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是外语教育大国的事实毋庸置疑，但如何从外語教育大国迈向外语教育强国，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外语人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通过文献分析法，文章首先对外语教育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的一些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行总结，发现他们都有导向性明确的宏观外语教育政策；其次回顾我国百余年的外语教育发展历程，梳理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演变路径；最后分析得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在理念和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制定外语教育政策的一些想法。
关键词：国外外语教育；外语教育政策；外语人才；导向性；沿革；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40-059.3；G6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34-0016-03
一、前言
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对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主要体现在外语教育普及范围广、涉及人数多、重视程度高。自我国2001年秋在全国城市及县城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程起，学外语的人数节节高升，有专家预测再过几年学外语人数将超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人口总和。但我国还不是外语教育强国，表现为国民外语整体水平不高、外语运用能力较差、外语运用意识不强、外语教育规划有时缺少系统性、宏观导向性政策不明确、师资队伍层面问题众多等。目前国内的外语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外语教育的关注逐渐增多，但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多，即外语教学是研究焦点，介绍、探究他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文章凤毛麟角，比较深入的多国别多角度的对比研究还没有形成。
谢倩（2014：10）认为外语教育政策既指显性的国家正式规则，如各国政府颁发的战略、工作计划、白皮书、行动计划等正式政策文件，也包括隐性的非正式规则，如文化理念、价值观、实施机制等软性行为规范。目前，我国仍行走在制定适合国情的外语教育政策的道路上，以前只发布过一些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文件，完全适应国情的外语教育政策仍在孕育之中。此外，教育部门下设的研究机构虽众多，全面系统研究各国外语教育政策的部门却仅有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其致力于研究十多个非英语国家的外语（尤其是英语）教育进展情况。
造成有时外语教育政策缺位、宏观教育理念淡薄、教育思路模糊、教育管理不得力等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文化因素的制约、有根深蒂固的外语学习理念的影响、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因素。此外，外语教育教学历史短暂、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相对滞后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如何实现由外语教育大国变成外语教育强国的质变，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外语人才，众说纷纭，但“师夷长技”一定是较快见效的做法之一。了解其他国家外语教育的先进经验并科学借鉴，是发展外语教育的捷径之一，有利于实现外语教育的终极目标——文化传承。
二、国外外语教育成功的制胜法宝——导向性明确的宏观外语教育政策
教育既是自下而上实施的过程，即学生——教师——学校——教育部门——国家，也是自上而下政策贯彻的过程，两者同时运行，不可偏废。任何一种教育若缺少执行者，则无以为继。同样，任何一种教育若缺乏国家纲领性政策的指引，则不成体系。外语教育亦然。根据本文作者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认为我国学生外语交际能力的薄弱源于教师，教师交际能力的薄弱源于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源于以前缺少国家纲领性的外语教学指南。因此，应从政策层面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这样，外语教育成效才能提高。
研究中发现，各外语教育强国在外语教育规划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经验，值得参考与借鉴。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开展外语教育的导向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提升个人价值，如外语学习兴趣、就业、跨文化交际等，也有的是出于社会价值的考虑，如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全球化等。但出奇一致的是，各外语教育强国的宏观外语教育政策导向性非常明确。秦杰（2014，1：124-125）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外语教育政策走向体现在两个方面：英语全球扩展和多元语言政策。
经历过外语教育发展的低迷时期及自食恶果之后，美国以语言战略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实现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最大化、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价值取向。这一理念的形成，与美国教育部门眼光长远、多种族性、安全意识及历史教训密不可分。经过9·11等事件之后，美国把外语的战略地位上升到国家安全。美国移民社会的多种族性和语言多样性，促使美国国家语言政策发生质的改变，英语中心主义的单边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理念深入人心，政策运行亦愈加顺畅。从立法和行政的高度制定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外语教育目标5C》（5C：Communication，Culture，Connection，Comparison，Community），充分体现“能用外语交际、体验多元文化、贯连其他学科、比较语言文化特征、应用于国内外多元社区”的外语教育政策的核心思想。
英国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导致英国外语教育出现落后的局面，也开始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痛定思痛，英国重新审视外语及外语教育对个人、社会、国家的意义和价值，提出顺应时势、适应国情的外语教育发展规划，通过激发全体国民学习外语的热情和动机，从而实现全面提高本国国民的外语素质、推动经济复苏、增强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力等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教育部门推出了系列重要文件《语言学习》《全民的外语：生活的外语——外语教育发展战略》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有效的外语教育政策来推动英国民众的外语学习，提高全民外语水平。
