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利用研究区建成区面积的增速和人口增速的比率构建了一种城市蔓延测度指标，以成都市为研究对象，衡量了2004-2016年间研究区的蔓延程度。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讨论了城市蔓延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自然因素和政府因素做出了定性描述。结果显示，自2006年后，成都市出现了城市蔓延，此后每年的蔓延程度呈现为较大幅度的波动变化，总体呈上升态势。城市蔓延驱动因素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城市道路面积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建成区面积有正向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与职工平均工资与建成区面积表现为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城市蔓延;程度测定;驱动因素;成都市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9）05-0061-68 收稿日期：2019-04-10
1引言
城镇化是工业革命后的重要现象，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城镇人口在2008年超过了农村人口，地球进入城市时代，预计到21世纪中期，地球上7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镇地区;统计显示，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增长了8.75个百分点，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的35年中，城镇化水平提高了35.81个百分点，并在2011年越过50%关口。成都市的城镇化发展态势良好，在2014年突破70%，进入“诺瑟姆曲线”反映的城镇化稳定阶段。
本文分析了成都市2004年至2016年的城市蔓延程度，并采用回归模型讨论了影响成都市蔓延的驱动因素。在明晰城市蔓延的成因基础上，提出应对城市问题的策略，以期对城市规划提供参考，促进城市有序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者对城市蔓延开展了持续广泛的研究。地理学家Gottmann将蔓延简单定义为城市边缘的持续外扩。Harvey等把蔓延描述为：分布在城市边缘的具有城市特征的区域，呈线性扩展或者围绕城市边缘区分散，或者跳跃式分布在未开发地区和农村区域。城市规划学者Dutton把蔓延定义为依赖小汽车的，发生在城市边缘呈无序低密度的土地扩展。张衔春等总结了我国城市蔓延的研究后将已有的城市蔓延界定分为两类：一类用人地增速比来描述界定蔓延，指出蔓延是城市用地增速大于城市人口增速的现象;另一类用城市蔓延的各种特征来定义。蒋芳认为城市蔓延是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形成“摊大饼”的外延发展局面。兰肖雄等综合考虑城市蔓延的核心内容后给出了定义：“城市的非农建设用地呈低效、单一、高速的态式向外围扩张，且景观格局趋于分散化和破碎化的现象”。我国学者关于城市蔓延形成了共同认识：城市蔓延是城市用地高速度、低密度的外延式扩张。
指标测度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城市扩张测度方法之一。指标法又可分为单维度和多维度两种方式。单维度测算常用的指标有密度指标、增量指标等，如：人口、就业和居住密度、城市化用地增量等。Fulton等就用人口密度来测定城市扩张的程度，指出人口密度越低则扩张程度越高。Lopez和Hynes认为密度对于测度城市蔓延尤为重要，居住密度比就业密度更能反映扩展的特点，由此建立了一个基于居住密度分布的蔓延指数SI（Sprawl Index），计算公式SIi=《（S%i-D%i）/100）+1》×50，其中，SIi表示城市i的蔓延指数，值域為（0，100），值越大蔓延程度越高，D%i表示城市i高密度地块的居住人口比例，S%i表示城市低密度地块的居住人口比例。王家庭等以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率与市区人口增长率的比值构建城市蔓延指数，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得出我国大多数城市都出现了城市蔓延，地域上呈现东中西部城市蔓延程度递减的结论。张琳琳等提出了土地扩张与人口密度指标相结合的蔓延测度方法，应用到杭州市主城区的蔓延分析中。单维度的指标考虑的是城市扩张最突出的特征，多指标则是从多个方面对城市扩张进行度量。曾晨等学者选取人口、经济、交通和土地利用4个因素共22个因子，利用Clobal Morans I指数确定因素权重，构建了一个值域为0到l的城市蔓延综合指数，表示城市的低蔓延到高蔓延，实证分析了武汉市在1984-2013年间的城市蔓延状态。可以发现，密度同样是多指标法的重点因素。
影响城市蔓延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城市所在地域的地质、地形、地势、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矿藏等自然条件，这些因子决定着用地适宜性，对城市扩展的方向、速度和难度起着基础性作用。吝涛等人的研究指出，地形因素在一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决定着城市扩张的最终格局。Alonso于1964年提出了单中心城市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地租和人均土地消费是到城市中心的距离、收入水平、到城市中心的单位通勤成本和居民效用水平的函数。Mills等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城市规模由有序的市场过程决定。Fischel从土地利用规制角度出发，认为城市蔓延是城市住房所有者同市镇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其中，住房所有者是影响小城镇蔓延的主要因素，在大城市，蔓延还与官僚和相关利益团体有关。陈鹏对中外城市蔓延机理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我国的城市蔓延源于土地制度缺陷引起的“土地导向”，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汽车革命引发的“交通导向”。孙平军等对比分析了长春市和吉林市的城市蔓延情况，发现两个城市蔓延的主要推动力都包括工业化、投资拉动、人口城镇化和交通催化，但是交通导向作用不明显，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陈鹏关于我国城市蔓延不同于西方“交通导向”的研究。陈建华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认为城市蔓延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内在驱动力，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加大城市空间需求、不合理的工业化模式推动的开发区、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的直线上涨;二是制度性成因，包括因财政补偿机制失衡引发的城市间无序竞争、户籍制度导致的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钟摆式迁移、社会保障制度地区间不平衡导致对公共资源的争夺。
