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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唐〕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
郁达夫《故都的秋》一文，将北京的秋天写得美轮美奂。文中提到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可就是没有写到菊花。然而我偏偏以为，北京秋景之美，一半要归功于菊。
北京人种菊，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北城多宅门府邸，空间宽敞，可以采用畦栽的形式。而南城多小门小户，院子狭窄，但也可以盆栽养殖。虽然品种有贵贱之别，却都能妆点秋日的气氛。
菊花的品种之繁，更胜于梅兰两类，所以也极具观赏价值。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著录菊花达275种之多。随着农学的发展，如今品种恐怕远不止这个数字了。北京人赏菊，常常选择北海公园。在花圃里逛上一圈，再到仿膳喝杯清茶，吃两份点心，大半天就这么过去了。有时候工作时间久了，不如这样“挥霍”一次时间，以调节身心。
我曾戏称，茶诗就是最好的茶点。那么有没有既有菊香又有茶韵的古诗，与北京的秋日茶事相配呢？还真有。那就是唐代皎然的这首《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
皎然，俗家姓谢，字清昼，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十世孙。皎然僧早年也学儒学道，安史之乱后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后来长期居于吴兴杼山妙喜寺，是唐代著名的诗僧。
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茶圣陆羽的至交好友。陆羽在《陆文学自传》中，提到的师友寥寥数人，其中就有皎然和尚。茶圣将自己与皎然的友谊定性为“缁素忘年之交”。由此可见，二人关系莫逆，非同一般。陆羽的一生，都以与皎然交友一事而自豪。
不知是不是受了陆羽的影响，皎然一生醉心于茶事。《全唐诗》收其诗七卷，其中茶诗及咏陆诗加在一起多达28首。其中《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深刻影响了后来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的创作。可以说，皎然的茶诗是研究唐代茶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讲完了作者，我们再来看题目。处士，是对品行高洁且不愿为官之人的称呼。陆羽一生淡泊名利，以“野人”的身份闻名当时。所以皎然在题目里用“处士”二字，也是对于茶圣的一种尊称。这次与陆羽一起喝茶的时间，发生在“九日”。至于是几月份的九日，题目里没有明说，我们要在正文中去寻找答案了。
这首五言绝句，仅有二十个字。但还是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读。
第一部分，即前两句。
其中提到的“菊”，是判断具体日期的重要线索。《礼记·月令》中，既有“秋季之月，鞠有黄花”的说法。这里的鞠，即菊。汉代崔寔《四民月令》也提到，“九月九日，可采菊华，收积实”。这里的菊华，也就是菊花。
由于菊花是秋日盛開，和九九重阳节日子挨得很近，所以二者慢慢产生了关联。唐代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便有“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名句。后来，重阳节渐以敬老为主题，菊花也成为长寿的标志。在中国传统瓷器的图案中常绘有菊花，就是取其长寿之吉庆寓意。
在中国文人的眼中，菊不仅仅有长寿之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卉，不但有生命，而且有情感，更有品格。说到菊花，就不能不说陶渊明。他不仅是了不起的文学家，更为后世文人探索出了一种生活方式——隐逸。虽然职场不顺，生活艰难，但精神方面却保持了轻松愉快。陶渊明的隐逸，也成为中国文人顺从命运与反抗命运之外的第三条出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浅白的字句，深重的意味，悠闲的神色，宁静的风景，怎不使人顿生向往之心呢？陶渊明的菊花之歌，引发了千百年来诸多文士的共鸣。本诗中“东篱菊也黄”一句，自然典出陶渊明的咏菊名句了。
菊花经陶氏品题，就成为隐逸的象征。民间尊奉他为菊花花神，也就顺理成章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黄英》一篇的菊花精灵，干脆就以“陶”为姓氏，即陶三郎、陶黄英。可见陶渊明“菊仙”的称呼，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晚明胡正言《十竹斋笺谱》中“高标八种”类目下，就收录“篱菊”主题的彩笺一幅。所谓“高标”，语出《世说新语·德行》“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一句。后世以“高标”来比喻清高脱俗的风范。由此可见，东篱黄菊也为山僧院营造出清雅的气氛。
