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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落后的农业大国。国家为推进工业化，在农村和城市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持久深远的社会变革，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围绕工业化建立的体制将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两个部门。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国家明确将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低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用品（如住房、燃料、水电等）配给制度、国家统包的福利制度等形成，使得非农业户口附带了各种特权和利益。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和约束的状况得以改善，农民可以流动了，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了，打工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股不可逆转的大潮。农民进城打工，一方面给农民改变自身的贫困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随着打工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城市和乡村、农民和市民之间，新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多有表现。尤其是新世纪初期以来，以写底层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新左翼”文学{1}对此更加关注，并且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对这些问题所持的价值评判。
一
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化和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切的人力物力支持，可农民工在城市却活得很压抑，因为他们随处都遭城市文化的人格歧视。对这种文化人格的被歧视，被贬抑，“新左翼”文学创作多有揭示。《太平狗》中的太平是从神农架跟随自己的主人程大种来到武汉的赶山狗。太平和他的主人一样遭受着城市的歧视与虐待，幸运地是太平死在了老家，而他的主人则死在了黑心老板的作坊厂。程大种来武汉投奔他的姑妈，却因太脏没有资格在城里的姑姑家上厕所，而后又被驱逐出家门。在晚上流浪的太平和城市人的苏格兰狗产生好感，这一情感却被城市狗的主人呵斥住了。为此，太平大叫，它是在表达对城市狗的礼仪，也是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何尝不是程大种的心声。他不偷不抢靠体力赚钱，凭什么没有人雇佣他？凭什么在城市就没有他睡觉的一席之地？陈大种在劳务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只因他带着太平——这个一眼看去就不是城市狗的乡下狗。虽不忍心，陈大种还是把太平买到了屠宰场。望着伤痕累累的太平，陈大种的心开始变软了，他开始悔过了。虽然自己一次次的抛弃太平，可太平却依然在寻找自己。这份感动使得无依无靠且受人鄙视的程大种在城市里多了些温暖与希望。程大种决定不能再抛弃太平了，一种带着太平一起打工的信念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又遇到了别人的驱逐。最终谁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骨瘦如柴的人和狗，都双双落入别人的陷阱：充满了毒气和监工的工厂里。作者以乡下狗来衬托乡下人，以狗的无差别本能来反讽人类自己的不平等，构思奇妙也令人十分心痛。
《大嫂谣》中胡贵是在广东闯出一片天下的农民包工头，他对于自己的农民身份很是自卑。工程结算的时候他不得不给城里的经理们下跪并喊爹来要工程款，即便如此，城市人还是称其为下贱货。虽然他对自己的同乡人都很照顾，可是他瞧不起自己的农民身份。她对大嫂格外的照顾的确是有同情贫困的老妇人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大嫂有一个是城市户口的小叔子。当胡贵刚刚接到大嫂家询问大嫂的电话后，用家乡土话告知这里一切都好，在问及与自己通电话的是大嫂城市里的小叔子后便变了口气，“变成城里人的腔调了，是那种倒像不像的广东腔，还故意咬文嚼字起来，听上去让人别扭的发慌”②。在外人听来是这样的，想必胡贵是意识不到的，因为胡贵自身也认同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定位即下贱货。所以在与城市人打交道的时候不想让这种下贱货的外表始终如影随形的提醒着自己是农村人。虽然胡贵在城市里已经很“吃得开”了，可是他物质上再富有还是摆脱不了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为此在与城市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只能甩开让自己自卑的乡下口音，改说他认为高级一些的城市人的腔调。农民不但对城里人谄媚奉承，而且对自己的同类却充满了鄙视。《河畔的女人》中映红是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发达了，丈夫还是在外面打工的，也不会因为映红不能干，她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只是因为映红偏胖，映红是农民。为此她的丈夫大明在城里找了一个城市女人。罗伟章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十分关注农村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在他最初写作的《我们的路》、《我们的成长》中便注意到了农村人在与城市人的对比中自我否定的价值观。许朝晖在农村人眼里看来是欺辱的，因为她只身一人带着孩子从城市返回到了乡村。但是，如果她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的话，这一耻辱及乡亲们的闲言碎语便会烟消云散。
