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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题记：
抗战期间，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文物不受劫掠，抱着“文化之根在，中国不会亡”的坚强信念，立下“文物在人在，文物亡人亡”的绝命誓言，克服千难万险，护送故宫文物行程两万多公里，在另一个战场上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日”战争。在10多年的颠沛流离岁月中，故宫文物没有一件被战火焚毁，没有一件在途中损坏和丢失，为我们留下了一篇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史诗”！
一力承担这次文物大迁徙的主要负责人，便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
由于与我有总角之交的马思猛的关系，我于童年时代就认识了他的爷爷——当年护卫故宫文物大迁徙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又结识了他的父亲——中国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屈指数来我俩的友谊已历经58载，我耳闻目睹了这个家庭的变迁与兴衰，感受到这个文化大家族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格情操……
关于马衡先生二三事
1953年初春，与我在北京育才小学同班同学的马思猛带我去他家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马衡先生。
坐落在北京东城小雅宝胡同的这座深宅大院，门楣上书有“鄞县马” 三个字，似乎在告诉来访者，主人是浙江宁波人氏。宅院的格局与一般北京的四合院不大相同，据说是马衡先生从上海初到北京大学任教时相中买下的旧院址，而后又自行设计重建的。分前院、中院、东院和后院四个院落，整个院落和房屋汇集了中西方和我国南北方不同风格的建筑，可惜这座完全可以列为文物的深宅大院现在早已面目全非了。
当年幼小的我走进北屋马衡先生的“凡将斋”里，迎面扑来书墨的清香，一排排装满线装书的书柜展现眼前，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如此多的线装古籍。墙上悬挂着徐悲鸿、董希文两位著名画家为马衡先生画的肖像，一幅吴昌硕为先生题写的“凡将斋”书斋楠木斋匾；还有我从未见过的一幅黑乎乎的碑帖立轴。正伏案于窗前写字台的一位蓄短须、着一身青呢中山装的老人，无疑正是马衡爷爷。当时马爷爷见思猛带来一位小朋友，竟然像接待成年客人一样摘下花镜，放下手中狼毫缓缓地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和我打招呼，还拿出一把糖果递到我小手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马衡先生是浙江鄞县人，字叔平，1881年生于苏州。他的岳父是清末民初上海滩的“五金大王”叶澄衷，马衡婚后在叶家当“上门女婿”做了15年“寓公”，享受着叶氏企业年俸6000大洋外加红利的董事待遇，这使他能够专心无忧地苦研金石学和广集文物、古籍。1917年应蔡元培校长之聘，任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兼教马术。3年后北大发现他精于金石学，便设了一门金石学课程聘他当了史学系讲师，1923年又任史学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马衡充满艰辛地在这些岗位上历练了5年，并逐步展现出才能和业绩，于此，1925年他又受聘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负责人，这一机遇，让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得以大展宏图。
1933年7月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所谓“故宫盗宝案”含冤辞职，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冯玉祥等政要名流在内共37人组成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右任提议全体通过推举马衡代理院长。马衡深知当时故宫博物院内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一再婉拒，最后，由身为理事之一的蒋介石发话：“既然大家一致推举，我看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无奈之下，马衡先生临危受命，从而使他于1949年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故宫博物院院长。