第二部分，即后两句。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陶渊明是世家出身，当然不至于真地混到赤贫的地步。但是家里孩子多，自己又没有正经工作，恐怕经济上有所拮据也是事实。像陶渊明这样的文人，种田不擅长，经商不在行，很难靠劳动致富。再加上不会理财，缺钱也就成了常态。
于是家里的亲戚，就劝他赶紧去当官。当然，大官不是说当就能当的。文中说的是“长吏”，也就是基层办事员。别看职位不高，起码有个稳定收入。古往今来的长辈，都是希望自己家孩子能安安稳稳的。
但当时正逢乱世，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对于出仕为官，表现为“心惮远役”的态度。他在官场中一直处于恐惧不安的状态，好像时时刻刻都喘不过气来。
但是做官这件事，却又有一项特别的福利，那就是“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原来去彭泽当官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一块公田，收获的粮食足够酿酒，可以开怀畅饮。在陶渊明眼中，当官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酒管够。
到了《归去来兮辞》的正文里，也有这样的描述：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久未归家，院中的小路都荒芜了。幸好松树与菊花，长势都还不错。陶渊明拉着小孩子的手走进房中，酒已经准备好了。由此可见，家人是多么了解这位彭泽令。自斟自饮着美酒，欣赏着庭院中的菊花，陶渊明的幸福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陶渊明以菊伴酒的故事，还不止《归去来兮辞》中一则。话说有一年九月九日重阳节，陶家又没有酒喝了。于是陶渊明就在房舍旁的菊丛闲坐，不一会儿就采了一手的菊花。忽然，江州刺史王弘携酒来访，陶渊明席地而饮，最终在菊花丛中喝得大醉，这才回屋休息。
这样品格高洁的菊花，竟然成了下酒菜。陶渊明文采虽高，皎然也认为他是一个“俗人”。在山僧院中的皎然与陆羽看来，这满庭的秋菊实是为茶汤增色三分。谁解助茶香？自然是懂茶之人，爱茶之人。
皎然在茶诗中，曾不止一次批评过陶渊明。例如《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有“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四句。被历代文人推崇的陶渊明，在皎然笔下成了滥饮自欺的“酒鬼”，成为他嘲笑的对象。
其实，皎然对待陶渊明态度的背后，隐藏着中国文化中的茶酒之争。说起茶与酒的争斗，不可不提敦煌写本《茶酒论》。此文见于伯2718、伯3910、伯2972、伯2875、斯5774、斯406六个卷子。其中伯2718卷前题有“乡贡进士王敷撰”七个字。关于王敷，后人一无所知。所谓“乡贡进士”，是指各州郡推荐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所以王敷一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却不一定真有进士功名。
这篇文章的风格，也介乎雅俗之间。作者以拟人的手法，写茶酒互相争功论雄的故事。茶先生与酒大哥，都从各种角度进行辩论，都说自己的作用最大、地位最高，颇有些自卖自夸的意思。本是一场寻常的辩论，却因作者的文学巧思而趣味盎然。
虽然《茶酒论》是茶文而不是茶诗，但是这篇文章里又有很多合辙押韵的四言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因此，我们不妨与皎然的这首茶诗对比解读。一雅一俗，共同描述出唐代茶酒之争的一体两面。
《茶酒论》开篇：
茶乃出来言曰：“诸人莫闹，听说些些，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自然尊贵，何用论夸。”
酒乃出来：“可笑词说！自古至今，茶贱酒贵。单（箪）醪投河，三军告醉。君王饮之，叫呼万岁，群臣饮之，赐卿无畏。和死定生，神明歆气。酒食向人，终无恶意。有酒有令，仁义礼智。自合称尊，何劳比类！”
茶为酒曰：“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劫萬劫，诸佛相钦。酒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打却三盏已（以）后，令人只是罪深。”
酒为茶曰：“三文一缸，何年得富？酒通贵人，公卿所慕。曾道（遣）赵主弹琴，秦王击缶。不可把茶请歌，不可为茶交（教）舞。茶吃只是贾（腰）疼，多吃令人患肚。一日打却十杯，肠胀又同衙鼓。若也服之三年，养虾?得水病报。”
其实，茶酒之争，酒总是要吃亏的。因为二者虽然各有优点，但茶的缺点明显少很多，以至于《茶酒论》中的酒找不到茶的弊端，只能编造“茶吃只是贾（腰）疼，多吃令人患肚”这样的论点了。