农民进城务工挣钱，这种劳动方式的变化使农民富裕了，使农民的视野开阔了，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一辈子，这种变化不仅是物质的变化，衣着的变化，更应该是精神的变化。但悖谬的是改革开放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富裕了，但农村人的自卑感不是弱化了、消除了，反而是更强化了。“新左翼”文学比较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乡下人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这种文化悲剧。农村人在城市里活得并不舒展，物质上的贫困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是不能忍受的，可是城市对于农民人格的鄙视，则只能让农民失去安全、信任、尊严甚至是生命。农民人在乡村忍受着因物质贫困而没有尊严的生活，走到城市却又要遭遇城市文化的人格歧视。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新左翼”文学作家们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他们通过自己的形象塑造说明，农村人质朴、善良，而且他们追求生活上的舒适和物质上的富足并没有错。他们暂时的贫穷并不是因为懒惰、不聪明，而是他们一直把自己的物质财富过多的输送给了城市，城市人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歧视他们，城里人应该做的只能是感恩。
二
城市化的过程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在城市化过程中感受到阵痛的不止是农民还有棚户区的小市民。“新左翼”文学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失去土地，拆迁中的暴力和不公现象，环境保护等问题也极为关注。“新左翼”文学在观察城市化进程之际，看到了可喜的变化，也感觉到了城市化进程的不可逆转，可是他们更多的是担忧与恐惧，在价值的评判上更多地是采取否定甚至是拒绝的态度。 这种价值态度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生存环境和传统精神价值遭到破坏的担忧。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伯纬生活在神农架的大山深处，过去这里的居民到县城需要经过杀人岗、打劫岭、百步梯、九条命，走上几天才能到，而现在只要在路边打个车就可以到了。看来修路真有好处，为此伯纬看到护路工人在砌水泥墩子的时候想：这是好事情。可修路护路真的是好事情吗？伯纬的手因为修路而没有了，羊食也因为修路而没有了，护路的工人冒着寒冷和大雪在工作，其实并不能减少交通事故的伤亡。伯纬又听见了羊饥饿的叫声，这时想起了修路以来的变化“神农山区的山好像渐渐地矮了。那不是矮了，是因为参天大树都砍光了。没有砍光的是一些不成材的歪脖子树和小树秧子，路袒露出来，看得清清楚楚，在山壁上，在河沿上，先是拖木材的车，后是拖门方的车，再就是拖棍棒子的车，拖木炭的车，再就是拖树枝的车，再呢，没有了”。③ 柏油路开通了，神农山矮了，草没了。道路便捷了，可是死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开山修路要死人，路修好了出交通事故更要死人。
神农架山区的居民或许比先前富裕了，可是人心变得冷漠了。伯纬一晚上都在为出车祸的司机小马的死去而悲伤，回到家后因感受到人气和温暖而心情好转。可是不一会伯纬陷入更大的悲伤中：妻子嫌他刚背了死人回来，所以不让他碰孙子。妻儿至亲都不理解伯纬善良的举动，伯纬伤心的认为连家人都像云朵一样变幻不定，而不是他所认为的一条心。农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日子好起来，烦心事却跟着多了起来。这在曹征路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安娴一家日子变得好了起来，可是争吵却多了起来。安娴认为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欲望多了，于是发现了不公：“那时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不容易，谁也不认为妈妈不公平，后来日子好起来，穿件新衣服还是个问题吗？”④ 乡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失去了主体性，而且也在文化层面上失去了主体性。伯纬要为羊寻找新的草地，安娴兄妹也只能回忆快乐，幻想快乐，在现实中却寻找不到快乐。现代社会对乡村传统的侵蚀已经无处不在，现代社会对传统精神价值的冷漠也已经成为常态。无论是伯纬还是安娴兄妹再也难以恢复他们原来的身份。在这类作品这种“新左翼”文学作家对城市化进程提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乡村传统精神和价值的衰落难道是必然的吗？
其次，“新左翼”文学的价值态度也表现在对大自然向人类盲目城市化的报复的恐惧。发展的确会勾引起人的欲望，然而有些欲望是促人发展的而有些欲望是促人毁灭的。《吼秋》中的镇长阮彪为了建成蛐蛐大集作为自己的政绩以利升迁，竟然可以不顾大山即将垮塌的危险。虽然阮镇长在蛐蛐大集奠基仪式前就知道会有山崩，可是他在祈祷这山能撑几个月：“老天呀，拉我一把。我引进五千万不容易啊，我就会什么都有了……可后天就是蛐蛐大集奠基仪式，投资合同签字仪式……年底县里换届不就上去了吗？到时我就离开毛家沟了，一切不与我相干”。结果还是在这一天山崩了，阮镇长的蛐蛐大集毁了，高大楼房塌了，水泥铺路断了。阮镇长在欲望驱使下的城市化建设毁在了大自然的手里。大自然会报复人类，动物也会。《豹子最后的舞蹈》中的“我”是一只衰老的豹子，“衰老就是衰老，包括我生命中的各种欲望……我现在唯一的欲望是进食”⑤。即便这样这条豹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还是选择了复仇。因为整个山野只剩下他一个了，巨大的孤独感向它疯狂的袭来。“只要我复仇，我就不会孤独，他们就会跟随者我，出现在我的眼际，捉住我的意识，将我从绝望的深渊里拖出来”⑥。虽然杀死自己亲人的老关已经死了，可是复仇的火焰仍然在它的体内燃烧，为此它咬死了老关的猎狗雪山和草地，咬死了老关家唯一的一只母羊，“我”的复仇激情并不因此减少了。接下“我”要找人，所以咬掉了老关孙子的一只耳朵后，又咬掉了不到两岁的老关的后人的耳朵。虽然它活下去的意义就是复仇，但复仇的火焰最终也把这只豹子毁灭了。陈应松从城市化对大自然和动植物带来破坏的独特角度反映城市化，丝毫不回避其中包含的深刻现实教训，显示了陈应松对中国现今城市化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以及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其间也包含了作家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一方浸润着血污的神农架山区，乃是大自然对人类城市化进程的报复。
