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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红色起点最终在上海出现，而不是在北京、武汉或广州？原因在于：上海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政治地缘格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市民。在海派文化的土壤中，红色基因一点点发展壮大，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34年2月2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鲁迅署名“栾廷石”的文章《“京派”与“海派”》，文中写道：“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
这里的“北平某先生”和“某报”，指的是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12月1日苏汶（即杜衡）在上海《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乃有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
正如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所说的：“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一语道破“京派”与“海派”的实质。
中国现代商业文化环境的形成，集中表现在开埠之后的上海。现代化带动了以百货业、游乐业、电影院、百乐门舞厅的消费，四马路的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则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契机，海派文化遂应运而生。
特殊的政治格局、文化背景和市民阶层
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并不自上海开始。在上海开埠以前，苏州和扬州都是商贾云集之所，晚明的吴中画派和清初的扬州画派，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郑板桥官场失意之后对政治心灰意冷，于是到扬州卖画为生，郑板桥自订“润格”云：“大幅六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除此之外，还要特别声明：“凡送礼品食物，从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位作无益语也。”所谓“文人耻于言利”的老规矩在郑板桥眼中却如粪土，艺术和商业的联姻已经初现萌芽。
而上海的海上画派正可以看作是吴中画派和扬州画派的延续。上海的租界为上海文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新式生活方式和艺术观念的空间，同时，这也是一个中国政府权力无法触及和控制的地盘，所谓国中之国虽然让中国人为此备感屈辱，但在客观上却为创作者和革命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许多晚清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都设在上海租界，为他们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
“上海有三个租界，”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对记者说，“不算多，但是租界面积之大，超过当时全国租界面积的总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两个租界是完全新发展起来的，这就把城市建设、文化、生活方式、整体的工业文明、工业现代化带到中国来了，给中国树立了一个标杆：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工业化。”
从生产、交通、运输、海关，一直到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公共空间和城市建设的概念，现代化的商业大楼、银行、百货公司拔地而起，还有了与私家花园相对应的“公园”，忻平说：“以前上海只有私家花园，后来有了对大众开放的公园。还有了广场，有宽阔的大马路，这就给普罗大众公众游行、表达共同意愿提供了空间。民主这种现代理念已经渗透到整个城市建设里面。而在这之前，上海马路是六尺小道，就完全不同了。与此同时，上海华界开始拆城墙。上海的城墙主要是明清时候为了抗倭建的，这时候很快拆掉了。上海城墙的存在时间在中国算是最短的之一。”
在忻平看来，租界的存在一方面成为了现代建设的标杆：你能直观地知道外国人怎么生活，怎么生产，怎么运作，怎么赚钱；另一方面，外国人不断越界筑路。租界有自己的军队和法律，租界和华界，门牌号不一样，电压不一样，因此在当时的上海形成两块华界两块租界，也即“三国四方” “一市三治”：一个城市有三种治理方式。
这就为多种文化共存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上的便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各种创作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从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描写，到各种现代艺术潮流的涌动，多元的格局形成了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作为中国新文化标志的《新青年》，最初以《青年杂志》的刊名在上海刊行；五四以后，两个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虽然不是在上海成立的，它们的出版基地却都在上海。原来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小说月报》被文学研究会接手后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创造社则以上海的泰东书局为其出版基地，后期创造社逐渐激进，和太阳社一起成为革命文学的主力军。在海派文化的土壤中，红色基因一点点发展壮大，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这背后，还有一个国际的大背景，忻平说：“上世纪20年代是个很有意思的时期，一方面是英美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开始转型导致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运动强势崛起。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列宁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一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文章。非常明确地提出，共产国际要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要在这些弱小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所以，共产主义代表被大量派到亚洲来，这就促进了亚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
就中国而言，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1919年五四运动，民粹主义、第二国际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传入中国，激烈地改变着国人的思想，直至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在这种背景下，整个中国都迎来了大变局的时代。
为什么红色起点最终在上海出现，而不是在北京、武汉或广州？很多学者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原因在于：上海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政治地缘格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市民。“上海的市民文化水平很高，”忻平對记者说，“上海的学校全国最多，上海的文化机构：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商业电台也不少。这就使得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家、出版家、思想家和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读者出现，也使得传统三百六十行里面所不能覆盖的新职业涌现出来。比如鲁迅，他是哪个单位的？没有单位。他就是个自由职业者。在文化教育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各个革命团体以及社会团体在上海建立，有它的必然性，上海的独有性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陈独秀讲得很清楚：革命的中心在这里。”
