第一批英籍华商之一，他的两个儿子，薛有礼、薛有文、薛有福均受过良好的中英文教育，有礼、有文是汇丰银行买办，三子有福幼年时在清留学事务局的派遣下和其他幼童被送至美国留学，1881年被清政府召回服务于清廷海军，1884年在中法海战中牺牲[3]。正是由于五代华侨的财富积累，和家族传承的慷慨好义、爱国回馈于社会的观念，使得薛氏成为海峡望族。 所以，在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新加坡开港后，成为世界远东贸易的中心，以及英国殖民者招揽华商的宽松政策，大量华人的涌入为华文报纸的诞生提供了读者条件，私塾、书院的建立提升了部分华人的识字率，而之前华人的族群交流仅限于其共建的神庙或宗庙，华商在有了一部分经济基础后，也会兴建一些集合场所，如薛佛记带头兴建的恒山亭等，恒山亭成为当时新加坡福建帮总机构的名称。即便如此，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仍然不便利，民族性和同根性的驱动使他们需要了解国内和交换当地信息，因此，薛有礼在追求商业利益和文化传播的共同作用下，创办了《叻报》。《叻报》于1881年12月10创刊，一直出版到1932年，维持了51年。以下是《叻报》1883～1890年的发行量[3]：
年份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发行量 350份 301份 300份 300份 168份 200份 200份 200份
可以看出，在1890年末，《叻报》的发行量仍少于350份，卻继续出版，陈蒙鹤女士在书中就反对为薛有礼戴上有“盈利动机”的帽子，但在《叻报》创刊之前，薛有礼就是汇丰银行买办，并在1890年才由其弟薛有文接手了他的买办工作，从小受到商业家族的熏陶和自身的职业惯性，多少不禁让人联想到他创办《叻报》之初，是存在盈利追求的想法的，并且《叻报》最初的亏损也没有动摇薛氏的商业利益。他的父亲薛荣樾十分支持儿子的办报事业。创刊之时，值厦门《鹭江日报》停办，父亲正在那里经营厦门与新加坡之间的船线，就把报馆旧设备买下来，运回新加坡。对薛有礼来说，也是鼓励，再加上薛有礼本身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地位，使他具备在异族他乡的华人责任感，华人之间需要联系，这种责任感成就了《叻报》的诞生，以及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仍然生存。再加之，这种亏损的销量仅持续到1980年，自那时起，发行量逐渐增长，至1900年前后维持在500份左右。
此外，薛氏家族在薛荣樾这一世代，思想上受了很大的激荡。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正值洋务运动高峰，中国社会掀起了一些新的变化，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1877年，中国设立驻新领事，对海外华侨特别关照。这一历史事实，吸引了千百万海外侨民内向之心[5]。这种中华民族向心力体现在薛荣樾长期在厦门经商，并同意三子薛有福回国服务于清廷海军，以及薛有礼在当地创办第一份华文日报。
（二）“南洋第一报人”叶季允与《叻报》
被称为“南洋第一报人”的就是《叻报》的主笔叶季允，叶季允笔名“惺噩生”，原籍安徽，少时移居广东番禹，能诗，“走笔立就，洒洒数千言”，但“为不慕荣利，无志功名”[6]。19岁到香港《中外新报》任职。《叻报》创办之初，总编的人选让薛有礼大伤脑筋，当地鲜有文人能担此重任，国内的文人又不愿远离故土，来到“蛮夷之地”，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叶季允任职《叻报》主笔长达41年之久？一是当时薛有礼的重金礼聘[3]，二则是二人推心置腹的相交情谊：
“天下的商战，成败因人而定。
纵观世道中数十年的基业，历久弥新、屡代相传的，也惟有店址依旧，而主理者已不知换了多少。即使老板始终是一人，辅佐他身边的也因时而异。
自古以来，知己难逢，况且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属于主宾之间，更难融洽。有的开始相处甚洽，有如胶漆，继而势同水火，也有的外边看起来和平相处，内里却早已隐藏危机，即外玉帛而内干戈也。
所以作属下的，要懂去留之机，善于处理自己的位置。若相处不洽，蝉登别枝也理所当然。所给待遇，自然也是关乎去留的因素，文人虽才力菲薄，也不致因些少的薪资而羁旅天涯、恋恋不舍！
办报时老板与雇员的关系不过如此。[7]”
这是1911叶季允写下的一段话，同年薛有礼辞世五载，报纸已创刊三十周年，他也到了知天命的岁数，提笔纪念半生的主编生涯。回忆起薛有礼，叶季允的笔调饱含深情：
“我们这《叻报》是与众不同的，自发刊之时起，就由我一人承担，言论自主，做事可以放手，与老板宾主之间，言语相得，可以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坦坦荡荡，毫无猜忌之心。
所以我淡于名利，爱惜这难得的知遇，懒得另作钻营，即使有高薪聘请也耻谋他就，是以至今日已人到中年，尚为他人作嫁衣裳，有时不免要笑自己的痴心。
回忆从前的同行诸友，死生别离，早已天各一方，少壮者都垂垂老矣。唯我不改其常，还坚守在此，三十年效力一张报纸，也算是报林难得的奇事了。[7]”
这也就不难看出，在《叻报》开始一直亏损的情况下，叶季允坚守的原因，以及在《叻报》任职25年后由于身体原因，有意想辞去主编一职。但因为薛有礼逝世，薛有礼长子薛兆熊恳请他复出，叶季允又重新执笔的原因。
（三）《叻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对国内变革的关注