澳大利亚在制定多元化外语教育政策时，对国家众多方面的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历史上长期推行单语制带来的严重弊端、19世纪以来的移民潮带来的语言多样性、外语教育的精英化向普及化的转向、国家的行政特点、国际地理位置、国内复杂的语言人口分布、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区域经济的特点等。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语言政策》、90年代的《亚洲语言发展策略》《非英语语言教育申明》及本世纪初的《学校外语教育计划2005-2008》等系列纲领性文件的相继出台，从国家政策层面保障了多语种外语教育及外语教育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欧盟有27个成员国，4亿9千多万公民，说六十多种語言。独特的地缘特点、社会历史、政治需求、文化维护等造就了多元化的欧盟外语教育，可以说欧盟外语教育是教育多元化、语言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理念的典范。“强调外语学习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促进欧盟民主公民权的教育和社会融合，致力于个人多语能力的终身发展”是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推动学习欧洲各国的语言，加强欧洲意识，培养欧洲公民”的理念，是伴随着欧洲联盟诞生及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而应运而生的。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教育白皮书《教育和训练：以学习化社会为目标》，要求公民掌握三种共同体语言，强调了多语种态势的必然性。《欧洲语言学习基本标准》及《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框架性共同标准》，整体提高和保证了欧洲外语教学的水平与质量。经过多年的潜心发展，欧盟的外语教育政策实现了从注重语言教学方式向注重语言教学内容及语种多样性的转变，为欧洲公民的人文素养、民主和宽容意识的培养起到了巨大作用。
亚洲诸国及地区也积极致力于推进外语教育的发展。在新世纪伊始，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政府资政报告中，公开阐明本土语言文化与外国语言文化的相互作用及关系（转引自沈骑2011，9：65），其“开展文化交流、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思想不言自明。21世纪日本发展外语教育的思路愈加清晰，一方面强化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顺应国际大势致力于发展多语种外语教育。韩国则把外语教育放在战略发展的高度，加大对外语教育的投入，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旨在培养具有多元语言文化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的外语教育政策，有效地推动外语教育开展，以适应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蒙古于2001年出台《提升外语教学质量中长期规划》，进一步明确推动外语教育发展的决心和责任。《泰国国家语言政策》明确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母语教育之外，泰国还必须加强交际范围更广的外语语种的教育，充分培养国民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把外语教育从个人能力提升层次上升到国际交流层次。新加坡在语言政策确立后制订了语言计划，其规定重点学习四种语言，即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这几种语言的地位始终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以上国家采取的外语教育政策，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本着国防安全、民族和谐、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国际竞争、个人提高、时代发展、民主公平等目标而制定的。它符合国家利益发展、顺应时代潮流、政策客观科学，国家、社会、个人诉求得到全面体现，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了起来，因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沿革
外语教育政策制定，是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文化以及国际地位的大事（胡文仲，2009，5：15）。我国外语教育自京师同文馆成立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外语教育政策，但外语教育政策始终深受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上半期，俄语教育迅速发展。1958-1966年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教育逐渐恢复，上世纪80 年代重视科技英语，上世纪90 年代重视实用口语，现在“全民学英语”。外语教育的地位、外语语种的选择，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近年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面临着技术革新、知识经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兴进步的教育思潮不断涌现，素质教育成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确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策略，即强调个人发展、创造性和探索性。在1992、1993、1996年的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中，英语水平被看作素质教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Adamson博士在《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中所言，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交互作用与制约的过程（张沉香 2012，4：159）。
由上可见，外语教育政策一直随着国家发展的预期目标和动态局势而调整，但总的发展路径基本一致：从过度强调外语教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到重视其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功能，再到关注海内外先进教育理念，寻求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简言之，外语教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着，培养优秀的外语人才是时代的呼唤。
四、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 理论层面——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
