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一名言，阐述了军队和武器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军事专家谈起对战争的观察角度称——不懂行的人只看兵力，懂战术的人注重武器和士兵素质，精通战略的人首先衡量国家或军事集团的经济实力。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关键在于贫弱，新中国诞生后能建设强大的国防又是基于经济建设的腾飞，军队战斗力的一大内在要素就是财政的支撑。

清末因贫困战乱背上还不起的外债

　　在农牧业为主的古代社会中，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各王朝财政收入都很少，这就严重限制了养兵和制造武器的能力。中国古代史籍中一大缺陷是不重视定量分析，像《史记》一类著作对用兵数都极尽夸张，例如讲战国时一次会战就能动用几十万大军，后来书中也常有“百万大军”之类表述，其实以那时的经济能力而言根本不可能，纯属小说式渲染。看记载较准确的清朝史料，在国家有成亿人口时养兵数一直未超过百万，加上运输工具落后，清军最大规模的集结也难超过10万兵力。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才使人类生产力有划时代发展，组建大规模军队和动用大量技术装备进行会战才有可能。自1784年英国采用瓦特的蒸汽机后，半世纪内产值增长了20倍，西欧经济就把停留在手工农耕时代的中国远远抛到后面，前些年媒体上出现“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全球三分之一”之说纯属违反史实的臆想。按1840年的官方记载，近4亿人口的清王朝年财政收入仅4300万两白银，同年仅2000万人口的英国财政收入为5200万英镑（按当时汇率折合3.6亿两白银）。清军对英作战惨败除制度腐朽，缺钱养兵和买武器也是重要原因，如林则徐想筹银百万两买些洋炮都办不到。1842年清廷决定签订《南京条约》，也是因国库已无银难以再战，而英军则能不断调兵和增加船炮。

　　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富庶之地，清政府财赋又大减，只好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自筹饷即就地搜刮建军。淮军占据上海有了最大饷源，1852年就使5万官兵全部装备了西方枪炮，成为中国第一支全部使用“洋枪”的正规军。左宗棠的湘军随即攻占国内的税收大省浙江，也有钱购买了较多外国枪炮。曾国藩系统的湘军因没有控制沿海口岸，加上财力不足，多数士兵还要用刀矛和土制抬枪。1864年平定洪秀全后，各地督抚因朝廷无财力供其养兵，主要靠自己籌饷和买武器，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军阀割据，朝廷想要银两和调兵打仗还要询问他们的意向。
　　1875年左宗棠率湘军西征收复新疆，是清末难得的维护国家统一之举。此时西北极为穷困、难以筹钱，清廷就让东南各省“协饷”白银820万两，结果仅送到160万两。左宗棠只好自己出面，向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商人借款1595万两，首开中国近代借外债打仗的先例，西征胜利后因国内有一段安定环境，还能按期归还本利。
　　清王朝晚期财政一直入不敷出，遇战事就要借外债。1884年夏天开始同法国开战半年，中国共花费约4000万两白银，约半数向法国的宿敌德国借款。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前，清王朝年财政收入约8000万两白银，日本的年财政收入为8800万日元（此时1日元合0.7两白银）。清政府的财政却有近一半用于供养毫无战斗力的八旗、绿营，朝廷和权贵又大肆挥霍（包括建颐和园而挪用军费），新式军队年度费用只有1200万两，每年用于北洋水师的不过400万两，中国海军建设费已少于日本。此前一年英国建成的世界航速最快（24节）的一艘4200吨位的巡洋舰原意对华出售，因索价140万两不能为清廷接受，日本便将其买去命名为“吉野”号并成为舰队头号主力。

　　甲午战争进行了八个月，清政府用了9000万两战费，其中4000万两是向西方银行借债。日本却靠国内筹资和发国债，拿出1.5亿日元战费，向中国投入17万兵力，战场兵力和火力都超过了当时的清军。战后日本靠勒索赔款、战地缴获等获得3.2亿两白银，得到了国家崛起的最大一桶金。清廷以自身财力付不起对日赔款，还要进行战后恢复，甲午战争结束后三年间竟向列强借款3.6亿两白银，从此背上多少年还不起的阎王债。
　　清王朝借款的债主是英、法、德、美、俄几国，他们在世界上靠掠夺起家，怎么可能是乐于扶危济困的慈善之辈？他们放债不仅利息甚高，还实行“抵押借贷”，即以中国的海关税、路权和矿藏开发权担保，不如期还款就据为己有。从清政府到民国政府一直借洋债，把种种国内财源抵押给列强，又造成政府税收减少，遇事还要再借债，就此形成恶性循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想建新军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难以支撑，如海军只买了“海圻”等4艘4000吨级的军舰就无钱再购，新建陆军也要各省自筹款项，这又造就了近代的军阀政治。辛亥革命一爆发，自己掌握军权、财权的各省就纷纷独立，清王朝不得不宣布退位。

