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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的儿子文彭，在明代画坛上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有一天，他在仇英创作的一幅名为《写经换茶图卷》的作品后，提笔写上了这么一段跋文，也是这幅作品的第一段跋文：
“逸少书换鹅，东坡书易肉，咸成千载奇谈。松雪以茶戏恭上人，而一时名公咸播，歌咏其风流雅韵。岂出昔贤下哉？”
“逸少”是王逸少，也就是王羲之。相传王羲之爱鹅，他用自己所写的《黄庭经》跟人换鹅。王羲之的字当然是价值连城的。鹅的主人拿到王羲之的字，代价是几只鹅。他一定觉得自己这笔买卖太划算了。不过，在王羲之看来，他写写字就换到了自己所喜爱的鹅，虽然物价上可能并不等值，不过各取所需，也算是适得其所，未必就是亏本买卖吧。
“东坡”是苏轼。东坡先生用自己的字换肉吃，这也是古贤人的雅谈。王羲之的字当然是很好的，苏轼的字其实也不差。《黄州寒食帖》是东坡先生最有名的行书作品，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前两名是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稿》）。总之，王羲之也好，苏东坡也罢，他们都是用自己价值不菲的书作，去换了个不等值的物品，不过却也图了个乐意。
这种状态挺不错，古代文人士大夫在衣食无忧之后，所最关心的当然就是生活的洒脱了。王羲之和苏东坡作为高士都是如此。元代的赵孟頫也不例外。“松雪”就是赵孟頫。相传赵孟頫为了得到高僧恭上人的茶叶，而手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与之交换。
这个典故在元代时候就很有名，有很多人在歌咏。但是，传到明代以后，人们只能看到歌咏这个故事的元诗，却早就不见了赵孟頫手抄的经文。于是，文彭又继续写道：
“然有其诗而失是经，于舜请家君为补之，遂成完物。”
此处的“家君”即文彭的父亲文征明。文征明是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吴门画派的大师。文征明与唐寅同年，两人都曾提携过仇英，对他的绘画做过不少的指导。
如文彭题跋所说，这幅《写经换茶图卷》的主人延请了文征明，请他题写《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经文完成之后，画主人又请仇英为之补图。如此一来，这幅《写经换茶图卷》的内涵就完整了。这幅作品中的典故在仇英的画作中交待清楚，而文征明补写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又将赵孟頫所写的那早已经遗失的经文补了出来。值得一说的是，文征明的书法正是从东晋时期二王流派一路继承下来。他在画面背后的抄经，以书法名作《黄庭经》笔法创作。赵孟頫也曾经多次抄写《黄庭经》并流传至今。这么说来，文征明此处的书法，几乎就是赵孟頫风格的再现。这是真正的书画合璧，经典再现。
请仇英和文征明来作画、写经的人是昆山收藏家周于舜（凤来）。周于舜是仇英的赞助人之一，且是仇英的第一位赞助人。仇英有六年时间就住在周家潜心于创作。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周于舜之所以会萌发了将书画合璧，再现经典的念头，并不是突发奇想。据说，周于舜收藏的作品中有赵孟頫的《写<心经>换茶诗》。有了这首诗之后，他就朝思暮想地盼着能够找到赵孟頫抄写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可这经文早已经不知所踪。因此，周于舜请来了文征明和仇英，创作了这幅作品，也了结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仇英对于创作这样的作品是乐此不疲的。相对吴门派中大多数画家来说，仇英是一个另类。史书上说，他早年是漆工，后来经过文征明的提携和推荐而有机会结交并追随周臣学习浙派绘画。但是，当浙派发展到周臣时期，其艺术魅力已经逐渐让位给了吴门派的文人雅韵。浙派渐渐淡出，而吴门派的兴起，也使得仇英转而学习吴门派起来。
仇英不是文人，也没读过什么书，还有传言说仇英是个文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存的很多仇英作品上都是没有他的题字的。因此有这么一种说法：仇英作品但凡有落款的都是请人来帮他代签。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
