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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自正式设立以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这块改革的试验田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它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和挑战，又会在哪些领域带来哪些变化？本期系列文章，以点带面，对大家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进行深入解读。由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纂、拟出版的《上海经济发展报告（2014）》也将设专门篇章关注上海自贸区建设。
背景解码
三问上海自贸区
文/徐美芳
一问：中国为什么需要“自贸区”？
这是我国对全球经济一个“不一定”和一个“必然”的战略部署。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一国GPD较高，并不代表该国经济一定很强，并不意味着该国人民一定幸福。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这预示着世界必然发生重大变革。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全球生产力或生产布局发生重大变化；创新技术层出不穷。这样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战略性地采取了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和更加安全的开放。
二问：国家为何选择上海试点自贸区建设？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有综合保税区建设。2009年，上海综合保税区成立。上海综合保税区包括洋山保税港区、外高桥保税区（含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三大部分，它们分别是中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保税物流园区和第一个保税港区。因此，上海是中国探索海关特殊监管制度的最佳试验田。
三问：从上海综合保税区到上海自贸区，经历了哪些转型变化？
2003-2009年，从全国范围内讨论到聚焦上海打造自由贸易园区。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成立多个保税区。但在加入WTO后，保税区在区域定位、管理体制、功能定位、设区原则等方面的挑战日益突出，有学者明确提出保税区发展方向是向自由贸易区转型。随后，上海、深圳、天津、成渝地区先后向国务院及各部委提交了关于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议。但必须承认，保税区在全国范围内向自由贸易区转型，那时较难形成一致推动力。
2009年，温家宝在《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报告上将“自由贸易区”批示为“自由贸易园区”。之后，上海打造自由贸易园区成为聚集点。
2009-2013年初，上海积极探索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园区。2011年10月，上海正式向外界宣布上海综合保税区率先转型成为自由贸易园区。2012年12月，上海通过《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件》，鼓励贸易与金融、航运、物流、制造、会展等到产业融合发展，并首次提出上海“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园区”。
2013年起，国家战略高度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2013年3月底，李克強在上海调研并考察外高桥保税区，鼓励并支持上海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先行试点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园区。2013年7月和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正式成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支持上海自区建设。
风险解码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文/徐琳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
从国外的发展实践看，目前多边贸易体制（WTO）权威性正在遭受严重腐蚀。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在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中对在外资准入阶段采取国民待遇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负面清单”的做法，即仅仅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特定产业或幼稚产业予以例外保护。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二是类似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6 条所采用的方法，即“肯定式清单”的方法，即除非经东道国特别同意，其产业和活动在准入前阶段不适用国民待遇。目前，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世界上至少有77 个国家采用了此种模式。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缔约方通常必须以很详细的目录方式直观地列举出所有的不符条款。对于那些未列入保留清单中的内容，自由化承诺则自始全部适用。因此，负面清单模式比较适合于投资自由化程度较高、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
一般而言，负面清单模式要求东道国披露其国家法律和法规中规定的投资限制条款的准确本质。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除非有强大的立法技术支持，同时能够预见到将来的具体发展目标，否则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将会给发展中国家投资领域的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
负面清单的制定，还要求东道国从合理性、高效性以及持续性需求这三个方面，对保留歧视性或者限制性投资措施进行评估，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此外，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看，其需要不断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调整相关措施，无法准确预见将来可能要采取的措施，就这点而言，负面清单的方式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控造成很大限制。
2013年9月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是我国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具体实践，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商投资管理在实践中已然形成了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混合使用的管理模式，存在若干弊端。我国应借助上海自贸区的契机，对内促进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对外推动我国尽快掌握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法规解码
