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从形成走向发展的一个时代转折是在魏晋南北朝。“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今带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跟以前“助人伦，成教化”的功利艺术观有所区别，文艺开始从理论向感性转化，此时期品人、品诗文的理论陆续出现，如曹丕的《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等。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就是产生在“魏晋风度”这样一个时代，第一次对绘画品评提出了气韵标准。
　　曹丕的《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谢赫提出的气，实质和曹丕的立论是一致的。按照《黄帝内经》提出的元气说来理解，气是贯于宇宙问的一种物质。人、自然和画都要有气贯于其中，画中之气，就如人之有气，气是一种生命的本质，有了气，画才有生命。《黄帝内经》又运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气的运行要合乎阴阳四时之法。一幅画，一张字，通过笔贯气于其中，也要合乎天地阴阳变化之理，其中一点、一划、正反、刚柔、疏密、动静，完全自然天成地组合为一个大干世界，这才是称得上韵。所以古人云“画有阴阳”，“书画兼备阴阳二气”。所谓墨分五色，也是黑白阴阳之分，其中阳中含阴，阴中含阳，阴惨阳舒，以无穷尽的层次，来表现宇宙万物变化之理。《后书品》评王羲之书“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就是说明王羲之的字能穷性尽理，血气贯于字中，如自然界寒暑调畅，如人体内周身充养，血脉和畅。书画跟自然界，更人体一样，“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所以通过书画也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清代翁方纲之语“世间万物非草书”，也是同样说明通过一幅字画可以包孕世界万物之理。宇宙、书画家、书画三者均以气来交流，因而书画也能如大千世界一样，千变万化，生生不息。
　　中国书画中的一张纸，可以看作未开天地之前的“太朴浑沌”，一笔下去，定乾坤，出天地，然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笔生万物，而万物尽出于一笔。天地之间是一个宇宙，胸中是一个宇宙，书画又是一宇宙，通过笔，把气传给墨，让墨化生出天地之间的大千世界，纸上的宇宙世界就产生了，胸中的天地大小，决定纸上的宇宙大小，书画家就是通过笔抒写胸中的浩然之气的。故曰：笔传气，墨化气，纸受气。
　　中国书画家是用笔墨来创造一个宇宙，一个画中的宇宙，所以余绍宋指出，绘画“以水墨为雅，以设色为俗，又或以淡笔简笔为雅，涉笔浓重或繁缛者为俗，皆是皮相之论”。品评书画要以书画家能否穷万物之理，以创造书画中宇宙的大小来论之，绘画不是单纯的笔墨色彩问题，而是一个心悟万物之理的思想境界的问题。
　　书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天然去雕琢，清水出芙蓉”的境界，就像宇宙那样，组织得那么自然，在不经意问，而一切法度却尽在其中，使天地之气和宇宙万物之理融合在一起，化之于笔墨，穷性尽理于书画，才称得上神明之迹，才有气韵生动的效果。
　　把胸中的浩然之气运之于笔端，这个过程就是聚气。唐代张彦远提出“意在笔先”，就是聚集平时所养的浩然之气。郭熙在其《林泉高致》中讲到“凡落笔之日，逼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如见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此处所述落笔之前的焚香涤砚，就是排除杂念，运气聚气于笔端，“神闲意定”，气聚足了，即可挥毫，一泻而成。宋代“华光每写时，必分项禅定，意适则一扫而成”。华光的禅定和意适，就是运气的过程。汉代蔡邕在论及书法时，也谈到作书前的运气：“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唐代虞世南谈到书法时更明确：“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这“心正气和”就是意向和气而运之于笔端，一旦第一笔下去，气就在纸上一泻千里，通过墨，化出气象万千的大千世界。所以中国书画跟佛教的禅定，以及太极拳有异曲同工之妙，书画也有静养炼气的功能，一个书画家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心胸开阔，寄情于笔墨，达到养身修性，自然精盛气足，“子久九十而貌如童颜”就是以书画为乐，烟云供养，才能如此高龄。
　　气格又有高雅、粗俗之分。唐司空图《诗品》中二十四种诗格，如雄浑、冲澹、疏野、飘逸等，实是二十四气格，请黄钺“仿司空表圣之例，著画品二十有四篇”，以二十四种气格来品评画。古人认为“笔墨问宁有稚气，毋有滞气，宁有霸气，毋有市气，滞则不生，市则多俗”。清代沈宗骞在《芥周学画编》里说得更明确：“作画气体浑朴为贵。”清代钱杜也认为画“以士气为贵。”元代倪云林画中的“逸气”，更是难得的气格。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以金石气贯于书画之中。格调高雅浑朴，开创了大写意的一代之风。
　　
　　(作者单位：山东省曲阜市文化馆美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