如果说写乡村精神传统的失落和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这还是浪漫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经常涉及的主题，那么“新左翼”文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们敏感地捕捉到了城市化进程中受损害群体对城市化的仇视。其实，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危害的不仅有大自然、动植物，更重要的是还有人类本身。《刺猬歌》中提到天童集团为发展自己的业务实现盈利创收，从国外引进项目建造了紫烟大垒。为此兔子家的“地被占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因为水源破坏没法耕种了。全村人都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得怪病的人原来越多”⑦。其中每天冒出带有颜色的浓烟，呼吸浓烟的居民得了怪病；排出黑色的污水，灌溉了污水的庄稼都死掉了。居民因此上访，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反而被天童集团陷害。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能单单考虑地方GDP的增长，更应该考虑的是居民世代的生存与长远的发展。当企业为了盈利而做出危害居民发展的行径的时候，政府应采取的行动是监督引导而不是成为资本强权的帮凶。而在现实生活中帮凶的政府部门是在是太多了：“兔子”在小说中是一个退伍军人，他为了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坚决地与天童集团抗争，却被与天童集团狼狈为奸的政府关进了监狱。在兔子出狱后他只能过着东躲西藏以躲避天童集团的追捕生活。这些被欺压的太久的居民，借着打旱魃的机会闯进了紫烟大垒，得以发泄积攒的怨气。这些新左翼文学作品展示了城市化前后农村的生活图景，里面有对人世困惑的伯纬、安娴兄妹，有艰难挣扎着的豹子、毛幺九、“兔子”、廖麦，通过正面展示城市化给乡村和农民带来的灾害，及借作品中人物的话语、思想来表达新左翼作家们对城市化的思考： 城市化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给村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村民带来了灾难：植被的破坏使得作为副业的养殖变得艰难；土地的减少使得人地矛盾更加的尖锐，有些村民则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或者是经济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为了追求欲望而不顾及未来的发展。一些地区的官员为了晋升而盲目地引进投资项目，却不顾及当地环境和居民的承受力。这些现实生活景观的揭示，无疑体现了“新左翼”文学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三
子不教，父之过。重视教育，这是以儒教文化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城里人是如此，乡下人更是如此，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黑娃回原祭祖之所以受到白嘉轩的特别礼遇，就是因为他因为家穷，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所以“他不是读书人，他走上邪道就不能由他一人负责”⑧。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时，乡下人对教育的关注也越来越重视，因为对许许多多农家子弟而言，读好书也许就是他们走出乡村的唯一的路径。
但事实却并非常如人愿，农民开始进城挣钱了，但农民的孩子反而却因为打工的父母不在身边及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不能去学校或者不想去学校了。鬼子是一个十分关注教育不平等的作家，他对这种农民子弟无心上学的生存悖论有深刻的揭示。《瓦城上空的麦田》的主人公是一位只上了三天小学的男孩，《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的主人公也是上学的小女孩。小女孩的妈妈让她在一家饭店门前蹲守那离家出逃的爸爸，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为此在第二天的课上，小女孩有了第一次打瞌睡的经历，她中午回家把这一消息告诉妈妈的时候，妈妈的回答却是“打一点就打一点呗，打一点瞌睡要什么紧呢？”⑨不是小女孩的妈妈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因为妈妈她自己就是工程师。工程师为了吃点荤而去偷肉，为了找到孩子的爸爸而让小女孩每天晚上蹲守到凌晨。教育对此时的工程师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连活下去都很难维持，那读书又有何用。接下来的每个夜晚，小女孩都要在外面蹲守到十二点才会回家。她想好好学习，却还要每天晚上在发廊做洗头工以赚取母女二人的生活费用。她自那天以后就一直是一个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了，她就这样荒废了学业。像她一样家庭贫困的小女孩，生存更重要，学习发展则是不要紧的事情。有一天早上小女孩最后决定坐火车找爸爸，在街上碰到了同班的女同学跟着当官的爸爸去吃早点。不同的家庭环境决定了不同的教育背景。小女孩的生活都无人照管，更何况她的教育问题呢？在生存上的不公平造成了教育之间的不公平。由此可知，解决城乡教育不公的根本是解决农民的收入低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摆脱饥饿、贫困和疾病的困扰之后，才能解决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瓦城上空的麦田》里的小男孩的妈妈跟着一个城里捡垃圾的跑了，为此他的爸爸要带他到城里捡垃圾。不是去找他的妈妈，而是为了赚钱在瓦城买上房子，做城里人。小男孩的爸爸认为读书没有用，因为读了书，若还住在村上，就永远比不上掌握在城里的人。当小男孩还没有选择权的时候，他的父亲便替他做了选择；当男孩还没形成自己的人生观的时候，他的父亲把自己的人生观强加在了小男孩身上。小女孩和小男孩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不能上学，小女孩的吃穿用度都成了问题，而小男孩的妈妈跟有钱的人跑了，或许小男孩爸爸的遭遇将来会出现在小男孩的身上。他们要么吃喝的温饱问题不能解决，要么就是生活的强烈欲望得不到满足。对于这些进城打工的家庭而言，生存的问题都还未解决，谈上学又有何用。