酒的缺点，却实在很多。民间虽有“酒壮英雄胆”的说法，但恐怕是不靠谱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最终还是“闻雷失箸”了。由此可见，酒壮胆的效果不见得好。其实由于乙醇的作用，人饮酒后倒是常常精神兴奋。但要命的是，兴奋过度就是亢奋，最终精神恍惚，举止失态。
据说大禹时仪狄酿成了一种“旨酒”，味道非常美。但大禹饮后，反而说出了“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话。这个故事出自《战国策》，自然只能当传说来听。但也可见，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对于酒已经持防备的态度了。毕竟，传说中的夏桀与商纣，都是因滥饮而亡国的。汉字中的“酗”字，就是“酒”与“凶”两个字构成。古人造字时也提醒我们，酒喝多了是一件很凶险的事情。
自西周开始，已建立一套比较规范的饮酒礼仪，也成为重要的礼法。西周饮酒礼仪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时、序、数、令。时，指严格掌握饮酒的时间，只能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或喜庆的场合下饮用。随时随地饮酒，便视为违礼。序，指在饮酒时，遵循先天、地、鬼、神，后长、幼、尊、卑的顺序，违序也视为违礼。数，指在饮时不可造次，适量而止，过量亦视为违礼。令，指在酒筵上要服从酒官意志，不能随心所欲，不服从也视为违礼。由此可见，中国酒文化的核心宗旨，便是对于酒的高度戒备。现如今所谓“不醉不归”“感情深一口闷”等酒桌文化，不过是中国酒文化的糟粕罢了。
与陶渊明同时期的葛洪，对于酒干脆持全面否定态度。他在《抱朴子外篇·酒诫》中写道：
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甚少不及祸。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绝，又不肯节。纵心口之近欲，轻召灾之根源。似热渴之恣冷，虽适己而身危也。小大乱丧，亦罔非酒。
葛洪对酒的态度很糟，但也算网开一面。他认为如不能“绝”，起码要做到“节”。滥饮无度就是“纵心口之近欲”，最终一定会落得个“适己而身危”的处境。
总而言之，中国古人认为，饮酒要适度，不可以影响正常生活，像陶渊明那样“喝大酒”的行为，可以理解，但绝不能推崇。这首《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虽只有短短二十个字，但背后却隐藏着中国人崇尚理性、拒绝放纵的深刻文化内涵。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唐〕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
郁达夫《故都的秋》一文，将北京的秋天写得美轮美奂。文中提到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可就是没有写到菊花。然而我偏偏以为，北京秋景之美，一半要归功于菊。
北京人种菊，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北城多宅门府邸，空间宽敞，可以采用畦栽的形式。而南城多小门小户，院子狭窄，但也可以盆栽养殖。虽然品种有贵贱之别，却都能妆点秋日的气氛。
菊花的品种之繁，更胜于梅兰两类，所以也极具观赏价值。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著录菊花达275种之多。随着农学的发展，如今品种恐怕远不止这个数字了。北京人赏菊，常常选择北海公园。在花圃里逛上一圈，再到仿膳喝杯清茶，吃两份点心，大半天就这么过去了。有时候工作时间久了，不如这样“挥霍”一次时间，以调节身心。
我曾戏称，茶诗就是最好的茶点。那么有没有既有菊香又有茶韵的古诗，与北京的秋日茶事相配呢？还真有。那就是唐代皎然的这首《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
皎然，俗家姓谢，字清昼，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十世孙。皎然僧早年也学儒学道，安史之乱后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后来长期居于吴兴杼山妙喜寺，是唐代著名的诗僧。
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茶圣陆羽的至交好友。陆羽在《陆文学自传》中，提到的师友寥寥数人，其中就有皎然和尚。茶圣将自己与皎然的友谊定性为“缁素忘年之交”。由此可见，二人关系莫逆，非同一般。陆羽的一生，都以与皎然交友一事而自豪。
不知是不是受了陆羽的影响，皎然一生醉心于茶事。《全唐诗》收其诗七卷，其中茶诗及咏陆诗加在一起多达28首。其中《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深刻影响了后来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的创作。可以说，皎然的茶诗是研究唐代茶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讲完了作者，我们再来看题目。处士，是对品行高洁且不愿为官之人的称呼。陆羽一生淡泊名利，以“野人”的身份闻名当时。所以皎然在题目里用“处士”二字，也是对于茶圣的一种尊称。这次与陆羽一起喝茶的时间，发生在“九日”。至于是几月份的九日，题目里没有明说，我们要在正文中去寻找答案了。