自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法治化”保障
文/赵蓓文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扩大服务业开放是上海自贸区的一项重要开放措施，主要包括金融服务领域、航运服务领域、商贸服务领域、专业服务领域、文化服务领域、社会服务领域等六个方面。
自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国家、各部委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总体方案》的内容制定实施细则，并对部分原先存在的政策法规进行了调整，通过“法治化”为自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提供保障。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医疗业务的对外开放；二是经营性合作培训机构的对外开放；三是金融配套支持方案；四是暫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以及有关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在目前已经出台的政策法规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俗称“央行30条”）和《国务院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其中，前者不仅放宽了自贸区内注册的外资企业（非居民）和内资企业（居民）在区内与境外之间调度资金的自由度，还放宽了区内企业和个人投融资货币兑换的自由度，对于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作用。后者的相关规定包括：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外资企业经营特定形式的部分增值电信业务；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等措施。上述措施对于外商投资上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根据该决定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对外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的意见》，进一步开放上海自贸区七项增值电信业务，包括将电子商务外资持股比率提高至不超过55%，与台湾方面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中，争取到台湾业者在福建从事电子商务所能享有的优惠相同（《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目前尚未通过台湾“立法院”审议）。可见，上海自贸区有望成为两岸服务贸易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桥梁。
制度解码
自贸区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文/沈桂龙
简政放权作为2014年的“当头炮”，继续成为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力推的重要改革，在规范清理的基础上，再次取消和下放生产经营领域行政审批事项，为2013年以来的第四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何反复拉锯，行政审批事项为何割掉一茬又生出一茬，症结到底在哪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改革者同时又是改革的“主刀者”，改革没有容纳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未能形成改革的博弈和相互监督机制。而改革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又必然会受到有关利益集团的阻挠。更重要的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法律权威，使得行政审批事项的增加有了可以利用的“后门”。这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徘徊和拉锯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下简称“自贸区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努力实现制度创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突破提供了大好契机。
它可以在国家层面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协调，避免政策间冲突和相互间设置的“木马”。同时，又由于自贸区在28.8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有限范围的尝试，因此，可以避免对利益格局的过大震动。这必然会减少改革的阻力，有利于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小范围突破，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推进和复制。
自贸区实践层面的破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已经决定，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并提供了具体目录，调整的试验运行期限为三年内。
自贸区建设所带来的开放倒逼为引入更多“利益相关者”，更好地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动力基础。如果说美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更高层次的关系协定，是在宏观层面构成推动自贸区建设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宏观压力，那么更多外资企业的进入以及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的进一步强大，也就给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更强大的微观动力。
自贸区建设将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更高层次上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试验场所。自贸区将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形成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模式，为中国加入多边贸易和投资做好相应准备工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行政审批制度将实行“前轻后重”的整体转向，探索和完善“负面清单”和“备案制”，真正落实党的十八大强调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为全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效应解码
“游戏机禁令”被打破之后
文/韩冰