叶季允在执笔《叻报》期间，《叻报》融入了叶氏风格。叶季允的儿子，叶勉康先生在追忆父亲时曾谈到，他自小就见到父亲请来家里弹奏粤曲的琵琶女，可见于金石诗词有很深造诣的季允老先生浓浓文化气息的家居和社交生活。叶勉康先生说：“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继承我父亲最可珍贵的文化遗产。父亲的字画扇面、金石篆刻等等遗物，流落四处，既使少有收藏的博物馆，也少见展示”[8]。从这里就不难看出叶季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并且他把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入的《叻报》的写作过程中，他强调要树“中国衣冠文物之气”，重视对华侨灌输传统道德观念，如在《叻报》上发表的社论“论教子弟”、“论诚实乃为人之本”、“论傲字为处世大病”、“论交友勿事戏谑”、“论报恩”等。此外，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在当地创立“会贤社”后，吸引当地读书人学习、讨论儒家经典，每个月要举行“月课”，讨论征文的题目，这些题目多来自于四书五经[1]，叶季允参与和支持左秉隆主持的会贤社，以及后来黄遵宪（继左秉隆后出任新加坡领事）主持的图南社，并在《叻报》上刊登“月课”试卷，以受华文教育的华侨为对象，由左秉隆出题，审阅征文，以他的薪俸作为奖金，获奖者的姓名刊于《叻报》上，以资表扬。一时新加坡文人争相投稿，互相切磋学问，文风大振[9]。这就促进了当地儒学文化的发展，和华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热情。不仅是对华人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在西方殖民的土地上植根，西方文化也逐渐融入华人群体。黄遵宪上任后，把会贤社改名为图南社，每月初一出课题，课题多联系当地现状，在《图南社序》中说：“夫新加坡一地，附近赤道，自中国视之，正当南离。吾意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应运而出，而寂寂犹未之闻者，则以董率之泛人，而渐疲之日浅也。……遵宪愿与诸君子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法治，古今之学术，窍翼数年之后，人才蔚起，有以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图南社的课题有《南洋各地风俗优劣论》、《重商论》、《论南洋生长华人宜如何教养以期进益》等，虽也有“四书题”，但黄遵宪指出：“图南社不出四书题，以南岛地方，习此无用。[1]”在当时已经中西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受到华人关注，也开始逐步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在异国的土地上重新培植。 自甲午海战失败后，《叻报》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始终是亲当权派的，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新政时，《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所以发表其政论，支持新政，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叻报》即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在光绪三十二年，叶季允发表了他所写的“新年吉语”，仍然表现出对满清的信心所在：
……我中国抚二十一行省之地，辟三十五互市之场，通商则六十余年，立约则一十八国。境无熊卧，阴山之胡马扬尘；势类狮眠，沧海之长鲸跋浪。失权衡于樽俎，秦竟无人；倚草泽为腹心，虞几不腊。幸和戎之有策，终返驳以无虞。既当创深痛巨之余，同作卧薪尝胆之想，十四万虎贲久训，克壮军容，卅二年凤曆遥颁，益坚民志。既图强之有道，自弭患于无形，此足为诸君贺者一。自来卸侮不外育才，苟学校之未兴，致文野之迥别，翘觇东海，则属前车。今则内设文部以总其成，外遣重臣以考其政，极旌节轺车之盛。采风定六国为衡，储菁莪棫朴之材；留学符万钱之选。处腊尽回春之会，兆转弱为强之机，此足为诸君称贺者二。抚二万里膏腴之地，有四百兆灵秀之民，具廿六萬物产之多，为五大洲富饶之冠，苟使农工路矿，有利皆兴，何难南朔东西，无家不给。矧夫经商之道，尤为致富之基，上则设商部以重商数，富能裕国；下则兴商会以联商志，众可成城。母本出而子利归，公司成而私橐满，不求垄断，鄙孳孳龌龊之徒；顶决众丰，享嬉嬉妇子之乐。此足为诸君称贺者三。猗欤休哉！君知爱国，特陈一得之愚，仆慕封人，隐寓三多之祝[10]。
在辛亥革命当天，《叻报》却只字未提，一星期后，对辛亥革命的报道才出现，如：“中国乱炽电音”、“乱党在武昌炮台与国家快船互相炮击”、“祖国乱耗汇译专电”、“祖国内政及乱事要电汇译”等等。把革命事件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可见《叻报》的立场是维护满清朝廷的。同年10月24日以后的四天内，叶季允发表了一篇“论近日中原大局”的长文。他虽然承认此次“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过于暴戾”而“有以制造之”。但他却深叹当局者“不知转计”才“酿成此等局面”（指武昌起义）。他似乎不愿看到满清的覆亡，可是事实已在眼前，他也只得无可奈何了。“呜呼，时局孔亟，大局阽危……覩摇摇欲动之民心，当岌岌可危之国势，将欲罪己以平众怨，变法以愿人情……犹恐迫不及待，有难挽救之忧……言念及斯，仆亦不忍言其究竟矣，当国者知之否。[11]”但在民国成立后，《叻报》又改变立场，接受现实，首先将原本在报头上所印有的“大清宣统三年”改为“岁在辛亥”。