对贫困地区的教育不公现象的揭示也是“新左翼”文学的特色之一。教育不公首先当然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公，胡学文的《漩涡》写到一个叫营盘乡的地方的中学，营盘乡中学的老师一人兼任很多门课程，即便是这样，学生的音体美课程还是没法开展。那些贫困山区学校的软件设备是这样，硬件设备就更不用提了。很多学校的教室是危房，学习的器材如球类、试管、图书等等不齐全，甚至根本就没有。在师资和物资都不齐备的情况下，给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是很难做到。当城市的孩子在苦于特长班的劳累时，农村的孩子却连最基本的文化课程都很难学习到，虽然这两种情况都是当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显然农村的教育问题更加的迫在眉睫。刘继明的《乡村教育》将问题引向了更加深层的思考，作品告诉我们，乡村教育的资源短缺其实并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老尹的父亲是一位真正的乡村教育家，为此作为校长的老尹一直以父亲为榜样，从事着自己的乡村教育事业。他教了半辈子的书还不是正式的国家教师，可是他宁愿把这个名额给杨林，因为在他看来杨林是个人才，他班上的成绩总在全乡得第一名。可是他们书记不愿意，执意把名额给自己的儿子管中，这个整天只想着走街串乡放录像的老师。老尹不得不同意因为“他书记操着学校的生死大权：工资拖到第二年也不发，教室屋顶塌了也不修”⑩。透过这种现象，读者不难感受到乡村教育资源短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部门滥用权力导致的。县教育局因营盘乡经济贫困而不给配置充足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管书记因管中是自己的儿子便把国家正式老师的名额给管中，而不是给为乡村教育奉献多年的尹校长或者是听从尹校长的建议给教学成绩突出的杨林。老尹愿望是把乡村教育办下去，把乡村的孩子教育成人才能够走出贫困的乡村，这在村长看来都是笑话。这样的教育管理者，这样的教育体制，又怎么能够办得好教育呢？
当然，“新左翼”文学作品也触及到了市场化大潮中乡村教师的无奈和变化。罗伟章《哪里是天堂》的主人公孙永安是普光镇上五十多岁的中学语文教师，过去他待学生犹如孩子，为此他的学生都亲切的喊他为孙大爷而不是孙老师。他视班上最漂亮的学生万千红为自己十五岁上便去世的女儿，因为他们两个在孙永安眼里看来都是又贪玩又调皮，而在他的面前时特别饿乖巧的，除了涂脂抹粉这一点。万千红却渴望孙永安批评自己，因为孙永安批评他的时候，都是习惯性地用手拍拍她的头，万千红就在这时候体会到了父亲般的全部的爱心。孙永安的爱不仅使得学生们安心地学习，还使得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为此孙永安的班级是成绩最好的，氛围是最融洽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孙老师变了，他不再关心学生们的学习了，不再批评万千红了，学生们再也感受不到孙老师身上让人依赖的柔和的光芒了。因为孙老师开起了家庭食店，孙老师满脑子都是怎么能把学生留在自己的食店，怎么能够赚更多的钱，学生的成绩下降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却是厌恶的批评自己的学生。开始时，孙永安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市场化的状态，他意识到做生意把形象破坏了，学生不再跟他亲近了，他心里面不舒服，也有愧疚。但他的儿子是这样说服父亲的：“你不要难为情，能当老板是一个人的造化。现在什么都变了，学校都产业化了，被推向市场了，教师不自找门路，就只有喝西北风。为失学的学生好几天睡不着觉，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连国家都没有办法，不要说你一个穷教员。”{11}孙永安就这样把不安放下了，这以后，他整天想的就是他的生意经，想的就是再扩大他的生意规模。一方面他把学生的生活费搭进班费里收了，这便避免了学生的流失，另一方面，他给学生卖起了香烟。万千红因为嫉妒打了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李杏，在万千红即将被开除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一丝的同情，却在心里想万千红耽误了他的时间，坏了他的生意，开除了她免得学校会找自己的麻烦。小说展示了在商业大潮的影响下，曾经视学生如子女的孙永安老师怎样变成了一门心思赚外快的老板的心路历程。小说还讲述了很多老师变成老板的途径：把自己的生日甚至是孩子的生日告诉学生，让学生送礼。不送礼的学生便不给安排好的座位，不给评奖评优，甚至不给认真批改作业。最绝的招数是老师上课的时候故意不讲周全，给学生搞家教以赚取课时费。作者痛感到改革开放以来，教师——太阳底下最光荣的职业已变得商业化，教师们不再好好地教书，学生的成绩和品德在下降，社会上也不再尊敬教师这个职业。连为人师表的教师都一切向钱看了，这是谁之过呢？ 对这些问题，“新左翼”文学作家表现了他们鲜明的价值评判态度。他们普遍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深化促进了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它们的出现有着更加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恰恰是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改革的深化过程中去寻求解决的方法与途径。所以，总体看来，“新左翼”文学在揭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差别与不公的现象方面是锐敏的，深刻的，在作品中体现出的对乡村文化传统的失落的惋惜，对乡下底层劳动者命运的关注与同情，这种情感态度和价值取舍是值得尊敬的，但其关于城乡差别与不公的原因的思考，关于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所开出来的药方，确是值得商榷的。
注释：
① “新左翼”文学是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界给予深切关注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特点是通过对改革开放深化中出现的城乡差距、社会不公、城市化进程等问题的批判，来表达底层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代表作家有曹征路、刘庆邦、陈应松、罗伟章、张广天和黄纪苏等，在理论上的代表则有汪辉、旷新年、韩毓海及李云雷等学者与批评家。
②罗伟章：《大嫂谣》，《奸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③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陈应松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④曹征路：《有个圈套叫成功》，《那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⑤⑥陈应松：《豹子最后的舞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第22页。