然而，也有人断然否定这种说法，因为仇英后期的很多画作都与历代文人典故有很大关联，这势必要求仇英能够熟知那些记载典故的诗文。如果仇英真是文盲，那应当很难吃透典故内涵，当然也创作不出具有文人气的画作来。吴门画派是典型的文人画派，仇英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人成为吴门派的代表人物，这确实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仇英在绘画上的造诣很高，成就很突出，获得了当时文人阶层的认可。
仇英之所以能够融入吴门画派的体系中去，并不只是因为他所生活的地区在吴（苏州地区），更重要的是仇英的绘画作品融入了很多古人的笔法。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另眼相看了。中国古代的绘画是讲究对前人笔法的沿承的。仇英和文征明作为同一个时代的人，都曾大量临摹古画。
但是，与文征明不同的是，仇英是穷苦人家出生，非但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甚至可能年幼时能教他读写的人都没有。按理说，仇英是没有机会接触这么多古代名作的。更何况这些作品大多是价值连城，一般的收藏家也不会轻易出售。文征明则相反，家庭富裕，其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使得文征明有足够的机会接触这些古画。此外，文征明书法追随明代大家吴宽，而绘画则是从大师沈周。用今天的话说，仇英对比文征明，绝对是“屌丝”对比“高富帅”，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仇英却在原本困顿的人生中找到了改变的可能。因为他长于绘画，名气渐响，也慢慢地被当时的一些名绅，尤其是一些书画收藏家所知晓。这些人陆续资助仇英，让仇英为他们作画，同时也将家中收藏的作品拿出来给仇英学习，供他临摹，增长水平。画工出身的仇英，在技法上有一般文人画家所不具备的模仿能力。学习、临摹古画的机会多了以后，仇英的水平很快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仇英可以逼真地模仿古法，也可以自由地将古人画法自由发挥到作品中去。尽管，传统文人画家认为，要理解这些古人绘画中的技法精髓，学习者必须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可是，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仇英却真地突破了这道障碍。
只是，尽管仇英悟性非凡，绘画天赋超高，但由于没有如同文征明一样的自幼习经籍诗文的积累，在绘画艺术的创新上也呈现出薄弱的一面。历朝各代的画评者更多称颂仇英画作的笔力与技法，至于在古法上的再创造，似乎言之无多。其中缘由，想必对比过两者的文化背景后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
话题回到这幅《写经换茶图卷》上来。此卷虽然设色，但人物造像，却是以北宋画家李公麟所长的白描技法而来。此前的白描笔法是不设色的，但是仇英在此融入了色彩于线条之间。这种改变，多少也算得上是个技法层面的创新了。
画面中对面而坐的两位男子，左为赵孟頫，右为恭上人。恭上人又称“中峰明本禅师”。赵孟頫与之相识相交已久。从宋代开始，文人士大夫就多与僧、道之间交往悠游。元代这种现象更加普遍。蒙古以外族入侵中原，中原的知识分子多有心理抵触，因此元代时候的知识分子开始逃避政治，崇僧或学道。
赵孟頫生活在元朝，出生于公元1254年；仇英生活在明代，出生年份约在1494年，仇英自然不可能见过赵孟頫本人，但仇英笔下的赵孟頫形象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作品拖尾处有一段武进人费念慈的题跋。题跋上说：“图中松雪像，与《本传》所言不同。”《本传》当是《元史·赵孟頫传》中对赵孟頫的描写。所不同之处在于赵孟頫被仇英描绘成一个额头高高，似乎略有脱发的模样。史料记载中的赵孟頫的相貌并不是这种谢顶的样子。
不过，费氏紧接着在题跋里又写道：“前有提举杨叔谦画象亦作广颡，与此正同。知十洲必有所本也。”杨叔谦是与赵孟頫同时期的人，与赵孟頫熟识。由此段话可知，杨叔谦所作的赵孟頫可能就是仇英所画形象的最初来源。