目前在我国除了少数电子游戏迷以外，大多数人对于“游戏机”及其背后的庞大产业都感到十分陌生。故事要从2000年说起。在当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意见》中提出：“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生产、销售即行停止。任何企业、个人不得再从事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生产、销售活动。”由于这一纸禁令，全球总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大致与全球电影票房总额相当的游戏机市场被我国拒之门外长达13年之久。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筹划及建立，我国的“游戏机禁令”终于自2013年以来逐渐被打破。2013年9月18日，由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允许外资企业在自贸区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仅隔五天，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百视通宣布将与微软在自贸区合资组建公司，核心业务是生产、销售游戏机及相关硬件与软件。该公司成为自贸区内首家获得备案号的企业。于2014年1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中则正式宣布在自贸区内停止实施“游戏机禁令”。至此，自贸区内的游戏机市场已彻底向所有国内、外投资者开放。 目前中国游戏机市场几乎是一张白纸，而在全球范围内，游戏机产业的三巨头索尼、微软和任天堂已经苦苦缠斗了多年。目前全球的游戏机用户总共约1.5亿，几乎已经达到了增长的极限。在如此严峻的全球市场背景下，刚刚解禁的中国游戏机市场似乎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商家的必争之地。
然而中国游戏机市场的前景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清晰。国内电子游戏市场的独特格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迅速发展等因素极有可能给这个新生市场的未来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微软与索尼等游戏业巨头想必早已察觉中国游戏机市场的潜在风险。然而迫于严峻的竞争形势，进军中国市场恐怕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事实上，由于客厅娱乐终端能够给用户带来移动娱乐终端所不可能实现的逼真视听体验，游戏机和手机游戏将有条件形成错位竞争，从而保留各自的目标用户。新世纪以来，三家游戏机巨头在全球范围内激烈争夺市场份额的同时，并没有带动游戏机用户总数的高速增长，目前的用户总数仅比本世纪初增加了50%。游戏机市场已深陷红海。游戏机用户在本世纪初已经达到1亿，微软和索尼在设计产品定位时，都不愿放弃1亿现成的游戏机用户而特地去迎合数十亿陌生的电视机用户。这恐怕就是为什么苹果能把数亿手机用户改造成移动游戏用户，而微软和索尼却不能把同样多的电视机用户改造成游戏机用户的主要原因。
然而，如果微軟和索尼进入刚刚解禁的中国市场，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游戏机用户，十亿电视机用户是所有游戏机公司所面对的天然蓝海和唯一选择。因此，今后中国市场上的游戏机产品势必采用客厅娱乐终端设备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市场，微软和索尼将不再需要顾及传统游戏机用户的感受，得以把积累多年的客厅娱乐的经验和技术充分投入在新产品的设计上。尽管市场上仍存在较大的风险因素。只要其中有任何一家获得成功，结果都将引领全球的客厅娱乐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将不但是几近饱和的全球游戏机市场中新的增长点，也是引领全球客厅娱乐革命的先行区。如果这场客厅娱乐革命成功的话，自贸区内解除“游戏机禁令”的结果反而将是消灭全球的传统游戏机。
国外投资者在技术、管理以及资金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无论成败，它们都将成为第一轮市场竞争中的主导者。国内相关企业可以通过与之合作或提供上、下游服务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和积累经验，以期在下一轮竞争中有机会扮演追随者或挑战者的角色。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背景解码
三问上海自贸区
文/徐美芳
一问：中国为什么需要“自贸区”？
这是我国对全球经济一个“不一定”和一个“必然”的战略部署。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一国GPD较高，并不代表该国经济一定很强，并不意味着该国人民一定幸福。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这预示着世界必然发生重大变革。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全球生产力或生产布局发生重大变化；创新技术层出不穷。这样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战略性地采取了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和更加安全的开放。
二问：国家为何选择上海试点自贸区建设？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有综合保税区建设。2009年，上海综合保税区成立。上海综合保税区包括洋山保税港区、外高桥保税区（含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三大部分，它们分别是中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保税物流园区和第一个保税港区。因此，上海是中国探索海关特殊监管制度的最佳试验田。
三问：从上海综合保税区到上海自贸区，经历了哪些转型变化？
2003-2009年，从全国范围内讨论到聚焦上海打造自由贸易园区。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成立多个保税区。但在加入WTO后，保税区在区域定位、管理体制、功能定位、设区原则等方面的挑战日益突出，有学者明确提出保税区发展方向是向自由贸易区转型。随后，上海、深圳、天津、成渝地区先后向国务院及各部委提交了关于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议。但必须承认，保税区在全国范围内向自由贸易区转型，那时较难形成一致推动力。
2009年，温家宝在《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报告上将“自由贸易区”批示为“自由贸易园区”。之后，上海打造自由贸易园区成为聚集点。
2009-2013年初，上海积极探索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园区。2011年10月，上海正式向外界宣布上海综合保税区率先转型成为自由贸易园区。2012年12月，上海通过《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件》，鼓励贸易与金融、航运、物流、制造、会展等到产业融合发展，并首次提出上海“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园区”。
2013年起，国家战略高度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2013年3月底，李克強在上海调研并考察外高桥保税区，鼓励并支持上海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先行试点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园区。2013年7月和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正式成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支持上海自区建设。