民国年间打内战借外债靠出卖国家权益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为求得列强支持，承认清朝的所有条约和赔款外债。此时国内海关税要用于抵偿对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北京政府的收入只能满足财政需求的六成，袁世凯对自己的精锐北洋军都欠饷。翌年他以国内盐税为抵押，向西方五国财团议定2500万英镑（折合2.4亿银元）的“善后大借款”，其半数马上拨付。袁世凯以此就能向官兵发足饷，并买些武器，挥兵南下迅速消灭了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剩余兵力。不过明眼人都看出，抵押盐税后政府收入会更少，将来用什么还债？这岂不是饮鸠止渴！
　　北洋军阀政府因内战不断，持续对外借款，因海关税、盐税这些财源已抵押出去，只好出卖交通权和资源开发权。袁世凯死后，主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在1917年同日本达成“西原大借款”1.45亿日元（当时日元与中国银元等值），以东北的“满蒙四路”铁路权和当地金矿以及森林开发权作为抵押。张作霖成了“东北王”后，日本驻沈阳领事和关东军头目就经常闯进“大帅府”，大喊大叫索要铁路权和资源开发权，遇到答复拖延便进行威胁并露出杀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征兆此时就已见。
　　国民党从建立起，就是靠向外国借钱来起兵和购买武器，对洋债的依赖还甚于清廷和北洋政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下属十几万军队无钱发饷，就提出将汉（阳）、（大）冶、萍（乡）公司抵押给日本以借款1500万日元来维持，结果此议未成就只好向袁世凯交权。后来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开办黄埔军校又向苏联要到援款300万银元和5000支步枪，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又得苏援5000万元。蒋介石到达南京后想建立国民政府，英美为后台的江浙买办财团答应提供6000万元，条件是清除共产党和反苏，蒋介石马上以发动“四一二”这一“清共”政变来表态。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的财政收入几乎占当时全国的一半，蒋系中央军因此就能保障发饷并买到充足的武器，还有钱收买其他军阀部队的将领，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就是被“银弹”打垮。

　　南京国民党政权进行的内战不息，国内搜刮不足，又背上旧有外债，只好又向美英借新债（众多新债用于还旧债）。1933年蒋介石集中兵力“剿共”时，同美国达成所谓“麦棉借款”2000万美元（此时1美元折合3块银元）。至1936年即国民党自吹的所谓“黄金十年”鼎盛期，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11.8亿元法币（此时法币与银元等值），其六成用于军费（官兵薪饷占大头，而装备费很少）。蒋介石对嫡系部队士兵每月能发饷7～8元，配给德国钢盔并发胶鞋。杂牌军士兵每月只能发饷2～4元，士兵大都不发鞋，如川军只能靠自己打草鞋，行军没有水壶而每人带一个竹筒。此时国内几个简陋的兵工厂只能产轻武器且质次量少，武器主要靠进口，机动车和油料更全靠外购。
　　抗战前国际军火市场因竞争激烈，武器价格和成本比不算太高，如日制三八式步槍单价80日元，国人欣赏的德制98K步枪单价28美元，军中最爱用的ZB26轻机枪（捷克式）单价290美元，子弹要另计价。但中国因财力窘迫外购有限，全国正规军连全部装备制式步枪都办不到，一些杂牌军还要用土制枪。单价5万元法币的美制“霍克”-3战斗机是中国空军的主力，总采购量只有170多架。海军购舰费长期没有着落，除了1932年从日本以800万银元买来“宁海”和“平海”两艘2000吨级的军舰外，其余舰只几乎都是清朝遗物。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国民政府撤到重庆，虽停止偿还旧有外债，却以空前规模借新债，为此又将许多国家权益相让。如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个退役上尉陈纳德，被高薪聘请来华当空军顾问，蒋介石夫妇托他组建雇佣性质的美籍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答应战后送给他中国民航三分之一的股份（后来确实兑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求得美国贷款来发动内战，还在1946年末签订了让国内资源、市场都让美资控制的《中美商约》，国内工商界也指责这是空前的卖国条约。
　　从清王朝至国民党政权以出让国家权益来借外债的做法，与国家正常引进外资有着根本区别，是以丧失本国经济自主权，并将资源开发权拱手相让为代价。此举的恶果，导致旧中国如交通运输、矿山开发等经济命脉大都被外国控制，西方商品能在华任意倾销，本国工商业在外来挤压和没有本国关税保护的状况下不可能振兴，就此中国只能一直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社会状态中而不可自拔。

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的军费主要靠外援

　　近代中国一直是落后的农业国，在东北和关内沿海城市兴建的少量工业多属外国人所有，全国解放前工业产值不到整个国民产值的10%。由于民族工商业弱小，这一领域税收很少，农业税（交公粮）还是国家第一大财赋。此时占人口90%的农村由地主豪绅统治，落后的手工生产导致粮食产量低，且大都被豪绅盘剥，除维持农民最低消费外，能上缴政府的粮食据时人估计只能占收获的3%～4%。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家税收还低于欧洲一些中小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美、英、苏、德各国每年税收都能达几百亿美元，国民政府每年的税收只折合几亿美元，如此可怜的财政收入必然导致征兵、养兵和买武器很困难。国内军队主要靠购买外国武器，弹药供应、维修保养又会受制于他人。如抗战前日本对华大力推销三八式步枪，每支枪只附售200发子弹，再想补充弹药就要看买主的对日态度。

