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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用可行重于好听好看”
2010年11月14日，正在新加坡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共同为坐落在新加坡河畔的邓小平纪念碑揭幕。纪念碑的背面，写着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得到新加坡政府的认同乃至激赏。就在2011年年初，新加坡出版了《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
硬道理是相对于大道理而言。一般来说，大道理强调原则，硬道理注重实效。当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硬道理就是管用、行得通的道理。
一种制度、一项政策不是因为好才可行，而是因为可行才好。李光耀认为，现实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一点也不美好，但这就是事实，无法改变，只能面对。要能在这个现实世界的现行规则中生存下去，活得不赖，就必须“脚踏实地，找到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因此，李光耀说，新加坡是一只虾米，但必须是一只有毒的虾米，才能免于被侵略，不受欺负。这里，有毒并不美好，但是管用、可行。这正是硬道理的特质。
在防治贪腐上讲求硬道理，就是要避免片面追求那些好看、好听但不管用、不可行的道理。不夹带任何一点点私心的圣人是好的，但现实中很难有人做得到，所以，新加坡政府并不要求官员去做圣人，但要求官员必须是君子。君子可以爱财，但必须取之有道。
上述理念落实到防治贪腐的制度安排或政策制定上，就不能设想公务员是圣人，要求公务员拿很低的薪酬。公务员须有符合市场水平的足够薪酬，才能经得起诱惑的考验，这成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之一。
“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
廉洁是好政府最为重要的特性。新加坡治贪强调的是领导人个品质在防治贪腐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李光耀说：“反贪是一场永久的战斗，但是只要核心领导层能保持清廉，任何堕落现象还是可以受到控制，门户也会清理干净。”因此，反腐必须从政府最高领导层做起。
好领袖必须具备领袖特质。李光耀最重视“品性”、“品行”、“动机”、“品格”、“人格”和“意识”。李光耀所说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性”，就是抵抗外来诱惑、克制不良欲望的坚强的意志。“品行”和“动机”，就是尽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献身精神。“品格”和“人格”，就是冷静、理性的果敢品质。“意识”，就是“把自己当成人民信托人的意识”，就是超越本身部族的对国家的“责任感”。
李光耀指出：“不管你的忍耐力高或低，不论你对自己该做的事有多大热情，都必须靠它才能通过不计其数的考验与试炼。”贪腐往往与贪色相联系。身居高位、权力巨大的时候，要抵制美色的诱惑，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曾经担任新加坡高级官员的李炯才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么一则故事：有一次，李光耀出席东南亚国家的会议。会议间隙，主办方找来了一些女孩子，陪领袖们玩一玩。当这些女孩子来到李光耀面前的时候，李光耀说：不，不能这样。便走开了。
李光耀认为，要防治腐败，就必须“下决心对付政府最高领导层里的大鱼。这是非常痛苦的，我也从亲身的经历中知道这一点。”他举例说，1975年，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黄循文接受一名房地产发展商的招待，偕同家人免费到印尼旅行，还接受了对方所赠送的一栋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看着他被控、定罪和被判入狱四年六个月，让李光耀感到痛苦。李光耀说：“如果贪污出现在政府的最高层，问题可能变得很棘手。要清理门户，也许需要革除核心领导层里的关键成员。”但是，“我们必须自清门户，任何人都不能为我们代劳。”
新加坡前任領导人李炯才尽管不赞同李光耀钳制新闻、言论自由的做法，却很肯定地说，在新加坡，只有一个人，一天到晚、每时每刻都在为新加坡打算，这个人就是李光耀。李光耀自己也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是新加坡。即使他躺在棺材里，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利于新加坡的人或事，也会从棺材里跳出来。
贪色往往是贪污诱因
建立良好夫妻关系往往成为公职人员能否做到洁身自好的前提。
李光耀的妻子柯玉芝曾于2003年首度中风。中风之前，柯玉芝的生活总是围绕着李光耀转。中风后，李光耀的生活就转变成围绕着夫人转。李光耀是传统土生华人家庭里的宝贝长子，婚前连打一个半熟的鸡蛋都不会，婚后也一直由妻子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可是，当妻子中风之后，李光耀却马上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位最深情的丈夫。
2008年，柯玉芝再度中风，并从此长卧不起。无论工作多忙，李光耀每晚回家后，都会抽出两个小时时间和妻子“说话”。
2010年10月2日，柯玉芝去世，在最后送别的一刻，李光耀将红玫瑰放入棺中，对爱妻进行吻别。接着，他再将右手指贴在自己的嘴唇，对夫人作第二次吻别。柯玉芝去世后的几天，新加坡电台重播多年前李光耀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说：“西方文化中的思想，是娶你所爱的人，而东方文化的观念，是爱你所娶的人。”不过，人们普遍认为，李光耀夫妇是东西合璧，做到了“娶你所爱的人、爱你所娶的人”。