2研究方法 2.1城市蔓延指数
综合国内外有关城市蔓延程度量测的研究，本文采用单指标测度成都市扩张程度。利用研究区的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构建蔓延指数。表达式为：
2.2城市蔓延驱动力模型
本文以建成区面积为因变量，并将影响建成区规模的因素作为自变量。从社会经济方面选取重要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加入多元线性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之后对自然地理因素和政府因素做出定性解释。社会经济因素中，宏观经济与城市用地扩展有紧密联系，经济状况好，经济效益高，企业和居民收入增加，提高消费需求，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工商业和居住等对土地的需求也随之提高。经济结构影响着经济增长的效益，分析宏观经济时有必要将经济结构纳入考虑。人口因子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反映在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家庭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最终作用于土地需求的变化。人口数量增长导致住房需求增加，同时需要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还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满足生活，这些要求都会导致用地的增加。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住宅有不同的需求，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对住房也有不同需求，其中，适婚年龄群体对住房需求影响很大。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会引起消费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建造和购买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城市增长意味着城市规模扩大，需要有固定资产投资进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建设用地购置中去。一方面直接拉动了对土地的需求，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也是经济增长的一大拉动力，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拉动消费，带动土地需求。改革开放以后各地越来越重视外资的直接使用，外资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推动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给予外商各项优惠政策，包括用地和税收等方面，这些优惠政策最后也导致外资的进一步扩大，增加在当地的扩张需求。交通可以归为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可达性决定了城市扩展的边界范围。
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5项相关指标（见表1）。由于指标可能存在共线性，因此结合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出影响建成区面积变化的重要变量进入模型分析。
3研究区与数据
3.1研究区概况
成都市位于四川省中部，东北接德阳市、东南邻资阳市，南面与眉山市相连，西南与雅安市、西北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接壤。地理范围在东经102°54′-104°53′和北纬30°05′-31°26′之间，全市东西最大横距192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66公里，总面积12121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5%。成都市地处四川盆地西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以深丘和山地为主，东部属于四川盆地盆底平原，是成都平原的腹心。成都市下辖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金牛区、武侯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和郫都区共11个市辖区、大邑县、新津县、蒲江县、金堂县4个县，代管都江堰市、邛崃市、崇州市、彭州市、简阳市5个县级市。
本文以11个市辖区為研究范围。
3.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以及驱动力分析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获取到成都市2004年至2016年的所有数据，除武汉市与拉萨市数据缺失，其他省会城市获取到2004年和2014年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城市人口采用的是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4结果分析
4.1成都市蔓延程度
首先描述纵向上成都市2004年至2016年这12年的蔓延指数年际变化（见图1），分析城市蔓延的特点，然后从横向上与其他29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对比2004年至2014年这10年间的蔓延指数（见图2），明晰成都市在全国的蔓延状况。
4.1.1成都市纵向蔓延程度
2004年到2016年的12年间，每年的城市蔓延指数都为正数，说明成都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和人口都在增加。2005年和2006年蔓延指数小于1，建成区增速小于人口增速，新增建成区的发展有足量的人口支撑，没有出现蔓延。2006年之后蔓延指数开始超过1，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说明成都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蔓延，首先在2008年达到一次峰值，蔓延指数超过3，一年后迅速下降接近两个点，之后逐年上涨，到2012年出现第二次峰值，蔓延指数接近4，同样一年以后回落2.6个点，2014年又迅速上涨近3.5个点，蔓延指数达到4.8，2015年的扩张指数出现异常值，为0.1，2016年的扩张指数升至2.3。总的来看，2004年以来的12年间，成都市城市蔓延指数的年际变化较大，城市蔓延没有得到持续有效控制。
4.1.2蔓延指数横向对比