⑦张炜：《刺猬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⑧谭桂林：《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⑨鬼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悲悯三部曲》，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⑩刘继明：《乡村教育》，《尴尬之年》，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11}罗伟章：《哪里是天堂》，《奸细》，四川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项目编号：10BJW054）、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课题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812000001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
一
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化和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切的人力物力支持，可农民工在城市却活得很压抑，因为他们随处都遭城市文化的人格歧视。对这种文化人格的被歧视，被贬抑，“新左翼”文学创作多有揭示。《太平狗》中的太平是从神农架跟随自己的主人程大种来到武汉的赶山狗。太平和他的主人一样遭受着城市的歧视与虐待，幸运地是太平死在了老家，而他的主人则死在了黑心老板的作坊厂。程大种来武汉投奔他的姑妈，却因太脏没有资格在城里的姑姑家上厕所，而后又被驱逐出家门。在晚上流浪的太平和城市人的苏格兰狗产生好感，这一情感却被城市狗的主人呵斥住了。为此，太平大叫，它是在表达对城市狗的礼仪，也是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何尝不是程大种的心声。他不偷不抢靠体力赚钱，凭什么没有人雇佣他？凭什么在城市就没有他睡觉的一席之地？陈大种在劳务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只因他带着太平——这个一眼看去就不是城市狗的乡下狗。虽不忍心，陈大种还是把太平买到了屠宰场。望着伤痕累累的太平，陈大种的心开始变软了，他开始悔过了。虽然自己一次次的抛弃太平，可太平却依然在寻找自己。这份感动使得无依无靠且受人鄙视的程大种在城市里多了些温暖与希望。程大种决定不能再抛弃太平了，一种带着太平一起打工的信念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又遇到了别人的驱逐。最终谁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骨瘦如柴的人和狗，都双双落入别人的陷阱：充满了毒气和监工的工厂里。作者以乡下狗来衬托乡下人，以狗的无差别本能来反讽人类自己的不平等，构思奇妙也令人十分心痛。
《大嫂谣》中胡贵是在广东闯出一片天下的农民包工头，他对于自己的农民身份很是自卑。工程结算的时候他不得不给城里的经理们下跪并喊爹来要工程款，即便如此，城市人还是称其为下贱货。虽然他对自己的同乡人都很照顾，可是他瞧不起自己的农民身份。她对大嫂格外的照顾的确是有同情贫困的老妇人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大嫂有一个是城市户口的小叔子。当胡贵刚刚接到大嫂家询问大嫂的电话后，用家乡土话告知这里一切都好，在问及与自己通电话的是大嫂城市里的小叔子后便变了口气，“变成城里人的腔调了，是那种倒像不像的广东腔，还故意咬文嚼字起来，听上去让人别扭的发慌”②。在外人听来是这样的，想必胡贵是意识不到的，因为胡贵自身也认同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定位即下贱货。所以在与城市人打交道的时候不想让这种下贱货的外表始终如影随形的提醒着自己是农村人。虽然胡贵在城市里已经很“吃得开”了，可是他物质上再富有还是摆脱不了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为此在与城市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只能甩开让自己自卑的乡下口音，改说他认为高级一些的城市人的腔调。农民不但对城里人谄媚奉承，而且对自己的同类却充满了鄙视。《河畔的女人》中映红是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发达了，丈夫还是在外面打工的，也不会因为映红不能干，她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只是因为映红偏胖，映红是农民。为此她的丈夫大明在城里找了一个城市女人。罗伟章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十分关注农村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在他最初写作的《我们的路》、《我们的成长》中便注意到了农村人在与城市人的对比中自我否定的价值观。许朝晖在农村人眼里看来是欺辱的，因为她只身一人带着孩子从城市返回到了乡村。但是，如果她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的话，这一耻辱及乡亲们的闲言碎语便会烟消云散。
农民进城务工挣钱，这种劳动方式的变化使农民富裕了，使农民的视野开阔了，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一辈子，这种变化不仅是物质的变化，衣着的变化，更应该是精神的变化。但悖谬的是改革开放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富裕了，但农村人的自卑感不是弱化了、消除了，反而是更强化了。“新左翼”文学比较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乡下人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这种文化悲剧。农村人在城市里活得并不舒展，物质上的贫困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是不能忍受的，可是城市对于农民人格的鄙视，则只能让农民失去安全、信任、尊严甚至是生命。农民人在乡村忍受着因物质贫困而没有尊严的生活，走到城市却又要遭遇城市文化的人格歧视。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新左翼”文学作家们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他们通过自己的形象塑造说明，农村人质朴、善良，而且他们追求生活上的舒适和物质上的富足并没有错。他们暂时的贫穷并不是因为懒惰、不聪明，而是他们一直把自己的物质财富过多的输送给了城市，城市人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歧视他们，城里人应该做的只能是感恩。
