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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之际诗坛学杜、注杜、评杜成为风尚，如侯方域的诗歌理论从诗言志的传统出发，自觉继承杜甫诗歌“以诗记史”的现实精神；钱谦益在诗歌理论中常借助杜甫的观点，以杜甫的诗歌理论作为自己的文学批评武器；吴伟业的诗歌以沉博精工，深得乐天、义山神髓见称，其实他于杜诗“诗史”之意也有很深的理解；遗民诗人顾炎武诗歌中沉雄悲壮的基调。通过对明清之际的这种文化风尚的分析，本文关注明清之际文人学杜的文化背景，并进而探讨当时经世实学的社会文化思潮。
关键词：明清之际 学杜 社会文化思潮
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挚友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一文中，称赞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其诗歌犹如一座丰碑巍然屹立于中国诗歌史的巅峰之上。自中晚唐起，读杜、学杜、评杜、 注杜、研杜者即层出不穷，经久不衰，并因此形成专门之学——“杜诗学”。明代的沦亡给明清易代之际的文人带来了难以巨大的创伤，而杜甫诗歌中的关心民生疾苦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契合了这批文人的心境，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难以表达的故国之思，便通过对杜诗的摹拟、注释和评说而得以委婉的倾吐。
一、以诗记史，对杜诗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
杜诗内容博大精深，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高度统一。杜甫的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丽人行》、《悲陈陶 》、《悲青坂》、《又呈吴郎》等诗歌均批判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现实的不公与黑暗，真实地表现了唐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体现了诗人深切的忧民情怀。明清之际文人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人们对国事的深切关心，对贪官污吏的谴责和对苛政的揭露，形成了与杜诗创作风格跨越时代的呼应。
钱谦益的诗歌总的来说，是以抒情而不是以叙事见长，但也有不少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王师二十四韵》就指出农民起义是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直接激起的，并揭露封建统治者血腥屠杀无辜百姓的残暴罪行。《葛将写歌》颂扬了领导市民奋杀税监参随的义士葛成，将他同反抗魏阉英勇捐躯的五义士相提并论。钱谦益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而能写出这种同情农民起义，歌颂抗暴领袖的诗篇，诚为难得。
侯方域写下了不少描写现实的具有“史诗”性质的诗作。如《归来酬吴大伯裔》所记“可怜归故里，烽燧已危邦。夜月狐狸舞，霜郊虎豹……贼帅雄千骑，王师九折泷”[1]及《李生宗约家蓄肥鹅遁》所写“君不见二月三月群盗集，万马奔腾揉小邑。继之大蝗将小蝻，黍稷秋成无寸粒。又不见官兵昨夜围新筑，金箔子女压满轴，抛弃还入一炬焚，仓皇惊忍千家哭”[2]记叙了农民军过后，太监卢九德与总兵周遇吉、黄得功追农民军于凤阳，太监刘元斌带京营兵留归德不进，纵军大掠城周围村庄，杀老百姓冒功，南阳破后，又拥妇女财物北去的场景，正可以作为史书来读。侯方域诗歌创作的这种“诗史”特征，在《四忆堂诗集》中随处可见。
吴伟业的诗歌以沉博精工，深得乐天、义山神髓见称，其实他于杜诗“诗史”之意也有很深的理解。吴伟业本人在论及《临江参军》一诗时曾说，自己与诗中主人公“相知最深……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所谓之诗史可勿愧”[3]（《梅村诗话》），从中可以看出，吴伟业创作“诗史”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有意以诗为史。赵翼曾云“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关于时事之大者”[4]（瓯北诗话）又称“梅村亦可称诗史矣”[5]。如《松山哀》“十三万兵同日死”句直用杜甫《悲陈陶》“四万义军同日死”句。吴伟业的《芦州行》、《捉船行》、《马草行》有意学习杜甫的“三吏”、“三别”，《画中九友歌》仿《酒中八仙歌》，皆有迹可寻。吴伟业哀感顽艳的长篇歌行固然可作别史观，其七律亦深得杜诗神髓，即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袁枚曰“《即事》数首，尚有老杜《秋兴》、《诸将》叙事之遗”可谓十分中肯。