将成都市与我国其他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对比可知，成都市近10年间的蔓延指数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进一步运用SPSS24.0软件对蔓延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发现成都市与其他某些城市在蔓延上存在共性。本文采用常用的平方欧氏距离进行系统聚类分析，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将蔓延指数分为八类（见表2）。类别越高，城市蔓延指数也越高，即被分为第八类的济南城市蔓延指数最高。成都市处于蔓延现象相对较低的第三类城市分组中，可以看出第三类里大部分是西部城市，推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蔓延程度有关。
4.2成都市蔓延的驱动力
由于指标的量纲不统一，因此首先利用SPSS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对标准化后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因素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得到3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为93.231%（表3）。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成都市蔓延的核心因子为地区生产总值（X1）、固定资产投资（X9）、房地产开发投资（X10）、城市道路面积（X12）、职工平均工资（X14）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5）共6个指标。
将6个指标与成都市建成区面积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模型的调整后R2为0.962，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城市道路面积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成都市建成区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即这些变量增加，将导致建成区面积增加，加重城市蔓延。统计显示成都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从2004年至2016年间增加了817%;建成区面积则在10年之中增长了99.7%。房地产开发投资直接关乎土地开发、房地产经营等活动的投入量，在成本变化较为稳定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投入越大反映出建设用地开发量越多。交通是城市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道路是交通的载体，道路方向与城市增长的方向密切相关，道路面积则反映出一定地区道路密度，面积越大，密度越高，可达性越高，有助于提高建设活动的便利性。成都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4年至2016年增加了854%，一方面反映出经济发展态势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反映了居民消费意识增强，消费能力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建成区面积的回归系数为2.2，说明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对建设活动增强有着较强的正向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与职工平均工资与建成区面积负相关（见表4）。地区生产总值与职工工资表示国家与居民收入水平，两项指标与建设区面积呈负相关可能是由于经济集约发展提高了地均产出，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能力越来越高。固定资产投资与建成区面积呈负向关系则可以理解为固定资产投入选择的多元化，企业对房产建筑的直接投入在一定时期较为稳定，更多的将资金投进产品的直接生产流程，如购买生产器具。 成都市辖区内，除龙泉驿之外的研究区都位于成都平原，地势连片平坦开阔，对土地开发的限制作用很小，建设成本低，容易出现“摊大饼”式的扩张。政府因素包括土地利用政策、城市发展方针、城市规划、土地财政等方面，国家是土地一级市场的唯一供给者，实际的权力由政府执行。中央政府重视蔓延带来的负面影响，支持扩张控制计划，但是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不会严格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为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会倾向于经营土地，获取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利用土地进行投融资的行为。此外，地方政府征收土地的成本极低，而出让所得极高，政府有动力使土地非农化，增加城市建设用地。
城市规划引导着城市扩展的规模和方向。成都市1956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城市布局以旧城为基础，向四周紧凑发展的格式。1984版的总体规划确定了单中心的城市结构，规划市区至2000年人口规模为145万人，用地规模为81平方公里，规划期间，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城镇的行政区由单一的“城市”或“郊区”型调整为“城郊结合”型，各区都致力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城市建成区范围扩大，部分新区规划也超出了总体规划范围，导致规划期间的城市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脱节。1996版城市总体规划划定2000年建成区建设用地在172平方公里以内，2010年在226平方公里以内，控制中心城区北部和西部开发，引导城市向东、向南发展。2011版的总体规划提出了促使城市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目标，控制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推动城市形态向组团式转变，中心城区的新城建设主要环绕在东、南、北三个方向。最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草案进一步细化了“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差异化发展战略，将城市增长的重点落脚在东部新区与南部区域。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建成区面积增速与人口增速测度成都市辖区的蔓延状况，结果显示，相对于全国其他29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成都市辖区的蔓延状况在2014年处于中下水平。就成都市辖区本身来说，从2004年至2016年，蔓延指数从0.69增加到了2.3，蔓延状况整体上加重。
