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提醒我们应该回到用最传统有效的原则来监管银行,来促进其进一步改革
　　
　　在整个经济下行的过程当中,银行的风险理论上来讲是增加了。因为金融的风险,一定是建立在其客户的健康状态上。
　　
　　这是世界经济金融史上波澜起伏的一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了实体经济,然后实体经济回过头又再次将灾难深重的全球金融进一步拖向泥潭,目前还谈不上危机见底。全球很多经济体已经进入了正式衰退。
　　随着国际金融动荡的不断加剧,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年多前,有关于中国能否反其道而行之的争论曾不绝于耳。我当时即认为,这无异于一个神话。在世界經济一体化的今天,从来不会有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的故事。现在,各种宏观数据已经清楚表明,中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金融运行的风险正在加大,银行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危机带来冲击,这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未雨绸缪、积极应对,也提供了我们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包括银行业综合竞争能力的契机。现在正是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的最好时机。我认为,这次危机的教训是,应该坚持用最基本的监管原则和手段,来加强对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即关注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敞口的管理、传统的流动性管理、不良资产的监控、拨备覆盖率及透明度建设,并坚持严格的跨业监管、跨境监管,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科学监管等。
　　过去几年高歌猛进,拿中国的银行业来讲,要促进其加强机制体制的改变、完善公司的治理,他们往往觉得必要性不是很强。“因为你看我做得不是很好吗?我们的ROE(净资产收益率)、ROA(资产收益率)都赶上外国银行了,市值已经排名到全世界最前列了,我们已经今非昔比,我们已经脱胎换骨。那么,你叫我再怎么脱胎换骨?体制机制怎么再去创新呢?……”
　　危机告诉我们,中国的银行业远没有到高枕无忧的时候,眼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还很多。比如如何理解银行在保增长中的角色?现在如果按照常规的贷款分析、授信管理、风险控制的政策和程序,非常有可能发现即使平时资信好的企业,现在也不符合贷款的条件。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这场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出口企业。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将注定受到影响,但问题是究竟会有多严重?对目前再次出现的银行与地方政府合作的热情,应该怎样确定行为的边界?
　　
　　“保增长”的含义
　　当前,我们的一大政策目标叫做“保增长”,如果解释得更精确一点,应该是确保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这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来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走过了30年,成就斐然,但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解决。根据这一国情,我们国家的GDP的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和西方国家简单比较。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如果掉到6%或者是7%的话,就会影响就业率,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有13亿到14亿人口,保持社会稳定非常重要。要保持这么庞大的国家平稳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即充分就业。所以,充分就业和GDP的增长速度在初级阶段是密切挂钩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明年要力争GDP增长在8%左右。
　　要实现这个目标,银行业应当有所作为。但我们在保发展的时候,一定要以“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为原则,这是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来的非常科学的一种作法。这在国际上是一个成功经验,虽然不用这八个字概括,而叫“selective”,即银行在做这件事情时要非常有选择性。也就是说,符合国家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升级换代,加强行业的科学集中度的事情,包括节能、环保、民生工程,银行就应当去保、去支持。
　　所谓“保”,是因为出现了和过去不一样的新状况,对企业的信贷判断要有一套适应新情况的新办法。比如由于受到了外部冲击,可能导致企业定单和现金流量减少,甚至可能出现亏损,但是只要这家企业在国际上和国内具有足够的竞争能力,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就应该支持其渡过眼下的难关。这样的企业不一定都是大企业,有的是小企业。比如我看过一个做袜子的工厂,它给美国的袜业名牌“Gold Toe”做贴牌加工,市场占有率近35%。现在高档订单减少了,企业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但等到市场恢复以后,这个订单还会回到这家企业,不会跑到越南、柬埔寨或者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就可以“保一保”,即要用一个非常规和审慎的办法,来“救急”乃至“救穷”。
　　我也认为“救急救穷可以,但是不能救乱”。如果公司治理混乱,核心主业分散,财务报表虚假,就没有办法支持。
　　在整个经济下行的过程当中,银行的风险理论上来讲是增加了。因为金融的风险,一定是建立在其客户的健康状态上。但是,在经济困难的时期,如果银行关门歇业,只收不贷,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银行需要和企业共克时艰,否则,银行就无立足之地了。
　　
　　不良率下降的刚性要求
　　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时,还必须要保证最重要的一条,即银行业的风险必须得到有效的控制。
　　自2003年成立以来,银监会一直严格地监控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要求不良资产额和不良资产率逐年“双降”。这个目标在过去几年都已达到。银监会成立的时候,在当时贷款分类还不严格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24%左右。如果按照现在这么严格的贷款风险分类法并将农村信用社也包括在内的话,当时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超过了30%。
　　从那时的高点上走过来,现在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了7%。其中有银行牌照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了6%以内。改制以后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了2.4%。138家城市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加权平均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1.9%。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不良贷款率,更低至1%以下。即使在没有任何国家剥离的去年和今年,我们的不良贷款的余额也是下降的。
　　明年银监会仍然要保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对于每一个银行的不良贷款的余额发生反弹,监管当局会有一个科学的容忍度。这个科学的容忍度,是根据每家银行的具体情况,由监管者测定的。现在银监会对每一家银行分别进行并表监管,按照“骆驼评级法+”,这个“+”号就是加入中国国情的评级因素。根据这个情况,监管当局会对各家银行确定不同的对不良贷款余额反弹的容忍度。但是,对于不良贷款余额的下降,监管当局仍然有刚性要求。
　　除此以外,为了控制风险,监管当局将继续加大对不良贷款分类的偏离度、不良贷款迁徙率的检查,以监测贷款分类的准确度和不良贷款的变动情况。
　　在2009年,银监会还会进一步加大同质同类银行的横向比较。同类银行的不良余额的反弹情况和不良率的下降、偏离度、迁徙情况,我们都要有一个同质同类的比较。我相信,商业银行的领导都非常在乎自己在行业中的位置。
　　
　　冷静看待银证新合作
　　2006年4月,央行、银监会、发改委等五部委曾联合发文叫停打捆贷款。银监会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打捆贷款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任何一笔贷款,都必须做好风险和可行性评估,即“Due care. Due skill. Due diligence”,逐笔进行真实数额的发放。
　　目前在困难时期、特殊时期,银行和政府的合作我们不反对。银政合作不等于打捆贷款。相反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银行和政府的合作有很大的必要性。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每家银行的总行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地方,哪些企业符合产业结构的方向,哪些企业的增长发展的模式是科学的,哪些企业代表着这个行业的集中度,哪些企业可以作为兼并和收购的对象。
　　因此,我们必须和地方政府合作,从他们那里打包式地得到全面的信息,使得总行能有一个宽泛的视野,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银行和政府一起来考虑一个系统工程。
　　在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银行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和改良,离开政府的主导和引导,是打不赢的一场仗。比如小额贷款,必须依靠一个健康的担保机制。这个担保机制的建设和改革,要靠地方政府的引导,且要有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再如农业贷款,需要有一些配套的补贴政策和保险政策,还需要在政策间取得一种平衡,一方面要支持农业贷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避免道德风险。这些方面地方政府都可提供很好的平台、创造一些条件和打造一个信用环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困难时期,银行业应当加强同地方政府的沟通,寻求他们的支持。但是,具体如何进行每一笔贷款,必须是专业的判断,这是每家银行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可能越俎代庖。商业银行在经济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进行审慎的贷款发放和负全部的责任,这是《商业银行法》第四条所规定的。所有的银行从业者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主席。本文根据作者在《财经》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