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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义”（meaning）是一个重要的词汇，是渗透于人类生活中的永恒主题。追问反思“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对“意义”本身的探讨包含着人与自身、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人生的意义在于世界中事物的意义，而非言语上的意义。世界对我而言就是先于我、并且是不依赖于我而存在的。我们与世界在同一时空中共生相遇。那么我和世界的关系先是平等的和共生的。由此，正确对待“意义”问题，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得以可能。
关键词：意义;个体;共同体
“意义”（meaning）是一个重要的词汇，是渗透于人类生活中的永恒主题。追问反思“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法国哲学家加缪认为：“判断生活是否值得过，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意义上的先验论旨在揭示现实世界何以呈现，以何种基础显现。意义独立于实存之外，我们始终以外在的角度观察意义。存在论则关心的是现实生活本身及其发展。例如：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花为什么是红的等。有意义的生活世界，是人类自己的历史性活动生成的，也就是人可以把握捕捉生活的意义。人的存在不同于动物。马克思认为：“动物是和它的生活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活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1]动物仅仅限于生存，而人需要生活，并构建属人的生活世界。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当我们在反思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思考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的问题，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述：我们为了什么活着？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的生活指向一个什么目的？这样目的是否坚实存在、值得推敲？生活中的多数行为都要指向一个目的，挣钱的目的是为了过更富足的生活，健身为了更好的身体，用高科技产品是为了享受并夹杂炫耀社会地位。只要我们在不停地行动，我们不断完成生活中的一个个小目标，我们就会感觉生活是有意义的。但其实从某种程度说，这只是一种有意思（interesting）的生活，
当我们在说话时，我们在传递信息，这就是一种语言。人对意义世界的理解离不开语言。海德格尔将作为存在意义的揭示语言置于本体论的地位。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里不是说存在就是语言，而是说语言是存在的揭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同样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也离不开语言，语言是对存在的揭示，语言也是对世界的揭示。人永远是用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语言中的“意义”通常包含“能指”和“所指”。第一，能指是语言交流中所传递的东西。例如“tree”本身。第二，所指是一种表达或者象征，例如“树”。赫勒认为有意义的日常生活。意义从我们的美好生活角度，不能简单理解为吃好穿暖。外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内在的精神生活是内在结合的。一方面，意义是价值哲学中事关价值判断的问题。“什么是价值”对应的是意义满足说，即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另一方面，意义与语义学密切相关。在分析哲學中谈论的是语言学上的意义。在意义前面加状语，并不是意义本身。“意义”的自为与自觉是彼此依存、互为前提的。对“意义”本身的探讨包含着人与自身、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作为人与自身矛盾的存在
在尘世意义上，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有意义是由一个人生存的特殊环境决定的。在主观意义上，某人的生活是值得的，仅仅指他喜欢一些他认为并非无关紧要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对他而言是可达到的;客观意义上人们是说他喜欢一些既可达到的又有积极价值的目标。在大众语境下，意义是一个很宽泛的词，常和真理、价值等词联系起来使用。日常语言中我们很少怀疑意义到底是什么？“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究竟指的是什么？“意义”这个词已经成为不谋而合的好词，我们天然地使用，却不加怀疑。意义与正确紧密结合，但是正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正确的东西，意味着掌握了标准（正确或错误的标准）。然而标准来自于哪里。正如地球围绕太阳转，很难说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运动是相对的。谁是中心，取决于坐标系。而事实上我们在讨论月亮的时候，用地心说是最方便的。既然标准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意义是否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呢？