对蔓延驱动力进行探讨发现，成都市蔓延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自然地理、经济、社会和政府原因四大类，核心的驱动力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城市道路面积、职工平均工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共6个因子（见表4）。房地产开发投资、城市道路面积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成都市建成区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与职工平均工资对建成区面积有负影响。
在本文的研究时段内，成都市建成区面积连年增长。2016年成都市代管简阳市，城市建成区进一步扩大，简阳市也被规划为城市建设“东进”的重点区域。2018年成都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本年末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到931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扩大，2018年末常住人口达到1633万人。协调人地关系，引导城市空间有序拓展依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结合本文对城市蔓延动力的分析，提出几点控制城市无序蔓延的措施：
（1）引导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和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新建房地产比例，引导固定资产投资向市域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倾斜，落实“公交优先”政策，完善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等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都市整体上要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格局也需要区县交通体系的支撑，因此要重视区县之间的交通投资力度。此外，加大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和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合理设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行業的份额。同时，扩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2）走“内涵式”经济增长道路。经济增长与城市蔓延有必然的联系，控制城市蔓延需要经济的“内涵式”增长。协调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先导、现代服务业为支撑、都市现代农业为基础的高端产业体系。重视创新驱动，在要素支撑的基础上，以创新推进企业升级，推进知识、产品和管理模式创新。深入实施“全域开放”战略，加强对外合作，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建设，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3）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城镇化带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成都，中心城区人口快速膨胀，带来交通拥挤，增加市政基础设施压力，城市保留的土地和开放空间受到侵蚀。推进新型城镇化，成都市有必要进行人口规划，设定合理的全市人口规模并严格控制中心城区人口，对人口实现动态化管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市常住人口，完善户籍制度，让农民进城以后生活有保障，鼓励进城农民退换宅基地，整合农村建设用地。引导公共服务资源流向卫星城和成都市域的其他小城市，推进就地市民化工作，减轻大城市压力。
关键词：城市蔓延;程度测定;驱动因素;成都市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9）05-0061-68 收稿日期：2019-04-10
1引言
城镇化是工业革命后的重要现象，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城镇人口在2008年超过了农村人口，地球进入城市时代，预计到21世纪中期，地球上7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镇地区;统计显示，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增长了8.75个百分点，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的35年中，城镇化水平提高了35.81个百分点，并在2011年越过50%关口。成都市的城镇化发展态势良好，在2014年突破70%，进入“诺瑟姆曲线”反映的城镇化稳定阶段。
本文分析了成都市2004年至2016年的城市蔓延程度，并采用回归模型讨论了影响成都市蔓延的驱动因素。在明晰城市蔓延的成因基础上，提出应对城市问题的策略，以期对城市规划提供参考，促进城市有序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者对城市蔓延开展了持续广泛的研究。地理学家Gottmann将蔓延简单定义为城市边缘的持续外扩。Harvey等把蔓延描述为：分布在城市边缘的具有城市特征的区域，呈线性扩展或者围绕城市边缘区分散，或者跳跃式分布在未开发地区和农村区域。城市规划学者Dutton把蔓延定义为依赖小汽车的，发生在城市边缘呈无序低密度的土地扩展。张衔春等总结了我国城市蔓延的研究后将已有的城市蔓延界定分为两类：一类用人地增速比来描述界定蔓延，指出蔓延是城市用地增速大于城市人口增速的现象;另一类用城市蔓延的各种特征来定义。蒋芳认为城市蔓延是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形成“摊大饼”的外延发展局面。兰肖雄等综合考虑城市蔓延的核心内容后给出了定义：“城市的非农建设用地呈低效、单一、高速的态式向外围扩张，且景观格局趋于分散化和破碎化的现象”。我国学者关于城市蔓延形成了共同认识：城市蔓延是城市用地高速度、低密度的外延式扩张。
指标测度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城市扩张测度方法之一。指标法又可分为单维度和多维度两种方式。单维度测算常用的指标有密度指标、增量指标等，如：人口、就业和居住密度、城市化用地增量等。Fulton等就用人口密度来测定城市扩张的程度，指出人口密度越低则扩张程度越高。Lopez和Hynes认为密度对于测度城市蔓延尤为重要，居住密度比就业密度更能反映扩展的特点，由此建立了一个基于居住密度分布的蔓延指数SI（Sprawl Index），计算公式SIi=《（S%i-D%i）/100）+1》×50，其中，SIi表示城市i的蔓延指数，值域為（0，100），值越大蔓延程度越高，D%i表示城市i高密度地块的居住人口比例，S%i表示城市低密度地块的居住人口比例。王家庭等以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率与市区人口增长率的比值构建城市蔓延指数，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得出我国大多数城市都出现了城市蔓延，地域上呈现东中西部城市蔓延程度递减的结论。张琳琳等提出了土地扩张与人口密度指标相结合的蔓延测度方法，应用到杭州市主城区的蔓延分析中。单维度的指标考虑的是城市扩张最突出的特征，多指标则是从多个方面对城市扩张进行度量。曾晨等学者选取人口、经济、交通和土地利用4个因素共22个因子，利用Clobal Morans I指数确定因素权重，构建了一个值域为0到l的城市蔓延综合指数，表示城市的低蔓延到高蔓延，实证分析了武汉市在1984-2013年间的城市蔓延状态。可以发现，密度同样是多指标法的重点因素。