二、以沉郁顿挫的诗风为美
杜甫诗歌风格方面最为著称的是“沉郁顿挫”。“‘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的表达的波浪起伏”。[6]杜甫是一位心系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
侯方域以五言古诗见长，他的大部分诗浑厚悲壮。他在诗中抒发对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时，每每壮怀激烈，感情激愤，却并不爆发出来，也不继续蔓延下去，而是用别的事情岔开，转换话题。比如他的《闻乱八首》篇篇皆是战乱气象，尤其是每首颔联都写得悲惨至极，但结句却又温柔敦厚，把救民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这与杜甫诗旨趣颇同。二人都深感皇恩的惠泽，对国对君都怀有拳拳的赤子忠心，因此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时，他们希望明君贤臣的出现，天真地认为“回天在一言”。即使朝廷无道之时，他们也只是委婉地讽谏。如在《禁旅十首》中，面对朝廷派去守卫河南的军队在商丘城内纵军大掠，杀诸樵采者以充军功，烧杀索赂，淫人妻女，强盗不如，候方域愤怒感慨之极，但仍然以为这只是无首将领的所为，因这些情况“未达王朝”而朝廷不知，因此诗人才以天下为己任，“便欲请长缨”。在《剑外》一诗中，他写道：“恭王已难定，王师慎勿悬。遥知诸父老，每夜祝老天。”他对天子难以“恭己正南面”而担忧，劝奉王师与农民军作战要谨慎，不要孤军深入，天下百姓每夜都在为朝廷祈祷，希望太平盛世的到来。贾开宗评日：“忠爱缠绵，颂乃是讽，怨乃是厚，诗人源流，正复于此会意。”[7]
从这些言辞中，我们也不难窥测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热爱故国的思想感情，流露出无限险惜和悲痛的沉重心情。但是，正是由于深挚的故国之情，诗人充满了希望，所以他写失望而不显得过分凄苦，写愁闷也不显得过分哀伤。诗人在抒发失望、愁闷之情时，往往带着一种波澜排空的气势。不难看出，阔大景象、深厚感情的交融，宏丽想象的展开，恰当比喻、贴切典故的运用，悲与喜的交集，希望与失望的混合，使感情的节拍悠长舒缓，一次又一次，一个循环接一个循环，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将爱国忧民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愤怒的谴责和热切的期望又使组诗格调高亢、情绪昂扬，形成一种沉雄悲壮的气势美。 三、由学杜风尚看当时经世实学的社会文化思潮
明清之际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是在总结和批判理学与王学末流空谈误国的潮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子龙、陆世仪、李时珍、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大多胸怀救世之心，关心国计民生；读书不尚空谈，重视实用之学。经世实学派的学术宗旨就是“崇实黜虚”、“废虚求实”。
明清之际的士人不满前期士人只专注经营个人生活，主张积极用世。陈子龙认为：“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至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8] 批判那些盲目复古、抱残守缺之士，未能急世务所急。顾炎武直接声明：“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9]
实学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主要在于促进文学面向人生。首先是“文须有益于天下”[10]，所谓“益世”、“有用”，就是要求文学贴近现实生活，加强文学的教化功能，发挥移风易俗、转变世道人心使之向善的作用。其次是重视文学抒发愤感、批评时政的作用。黄宗羲一再称道《诗经》“变风”“变雅”的“怨刺”精神，提倡作家要熟悉社会，了解世相，针贬时弊。
由此可见，明清之际文人学杜的风尚，正反映了当时“经世实学”的社会文化思潮。
参考文献：
[1]侯方域.四忆堂诗集[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122页.
[2]侯方域.四忆堂诗集[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123页.
[3]吴伟业.梅村诗话.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697册494页.