中国古代书画是不分家的，元代之后金石书画三门学科不分家。流传至今的很多画作，大多有不同时期的书画名家在画上题跋。但是，如《写经换茶图卷》一般，融合了明代同一时期最顶级的两位书画大师作品于一卷的这种特例，确实还不多见。书画合璧，不为过也！
“逸少书换鹅，东坡书易肉，咸成千载奇谈。松雪以茶戏恭上人，而一时名公咸播，歌咏其风流雅韵。岂出昔贤下哉？”
“逸少”是王逸少，也就是王羲之。相传王羲之爱鹅，他用自己所写的《黄庭经》跟人换鹅。王羲之的字当然是价值连城的。鹅的主人拿到王羲之的字，代价是几只鹅。他一定觉得自己这笔买卖太划算了。不过，在王羲之看来，他写写字就换到了自己所喜爱的鹅，虽然物价上可能并不等值，不过各取所需，也算是适得其所，未必就是亏本买卖吧。
“东坡”是苏轼。东坡先生用自己的字换肉吃，这也是古贤人的雅谈。王羲之的字当然是很好的，苏轼的字其实也不差。《黄州寒食帖》是东坡先生最有名的行书作品，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前两名是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稿》）。总之，王羲之也好，苏东坡也罢，他们都是用自己价值不菲的书作，去换了个不等值的物品，不过却也图了个乐意。
这种状态挺不错，古代文人士大夫在衣食无忧之后，所最关心的当然就是生活的洒脱了。王羲之和苏东坡作为高士都是如此。元代的赵孟頫也不例外。“松雪”就是赵孟頫。相传赵孟頫为了得到高僧恭上人的茶叶，而手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与之交换。
这个典故在元代时候就很有名，有很多人在歌咏。但是，传到明代以后，人们只能看到歌咏这个故事的元诗，却早就不见了赵孟頫手抄的经文。于是，文彭又继续写道：
“然有其诗而失是经，于舜请家君为补之，遂成完物。”
此处的“家君”即文彭的父亲文征明。文征明是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吴门画派的大师。文征明与唐寅同年，两人都曾提携过仇英，对他的绘画做过不少的指导。
如文彭题跋所说，这幅《写经换茶图卷》的主人延请了文征明，请他题写《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经文完成之后，画主人又请仇英为之补图。如此一来，这幅《写经换茶图卷》的内涵就完整了。这幅作品中的典故在仇英的画作中交待清楚，而文征明补写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又将赵孟頫所写的那早已经遗失的经文补了出来。值得一说的是，文征明的书法正是从东晋时期二王流派一路继承下来。他在画面背后的抄经，以书法名作《黄庭经》笔法创作。赵孟頫也曾经多次抄写《黄庭经》并流传至今。这么说来，文征明此处的书法，几乎就是赵孟頫风格的再现。这是真正的书画合璧，经典再现。
请仇英和文征明来作画、写经的人是昆山收藏家周于舜（凤来）。周于舜是仇英的赞助人之一，且是仇英的第一位赞助人。仇英有六年时间就住在周家潜心于创作。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周于舜之所以会萌发了将书画合璧，再现经典的念头，并不是突发奇想。据说，周于舜收藏的作品中有赵孟頫的《写<心经>换茶诗》。有了这首诗之后，他就朝思暮想地盼着能够找到赵孟頫抄写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可这经文早已经不知所踪。因此，周于舜请来了文征明和仇英，创作了这幅作品，也了结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仇英对于创作这样的作品是乐此不疲的。相对吴门派中大多数画家来说，仇英是一个另类。史书上说，他早年是漆工，后来经过文征明的提携和推荐而有机会结交并追随周臣学习浙派绘画。但是，当浙派发展到周臣时期，其艺术魅力已经逐渐让位给了吴门派的文人雅韵。浙派渐渐淡出，而吴门派的兴起，也使得仇英转而学习吴门派起来。
仇英不是文人，也没读过什么书，还有传言说仇英是个文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存的很多仇英作品上都是没有他的题字的。因此有这么一种说法：仇英作品但凡有落款的都是请人来帮他代签。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