任何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都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社会价值的取向。在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中，荷兰强调满足经济需要、结合市场需求的特点尤其显著（施健、余青兰2008，7：159）。1988年开始确立的“荷兰国家行动计划”，更是世界各国外语教育政策的集大成者。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一直是荷兰语言政策制定的风向标。在早期的拉丁文学院，为了避免走向衰落，同时满足蓬勃向上的经济发展对语言能力的需求，开设了外语等实用性强的科目。为了满足外贸和航运业的需求，荷兰政府和工商界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对外语人才的依赖，社会上自发地形成重视外语教育的风气。在重视外语教育政策社会价值取向的同时，还要关注人的价值的实现。纵观外语教育历史，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有时偏于工具性，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价值取向（张沉香 2012，4：159）。教育的本质最终是指向人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外语教育政策应把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放在同等地位上。
2. 操作层面——统一管理与长期规划并重
操作层面上，对外语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整体地位和作用有时不够重视，外语教育的开展和实施有时缺乏统一的管理和长远的规划。外语教育在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教育实践探索的点滴成功并不是诠释一国教育成效的唯一标尺，还需要国家层面的高瞻远瞩的规划。未来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需要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管理或是协调外语教育事业的机构，需要积极研究外语教育的应有地位（李宇明 2010，1：2）。统一管理的缺失和长远规划的匮乏，必然使外语教育的社会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外语教育的多样性、和谐性、有效性和目的性有时难以实现，不利于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 3. 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
李宇明认为，当前影响外语教育规划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国家开放和信息化。他认为中国正经历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的转变，外语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来到中国、履行大国国际义务的必要条件。应当进行外语教育改革，融入世界大家庭，消除语言障碍，加强国际沟通，从而使世界各国人民更密切、更广泛地相互交往，同步实现人的发展和国家发展。张正东（2005，12：16）提出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必须考虑的几个方面，即综合考虑国情特点，外语语言的特点，外语教学目标、过程、方法，教学管理专门化，教师发展专业化，教学资源最优化，教育公平，国家安全等因素。这一提法，为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开启了思路。
五、结束语
总之，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要重视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外语人才。奈乌斯托布尼认为，外语教育有维持体制、兴趣与爱好、象征、技能训练、了解异国文化、交际等六项功能。但这些作用的实现，需要政策的保障。外语教育政策不仅关系到文化传统的传承以及下一代整体素质的提高，更是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发展乃至国家安全层面的大事。制定合适的外语教育政策，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首先要植根于本国的外语国情和发展需求，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逐渐丧失本土文化特色；其次，要从理念层面到操作层面多方位地权衡利弊；再次，借鉴外语教育强国的先进经验也不能小觑；最后，外语教育规律也是制定恰当的外语教育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正确的外语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出发点，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有利于培养大量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具有良好外语素养及宽阔国际视野的各类人才。
参考文献：
[1]DONG Hai-lin，WANG Xiao-ling.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J].Canadian Social Science，2010（06）.
[2]Kobayashi Yoko.Europe versus Asia：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other than English in Japan’s higher education[J].High Educ，2013（03）.
[3]JOHN LOWE.EDUC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1992（06）.
[4]GUANGWEI HU.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POLICIES，PROGRESS，AND PROBLEMS[J].Language Policy，2005（01）.
[5]曹春春，周青.国外外语教育发展趋势与启示[J].山东外语教学，2006（06）.
[6]傅荣，王克非.欧盟语言多元化政策及相关外语教育政策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01）.
[7]胡文仲.6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J].外语界，2009（05）.
[8]胡壮麟.中国外语教育六十年有感[J].中国外语，2009（09）.
[9]李雯雯，刘海涛.近年来日本英语教育的发展及政策变革[J].外国语，2011（01）.
[10]李雪，刘文洋.西方五国外语教育的基本经验与借鉴[J].教育探索，2012（07）.
[11]李宇明.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J].外国语，2010（01）.
[12]梁中贤.美国外语教育的改革[J].外语界，2002（02）.
[13]林津石.中美外语教育的比较及其启示[J].教育探索，2012（09）.
[14]彭伟强.欧美发达国家的外语教学改革[J].国外外语教学，2002（01）.
[15]沈骑.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战略特征与趋势[J].比较教育研究，2011（09）.
[16]施健，余青兰.荷兰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及启示[J].教学与管理，2008（07）.
[17]束定芳.德国的英语教学及其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发[J].中国外语，2010（12）.
[18]张贞爱，王克非.韩国外语教育国际化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09）.