[4]赵翼.瓯北诗话.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704册69页。
[5]赵翼.瓯北诗话.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704册74页。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91页.
[7]侯方域著；王树林校笺.侯方域全集校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759页.
[8]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序，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崇祯平露堂刊本.
[9]顾炎武撰.《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上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
[10]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043页.
作者简介：王静静（1990-），女，汉族，研究生，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工作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二年级在读，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明清之际 学杜 社会文化思潮
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挚友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一文中，称赞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其诗歌犹如一座丰碑巍然屹立于中国诗歌史的巅峰之上。自中晚唐起，读杜、学杜、评杜、 注杜、研杜者即层出不穷，经久不衰，并因此形成专门之学——“杜诗学”。明代的沦亡给明清易代之际的文人带来了难以巨大的创伤，而杜甫诗歌中的关心民生疾苦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契合了这批文人的心境，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难以表达的故国之思，便通过对杜诗的摹拟、注释和评说而得以委婉的倾吐。
一、以诗记史，对杜诗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
杜诗内容博大精深，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高度统一。杜甫的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丽人行》、《悲陈陶 》、《悲青坂》、《又呈吴郎》等诗歌均批判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现实的不公与黑暗，真实地表现了唐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体现了诗人深切的忧民情怀。明清之际文人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人们对国事的深切关心，对贪官污吏的谴责和对苛政的揭露，形成了与杜诗创作风格跨越时代的呼应。
钱谦益的诗歌总的来说，是以抒情而不是以叙事见长，但也有不少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王师二十四韵》就指出农民起义是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直接激起的，并揭露封建统治者血腥屠杀无辜百姓的残暴罪行。《葛将写歌》颂扬了领导市民奋杀税监参随的义士葛成，将他同反抗魏阉英勇捐躯的五义士相提并论。钱谦益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而能写出这种同情农民起义，歌颂抗暴领袖的诗篇，诚为难得。
侯方域写下了不少描写现实的具有“史诗”性质的诗作。如《归来酬吴大伯裔》所记“可怜归故里，烽燧已危邦。夜月狐狸舞，霜郊虎豹……贼帅雄千骑，王师九折泷”[1]及《李生宗约家蓄肥鹅遁》所写“君不见二月三月群盗集，万马奔腾揉小邑。继之大蝗将小蝻，黍稷秋成无寸粒。又不见官兵昨夜围新筑，金箔子女压满轴，抛弃还入一炬焚，仓皇惊忍千家哭”[2]记叙了农民军过后，太监卢九德与总兵周遇吉、黄得功追农民军于凤阳，太监刘元斌带京营兵留归德不进，纵军大掠城周围村庄，杀老百姓冒功，南阳破后，又拥妇女财物北去的场景，正可以作为史书来读。侯方域诗歌创作的这种“诗史”特征，在《四忆堂诗集》中随处可见。
吴伟业的诗歌以沉博精工，深得乐天、义山神髓见称，其实他于杜诗“诗史”之意也有很深的理解。吴伟业本人在论及《临江参军》一诗时曾说，自己与诗中主人公“相知最深……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所谓之诗史可勿愧”[3]（《梅村诗话》），从中可以看出，吴伟业创作“诗史”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有意以诗为史。赵翼曾云“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关于时事之大者”[4]（瓯北诗话）又称“梅村亦可称诗史矣”[5]。如《松山哀》“十三万兵同日死”句直用杜甫《悲陈陶》“四万义军同日死”句。吴伟业的《芦州行》、《捉船行》、《马草行》有意学习杜甫的“三吏”、“三别”，《画中九友歌》仿《酒中八仙歌》，皆有迹可寻。吴伟业哀感顽艳的长篇歌行固然可作别史观，其七律亦深得杜诗神髓，即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袁枚曰“《即事》数首，尚有老杜《秋兴》、《诸将》叙事之遗”可谓十分中肯。
二、以沉郁顿挫的诗风为美