1911年11月13日，叶季允在一篇“释忠”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忠君之说……乃中国所独有……所谓忠者，则曰：不事二君矣，曰：以死报主矣。斯论也，吾固不敢谓其非是，然居此地位者，亦当审其所事之主如何……然后顺逆之理乃明；去就之义乃决。他日共和之政若成，则是政（指满清的专制封建）已为过时之物，势将馁腐，他日史策上，亦断不以今日之弃清兴汉为非……”[11]。此时的《叻报》已坦然承认了“弃清兴汉”。《叻报》对国内政治形势转变的态度，其实不仅仅代表的是叶季允一个人的声音，华人在异国的漂泊感迫使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祖国站在他们身后，给他们以信心和力量，国家的积贫积弱呈现在眼前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并不断在信念中强化这种不可能性，给予国家自己的信念和期待，但即使朝代覆灭，中华民族依然还在，华人依然还能看见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因此也就又一次找到了归属感和自身的效忠目标。
此外，在《叻报》发展的后期，曾与其它报纸发生两次笔战。一次在1909年，笔战的对象是《南洋总汇报》和《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报》拥护保皇派，《中兴日报》则是支持同盟会的革命派，叶季允主张报纸的社会的喉舌，不应有党派之分；另一次在1921年，对象是《新国民报》，双方针对“提名孙中山为广东政府总统是否合法”展开论战，由此可见新加坡华文报纸对国内政治局势变换的敏感度以及对国家政局关心的国家认同感。
（四）《叻报》的新闻来源
当时《叻报》的新闻来源，一是引用或转载香港、上海或中国其它大城市的报纸的新闻和专稿，二是《叻报》自己编辑的新闻，三是翻译本地英文报纸的新闻，四是从代理商和居住在南洋各地的友人来信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信息呈现给读者。[3]在对本地新闻和南洋各地新闻的报道中，体现出了对华人族群利益的维护意识。如《叻报》曾代表华人黄包车夫，要求麦家廉市长复议把黄包车牌照费增至4元的提案。社论如下：
麦家廉市长提议从明年起把黄包车牌照费增至4元，看似无伤大雅，实际上所有黄包车夫将受影响，因为车主必因此提高黄包车的租金，但车夫却因害怕失去好的客户而不敢增加车资，而遭受困扰……[3]社论巧妙的说出了华人车夫的心声，此外，在1889年，两名华人议员任期满，《叻报》还在报纸上建议他们再次参选；第一，梧槽区和中央坊的居民以华人居多；第二，这两位议员熟悉市政机关的运作；第三，他们声誉极好，颇受华人尊敬。[3]领事黄遵宪也曾经借助《叻报》呼吁新加坡华侨捐助中国饥荒，颇收成效。[10]所以，从《叻报》的新闻中，也可以看出华人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
三、结 语
从《叻报》创办初期，没有第二家报纸，到后期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华文报业的繁荣，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西方文化的融入，作为“中国人”对国内政局的关注，华人族群意识的体现，《叻报》成为华文报纸的先驱。
参考文献：
[1]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2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2]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3]陈蒙鹤.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M].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
[4]高伟浓.下南洋——东亚丛林淘金史[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5]柯木林.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EB/OL].http://blog. 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cbsn.html,2012-06-30.
[6]彭伟步.东南亚华文报纸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陈彤旭.薛有礼礼遇名士[EB/OL].数字新闻博物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fdebda0100k15a.html,2012-07-01.
[8]帕克朵.一把七彩的乌木秦琴[OL].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f93c2650100e340.html,2012-07-01.
[9]蒋英豪.黄遵宪师友记[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10]柯木林.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OL].http://blog.sina.com.cn/ s/blog_5de4db230100cbs8.html,2012-07-01.
[11]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M].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