影响城市蔓延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城市所在地域的地质、地形、地势、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矿藏等自然条件，这些因子决定着用地适宜性，对城市扩展的方向、速度和难度起着基础性作用。吝涛等人的研究指出，地形因素在一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决定着城市扩张的最终格局。Alonso于1964年提出了单中心城市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地租和人均土地消费是到城市中心的距离、收入水平、到城市中心的单位通勤成本和居民效用水平的函数。Mills等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城市规模由有序的市场过程决定。Fischel从土地利用规制角度出发，认为城市蔓延是城市住房所有者同市镇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其中，住房所有者是影响小城镇蔓延的主要因素，在大城市，蔓延还与官僚和相关利益团体有关。陈鹏对中外城市蔓延机理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我国的城市蔓延源于土地制度缺陷引起的“土地导向”，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汽车革命引发的“交通导向”。孙平军等对比分析了长春市和吉林市的城市蔓延情况，发现两个城市蔓延的主要推动力都包括工业化、投资拉动、人口城镇化和交通催化，但是交通导向作用不明显，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陈鹏关于我国城市蔓延不同于西方“交通导向”的研究。陈建华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认为城市蔓延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内在驱动力，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加大城市空间需求、不合理的工业化模式推动的开发区、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的直线上涨;二是制度性成因，包括因财政补偿机制失衡引发的城市间无序竞争、户籍制度导致的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钟摆式迁移、社会保障制度地区间不平衡导致对公共资源的争夺。
2研究方法 2.1城市蔓延指数
综合国内外有关城市蔓延程度量测的研究，本文采用单指标测度成都市扩张程度。利用研究区的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构建蔓延指数。表达式为：
2.2城市蔓延驱动力模型
本文以建成区面积为因变量，并将影响建成区规模的因素作为自变量。从社会经济方面选取重要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加入多元线性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之后对自然地理因素和政府因素做出定性解释。社会经济因素中，宏观经济与城市用地扩展有紧密联系，经济状况好，经济效益高，企业和居民收入增加，提高消费需求，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工商业和居住等对土地的需求也随之提高。经济结构影响着经济增长的效益，分析宏观经济时有必要将经济结构纳入考虑。人口因子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反映在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家庭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最终作用于土地需求的变化。人口数量增长导致住房需求增加，同时需要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还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满足生活，这些要求都会导致用地的增加。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住宅有不同的需求，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对住房也有不同需求，其中，适婚年龄群体对住房需求影响很大。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会引起消费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建造和购买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城市增长意味着城市规模扩大，需要有固定资产投资进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建设用地购置中去。一方面直接拉动了对土地的需求，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也是经济增长的一大拉动力，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拉动消费，带动土地需求。改革开放以后各地越来越重视外资的直接使用，外资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推动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给予外商各项优惠政策，包括用地和税收等方面，这些优惠政策最后也导致外资的进一步扩大，增加在当地的扩张需求。交通可以归为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可达性决定了城市扩展的边界范围。
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5项相关指标（见表1）。由于指标可能存在共线性，因此结合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出影响建成区面积变化的重要变量进入模型分析。
3研究区与数据
3.1研究区概况