关于马衡先生，我还知道这样的故事。
1951年12月3日，数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由周恩来总理亲批50万元港币，安排马衡、王冶秋等秘密赴香港购回，故宫博物院专门为“二希”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许多文化名人闻讯而来，欣赏流连。
周恩来打电话给马衡，要求将“二希”给毛泽东主席过目。马衡、王冶秋带着宝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都是皇宫里的人呐，我们是邻居，我还没有到故宫串过门呢！”马衡乘机邀请说：“毛主席，请您到故宫去视察。”“要去的，要去的。”毛泽东边说边请大家坐下。周恩来介绍说：“主席，马衡先生在抗日剘间组织故宫文物外迁，避免了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功劳不小。”“你们都是有功之臣呐。”毛泽东对马衡说，“我的老师易培基先生，就是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为了文物外迁，含冤而死。我听到这个消息，悲痛至极。你们是在另一个战场上抗日，同样做出了牺牲。”毛泽东还说，“保护中华文化，其意义不亚于保卫国土。中华文化保住了，中华民族就不会灭亡。”周恩来说：“马衡先生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解放前夕，他坚守在故宫，坚决抵制国民党将文物迁往台湾。”
“目前留下的故宫文物一共有多少？”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
马衡回答：“在南京的故宫文物，约有20多万件被迁去了台湾，包括《快雪时晴帖》，其他30万件都留了下来。故宫这里的数量还沒有完全统计出来，加起来应该不会少于上百万件。”
毛泽东、周恩来欣赏了“二希”书帖。毛泽东表示，“二希”风格差异很大，他更喜欢《中秋帖》。该帖虽是米氏临书，但献之风范尚存，联绵映带，气韵生动。毛泽东吟诵清代诗人沈德潜《三希堂歌》后说：国昌，则文化兴；国强，则文物聚。
临别前，毛泽东还将自己收藏的王船山墨迹《双鹤瑞舞赋》、钱东璧临《兰亭十三跋》交与马衡，送给故宫珍藏。
关于彦祥伯伯
马彦祥是马衡先生次子。由于彦祥伯自幼迷上京昆，一度为了看戏而中断学业离家出走，令寄希望子承父业的马老爷爷非常失望。1926年未读高中的彦祥伯居然凭一张假毕业证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从洪深学习戏剧理论和欧洲古典戏剧名著，并参加复旦剧社的编导演剧活动。1932年在天津主编《戏剧电影周刊》。1934年后曾与田汉等筹组中国舞台协会，又与曹禺等创办半职业剧团——中国戏剧学会。1934年后任齐鲁大学教授、南京国立剧专导师，组织中国戏剧协会，导演话剧《雷雨》、《日出》、《汉宫秋》，还粉墨登场参演《回春之曲》等。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一队队长，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在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时认识了让他崇敬一辈子的周恩来总理。1939年在陪都重庆，先后导演话剧《残雾》、《国家至上》、《李秀成之死》等剧目，并创作导演《国贼汪精卫》，还兼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彦祥伯即在文化部任戏曲改进局、艺术局主管戏曲工作的副局长；后还历任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和第三届副主席等职。
1955年4月底，已先我戴上红领巾的思猛兄随彦祥伯搬到西城北海后门三座桥5号院。这是文化部分给彦祥伯居住的公房，这当然比他父亲马衡私宅小了许多。客厅悬挂着彦祥伯与夫人、京剧名家云燕铭阿姨结婚时徐悲鸿大师画赠的《双骏图》，而书房藏书之丰好像不亚于其父马衡先生，书架、书柜、书箱拥挤得书房几无立锥之地。
1958年，举国刮起“共产风”，刚于“反右”时因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保护躲过一劫的彦祥伯告诉思猛：“我原以为我不可能看到共产主义了，想不到我们已经走向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梁了。现在从农村到城市街道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大家都吃食堂啦。咱们家也住不了这么多房子，我们还是搬到文化部宿舍去吧。”就这样，他们一家又住进了由原艺术局办公室改造的简易宿舍，由于居室狭小，彦祥伯只好把一批书箱摆放在漆黑的楼道里了。
1966年初夏，“文革”来临，彦祥伯预感此次运动他是在劫难逃，果断地又从文化部大院搬到朝外水碓子的普通居民楼。并在红卫兵掀起抄家风之初，为了保护自己收藏的大批戏曲古籍免遭灭顶之灾，便抢先“请”本单位文化部艺术局的造反派到自家来“抄家封门”， 然后将其全部古籍和名人字画拉到文化部仓库封存，从而使又一批藏书安然躲过了晚到一步的街道和中学红卫兵的劫掠。