从外部来看，以往哲学史上对意义的冲击分为两条道路：一条是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消解意志、消解上帝以及荒谬性的论证;二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向死而生，死亡消解存在的意义。归根结底，这两条路是相通的，这都是我们对自我的不信任、焦虑，我们始终不知道为何而活。叔本华认为从否定人的生命意志来看就是无欲和死亡。生存的意志没有了就是无欲，延续后代的欲望没有了就是死亡。从意志角度来说生存和死亡是同时存在的。每一次死亡同时意味着新的生命的诞生。在尼采之前，康德对上帝这一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了解构。基督教神学中认为，神告诉人的都是真理。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无法认识真理。尼采不仅要在认识领域内宣告上帝的死亡，而且也要在道德领域内宣告上帝的死亡。尼采认为，如果人们真正要做到重估一切价值，就必须挖掉传统道德哲学的两个“根基”，即对“真理”和“上帝”进行解构。传统基督教中，上帝作为一切意义的来源。上帝见证了人类的罪恶——谋杀。真理或者说人的认识不在于发现客观世界的真相，也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在于它是否是对个人权力意志的满足和反应。每个主体的权力意志不同，权力意志满足的程度就不同，那么作为权力意志体现的真理就没有普遍的性质可言。因为如果说真理因为每个人权力意志不同，必然导致真理无区别，那也就导致没有统一的真理标准。没有客观的真理标准，那现在的真理标准是什么？就是个人的意志。既然如此，“我”才是意义唯一的仲裁者。
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人如何重拾“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述了因为失去信仰而走向杀谬的故事。原本持有纯朴的神学世界观的斯乜尔加科夫，但是在接受了伊万·卡拉马佐夫的世俗世界观之后，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基于没有上帝，一切事情是荒谬的，从而为自己的谋杀罪做辩护。在这种荒谬下，人生就变得没有什么应当或不应当。因此需要澄明的是，当我们拒斥上帝和不朽时，人生仍有“意义”。有学者认为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历史、宇宙维度上，人作为渺小的个体，思考人生是否存在一种超人的智慧，从而帮助人生获得意义;另一种是生活是否为一种目的服务，将生活奉献为事业。正如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提到“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2]将生活本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达成“生活”与“意义”的动态辩证平衡，美好生活才得以可能。 作为个体与共同体的存在
“科学”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人类活动，始终在以其价值规范来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方式。“科学”具有最高的话语权，过有意义的生活甚至可以等同为过科学的生活。是否“科学”成为人们衡量一切价值的依据。“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取代“哲学”，那么如何评判科学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构成了现代哲学反思的重要内容。田松在文章中提到，在相当多数人看来，科学的使命就是获得确定的准确的也就是绝对正确的知识...因而科学之正确的绝对性随着科学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科学是神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但这个避难所也不再安全了，它的危险来自于科学自身。[3]工业文明的发展变革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但是有一个日益严重问题：人所理解的世界，能否离开科学的媒介？
托尔斯泰在《我的忏悔》中阐释了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精神危机。他发现，科学知识告诉我们，生命不过是一些微粒的暂时聚合，一旦聚合分解，生命就结束了。这样他总结说，科学不仅不能解答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且摧毁了所有可能的意义。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人的世界也是实现人的意义的生活世界。因此，个体有的属性，整体却不一定有。伦理共同体、科学共同体中的人撑起了你们彼此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谁提供了全体的意义，如何去寻找这个意义或目的？假如这个意义被消解，如何用新的意义取代？整个世界、宇宙的意义又是什么？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意义”的承载体，承担着将“意义”聚焦在人的生活世界的责任。
意义与死亡
对“意义”的理解必然与死亡相连。死亡既从内部也从外部摧毁意义。现实生活中，有人认为人固有一死，既然我们终会死亡，我们为何关心当下发生的一切？核污染、垃圾堆放、雾霾横行等环境问题与我们何干。我们即使在拜读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品，欣赏最瑰丽的风景，我们很难不去想，这种不朽是脆弱的，我们都无法预知会不会一场大火将一切毁灭，我们的后代也许会灭绝，宇宙可能会爆炸，外星人全面攻陷等等，这些都摧毁了我们的意义感。我们自身对未来的绝望，我们外部环境的营造，都在消解着意义。
罗素认为不仅每一个体的生命必定会终止，而且一般的生命最终也将死亡。克拉克评论认为，如果我们认为一切都将以死亡的灰烬结束，我们无论怎样生活都毫无关系。当人能看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时，他就能从死亡的恐惧和绝望中走出来。达罗（Darrow）类似于叔本华，认为人生是不值得的，人生最好的东西就是“人生瞬息即逝”。悲观主义者认为死好于生的，仍然是一种因果论思维。
这里涉及到价值比较的问题，即只有当A和B在有关的方面原则上能公开地检验时A好于或差于B才有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非生活在遥远的未来，而是一个个当下。试想一个例子，如果一位医生为一位病人治好了病，但是百年之后医生和病人都会死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医生的努力和价值。倘若我们有确定的目标，那么“不会毁于灰烬”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生活。