成都市位于四川省中部，东北接德阳市、东南邻资阳市，南面与眉山市相连，西南与雅安市、西北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接壤。地理范围在东经102°54′-104°53′和北纬30°05′-31°26′之间，全市东西最大横距192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66公里，总面积12121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5%。成都市地处四川盆地西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以深丘和山地为主，东部属于四川盆地盆底平原，是成都平原的腹心。成都市下辖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金牛区、武侯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和郫都区共11个市辖区、大邑县、新津县、蒲江县、金堂县4个县，代管都江堰市、邛崃市、崇州市、彭州市、简阳市5个县级市。
本文以11个市辖区為研究范围。
3.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以及驱动力分析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获取到成都市2004年至2016年的所有数据，除武汉市与拉萨市数据缺失，其他省会城市获取到2004年和2014年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城市人口采用的是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4结果分析
4.1成都市蔓延程度
首先描述纵向上成都市2004年至2016年这12年的蔓延指数年际变化（见图1），分析城市蔓延的特点，然后从横向上与其他29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对比2004年至2014年这10年间的蔓延指数（见图2），明晰成都市在全国的蔓延状况。
4.1.1成都市纵向蔓延程度
2004年到2016年的12年间，每年的城市蔓延指数都为正数，说明成都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和人口都在增加。2005年和2006年蔓延指数小于1，建成区增速小于人口增速，新增建成区的发展有足量的人口支撑，没有出现蔓延。2006年之后蔓延指数开始超过1，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说明成都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蔓延，首先在2008年达到一次峰值，蔓延指数超过3，一年后迅速下降接近两个点，之后逐年上涨，到2012年出现第二次峰值，蔓延指数接近4，同样一年以后回落2.6个点，2014年又迅速上涨近3.5个点，蔓延指数达到4.8，2015年的扩张指数出现异常值，为0.1，2016年的扩张指数升至2.3。总的来看，2004年以来的12年间，成都市城市蔓延指数的年际变化较大，城市蔓延没有得到持续有效控制。
4.1.2蔓延指数横向对比
将成都市与我国其他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对比可知，成都市近10年间的蔓延指数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进一步运用SPSS24.0软件对蔓延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发现成都市与其他某些城市在蔓延上存在共性。本文采用常用的平方欧氏距离进行系统聚类分析，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将蔓延指数分为八类（见表2）。类别越高，城市蔓延指数也越高，即被分为第八类的济南城市蔓延指数最高。成都市处于蔓延现象相对较低的第三类城市分组中，可以看出第三类里大部分是西部城市，推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蔓延程度有关。
4.2成都市蔓延的驱动力
由于指标的量纲不统一，因此首先利用SPSS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对标准化后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因素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得到3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为93.231%（表3）。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成都市蔓延的核心因子为地区生产总值（X1）、固定资产投资（X9）、房地产开发投资（X10）、城市道路面积（X12）、职工平均工资（X14）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5）共6个指标。
将6个指标与成都市建成区面积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模型的调整后R2为0.962，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城市道路面积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成都市建成区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即这些变量增加，将导致建成区面积增加，加重城市蔓延。统计显示成都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从2004年至2016年间增加了817%;建成区面积则在10年之中增长了99.7%。房地产开发投资直接关乎土地开发、房地产经营等活动的投入量，在成本变化较为稳定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投入越大反映出建设用地开发量越多。交通是城市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道路是交通的载体，道路方向与城市增长的方向密切相关，道路面积则反映出一定地区道路密度，面积越大，密度越高，可达性越高，有助于提高建设活动的便利性。成都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4年至2016年增加了854%，一方面反映出经济发展态势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反映了居民消费意识增强，消费能力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建成区面积的回归系数为2.2，说明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对建设活动增强有着较强的正向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与职工平均工资与建成区面积负相关（见表4）。地区生产总值与职工工资表示国家与居民收入水平，两项指标与建设区面积呈负相关可能是由于经济集约发展提高了地均产出，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能力越来越高。固定资产投资与建成区面积呈负向关系则可以理解为固定资产投入选择的多元化，企业对房产建筑的直接投入在一定时期较为稳定，更多的将资金投进产品的直接生产流程，如购买生产器具。 成都市辖区内，除龙泉驿之外的研究区都位于成都平原，地势连片平坦开阔，对土地开发的限制作用很小，建设成本低，容易出现“摊大饼”式的扩张。政府因素包括土地利用政策、城市发展方针、城市规划、土地财政等方面，国家是土地一级市场的唯一供给者，实际的权力由政府执行。中央政府重视蔓延带来的负面影响，支持扩张控制计划，但是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不会严格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为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会倾向于经营土地，获取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利用土地进行投融资的行为。此外，地方政府征收土地的成本极低，而出让所得极高，政府有动力使土地非农化，增加城市建设用地。