二
城市化的过程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在城市化过程中感受到阵痛的不止是农民还有棚户区的小市民。“新左翼”文学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失去土地，拆迁中的暴力和不公现象，环境保护等问题也极为关注。“新左翼”文学在观察城市化进程之际，看到了可喜的变化，也感觉到了城市化进程的不可逆转，可是他们更多的是担忧与恐惧，在价值的评判上更多地是采取否定甚至是拒绝的态度。 这种价值态度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生存环境和传统精神价值遭到破坏的担忧。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伯纬生活在神农架的大山深处，过去这里的居民到县城需要经过杀人岗、打劫岭、百步梯、九条命，走上几天才能到，而现在只要在路边打个车就可以到了。看来修路真有好处，为此伯纬看到护路工人在砌水泥墩子的时候想：这是好事情。可修路护路真的是好事情吗？伯纬的手因为修路而没有了，羊食也因为修路而没有了，护路的工人冒着寒冷和大雪在工作，其实并不能减少交通事故的伤亡。伯纬又听见了羊饥饿的叫声，这时想起了修路以来的变化“神农山区的山好像渐渐地矮了。那不是矮了，是因为参天大树都砍光了。没有砍光的是一些不成材的歪脖子树和小树秧子，路袒露出来，看得清清楚楚，在山壁上，在河沿上，先是拖木材的车，后是拖门方的车，再就是拖棍棒子的车，拖木炭的车，再就是拖树枝的车，再呢，没有了”。③ 柏油路开通了，神农山矮了，草没了。道路便捷了，可是死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开山修路要死人，路修好了出交通事故更要死人。
神农架山区的居民或许比先前富裕了，可是人心变得冷漠了。伯纬一晚上都在为出车祸的司机小马的死去而悲伤，回到家后因感受到人气和温暖而心情好转。可是不一会伯纬陷入更大的悲伤中：妻子嫌他刚背了死人回来，所以不让他碰孙子。妻儿至亲都不理解伯纬善良的举动，伯纬伤心的认为连家人都像云朵一样变幻不定，而不是他所认为的一条心。农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日子好起来，烦心事却跟着多了起来。这在曹征路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安娴一家日子变得好了起来，可是争吵却多了起来。安娴认为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欲望多了，于是发现了不公：“那时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不容易，谁也不认为妈妈不公平，后来日子好起来，穿件新衣服还是个问题吗？”④ 乡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失去了主体性，而且也在文化层面上失去了主体性。伯纬要为羊寻找新的草地，安娴兄妹也只能回忆快乐，幻想快乐，在现实中却寻找不到快乐。现代社会对乡村传统的侵蚀已经无处不在，现代社会对传统精神价值的冷漠也已经成为常态。无论是伯纬还是安娴兄妹再也难以恢复他们原来的身份。在这类作品这种“新左翼”文学作家对城市化进程提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乡村传统精神和价值的衰落难道是必然的吗？
其次，“新左翼”文学的价值态度也表现在对大自然向人类盲目城市化的报复的恐惧。发展的确会勾引起人的欲望，然而有些欲望是促人发展的而有些欲望是促人毁灭的。《吼秋》中的镇长阮彪为了建成蛐蛐大集作为自己的政绩以利升迁，竟然可以不顾大山即将垮塌的危险。虽然阮镇长在蛐蛐大集奠基仪式前就知道会有山崩，可是他在祈祷这山能撑几个月：“老天呀，拉我一把。我引进五千万不容易啊，我就会什么都有了……可后天就是蛐蛐大集奠基仪式，投资合同签字仪式……年底县里换届不就上去了吗？到时我就离开毛家沟了，一切不与我相干”。结果还是在这一天山崩了，阮镇长的蛐蛐大集毁了，高大楼房塌了，水泥铺路断了。阮镇长在欲望驱使下的城市化建设毁在了大自然的手里。大自然会报复人类，动物也会。《豹子最后的舞蹈》中的“我”是一只衰老的豹子，“衰老就是衰老，包括我生命中的各种欲望……我现在唯一的欲望是进食”⑤。即便这样这条豹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还是选择了复仇。因为整个山野只剩下他一个了，巨大的孤独感向它疯狂的袭来。“只要我复仇，我就不会孤独，他们就会跟随者我，出现在我的眼际，捉住我的意识，将我从绝望的深渊里拖出来”⑥。虽然杀死自己亲人的老关已经死了，可是复仇的火焰仍然在它的体内燃烧，为此它咬死了老关的猎狗雪山和草地，咬死了老关家唯一的一只母羊，“我”的复仇激情并不因此减少了。接下“我”要找人，所以咬掉了老关孙子的一只耳朵后，又咬掉了不到两岁的老关的后人的耳朵。虽然它活下去的意义就是复仇，但复仇的火焰最终也把这只豹子毁灭了。陈应松从城市化对大自然和动植物带来破坏的独特角度反映城市化，丝毫不回避其中包含的深刻现实教训，显示了陈应松对中国现今城市化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以及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其间也包含了作家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一方浸润着血污的神农架山区，乃是大自然对人类城市化进程的报复。
如果说写乡村精神传统的失落和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这还是浪漫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经常涉及的主题，那么“新左翼”文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们敏感地捕捉到了城市化进程中受损害群体对城市化的仇视。其实，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危害的不仅有大自然、动植物，更重要的是还有人类本身。《刺猬歌》中提到天童集团为发展自己的业务实现盈利创收，从国外引进项目建造了紫烟大垒。为此兔子家的“地被占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因为水源破坏没法耕种了。全村人都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得怪病的人原来越多”⑦。其中每天冒出带有颜色的浓烟，呼吸浓烟的居民得了怪病；排出黑色的污水，灌溉了污水的庄稼都死掉了。居民因此上访，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反而被天童集团陷害。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能单单考虑地方GDP的增长，更应该考虑的是居民世代的生存与长远的发展。