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定性。为某件事情寻求意义已成为人的本能。如果一个人不能思考到某件事的意義，无论是功利意义还是理想意义，他都会产生一种虚无感，并发出“生者何为”的感慨。但是，意义必然与时间相连。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引述了法国安德烈·蒙朗的一句话：“过去在文本中留下了自身的镜像，就像物件被光纤映射到感光底片上的影像那样。而那能够完美地将这些影像冲洗出来的工人，只有在未来才能找到。”[4]在过往与当代之间有一个秘密约定，我们的降生早已被期待。就像我们之前的每一个世代那样，我们被赋予了孱弱的救世权柄，这个权柄属于过去。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中，忒修斯的下面这段话，则给出了极富现代性的诗歌定义：
疯子、情人和诗人
都是幻想的产儿：
疯子所见的鬼，多过地狱所能容纳;情人，同样疯狂，
能从埃及人的黑脸上看见海伦的美貌;
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
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
想象使无名之物具有形式
诗人的笔给了它们如实的貌态，
空虚的无物也有了居处和名字。
强烈的想象往往具有这种本领，
只要领略到些许快乐，
就会相信那背后赐予的人;
夜间一转到恐惧的念头，
灌木便会变成一头熊。
莎士比亚描绘了三类人：疯子能在任何地方看到恶，灌木看做一头熊;情人眼里出西施，看到惊世骇俗的美;诗人能让空虚的无物也有居处和名字。现实的意义与想象的意义之间的鸿沟，是依次缩小的。疯子能见到神，因为他把神的意义赋予了凡人;情人在所爱之人那里见到了神，诗人在虚无的背景下看到了凡人。可见一个人的意义并不是仅仅内在赋予的，还有外部加注的，这就使得意义变得难以界定和永恒。拉康认为，想象、象征与实在构成了人类栖居的三个基本维度。这三个维度代表的意义构成了人类生活。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被绕了个弯，倒不如直面意义。直面意义，正视我们自身，减轻危险的狂热和病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主体的核心被驱力操纵的当下，如何重拾主体？寻找意义的过程类似于恋爱关系，这其实是个不关乎道德尊严的内在逻辑问题：当你坠入爱河之时，你并不是先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特性，然后再寻找这些特性的人，恰恰相反，只有当你找到它们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综上所述，一个行动或一个人的生活可能有意义，完全不以是否存在一个上帝为转移。我们不能悲观地认为所有人终将死亡而消解意义，我们应该关注生活中大量的“短期关系”存在。
张岱年说：“常语有云，人生之意义。常语所谓意义者有二，一名言之意义，二事物之意义。所谓人生之意义云者，乃指事物之意义。[5]人生的意义在于世界中事物的意义，而非言语上的意义。世界对我而言就是先于我、并且是不依赖于我而存在的。我们与世界在同一时空中共生相遇。那么我和世界的关系先是平等的和共生的。由此，正确对待“意义”问题，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得以可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页
[3]田松.堂吉诃德的长矛——穿越科学话语的迷雾.[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4]Benjamin，TheArcadesProject，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1999
[5]张岱年.张岱年文集：第3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王璇（1998.11-），女，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硕士研究生，无，从事哲学研究。
关键词：意义;个体;共同体
“意义”（meaning）是一个重要的词汇，是渗透于人类生活中的永恒主题。追问反思“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法国哲学家加缪认为：“判断生活是否值得过，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意义上的先验论旨在揭示现实世界何以呈现，以何种基础显现。意义独立于实存之外，我们始终以外在的角度观察意义。存在论则关心的是现实生活本身及其发展。例如：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花为什么是红的等。有意义的生活世界，是人类自己的历史性活动生成的，也就是人可以把握捕捉生活的意义。人的存在不同于动物。马克思认为：“动物是和它的生活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活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1]动物仅仅限于生存，而人需要生活，并构建属人的生活世界。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当我们在反思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思考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的问题，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述：我们为了什么活着？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的生活指向一个什么目的？这样目的是否坚实存在、值得推敲？生活中的多数行为都要指向一个目的，挣钱的目的是为了过更富足的生活，健身为了更好的身体，用高科技产品是为了享受并夹杂炫耀社会地位。只要我们在不停地行动，我们不断完成生活中的一个个小目标，我们就会感觉生活是有意义的。但其实从某种程度说，这只是一种有意思（interesting）的生活，
当我们在说话时，我们在传递信息，这就是一种语言。人对意义世界的理解离不开语言。海德格尔将作为存在意义的揭示语言置于本体论的地位。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里不是说存在就是语言，而是说语言是存在的揭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同样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也离不开语言，语言是对存在的揭示，语言也是对世界的揭示。人永远是用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语言中的“意义”通常包含“能指”和“所指”。第一，能指是语言交流中所传递的东西。例如“tree”本身。第二，所指是一种表达或者象征，例如“树”。赫勒认为有意义的日常生活。意义从我们的美好生活角度，不能简单理解为吃好穿暖。外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内在的精神生活是内在结合的。一方面，意义是价值哲学中事关价值判断的问题。“什么是价值”对应的是意义满足说，即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另一方面，意义与语义学密切相关。在分析哲學中谈论的是语言学上的意义。在意义前面加状语，并不是意义本身。“意义”的自为与自觉是彼此依存、互为前提的。对“意义”本身的探讨包含着人与自身、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作为人与自身矛盾的存在