城市规划引导着城市扩展的规模和方向。成都市1956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城市布局以旧城为基础，向四周紧凑发展的格式。1984版的总体规划确定了单中心的城市结构，规划市区至2000年人口规模为145万人，用地规模为81平方公里，规划期间，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城镇的行政区由单一的“城市”或“郊区”型调整为“城郊结合”型，各区都致力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城市建成区范围扩大，部分新区规划也超出了总体规划范围，导致规划期间的城市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脱节。1996版城市总体规划划定2000年建成区建设用地在172平方公里以内，2010年在226平方公里以内，控制中心城区北部和西部开发，引导城市向东、向南发展。2011版的总体规划提出了促使城市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目标，控制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推动城市形态向组团式转变，中心城区的新城建设主要环绕在东、南、北三个方向。最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草案进一步细化了“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差异化发展战略，将城市增长的重点落脚在东部新区与南部区域。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建成区面积增速与人口增速测度成都市辖区的蔓延状况，结果显示，相对于全国其他29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成都市辖区的蔓延状况在2014年处于中下水平。就成都市辖区本身来说，从2004年至2016年，蔓延指数从0.69增加到了2.3，蔓延状况整体上加重。
对蔓延驱动力进行探讨发现，成都市蔓延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自然地理、经济、社会和政府原因四大类，核心的驱动力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城市道路面积、职工平均工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共6个因子（见表4）。房地产开发投资、城市道路面积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成都市建成区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与职工平均工资对建成区面积有负影响。
在本文的研究时段内，成都市建成区面积连年增长。2016年成都市代管简阳市，城市建成区进一步扩大，简阳市也被规划为城市建设“东进”的重点区域。2018年成都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本年末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到931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扩大，2018年末常住人口达到1633万人。协调人地关系，引导城市空间有序拓展依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结合本文对城市蔓延动力的分析，提出几点控制城市无序蔓延的措施：
（1）引导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和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新建房地产比例，引导固定资产投资向市域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倾斜，落实“公交优先”政策，完善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等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都市整体上要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格局也需要区县交通体系的支撑，因此要重视区县之间的交通投资力度。此外，加大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和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合理设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行業的份额。同时，扩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2）走“内涵式”经济增长道路。经济增长与城市蔓延有必然的联系，控制城市蔓延需要经济的“内涵式”增长。协调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先导、现代服务业为支撑、都市现代农业为基础的高端产业体系。重视创新驱动，在要素支撑的基础上，以创新推进企业升级，推进知识、产品和管理模式创新。深入实施“全域开放”战略，加强对外合作，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建设，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3）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城镇化带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成都，中心城区人口快速膨胀，带来交通拥挤，增加市政基础设施压力，城市保留的土地和开放空间受到侵蚀。推进新型城镇化，成都市有必要进行人口规划，设定合理的全市人口规模并严格控制中心城区人口，对人口实现动态化管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市常住人口，完善户籍制度，让农民进城以后生活有保障，鼓励进城农民退换宅基地，整合农村建设用地。引导公共服务资源流向卫星城和成都市域的其他小城市，推进就地市民化工作，减轻大城市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