风险解码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文/徐琳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
从国外的发展实践看，目前多边贸易体制（WTO）权威性正在遭受严重腐蚀。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在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中对在外资准入阶段采取国民待遇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负面清单”的做法，即仅仅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特定产业或幼稚产业予以例外保护。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二是类似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6 条所采用的方法，即“肯定式清单”的方法，即除非经东道国特别同意，其产业和活动在准入前阶段不适用国民待遇。目前，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世界上至少有77 个国家采用了此种模式。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缔约方通常必须以很详细的目录方式直观地列举出所有的不符条款。对于那些未列入保留清单中的内容，自由化承诺则自始全部适用。因此，负面清单模式比较适合于投资自由化程度较高、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
一般而言，负面清单模式要求东道国披露其国家法律和法规中规定的投资限制条款的准确本质。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除非有强大的立法技术支持，同时能够预见到将来的具体发展目标，否则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将会给发展中国家投资领域的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
负面清单的制定，还要求东道国从合理性、高效性以及持续性需求这三个方面，对保留歧视性或者限制性投资措施进行评估，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此外，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看，其需要不断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调整相关措施，无法准确预见将来可能要采取的措施，就这点而言，负面清单的方式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控造成很大限制。
2013年9月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是我国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具体实践，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商投资管理在实践中已然形成了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混合使用的管理模式，存在若干弊端。我国应借助上海自贸区的契机，对内促进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对外推动我国尽快掌握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法规解码
自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法治化”保障
文/赵蓓文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扩大服务业开放是上海自贸区的一项重要开放措施，主要包括金融服务领域、航运服务领域、商贸服务领域、专业服务领域、文化服务领域、社会服务领域等六个方面。
自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国家、各部委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总体方案》的内容制定实施细则，并对部分原先存在的政策法规进行了调整，通过“法治化”为自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提供保障。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医疗业务的对外开放；二是经营性合作培训机构的对外开放；三是金融配套支持方案；四是暫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以及有关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在目前已经出台的政策法规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俗称“央行30条”）和《国务院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其中，前者不仅放宽了自贸区内注册的外资企业（非居民）和内资企业（居民）在区内与境外之间调度资金的自由度，还放宽了区内企业和个人投融资货币兑换的自由度，对于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作用。后者的相关规定包括：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外资企业经营特定形式的部分增值电信业务；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等措施。上述措施对于外商投资上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根据该决定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对外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的意见》，进一步开放上海自贸区七项增值电信业务，包括将电子商务外资持股比率提高至不超过55%，与台湾方面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中，争取到台湾业者在福建从事电子商务所能享有的优惠相同（《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目前尚未通过台湾“立法院”审议）。可见，上海自贸区有望成为两岸服务贸易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桥梁。
制度解码
自贸区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文/沈桂龙
简政放权作为2014年的“当头炮”，继续成为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力推的重要改革，在规范清理的基础上，再次取消和下放生产经营领域行政审批事项，为2013年以来的第四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何反复拉锯，行政审批事项为何割掉一茬又生出一茬，症结到底在哪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改革者同时又是改革的“主刀者”，改革没有容纳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未能形成改革的博弈和相互监督机制。而改革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又必然会受到有关利益集团的阻挠。更重要的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法律权威，使得行政审批事项的增加有了可以利用的“后门”。这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徘徊和拉锯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下简称“自贸区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努力实现制度创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突破提供了大好契机。