在尘世意义上，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有意义是由一个人生存的特殊环境决定的。在主观意义上，某人的生活是值得的，仅仅指他喜欢一些他认为并非无关紧要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对他而言是可达到的;客观意义上人们是说他喜欢一些既可达到的又有积极价值的目标。在大众语境下，意义是一个很宽泛的词，常和真理、价值等词联系起来使用。日常语言中我们很少怀疑意义到底是什么？“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究竟指的是什么？“意义”这个词已经成为不谋而合的好词，我们天然地使用，却不加怀疑。意义与正确紧密结合，但是正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正确的东西，意味着掌握了标准（正确或错误的标准）。然而标准来自于哪里。正如地球围绕太阳转，很难说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运动是相对的。谁是中心，取决于坐标系。而事实上我们在讨论月亮的时候，用地心说是最方便的。既然标准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意义是否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呢？
从外部来看，以往哲学史上对意义的冲击分为两条道路：一条是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消解意志、消解上帝以及荒谬性的论证;二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向死而生，死亡消解存在的意义。归根结底，这两条路是相通的，这都是我们对自我的不信任、焦虑，我们始终不知道为何而活。叔本华认为从否定人的生命意志来看就是无欲和死亡。生存的意志没有了就是无欲，延续后代的欲望没有了就是死亡。从意志角度来说生存和死亡是同时存在的。每一次死亡同时意味着新的生命的诞生。在尼采之前，康德对上帝这一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了解构。基督教神学中认为，神告诉人的都是真理。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无法认识真理。尼采不仅要在认识领域内宣告上帝的死亡，而且也要在道德领域内宣告上帝的死亡。尼采认为，如果人们真正要做到重估一切价值，就必须挖掉传统道德哲学的两个“根基”，即对“真理”和“上帝”进行解构。传统基督教中，上帝作为一切意义的来源。上帝见证了人类的罪恶——谋杀。真理或者说人的认识不在于发现客观世界的真相，也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在于它是否是对个人权力意志的满足和反应。每个主体的权力意志不同，权力意志满足的程度就不同，那么作为权力意志体现的真理就没有普遍的性质可言。因为如果说真理因为每个人权力意志不同，必然导致真理无区别，那也就导致没有统一的真理标准。没有客观的真理标准，那现在的真理标准是什么？就是个人的意志。既然如此，“我”才是意义唯一的仲裁者。
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人如何重拾“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述了因为失去信仰而走向杀谬的故事。原本持有纯朴的神学世界观的斯乜尔加科夫，但是在接受了伊万·卡拉马佐夫的世俗世界观之后，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基于没有上帝，一切事情是荒谬的，从而为自己的谋杀罪做辩护。在这种荒谬下，人生就变得没有什么应当或不应当。因此需要澄明的是，当我们拒斥上帝和不朽时，人生仍有“意义”。有学者认为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历史、宇宙维度上，人作为渺小的个体，思考人生是否存在一种超人的智慧，从而帮助人生获得意义;另一种是生活是否为一种目的服务，将生活奉献为事业。正如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提到“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2]将生活本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达成“生活”与“意义”的动态辩证平衡，美好生活才得以可能。 作为个体与共同体的存在
“科学”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人类活动，始终在以其价值规范来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方式。“科学”具有最高的话语权，过有意义的生活甚至可以等同为过科学的生活。是否“科学”成为人们衡量一切价值的依据。“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取代“哲学”，那么如何评判科学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构成了现代哲学反思的重要内容。田松在文章中提到，在相当多数人看来，科学的使命就是获得确定的准确的也就是绝对正确的知识...因而科学之正确的绝对性随着科学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科学是神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但这个避难所也不再安全了，它的危险来自于科学自身。[3]工业文明的发展变革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但是有一个日益严重问题：人所理解的世界，能否离开科学的媒介？