当企业为了盈利而做出危害居民发展的行径的时候，政府应采取的行动是监督引导而不是成为资本强权的帮凶。而在现实生活中帮凶的政府部门是在是太多了：“兔子”在小说中是一个退伍军人，他为了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坚决地与天童集团抗争，却被与天童集团狼狈为奸的政府关进了监狱。在兔子出狱后他只能过着东躲西藏以躲避天童集团的追捕生活。这些被欺压的太久的居民，借着打旱魃的机会闯进了紫烟大垒，得以发泄积攒的怨气。这些新左翼文学作品展示了城市化前后农村的生活图景，里面有对人世困惑的伯纬、安娴兄妹，有艰难挣扎着的豹子、毛幺九、“兔子”、廖麦，通过正面展示城市化给乡村和农民带来的灾害，及借作品中人物的话语、思想来表达新左翼作家们对城市化的思考： 城市化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给村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村民带来了灾难：植被的破坏使得作为副业的养殖变得艰难；土地的减少使得人地矛盾更加的尖锐，有些村民则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或者是经济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为了追求欲望而不顾及未来的发展。一些地区的官员为了晋升而盲目地引进投资项目，却不顾及当地环境和居民的承受力。这些现实生活景观的揭示，无疑体现了“新左翼”文学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三
子不教，父之过。重视教育，这是以儒教文化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城里人是如此，乡下人更是如此，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黑娃回原祭祖之所以受到白嘉轩的特别礼遇，就是因为他因为家穷，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所以“他不是读书人，他走上邪道就不能由他一人负责”⑧。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时，乡下人对教育的关注也越来越重视，因为对许许多多农家子弟而言，读好书也许就是他们走出乡村的唯一的路径。
但事实却并非常如人愿，农民开始进城挣钱了，但农民的孩子反而却因为打工的父母不在身边及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不能去学校或者不想去学校了。鬼子是一个十分关注教育不平等的作家，他对这种农民子弟无心上学的生存悖论有深刻的揭示。《瓦城上空的麦田》的主人公是一位只上了三天小学的男孩，《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的主人公也是上学的小女孩。小女孩的妈妈让她在一家饭店门前蹲守那离家出逃的爸爸，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为此在第二天的课上，小女孩有了第一次打瞌睡的经历，她中午回家把这一消息告诉妈妈的时候，妈妈的回答却是“打一点就打一点呗，打一点瞌睡要什么紧呢？”⑨不是小女孩的妈妈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因为妈妈她自己就是工程师。工程师为了吃点荤而去偷肉，为了找到孩子的爸爸而让小女孩每天晚上蹲守到凌晨。教育对此时的工程师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连活下去都很难维持，那读书又有何用。接下来的每个夜晚，小女孩都要在外面蹲守到十二点才会回家。她想好好学习，却还要每天晚上在发廊做洗头工以赚取母女二人的生活费用。她自那天以后就一直是一个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了，她就这样荒废了学业。像她一样家庭贫困的小女孩，生存更重要，学习发展则是不要紧的事情。有一天早上小女孩最后决定坐火车找爸爸，在街上碰到了同班的女同学跟着当官的爸爸去吃早点。不同的家庭环境决定了不同的教育背景。小女孩的生活都无人照管，更何况她的教育问题呢？在生存上的不公平造成了教育之间的不公平。由此可知，解决城乡教育不公的根本是解决农民的收入低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摆脱饥饿、贫困和疾病的困扰之后，才能解决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瓦城上空的麦田》里的小男孩的妈妈跟着一个城里捡垃圾的跑了，为此他的爸爸要带他到城里捡垃圾。不是去找他的妈妈，而是为了赚钱在瓦城买上房子，做城里人。小男孩的爸爸认为读书没有用，因为读了书，若还住在村上，就永远比不上掌握在城里的人。当小男孩还没有选择权的时候，他的父亲便替他做了选择；当男孩还没形成自己的人生观的时候，他的父亲把自己的人生观强加在了小男孩身上。小女孩和小男孩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不能上学，小女孩的吃穿用度都成了问题，而小男孩的妈妈跟有钱的人跑了，或许小男孩爸爸的遭遇将来会出现在小男孩的身上。他们要么吃喝的温饱问题不能解决，要么就是生活的强烈欲望得不到满足。对于这些进城打工的家庭而言，生存的问题都还未解决，谈上学又有何用。
对贫困地区的教育不公现象的揭示也是“新左翼”文学的特色之一。教育不公首先当然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公，胡学文的《漩涡》写到一个叫营盘乡的地方的中学，营盘乡中学的老师一人兼任很多门课程，即便是这样，学生的音体美课程还是没法开展。那些贫困山区学校的软件设备是这样，硬件设备就更不用提了。很多学校的教室是危房，学习的器材如球类、试管、图书等等不齐全，甚至根本就没有。在师资和物资都不齐备的情况下，给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是很难做到。当城市的孩子在苦于特长班的劳累时，农村的孩子却连最基本的文化课程都很难学习到，虽然这两种情况都是当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显然农村的教育问题更加的迫在眉睫。刘继明的《乡村教育》将问题引向了更加深层的思考，作品告诉我们，乡村教育的资源短缺其实并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老尹的父亲是一位真正的乡村教育家，为此作为校长的老尹一直以父亲为榜样，从事着自己的乡村教育事业。他教了半辈子的书还不是正式的国家教师，可是他宁愿把这个名额给杨林，因为在他看来杨林是个人才，他班上的成绩总在全乡得第一名。可是他们书记不愿意，执意把名额给自己的儿子管中，这个整天只想着走街串乡放录像的老师。老尹不得不同意因为“他书记操着学校的生死大权：工资拖到第二年也不发，教室屋顶塌了也不修”⑩。透过这种现象，读者不难感受到乡村教育资源短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部门滥用权力导致的。县教育局因营盘乡经济贫困而不给配置充足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管书记因管中是自己的儿子便把国家正式老师的名额给管中，而不是给为乡村教育奉献多年的尹校长或者是听从尹校长的建议给教学成绩突出的杨林。老尹愿望是把乡村教育办下去，把乡村的孩子教育成人才能够走出贫困的乡村，这在村长看来都是笑话。这样的教育管理者，这样的教育体制，又怎么能够办得好教育呢？