1934年2月2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鲁迅署名“栾廷石”的文章《“京派”与“海派”》，文中写道：“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
这里的“北平某先生”和“某报”，指的是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12月1日苏汶（即杜衡）在上海《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乃有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
正如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所说的：“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一语道破“京派”与“海派”的实质。
中国现代商业文化环境的形成，集中表现在开埠之后的上海。现代化带动了以百货业、游乐业、电影院、百乐门舞厅的消费，四马路的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则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契机，海派文化遂应运而生。
特殊的政治格局、文化背景和市民阶层
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并不自上海开始。在上海开埠以前，苏州和扬州都是商贾云集之所，晚明的吴中画派和清初的扬州画派，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郑板桥官场失意之后对政治心灰意冷，于是到扬州卖画为生，郑板桥自订“润格”云：“大幅六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除此之外，还要特别声明：“凡送礼品食物，从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位作无益语也。”所谓“文人耻于言利”的老规矩在郑板桥眼中却如粪土，艺术和商业的联姻已经初现萌芽。
而上海的海上画派正可以看作是吴中画派和扬州画派的延续。上海的租界为上海文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新式生活方式和艺术观念的空间，同时，这也是一个中国政府权力无法触及和控制的地盘，所谓国中之国虽然让中国人为此备感屈辱，但在客观上却为创作者和革命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许多晚清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都设在上海租界，为他们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
“上海有三个租界，”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对记者说，“不算多，但是租界面积之大，超过当时全国租界面积的总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两个租界是完全新发展起来的，这就把城市建设、文化、生活方式、整体的工业文明、工业现代化带到中国来了，给中国树立了一个标杆：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工业化。”
从生产、交通、运输、海关，一直到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公共空间和城市建设的概念，现代化的商业大楼、银行、百货公司拔地而起，还有了与私家花园相对应的“公园”，忻平说：“以前上海只有私家花园，后来有了对大众开放的公园。还有了广场，有宽阔的大马路，这就给普罗大众公众游行、表达共同意愿提供了空间。民主这种现代理念已经渗透到整个城市建设里面。而在这之前，上海马路是六尺小道，就完全不同了。与此同时，上海华界开始拆城墙。上海的城墙主要是明清时候为了抗倭建的，这时候很快拆掉了。上海城墙的存在时间在中国算是最短的之一。”
在忻平看来，租界的存在一方面成为了现代建设的标杆：你能直观地知道外国人怎么生活，怎么生产，怎么运作，怎么赚钱；另一方面，外国人不断越界筑路。租界有自己的军队和法律，租界和华界，门牌号不一样，电压不一样，因此在当时的上海形成两块华界两块租界，也即“三国四方” “一市三治”：一个城市有三种治理方式。
这就为多种文化共存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上的便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各种创作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从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描写，到各种现代艺术潮流的涌动，多元的格局形成了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作为中国新文化标志的《新青年》，最初以《青年杂志》的刊名在上海刊行；五四以后，两个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虽然不是在上海成立的，它们的出版基地却都在上海。原来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小说月报》被文学研究会接手后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创造社则以上海的泰东书局为其出版基地，后期创造社逐渐激进，和太阳社一起成为革命文学的主力军。在海派文化的土壤中，红色基因一点点发展壮大，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这背后，还有一个国际的大背景，忻平说：“上世纪20年代是个很有意思的时期，一方面是英美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开始转型导致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运动强势崛起。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列宁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一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文章。非常明确地提出，共产国际要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要在这些弱小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所以，共产主义代表被大量派到亚洲来，这就促进了亚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
就中国而言，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1919年五四运动，民粹主义、第二国际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传入中国，激烈地改变着国人的思想，直至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在这种背景下，整个中国都迎来了大变局的时代。
为什么红色起点最终在上海出现，而不是在北京、武汉或广州？很多学者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原因在于：上海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政治地缘格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市民。“上海的市民文化水平很高，”忻平對记者说，“上海的学校全国最多，上海的文化机构：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商业电台也不少。这就使得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家、出版家、思想家和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读者出现，也使得传统三百六十行里面所不能覆盖的新职业涌现出来。比如鲁迅，他是哪个单位的？没有单位。他就是个自由职业者。在文化教育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各个革命团体以及社会团体在上海建立，有它的必然性，上海的独有性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陈独秀讲得很清楚：革命的中心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