这首五言绝句，仅有二十个字。但还是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读。
第一部分，即前两句。
其中提到的“菊”，是判断具体日期的重要线索。《礼记·月令》中，既有“秋季之月，鞠有黄花”的说法。这里的鞠，即菊。汉代崔寔《四民月令》也提到，“九月九日，可采菊华，收积实”。这里的菊华，也就是菊花。
由于菊花是秋日盛開，和九九重阳节日子挨得很近，所以二者慢慢产生了关联。唐代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便有“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名句。后来，重阳节渐以敬老为主题，菊花也成为长寿的标志。在中国传统瓷器的图案中常绘有菊花，就是取其长寿之吉庆寓意。
在中国文人的眼中，菊不仅仅有长寿之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卉，不但有生命，而且有情感，更有品格。说到菊花，就不能不说陶渊明。他不仅是了不起的文学家，更为后世文人探索出了一种生活方式——隐逸。虽然职场不顺，生活艰难，但精神方面却保持了轻松愉快。陶渊明的隐逸，也成为中国文人顺从命运与反抗命运之外的第三条出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浅白的字句，深重的意味，悠闲的神色，宁静的风景，怎不使人顿生向往之心呢？陶渊明的菊花之歌，引发了千百年来诸多文士的共鸣。本诗中“东篱菊也黄”一句，自然典出陶渊明的咏菊名句了。
菊花经陶氏品题，就成为隐逸的象征。民间尊奉他为菊花花神，也就顺理成章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黄英》一篇的菊花精灵，干脆就以“陶”为姓氏，即陶三郎、陶黄英。可见陶渊明“菊仙”的称呼，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晚明胡正言《十竹斋笺谱》中“高标八种”类目下，就收录“篱菊”主题的彩笺一幅。所谓“高标”，语出《世说新语·德行》“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一句。后世以“高标”来比喻清高脱俗的风范。由此可见，东篱黄菊也为山僧院营造出清雅的气氛。
第二部分，即后两句。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陶渊明是世家出身，当然不至于真地混到赤贫的地步。但是家里孩子多，自己又没有正经工作，恐怕经济上有所拮据也是事实。像陶渊明这样的文人，种田不擅长，经商不在行，很难靠劳动致富。再加上不会理财，缺钱也就成了常态。
于是家里的亲戚，就劝他赶紧去当官。当然，大官不是说当就能当的。文中说的是“长吏”，也就是基层办事员。别看职位不高，起码有个稳定收入。古往今来的长辈，都是希望自己家孩子能安安稳稳的。
但当时正逢乱世，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对于出仕为官，表现为“心惮远役”的态度。他在官场中一直处于恐惧不安的状态，好像时时刻刻都喘不过气来。
但是做官这件事，却又有一项特别的福利，那就是“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原来去彭泽当官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一块公田，收获的粮食足够酿酒，可以开怀畅饮。在陶渊明眼中，当官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酒管够。
到了《归去来兮辞》的正文里，也有这样的描述：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久未归家，院中的小路都荒芜了。幸好松树与菊花，长势都还不错。陶渊明拉着小孩子的手走进房中，酒已经准备好了。由此可见，家人是多么了解这位彭泽令。自斟自饮着美酒，欣赏着庭院中的菊花，陶渊明的幸福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陶渊明以菊伴酒的故事，还不止《归去来兮辞》中一则。话说有一年九月九日重阳节，陶家又没有酒喝了。于是陶渊明就在房舍旁的菊丛闲坐，不一会儿就采了一手的菊花。忽然，江州刺史王弘携酒来访，陶渊明席地而饮，最终在菊花丛中喝得大醉，这才回屋休息。
这样品格高洁的菊花，竟然成了下酒菜。陶渊明文采虽高，皎然也认为他是一个“俗人”。在山僧院中的皎然与陆羽看来，这满庭的秋菊实是为茶汤增色三分。谁解助茶香？自然是懂茶之人，爱茶之人。
皎然在茶诗中，曾不止一次批评过陶渊明。例如《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有“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四句。被历代文人推崇的陶渊明，在皎然笔下成了滥饮自欺的“酒鬼”，成为他嘲笑的对象。