然而，也有人断然否定这种说法，因为仇英后期的很多画作都与历代文人典故有很大关联，这势必要求仇英能够熟知那些记载典故的诗文。如果仇英真是文盲，那应当很难吃透典故内涵，当然也创作不出具有文人气的画作来。吴门画派是典型的文人画派，仇英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人成为吴门派的代表人物，这确实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仇英在绘画上的造诣很高，成就很突出，获得了当时文人阶层的认可。
仇英之所以能够融入吴门画派的体系中去，并不只是因为他所生活的地区在吴（苏州地区），更重要的是仇英的绘画作品融入了很多古人的笔法。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另眼相看了。中国古代的绘画是讲究对前人笔法的沿承的。仇英和文征明作为同一个时代的人，都曾大量临摹古画。
但是，与文征明不同的是，仇英是穷苦人家出生，非但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甚至可能年幼时能教他读写的人都没有。按理说，仇英是没有机会接触这么多古代名作的。更何况这些作品大多是价值连城，一般的收藏家也不会轻易出售。文征明则相反，家庭富裕，其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使得文征明有足够的机会接触这些古画。此外，文征明书法追随明代大家吴宽，而绘画则是从大师沈周。用今天的话说，仇英对比文征明，绝对是“屌丝”对比“高富帅”，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仇英却在原本困顿的人生中找到了改变的可能。因为他长于绘画，名气渐响，也慢慢地被当时的一些名绅，尤其是一些书画收藏家所知晓。这些人陆续资助仇英，让仇英为他们作画，同时也将家中收藏的作品拿出来给仇英学习，供他临摹，增长水平。画工出身的仇英，在技法上有一般文人画家所不具备的模仿能力。学习、临摹古画的机会多了以后，仇英的水平很快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仇英可以逼真地模仿古法，也可以自由地将古人画法自由发挥到作品中去。尽管，传统文人画家认为，要理解这些古人绘画中的技法精髓，学习者必须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可是，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仇英却真地突破了这道障碍。
只是，尽管仇英悟性非凡，绘画天赋超高，但由于没有如同文征明一样的自幼习经籍诗文的积累，在绘画艺术的创新上也呈现出薄弱的一面。历朝各代的画评者更多称颂仇英画作的笔力与技法，至于在古法上的再创造，似乎言之无多。其中缘由，想必对比过两者的文化背景后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
话题回到这幅《写经换茶图卷》上来。此卷虽然设色，但人物造像，却是以北宋画家李公麟所长的白描技法而来。此前的白描笔法是不设色的，但是仇英在此融入了色彩于线条之间。这种改变，多少也算得上是个技法层面的创新了。
画面中对面而坐的两位男子，左为赵孟頫，右为恭上人。恭上人又称“中峰明本禅师”。赵孟頫与之相识相交已久。从宋代开始，文人士大夫就多与僧、道之间交往悠游。元代这种现象更加普遍。蒙古以外族入侵中原，中原的知识分子多有心理抵触，因此元代时候的知识分子开始逃避政治，崇僧或学道。
赵孟頫生活在元朝，出生于公元1254年；仇英生活在明代，出生年份约在1494年，仇英自然不可能见过赵孟頫本人，但仇英笔下的赵孟頫形象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作品拖尾处有一段武进人费念慈的题跋。题跋上说：“图中松雪像，与《本传》所言不同。”《本传》当是《元史·赵孟頫传》中对赵孟頫的描写。所不同之处在于赵孟頫被仇英描绘成一个额头高高，似乎略有脱发的模样。史料记载中的赵孟頫的相貌并不是这种谢顶的样子。
不过，费氏紧接着在题跋里又写道：“前有提举杨叔谦画象亦作广颡，与此正同。知十洲必有所本也。”杨叔谦是与赵孟頫同时期的人，与赵孟頫熟识。由此段话可知，杨叔谦所作的赵孟頫可能就是仇英所画形象的最初来源。
中国古代书画是不分家的，元代之后金石书画三门学科不分家。流传至今的很多画作，大多有不同时期的书画名家在画上题跋。但是，如《写经换茶图卷》一般，融合了明代同一时期最顶级的两位书画大师作品于一卷的这种特例，确实还不多见。书画合璧，不为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