我从小目睹了马氏家族的几次变迁，眼看他们家的房子越搬越小，家居陈设越搬越少，不变的是彦祥伯“无倦斋”里堆满的书籍，它们依然散发着文化的清香。在彦祥伯晚年的卧室、书房兼客厅的墙壁上，一幅马衡先生早年为彦祥伯题书的《无卷斋》横幅悬挂于门侧，一幅吴作人先生为彦祥伯画的题有“奋进”二字的横幅《奔牛图》，和一幅徐悲鸿题有彦祥世兄雅令的对联“谈笑发淸秘，耕耘获大奇”，仿佛在昭示主人于耄耋之年，仍在他的这个小小“蝸居”中，孜孜不卷地为文化艺术亊业不懈地奋斗着。
我正式成为彦祥伯对我另眼相看的座上宾，是“文革”后我参军成为一名军官后。当时我在洛阳外语学院进修，曾斗胆写信给彦祥伯索求墨宝，想不到他很快就回了信，并鼓励我好好学习，珍惜这次进修机会。随信还附了一幅用楷书写的王昌龄《从军行》诗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以勉励刚刚从戎的小字辈。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幅名人字画，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立即装裱后镶入镜框挂在当时郑州军营小屋中的墙上。据思猛兄称，彦祥伯生前曾多次婉拒友人索求墨宝，思猛的所有弟妹竟然也无一人获此殊荣，他们对我羡慕不已，后来还特地到我北京家中反复欣赏自己生父的这幅旧墨迹。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我和思猛兄是小学二年级开始同班的，最令我好奇的是他肚子里的故事这么多，经常给同学们讲历史故事，“金兀术败走黄天荡”等《说岳全传》里的故事情节至今仍记忆犹新。他慷慨仗义，经常私自挪用其家长给他在校订牛奶补身体的钱，轮番请我们几个小同学到东安市场“荣华斋”吃甜香可口的奶酪、栗子粉，这样的“享受”，对我这个刚从解放区随父（万里）进京的“小土包子”，真是开了洋荤。又因为我们都是小戏迷，因彦祥伯的关系，看戏是近水楼台，因此，他常请我去大众剧场、中和戏园、吉祥戏园、长安戏院看京剧。这难得的经历，又使我与京剧艺术结下了不解渊源。直到现在，步入花甲之年后，我竟然也成了中国剧协会员和北京振兴京昆协会的理事了！就连钓鱼（注：笔者现任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执行副主席，《中国钓鱼》杂志名誉主编）也是思猛兄带出来的。1953年暑假，我和思猛在其四叔马文沖的带领下，出大雅宝胡同城墙豁口到城外，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钓鱼，鱼场就是天然积水的窑坑，鱼具则是用马衡爷爷家的竹杆绑上棉线和三分钱一个的鱼钩，鱼饵是马家厨房用香油和的杂面团，持如此简陋的漁具，首战居然有几尾“船丁”小鱼的斩获，从此钓鱼和叙写垂纶文章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1963年，我刚到河南黄泛农场当下乡知青不久，思猛兄便找到我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父亲，要求也到黄泛农场和我一起在农业第一线战天斗地。父亲上下打量着前胸佩带着共青团徽章，意气风发的19岁小青年马思猛，想了想回答他说：“你不必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还是留在毛主席身边吧！”接着提出北郊的南口农场和东南郊的永乐店农场让他选择。并告诉他：南口农场是个老农场，条件好一些，希望他先到那里适应一下，永乐店是刚成立的农场，条件艰苦一些。思猛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艰苦的永乐店农场。当年4月份他右手提着一只帆布箱子，左手提一个洗脸盆，从此离开了京华闹市，义无反顾地当了一名农业工，开始了独闯生涯之路。“文革”中，由于家庭不断受到冲击，父母双双下放，他被迫辞职带着未成年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思敦、妹妹思敬到当地生产队安家落户，又当了一名京郊地道的农民。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回京探亲专程到通县应寺村去看望分别了多年的思猛兄。从京城到东南郊的柴厂屯下车还要步行5里路，才找到这个与河北省接壤的穷乡僻壤的村庄。看来思猛兄也是当地的“名人”，没费事就在老乡热情的带领下找到他家。他的家座落于村西芦苇坑旁，黄土拍的院墙和柴禾扎的篱笆门与普通农家没什么两样，刚从地里回来的思猛兄光着两只脚，头戴破草帽从土墙后迎了出来，除了架在他那消瘦的脸上的眼镜略显旧时模样，出现在我面前的黧黑精瘦、卷着裤腿、满脚淤泥的他，俨然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兄弟了。