托尔斯泰在《我的忏悔》中阐释了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精神危机。他发现，科学知识告诉我们，生命不过是一些微粒的暂时聚合，一旦聚合分解，生命就结束了。这样他总结说，科学不仅不能解答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且摧毁了所有可能的意义。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人的世界也是实现人的意义的生活世界。因此，个体有的属性，整体却不一定有。伦理共同体、科学共同体中的人撑起了你们彼此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谁提供了全体的意义，如何去寻找这个意义或目的？假如这个意义被消解，如何用新的意义取代？整个世界、宇宙的意义又是什么？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意义”的承载体，承担着将“意义”聚焦在人的生活世界的责任。
意义与死亡
对“意义”的理解必然与死亡相连。死亡既从内部也从外部摧毁意义。现实生活中，有人认为人固有一死，既然我们终会死亡，我们为何关心当下发生的一切？核污染、垃圾堆放、雾霾横行等环境问题与我们何干。我们即使在拜读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品，欣赏最瑰丽的风景，我们很难不去想，这种不朽是脆弱的，我们都无法预知会不会一场大火将一切毁灭，我们的后代也许会灭绝，宇宙可能会爆炸，外星人全面攻陷等等，这些都摧毁了我们的意义感。我们自身对未来的绝望，我们外部环境的营造，都在消解着意义。
罗素认为不仅每一个体的生命必定会终止，而且一般的生命最终也将死亡。克拉克评论认为，如果我们认为一切都将以死亡的灰烬结束，我们无论怎样生活都毫无关系。当人能看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时，他就能从死亡的恐惧和绝望中走出来。达罗（Darrow）类似于叔本华，认为人生是不值得的，人生最好的东西就是“人生瞬息即逝”。悲观主义者认为死好于生的，仍然是一种因果论思维。
这里涉及到价值比较的问题，即只有当A和B在有关的方面原则上能公开地检验时A好于或差于B才有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非生活在遥远的未来，而是一个个当下。试想一个例子，如果一位医生为一位病人治好了病，但是百年之后医生和病人都会死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医生的努力和价值。倘若我们有确定的目标，那么“不会毁于灰烬”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生活。
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定性。为某件事情寻求意义已成为人的本能。如果一个人不能思考到某件事的意義，无论是功利意义还是理想意义，他都会产生一种虚无感，并发出“生者何为”的感慨。但是，意义必然与时间相连。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引述了法国安德烈·蒙朗的一句话：“过去在文本中留下了自身的镜像，就像物件被光纤映射到感光底片上的影像那样。而那能够完美地将这些影像冲洗出来的工人，只有在未来才能找到。”[4]在过往与当代之间有一个秘密约定，我们的降生早已被期待。就像我们之前的每一个世代那样，我们被赋予了孱弱的救世权柄，这个权柄属于过去。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中，忒修斯的下面这段话，则给出了极富现代性的诗歌定义：
疯子、情人和诗人
都是幻想的产儿：
疯子所见的鬼，多过地狱所能容纳;情人，同样疯狂，
能从埃及人的黑脸上看见海伦的美貌;
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
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
想象使无名之物具有形式
诗人的笔给了它们如实的貌态，
空虚的无物也有了居处和名字。
强烈的想象往往具有这种本领，
只要领略到些许快乐，
就会相信那背后赐予的人;
夜间一转到恐惧的念头，
灌木便会变成一头熊。
莎士比亚描绘了三类人：疯子能在任何地方看到恶，灌木看做一头熊;情人眼里出西施，看到惊世骇俗的美;诗人能让空虚的无物也有居处和名字。现实的意义与想象的意义之间的鸿沟，是依次缩小的。疯子能见到神，因为他把神的意义赋予了凡人;情人在所爱之人那里见到了神，诗人在虚无的背景下看到了凡人。可见一个人的意义并不是仅仅内在赋予的，还有外部加注的，这就使得意义变得难以界定和永恒。拉康认为，想象、象征与实在构成了人类栖居的三个基本维度。这三个维度代表的意义构成了人类生活。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被绕了个弯，倒不如直面意义。直面意义，正视我们自身，减轻危险的狂热和病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主体的核心被驱力操纵的当下，如何重拾主体？寻找意义的过程类似于恋爱关系，这其实是个不关乎道德尊严的内在逻辑问题：当你坠入爱河之时，你并不是先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特性，然后再寻找这些特性的人，恰恰相反，只有当你找到它们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综上所述，一个行动或一个人的生活可能有意义，完全不以是否存在一个上帝为转移。我们不能悲观地认为所有人终将死亡而消解意义，我们应该关注生活中大量的“短期关系”存在。
张岱年说：“常语有云，人生之意义。常语所谓意义者有二，一名言之意义，二事物之意义。所谓人生之意义云者，乃指事物之意义。[5]人生的意义在于世界中事物的意义，而非言语上的意义。世界对我而言就是先于我、并且是不依赖于我而存在的。我们与世界在同一时空中共生相遇。那么我和世界的关系先是平等的和共生的。由此，正确对待“意义”问题，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得以可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页
[3]田松.堂吉诃德的长矛——穿越科学话语的迷雾.[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4]Benjamin，TheArcadesProject，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1999
[5]张岱年.张岱年文集：第3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王璇（1998.11-），女，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硕士研究生，无，从事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