　　民国年间因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财税很少，按国内经济学家的普遍估算，平均五十个农民才能养得起一个兵，这还只是保障衣食而不包括买武器。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统治区最少时也有2亿多人口，只能养兵400余万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经济更落后，至多也只能维持这一标准。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养兵比例要高得多，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有6800万人口，动员参军者有1300万人，英国和法国也能保持这种养兵比例，经济相对落后的沙皇俄国则能以1.4亿人口保持1000万人的军队。此外，西方国家这些军队能装备大量昂贵的重武器，旧中国军队只能配备廉价的步兵轻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更突出体现了经济实力的比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力包括财力远不如反法西斯同盟国。日本敢于疯狂入侵和欺负中国，重要原因是经济实力和军力占绝对优势。国民党政权靠着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敌后战场牵制日军，总算坚持了八年抗战。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中丢失了半壁江山，除政治腐败外，也在于财政极度困窘（其贪污腐化又加剧了这一点），虽在名义上列入反法西斯“四强之一”，却是经济上最弱的一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大国的军费，就是国家经济实力的突出体现。战时美国因经济实力在世界最强，武器产量最多且质量一流，自己军费充裕还能向盟国提供39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要求战后折价归还），其中许诺给中国的16亿美元物资在大战结束前运到了8亿（主要因港口全部丧失而“驼峰空运”量又有限）。

　　美国在战前的国民产值占全球的30%左右，依靠第一富国的财力在参战四年间付出2880亿美元战费，其中1944年的战费就超过800亿美元。因其参战陆战不多，而把军费主要用于海军和陆军航空兵（当时美国还没有独立的空军），从此在全球建立起最强的“海空优势”。
　　德国开战六年间的战费超过5400亿马克，按汇率略超过2000亿美元，最高年份即1944年的战费为1300亿马克。因纳粹同时与苏、美、英三个强国和众多被侵略国家作战，在每个战场和各军种都形不成实力优势。
　　英国参战六年，其本土战费为230亿英镑，折合1200亿美元，还得到美国的270亿美元租借物资，又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地索取了大量财力。英国对美国和加、澳的巨额欠债在战后还不起，便沦为美国的国际帮手，并允许加、澳独立，从此“大英帝国”相当于瓦解。
　　苏联参战四年战费花了2000亿卢布，还得到美国105亿美元租借物资，因卢布汇率有不同标准，大致估算其战费在1000亿美元以上。
　　日本在八年战争中的战费为1700亿日元，因日元在后期贬值，估算其战费约400亿美元。日本对中、美、英三方开战，并在中国东北边境同苏联对峙，除中国战场外在其它战场都处于财力的绝对劣势。
　　国民党政府因国家分裂和财政不统一，难以统计国内许多地区的战费。作为掌握战争主要开支的中央政府在八年抗战中付出的战费约折合32亿美元。这一数额同列强的战费相比差距极为悬殊，而且国民政府战费的半数以上还要依赖外援。
　　全面抗战的第一年，国民政府战费为15亿元法币（折合4亿多美元）。此间因丧失了国内有多半税收的东部地区，其后主要靠外援和华侨汇款支撑财政。至1941年末之前的四年间，国民政府军费开支估算约折合16亿美元，其中苏联贷款3亿美元（有2.5亿美元物资运到），英美贷款2.4亿美元（少部分未运抵），华侨捐款和汇款折合7亿美元。1941年下半年苏联因对德开战停止援华，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华侨汇款中断，国民党政府在此后近四年间得到美国8亿美元租借物资和5亿美元财政贷款援助，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的半数以上军费就是靠美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技术装备，除体现国家的科技水平，也是财力的堆砌。海军作为“贵族军种”，其装备单价最高。日本造一艘6万吨级的“大和”级战列舰就花费1.5亿日元（折合4800万美元），德国造4万吨级的“俾斯麦”号战列舰花费1.2亿马克（相当于4700万美元），美国造一艘4.6万吨级的“衣阿华”级战列舰花费7500万美元。苏联因集中财力于陆、空军而放弃了大舰建造，其海军也没有进行过大的海战。太平洋战争近四年间，美国海军舰艇吨位由180万吨发展到1300万吨，就此成为全球的海上头强。国民政府原来的6万吨舰艇在抗战开始就全被炸沉或自沉，抗战时等于丧失了海军，也无力重建。
　　航空兵是高科技和金钱的结晶。日本“零”式战斗机单价6万日元。美国最好的P-51“野马”战斗机单价5万美元，B-29轰炸机单价69万美元。二战期间，美国飞机年产量最高达10万架，苏联年产量最高近4万架，英国和德国为3万多架，日本为2.2万架。旧中国飞机全靠进口，全面抗战爆发时作战飞机不足200架。抗战初期，苏联以贷款方式援华飞机1280多架，大多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参战。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以租借物资方式对华提供飞机，至1943年援助国民政府建立了八个飞机大队，总计不过500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