（《 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 吕元礼/文）
2010年11月14日，正在新加坡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共同为坐落在新加坡河畔的邓小平纪念碑揭幕。纪念碑的背面，写着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得到新加坡政府的认同乃至激赏。就在2011年年初，新加坡出版了《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
硬道理是相对于大道理而言。一般来说，大道理强调原则，硬道理注重实效。当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硬道理就是管用、行得通的道理。
一种制度、一项政策不是因为好才可行，而是因为可行才好。李光耀认为，现实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一点也不美好，但这就是事实，无法改变，只能面对。要能在这个现实世界的现行规则中生存下去，活得不赖，就必须“脚踏实地，找到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因此，李光耀说，新加坡是一只虾米，但必须是一只有毒的虾米，才能免于被侵略，不受欺负。这里，有毒并不美好，但是管用、可行。这正是硬道理的特质。
在防治贪腐上讲求硬道理，就是要避免片面追求那些好看、好听但不管用、不可行的道理。不夹带任何一点点私心的圣人是好的，但现实中很难有人做得到，所以，新加坡政府并不要求官员去做圣人，但要求官员必须是君子。君子可以爱财，但必须取之有道。
上述理念落实到防治贪腐的制度安排或政策制定上，就不能设想公务员是圣人，要求公务员拿很低的薪酬。公务员须有符合市场水平的足够薪酬，才能经得起诱惑的考验，这成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之一。
“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
廉洁是好政府最为重要的特性。新加坡治贪强调的是领导人个品质在防治贪腐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李光耀说：“反贪是一场永久的战斗，但是只要核心领导层能保持清廉，任何堕落现象还是可以受到控制，门户也会清理干净。”因此，反腐必须从政府最高领导层做起。
好领袖必须具备领袖特质。李光耀最重视“品性”、“品行”、“动机”、“品格”、“人格”和“意识”。李光耀所说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性”，就是抵抗外来诱惑、克制不良欲望的坚强的意志。“品行”和“动机”，就是尽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献身精神。“品格”和“人格”，就是冷静、理性的果敢品质。“意识”，就是“把自己当成人民信托人的意识”，就是超越本身部族的对国家的“责任感”。
李光耀指出：“不管你的忍耐力高或低，不论你对自己该做的事有多大热情，都必须靠它才能通过不计其数的考验与试炼。”贪腐往往与贪色相联系。身居高位、权力巨大的时候，要抵制美色的诱惑，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曾经担任新加坡高级官员的李炯才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么一则故事：有一次，李光耀出席东南亚国家的会议。会议间隙，主办方找来了一些女孩子，陪领袖们玩一玩。当这些女孩子来到李光耀面前的时候，李光耀说：不，不能这样。便走开了。
李光耀认为，要防治腐败，就必须“下决心对付政府最高领导层里的大鱼。这是非常痛苦的，我也从亲身的经历中知道这一点。”他举例说，1975年，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黄循文接受一名房地产发展商的招待，偕同家人免费到印尼旅行，还接受了对方所赠送的一栋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看着他被控、定罪和被判入狱四年六个月，让李光耀感到痛苦。李光耀说：“如果贪污出现在政府的最高层，问题可能变得很棘手。要清理门户，也许需要革除核心领导层里的关键成员。”但是，“我们必须自清门户，任何人都不能为我们代劳。”
新加坡前任領导人李炯才尽管不赞同李光耀钳制新闻、言论自由的做法，却很肯定地说，在新加坡，只有一个人，一天到晚、每时每刻都在为新加坡打算，这个人就是李光耀。李光耀自己也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是新加坡。即使他躺在棺材里，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利于新加坡的人或事，也会从棺材里跳出来。
贪色往往是贪污诱因
建立良好夫妻关系往往成为公职人员能否做到洁身自好的前提。
李光耀的妻子柯玉芝曾于2003年首度中风。中风之前，柯玉芝的生活总是围绕着李光耀转。中风后，李光耀的生活就转变成围绕着夫人转。李光耀是传统土生华人家庭里的宝贝长子，婚前连打一个半熟的鸡蛋都不会，婚后也一直由妻子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可是，当妻子中风之后，李光耀却马上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位最深情的丈夫。
2008年，柯玉芝再度中风，并从此长卧不起。无论工作多忙，李光耀每晚回家后，都会抽出两个小时时间和妻子“说话”。
2010年10月2日，柯玉芝去世，在最后送别的一刻，李光耀将红玫瑰放入棺中，对爱妻进行吻别。接着，他再将右手指贴在自己的嘴唇，对夫人作第二次吻别。柯玉芝去世后的几天，新加坡电台重播多年前李光耀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说：“西方文化中的思想，是娶你所爱的人，而东方文化的观念，是爱你所娶的人。”不过，人们普遍认为，李光耀夫妇是东西合璧，做到了“娶你所爱的人、爱你所娶的人”。
（《 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 吕元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