当然，“新左翼”文学作品也触及到了市场化大潮中乡村教师的无奈和变化。罗伟章《哪里是天堂》的主人公孙永安是普光镇上五十多岁的中学语文教师，过去他待学生犹如孩子，为此他的学生都亲切的喊他为孙大爷而不是孙老师。他视班上最漂亮的学生万千红为自己十五岁上便去世的女儿，因为他们两个在孙永安眼里看来都是又贪玩又调皮，而在他的面前时特别饿乖巧的，除了涂脂抹粉这一点。万千红却渴望孙永安批评自己，因为孙永安批评他的时候，都是习惯性地用手拍拍她的头，万千红就在这时候体会到了父亲般的全部的爱心。孙永安的爱不仅使得学生们安心地学习，还使得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为此孙永安的班级是成绩最好的，氛围是最融洽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孙老师变了，他不再关心学生们的学习了，不再批评万千红了，学生们再也感受不到孙老师身上让人依赖的柔和的光芒了。因为孙老师开起了家庭食店，孙老师满脑子都是怎么能把学生留在自己的食店，怎么能够赚更多的钱，学生的成绩下降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却是厌恶的批评自己的学生。开始时，孙永安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市场化的状态，他意识到做生意把形象破坏了，学生不再跟他亲近了，他心里面不舒服，也有愧疚。但他的儿子是这样说服父亲的：“你不要难为情，能当老板是一个人的造化。现在什么都变了，学校都产业化了，被推向市场了，教师不自找门路，就只有喝西北风。为失学的学生好几天睡不着觉，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连国家都没有办法，不要说你一个穷教员。”{11}孙永安就这样把不安放下了，这以后，他整天想的就是他的生意经，想的就是再扩大他的生意规模。一方面他把学生的生活费搭进班费里收了，这便避免了学生的流失，另一方面，他给学生卖起了香烟。万千红因为嫉妒打了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李杏，在万千红即将被开除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一丝的同情，却在心里想万千红耽误了他的时间，坏了他的生意，开除了她免得学校会找自己的麻烦。小说展示了在商业大潮的影响下，曾经视学生如子女的孙永安老师怎样变成了一门心思赚外快的老板的心路历程。小说还讲述了很多老师变成老板的途径：把自己的生日甚至是孩子的生日告诉学生，让学生送礼。不送礼的学生便不给安排好的座位，不给评奖评优，甚至不给认真批改作业。最绝的招数是老师上课的时候故意不讲周全，给学生搞家教以赚取课时费。作者痛感到改革开放以来，教师——太阳底下最光荣的职业已变得商业化，教师们不再好好地教书，学生的成绩和品德在下降，社会上也不再尊敬教师这个职业。连为人师表的教师都一切向钱看了，这是谁之过呢？ 对这些问题，“新左翼”文学作家表现了他们鲜明的价值评判态度。他们普遍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深化促进了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它们的出现有着更加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恰恰是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改革的深化过程中去寻求解决的方法与途径。所以，总体看来，“新左翼”文学在揭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差别与不公的现象方面是锐敏的，深刻的，在作品中体现出的对乡村文化传统的失落的惋惜，对乡下底层劳动者命运的关注与同情，这种情感态度和价值取舍是值得尊敬的，但其关于城乡差别与不公的原因的思考，关于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所开出来的药方，确是值得商榷的。
注释：
① “新左翼”文学是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界给予深切关注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特点是通过对改革开放深化中出现的城乡差距、社会不公、城市化进程等问题的批判，来表达底层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代表作家有曹征路、刘庆邦、陈应松、罗伟章、张广天和黄纪苏等，在理论上的代表则有汪辉、旷新年、韩毓海及李云雷等学者与批评家。
②罗伟章：《大嫂谣》，《奸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③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陈应松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④曹征路：《有个圈套叫成功》，《那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⑤⑥陈应松：《豹子最后的舞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第22页。
⑦张炜：《刺猬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⑧谭桂林：《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⑨鬼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悲悯三部曲》，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⑩刘继明：《乡村教育》，《尴尬之年》，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11}罗伟章：《哪里是天堂》，《奸细》，四川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项目编号：10BJW054）、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课题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812000001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