[19]谢倩.外语教育政策国际比较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20]张沉香.东西方外语教育政策的殊途同归[J].教学与管理，2012（04）.
[21]张正东.中国外语教育政策漫议——我国外语教育的国情特点[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5（12）.
关键词：国外外语教育；外语教育政策；外语人才；导向性；沿革；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40-059.3；G6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34-0016-03
一、前言
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对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主要体现在外语教育普及范围广、涉及人数多、重视程度高。自我国2001年秋在全国城市及县城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程起，学外语的人数节节高升，有专家预测再过几年学外语人数将超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人口总和。但我国还不是外语教育强国，表现为国民外语整体水平不高、外语运用能力较差、外语运用意识不强、外语教育规划有时缺少系统性、宏观导向性政策不明确、师资队伍层面问题众多等。目前国内的外语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外语教育的关注逐渐增多，但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多，即外语教学是研究焦点，介绍、探究他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文章凤毛麟角，比较深入的多国别多角度的对比研究还没有形成。
谢倩（2014：10）认为外语教育政策既指显性的国家正式规则，如各国政府颁发的战略、工作计划、白皮书、行动计划等正式政策文件，也包括隐性的非正式规则，如文化理念、价值观、实施机制等软性行为规范。目前，我国仍行走在制定适合国情的外语教育政策的道路上，以前只发布过一些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文件，完全适应国情的外语教育政策仍在孕育之中。此外，教育部门下设的研究机构虽众多，全面系统研究各国外语教育政策的部门却仅有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其致力于研究十多个非英语国家的外语（尤其是英语）教育进展情况。
造成有时外语教育政策缺位、宏观教育理念淡薄、教育思路模糊、教育管理不得力等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文化因素的制约、有根深蒂固的外语学习理念的影响、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因素。此外，外语教育教学历史短暂、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相对滞后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如何实现由外语教育大国变成外语教育强国的质变，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外语人才，众说纷纭，但“师夷长技”一定是较快见效的做法之一。了解其他国家外语教育的先进经验并科学借鉴，是发展外语教育的捷径之一，有利于实现外语教育的终极目标——文化传承。
二、国外外语教育成功的制胜法宝——导向性明确的宏观外语教育政策
教育既是自下而上实施的过程，即学生——教师——学校——教育部门——国家，也是自上而下政策贯彻的过程，两者同时运行，不可偏废。任何一种教育若缺少执行者，则无以为继。同样，任何一种教育若缺乏国家纲领性政策的指引，则不成体系。外语教育亦然。根据本文作者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认为我国学生外语交际能力的薄弱源于教师，教师交际能力的薄弱源于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源于以前缺少国家纲领性的外语教学指南。因此，应从政策层面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这样，外语教育成效才能提高。
研究中发现，各外语教育强国在外语教育规划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经验，值得参考与借鉴。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开展外语教育的导向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提升个人价值，如外语学习兴趣、就业、跨文化交际等，也有的是出于社会价值的考虑，如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全球化等。但出奇一致的是，各外语教育强国的宏观外语教育政策导向性非常明确。秦杰（2014，1：124-125）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外语教育政策走向体现在两个方面：英语全球扩展和多元语言政策。
经历过外语教育发展的低迷时期及自食恶果之后，美国以语言战略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实现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最大化、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价值取向。这一理念的形成，与美国教育部门眼光长远、多种族性、安全意识及历史教训密不可分。经过9·11等事件之后，美国把外语的战略地位上升到国家安全。美国移民社会的多种族性和语言多样性，促使美国国家语言政策发生质的改变，英语中心主义的单边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理念深入人心，政策运行亦愈加顺畅。从立法和行政的高度制定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外语教育目标5C》（5C：Communication，Culture，Connection，Comparison，Community），充分体现“能用外语交际、体验多元文化、贯连其他学科、比较语言文化特征、应用于国内外多元社区”的外语教育政策的核心思想。
英国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导致英国外语教育出现落后的局面，也开始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痛定思痛，英国重新审视外语及外语教育对个人、社会、国家的意义和价值，提出顺应时势、适应国情的外语教育发展规划，通过激发全体国民学习外语的热情和动机，从而实现全面提高本国国民的外语素质、推动经济复苏、增强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力等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教育部门推出了系列重要文件《语言学习》《全民的外语：生活的外语——外语教育发展战略》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有效的外语教育政策来推动英国民众的外语学习，提高全民外语水平。