它可以在国家层面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协调，避免政策间冲突和相互间设置的“木马”。同时，又由于自贸区在28.8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有限范围的尝试，因此，可以避免对利益格局的过大震动。这必然会减少改革的阻力，有利于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小范围突破，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推进和复制。
自贸区实践层面的破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已经决定，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并提供了具体目录，调整的试验运行期限为三年内。
自贸区建设所带来的开放倒逼为引入更多“利益相关者”，更好地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动力基础。如果说美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更高层次的关系协定，是在宏观层面构成推动自贸区建设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宏观压力，那么更多外资企业的进入以及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的进一步强大，也就给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更强大的微观动力。
自贸区建设将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更高层次上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试验场所。自贸区将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形成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模式，为中国加入多边贸易和投资做好相应准备工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行政审批制度将实行“前轻后重”的整体转向，探索和完善“负面清单”和“备案制”，真正落实党的十八大强调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为全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效应解码
“游戏机禁令”被打破之后
文/韩冰
目前在我国除了少数电子游戏迷以外，大多数人对于“游戏机”及其背后的庞大产业都感到十分陌生。故事要从2000年说起。在当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意见》中提出：“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生产、销售即行停止。任何企业、个人不得再从事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生产、销售活动。”由于这一纸禁令，全球总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大致与全球电影票房总额相当的游戏机市场被我国拒之门外长达13年之久。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筹划及建立，我国的“游戏机禁令”终于自2013年以来逐渐被打破。2013年9月18日，由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允许外资企业在自贸区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仅隔五天，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百视通宣布将与微软在自贸区合资组建公司，核心业务是生产、销售游戏机及相关硬件与软件。该公司成为自贸区内首家获得备案号的企业。于2014年1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中则正式宣布在自贸区内停止实施“游戏机禁令”。至此，自贸区内的游戏机市场已彻底向所有国内、外投资者开放。 目前中国游戏机市场几乎是一张白纸，而在全球范围内，游戏机产业的三巨头索尼、微软和任天堂已经苦苦缠斗了多年。目前全球的游戏机用户总共约1.5亿，几乎已经达到了增长的极限。在如此严峻的全球市场背景下，刚刚解禁的中国游戏机市场似乎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商家的必争之地。
然而中国游戏机市场的前景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清晰。国内电子游戏市场的独特格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迅速发展等因素极有可能给这个新生市场的未来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微软与索尼等游戏业巨头想必早已察觉中国游戏机市场的潜在风险。然而迫于严峻的竞争形势，进军中国市场恐怕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事实上，由于客厅娱乐终端能够给用户带来移动娱乐终端所不可能实现的逼真视听体验，游戏机和手机游戏将有条件形成错位竞争，从而保留各自的目标用户。新世纪以来，三家游戏机巨头在全球范围内激烈争夺市场份额的同时，并没有带动游戏机用户总数的高速增长，目前的用户总数仅比本世纪初增加了50%。游戏机市场已深陷红海。游戏机用户在本世纪初已经达到1亿，微软和索尼在设计产品定位时，都不愿放弃1亿现成的游戏机用户而特地去迎合数十亿陌生的电视机用户。这恐怕就是为什么苹果能把数亿手机用户改造成移动游戏用户，而微软和索尼却不能把同样多的电视机用户改造成游戏机用户的主要原因。
然而，如果微軟和索尼进入刚刚解禁的中国市场，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游戏机用户，十亿电视机用户是所有游戏机公司所面对的天然蓝海和唯一选择。因此，今后中国市场上的游戏机产品势必采用客厅娱乐终端设备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市场，微软和索尼将不再需要顾及传统游戏机用户的感受，得以把积累多年的客厅娱乐的经验和技术充分投入在新产品的设计上。尽管市场上仍存在较大的风险因素。只要其中有任何一家获得成功，结果都将引领全球的客厅娱乐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将不但是几近饱和的全球游戏机市场中新的增长点，也是引领全球客厅娱乐革命的先行区。如果这场客厅娱乐革命成功的话，自贸区内解除“游戏机禁令”的结果反而将是消灭全球的传统游戏机。
国外投资者在技术、管理以及资金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无论成败，它们都将成为第一轮市场竞争中的主导者。国内相关企业可以通过与之合作或提供上、下游服务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和积累经验，以期在下一轮竞争中有机会扮演追随者或挑战者的角色。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