杜甫诗歌风格方面最为著称的是“沉郁顿挫”。“‘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的表达的波浪起伏”。[6]杜甫是一位心系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
侯方域以五言古诗见长，他的大部分诗浑厚悲壮。他在诗中抒发对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时，每每壮怀激烈，感情激愤，却并不爆发出来，也不继续蔓延下去，而是用别的事情岔开，转换话题。比如他的《闻乱八首》篇篇皆是战乱气象，尤其是每首颔联都写得悲惨至极，但结句却又温柔敦厚，把救民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这与杜甫诗旨趣颇同。二人都深感皇恩的惠泽，对国对君都怀有拳拳的赤子忠心，因此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时，他们希望明君贤臣的出现，天真地认为“回天在一言”。即使朝廷无道之时，他们也只是委婉地讽谏。如在《禁旅十首》中，面对朝廷派去守卫河南的军队在商丘城内纵军大掠，杀诸樵采者以充军功，烧杀索赂，淫人妻女，强盗不如，候方域愤怒感慨之极，但仍然以为这只是无首将领的所为，因这些情况“未达王朝”而朝廷不知，因此诗人才以天下为己任，“便欲请长缨”。在《剑外》一诗中，他写道：“恭王已难定，王师慎勿悬。遥知诸父老，每夜祝老天。”他对天子难以“恭己正南面”而担忧，劝奉王师与农民军作战要谨慎，不要孤军深入，天下百姓每夜都在为朝廷祈祷，希望太平盛世的到来。贾开宗评日：“忠爱缠绵，颂乃是讽，怨乃是厚，诗人源流，正复于此会意。”[7]
从这些言辞中，我们也不难窥测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热爱故国的思想感情，流露出无限险惜和悲痛的沉重心情。但是，正是由于深挚的故国之情，诗人充满了希望，所以他写失望而不显得过分凄苦，写愁闷也不显得过分哀伤。诗人在抒发失望、愁闷之情时，往往带着一种波澜排空的气势。不难看出，阔大景象、深厚感情的交融，宏丽想象的展开，恰当比喻、贴切典故的运用，悲与喜的交集，希望与失望的混合，使感情的节拍悠长舒缓，一次又一次，一个循环接一个循环，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将爱国忧民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愤怒的谴责和热切的期望又使组诗格调高亢、情绪昂扬，形成一种沉雄悲壮的气势美。 三、由学杜风尚看当时经世实学的社会文化思潮
明清之际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是在总结和批判理学与王学末流空谈误国的潮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子龙、陆世仪、李时珍、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大多胸怀救世之心，关心国计民生；读书不尚空谈，重视实用之学。经世实学派的学术宗旨就是“崇实黜虚”、“废虚求实”。
明清之际的士人不满前期士人只专注经营个人生活，主张积极用世。陈子龙认为：“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至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8] 批判那些盲目复古、抱残守缺之士，未能急世务所急。顾炎武直接声明：“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9]
实学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主要在于促进文学面向人生。首先是“文须有益于天下”[10]，所谓“益世”、“有用”，就是要求文学贴近现实生活，加强文学的教化功能，发挥移风易俗、转变世道人心使之向善的作用。其次是重视文学抒发愤感、批评时政的作用。黄宗羲一再称道《诗经》“变风”“变雅”的“怨刺”精神，提倡作家要熟悉社会，了解世相，针贬时弊。
由此可见，明清之际文人学杜的风尚，正反映了当时“经世实学”的社会文化思潮。
参考文献：
[1]侯方域.四忆堂诗集[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122页.
[2]侯方域.四忆堂诗集[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123页.
[3]吴伟业.梅村诗话.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697册494页.
[4]赵翼.瓯北诗话.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704册69页。
[5]赵翼.瓯北诗话.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704册74页。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91页.
[7]侯方域著；王树林校笺.侯方域全集校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759页.
[8]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序，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崇祯平露堂刊本.
[9]顾炎武撰.《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上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
[10]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043页.
作者简介：王静静（1990-），女，汉族，研究生，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工作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二年级在读，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