澳大利亚在制定多元化外语教育政策时，对国家众多方面的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历史上长期推行单语制带来的严重弊端、19世纪以来的移民潮带来的语言多样性、外语教育的精英化向普及化的转向、国家的行政特点、国际地理位置、国内复杂的语言人口分布、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区域经济的特点等。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语言政策》、90年代的《亚洲语言发展策略》《非英语语言教育申明》及本世纪初的《学校外语教育计划2005-2008》等系列纲领性文件的相继出台，从国家政策层面保障了多语种外语教育及外语教育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欧盟有27个成员国，4亿9千多万公民，说六十多种語言。独特的地缘特点、社会历史、政治需求、文化维护等造就了多元化的欧盟外语教育，可以说欧盟外语教育是教育多元化、语言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理念的典范。“强调外语学习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促进欧盟民主公民权的教育和社会融合，致力于个人多语能力的终身发展”是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推动学习欧洲各国的语言，加强欧洲意识，培养欧洲公民”的理念，是伴随着欧洲联盟诞生及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而应运而生的。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教育白皮书《教育和训练：以学习化社会为目标》，要求公民掌握三种共同体语言，强调了多语种态势的必然性。《欧洲语言学习基本标准》及《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框架性共同标准》，整体提高和保证了欧洲外语教学的水平与质量。经过多年的潜心发展，欧盟的外语教育政策实现了从注重语言教学方式向注重语言教学内容及语种多样性的转变，为欧洲公民的人文素养、民主和宽容意识的培养起到了巨大作用。
亚洲诸国及地区也积极致力于推进外语教育的发展。在新世纪伊始，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政府资政报告中，公开阐明本土语言文化与外国语言文化的相互作用及关系（转引自沈骑2011，9：65），其“开展文化交流、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思想不言自明。21世纪日本发展外语教育的思路愈加清晰，一方面强化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顺应国际大势致力于发展多语种外语教育。韩国则把外语教育放在战略发展的高度，加大对外语教育的投入，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旨在培养具有多元语言文化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的外语教育政策，有效地推动外语教育开展，以适应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蒙古于2001年出台《提升外语教学质量中长期规划》，进一步明确推动外语教育发展的决心和责任。《泰国国家语言政策》明确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母语教育之外，泰国还必须加强交际范围更广的外语语种的教育，充分培养国民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把外语教育从个人能力提升层次上升到国际交流层次。新加坡在语言政策确立后制订了语言计划，其规定重点学习四种语言，即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这几种语言的地位始终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以上国家采取的外语教育政策，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本着国防安全、民族和谐、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国际竞争、个人提高、时代发展、民主公平等目标而制定的。它符合国家利益发展、顺应时代潮流、政策客观科学，国家、社会、个人诉求得到全面体现，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了起来，因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沿革
外语教育政策制定，是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文化以及国际地位的大事（胡文仲，2009，5：15）。我国外语教育自京师同文馆成立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外语教育政策，但外语教育政策始终深受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上半期，俄语教育迅速发展。1958-1966年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教育逐渐恢复，上世纪80 年代重视科技英语，上世纪90 年代重视实用口语，现在“全民学英语”。外语教育的地位、外语语种的选择，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近年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面临着技术革新、知识经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兴进步的教育思潮不断涌现，素质教育成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确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策略，即强调个人发展、创造性和探索性。在1992、1993、1996年的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中，英语水平被看作素质教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Adamson博士在《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中所言，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交互作用与制约的过程（张沉香 2012，4：159）。
由上可见，外语教育政策一直随着国家发展的预期目标和动态局势而调整，但总的发展路径基本一致：从过度强调外语教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到重视其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功能，再到关注海内外先进教育理念，寻求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简言之，外语教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着，培养优秀的外语人才是时代的呼唤。
四、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 理论层面——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