其实，皎然对待陶渊明态度的背后，隐藏着中国文化中的茶酒之争。说起茶与酒的争斗，不可不提敦煌写本《茶酒论》。此文见于伯2718、伯3910、伯2972、伯2875、斯5774、斯406六个卷子。其中伯2718卷前题有“乡贡进士王敷撰”七个字。关于王敷，后人一无所知。所谓“乡贡进士”，是指各州郡推荐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所以王敷一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却不一定真有进士功名。
这篇文章的风格，也介乎雅俗之间。作者以拟人的手法，写茶酒互相争功论雄的故事。茶先生与酒大哥，都从各种角度进行辩论，都说自己的作用最大、地位最高，颇有些自卖自夸的意思。本是一场寻常的辩论，却因作者的文学巧思而趣味盎然。
虽然《茶酒论》是茶文而不是茶诗，但是这篇文章里又有很多合辙押韵的四言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因此，我们不妨与皎然的这首茶诗对比解读。一雅一俗，共同描述出唐代茶酒之争的一体两面。
《茶酒论》开篇：
茶乃出来言曰：“诸人莫闹，听说些些，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自然尊贵，何用论夸。”
酒乃出来：“可笑词说！自古至今，茶贱酒贵。单（箪）醪投河，三军告醉。君王饮之，叫呼万岁，群臣饮之，赐卿无畏。和死定生，神明歆气。酒食向人，终无恶意。有酒有令，仁义礼智。自合称尊，何劳比类！”
茶为酒曰：“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劫萬劫，诸佛相钦。酒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打却三盏已（以）后，令人只是罪深。”
酒为茶曰：“三文一缸，何年得富？酒通贵人，公卿所慕。曾道（遣）赵主弹琴，秦王击缶。不可把茶请歌，不可为茶交（教）舞。茶吃只是贾（腰）疼，多吃令人患肚。一日打却十杯，肠胀又同衙鼓。若也服之三年，养虾?得水病报。”
其实，茶酒之争，酒总是要吃亏的。因为二者虽然各有优点，但茶的缺点明显少很多，以至于《茶酒论》中的酒找不到茶的弊端，只能编造“茶吃只是贾（腰）疼，多吃令人患肚”这样的论点了。
酒的缺点，却实在很多。民间虽有“酒壮英雄胆”的说法，但恐怕是不靠谱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最终还是“闻雷失箸”了。由此可见，酒壮胆的效果不见得好。其实由于乙醇的作用，人饮酒后倒是常常精神兴奋。但要命的是，兴奋过度就是亢奋，最终精神恍惚，举止失态。
据说大禹时仪狄酿成了一种“旨酒”，味道非常美。但大禹饮后，反而说出了“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话。这个故事出自《战国策》，自然只能当传说来听。但也可见，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对于酒已经持防备的态度了。毕竟，传说中的夏桀与商纣，都是因滥饮而亡国的。汉字中的“酗”字，就是“酒”与“凶”两个字构成。古人造字时也提醒我们，酒喝多了是一件很凶险的事情。
自西周开始，已建立一套比较规范的饮酒礼仪，也成为重要的礼法。西周饮酒礼仪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时、序、数、令。时，指严格掌握饮酒的时间，只能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或喜庆的场合下饮用。随时随地饮酒，便视为违礼。序，指在饮酒时，遵循先天、地、鬼、神，后长、幼、尊、卑的顺序，违序也视为违礼。数，指在饮时不可造次，适量而止，过量亦视为违礼。令，指在酒筵上要服从酒官意志，不能随心所欲，不服从也视为违礼。由此可见，中国酒文化的核心宗旨，便是对于酒的高度戒备。现如今所谓“不醉不归”“感情深一口闷”等酒桌文化，不过是中国酒文化的糟粕罢了。
与陶渊明同时期的葛洪，对于酒干脆持全面否定态度。他在《抱朴子外篇·酒诫》中写道：
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甚少不及祸。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绝，又不肯节。纵心口之近欲，轻召灾之根源。似热渴之恣冷，虽适己而身危也。小大乱丧，亦罔非酒。
葛洪对酒的态度很糟，但也算网开一面。他认为如不能“绝”，起码要做到“节”。滥饮无度就是“纵心口之近欲”，最终一定会落得个“适己而身危”的处境。
总而言之，中国古人认为，饮酒要适度，不可以影响正常生活，像陶渊明那样“喝大酒”的行为，可以理解，但绝不能推崇。这首《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虽只有短短二十个字，但背后却隐藏着中国人崇尚理性、拒绝放纵的深刻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