任何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都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社会价值的取向。在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中，荷兰强调满足经济需要、结合市场需求的特点尤其显著（施健、余青兰2008，7：159）。1988年开始确立的“荷兰国家行动计划”，更是世界各国外语教育政策的集大成者。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一直是荷兰语言政策制定的风向标。在早期的拉丁文学院，为了避免走向衰落，同时满足蓬勃向上的经济发展对语言能力的需求，开设了外语等实用性强的科目。为了满足外贸和航运业的需求，荷兰政府和工商界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对外语人才的依赖，社会上自发地形成重视外语教育的风气。在重视外语教育政策社会价值取向的同时，还要关注人的价值的实现。纵观外语教育历史，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有时偏于工具性，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价值取向（张沉香 2012，4：159）。教育的本质最终是指向人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外语教育政策应把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放在同等地位上。
2. 操作层面——统一管理与长期规划并重
操作层面上，对外语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整体地位和作用有时不够重视，外语教育的开展和实施有时缺乏统一的管理和长远的规划。外语教育在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教育实践探索的点滴成功并不是诠释一国教育成效的唯一标尺，还需要国家层面的高瞻远瞩的规划。未来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需要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管理或是协调外语教育事业的机构，需要积极研究外语教育的应有地位（李宇明 2010，1：2）。统一管理的缺失和长远规划的匮乏，必然使外语教育的社会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外语教育的多样性、和谐性、有效性和目的性有时难以实现，不利于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 3. 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
李宇明认为，当前影响外语教育规划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国家开放和信息化。他认为中国正经历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的转变，外语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来到中国、履行大国国际义务的必要条件。应当进行外语教育改革，融入世界大家庭，消除语言障碍，加强国际沟通，从而使世界各国人民更密切、更广泛地相互交往，同步实现人的发展和国家发展。张正东（2005，12：16）提出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必须考虑的几个方面，即综合考虑国情特点，外语语言的特点，外语教学目标、过程、方法，教学管理专门化，教师发展专业化，教学资源最优化，教育公平，国家安全等因素。这一提法，为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开启了思路。
五、结束语
总之，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要重视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外语人才。奈乌斯托布尼认为，外语教育有维持体制、兴趣与爱好、象征、技能训练、了解异国文化、交际等六项功能。但这些作用的实现，需要政策的保障。外语教育政策不仅关系到文化传统的传承以及下一代整体素质的提高，更是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发展乃至国家安全层面的大事。制定合适的外语教育政策，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首先要植根于本国的外语国情和发展需求，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逐渐丧失本土文化特色；其次，要从理念层面到操作层面多方位地权衡利弊；再次，借鉴外语教育强国的先进经验也不能小觑；最后，外语教育规律也是制定恰当的外语教育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正确的外语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出发点，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有利于培养大量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具有良好外语素养及宽阔国际视野的各类人才。
参考文献：
[1]DONG Hai-lin，WANG Xiao-ling.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J].Canadian Social Science，2010（06）.
[2]Kobayashi Yoko.Europe versus Asia：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other than English in Japan’s higher education[J].High Educ，2013（03）.
[3]JOHN LOWE.EDUC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1992（06）.
[4]GUANGWEI HU.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POLICIES，PROGRESS，AND PROBLEMS[J].Language Policy，2005（01）.
[5]曹春春，周青.国外外语教育发展趋势与启示[J].山东外语教学，2006（06）.
[6]傅荣，王克非.欧盟语言多元化政策及相关外语教育政策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01）.
[7]胡文仲.6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J].外语界，2009（05）.
[8]胡壮麟.中国外语教育六十年有感[J].中国外语，2009（09）.
[9]李雯雯，刘海涛.近年来日本英语教育的发展及政策变革[J].外国语，2011（01）.
[10]李雪，刘文洋.西方五国外语教育的基本经验与借鉴[J].教育探索，2012（07）.
[11]李宇明.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J].外国语，2010（01）.
[12]梁中贤.美国外语教育的改革[J].外语界，2002（02）.
[13]林津石.中美外语教育的比较及其启示[J].教育探索，2012（09）.
[14]彭伟强.欧美发达国家的外语教学改革[J].国外外语教学，2002（01）.
[15]沈骑.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战略特征与趋势[J].比较教育研究，2011（09）.
[16]施健，余青兰.荷兰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及启示[J].教学与管理，2008（07）.
[17]束定芳.德国的英语教学及其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发[J].中国外语，2010（12）.
[18]张贞爱，王克非.韩国外语教育国际化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09）.
[19]谢倩.外语教育政策国际比较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20]张沉香.东西方外语教育政策的殊途同归[J].教学与管理，2012（04）.
[21]张正东.中国外语教育政策漫议——我国外语教育的国情特点[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