1977年以后马家三代全部平反恢复名誉，思猛兄也入了党，又先后担任过仓库保管员、采购员、物资站站长、家具厂厂长、党支部书记，乡镇企业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经理等职，一直坚持留在永乐店农场直到退休。记得一次我带着内疚的心情向思猛兄表示歉意：“当年是我影响了你，让你也跟着下乡当了知青……”他沒等我把话说完就正色道:“我並不后悔，我的一生丰富多彩，上至中央、市县领导和社会名流，下至工农普通百姓，我都有许多朋友、甚至忘年之交，有和他们一起推心置腹交流情感的生活经历，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尤其是农民朋友，在我人生道路上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平等相待地收留接纳了我，是他们重新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哪！”而后思猛对我抱拳笑道：“是仁兄成全了我呀！使我这书香子弟终能宁静致远，淡薄名利呀！”
思猛兄退休之后，开始笔耕不辍，挖掘出了思如泉涌的潜力，著作见丰，在文史界亦颇有见树，并不断引起学者、专家们注重和采访。
清风书香满家门
我所认识的马家三代人，虽然各自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身上特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傲骨淸风，却从未因为历史的潮流、逆流旋涡的涤荡冲刷而改变。
马衡先生一生功莫大焉，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序》中所评价的：“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
马衡先生于1955年3月仙逝，家属遵其遗嘱将先生一生所集文物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所捐文物包括价值连城的青铜器、铭刻、碑帖拓片、工艺品、书画和图书等。先生共捐藏书1600余部，经整理并详细著录者为1275部。金石类占其全部藏书百分之三十。
在堆积如山的马衡先生捐赠品中，其毕生搜集的石刻拓本多达12439件，其中以淸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发现的墓志、碑昄、造型、石经为主要部分。这批拓本是他一生研究石刻的重要根据，大多拓本上有他精细隽秀小楷行草题跋，现为故宫院藏碑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其捐献的印章中，一部分是篆刻名家吴昌硕、唐源邺、钟以敬、吴隐、王褆为其篆刻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先生为自己篆刻各种字体的印章。
而彦祥伯生前就曾将部分马氏藏书赠予‘首图’收藏，1988年去世后，又遵遗嘱其家人将一部分藏书赠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另一部分则再赠与首都图书馆收藏。首图所藏部分主要是明清戏曲小说刻本与抄本，共208种，1707册。加之他生前所赠部分共约250余部。
我亲眼见证了马氏两代人的收藏与捐赠，历历在目，永生难忘。他们的收藏目的是为捜集史料和资料，为自己也为后人从事学术专业研究所用，在其身后又将自己用毕生心血所凝集的所有收藏全部奉献国家，这样一分不取一件不传毫无保留地裸献，其精神境界，清亷之风在当今已十分鲜见了。
现在走进思猛兄在通州太玉园的公寓住所，家中再沒有像其祖辈父辈那些悬挂四壁的名人字画，更没有一件半件古籍、古董之类的珍藏，年老力衰的思猛兄虽然工资不高，却省吃俭用来购书藏书。几千册现代版的古典名著、人物传记类书籍占据了他也就15平米卧室的“半壁江山”，一台电脑、一部打印扫描仪，是他现代化的写作工具，还有几部包括篆字字典在内的工具书。许多刚刚知道其身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邻居，常羡慕地对他说：如果你爷爷给你留下一件好文物就够你吃一辈子的。而思猛兄却淡然道：“不该是你的就别惦记，如果当年不全部捐给故宫，早就不知四散到哪儿去了，也轮不到我来继承了。常言说得好，知足心常乐，无求品自高啊！”
我眼前突然出现了彦祥伯友人所赠一幅《岁寒三友图》，那天寒地冻仍青翠盎然的松和竹，那迎霜傲雪绽放幽香的梅，不正是马家三代精神品格的真实写照吗？
（注：作者为本刊编委，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刘之昆
抗战期间，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文物不受劫掠，抱着“文化之根在，中国不会亡”的坚强信念，立下“文物在人在，文物亡人亡”的绝命誓言，克服千难万险，护送故宫文物行程两万多公里，在另一个战场上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日”战争。在10多年的颠沛流离岁月中，故宫文物没有一件被战火焚毁，没有一件在途中损坏和丢失，为我们留下了一篇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史诗”！
一力承担这次文物大迁徙的主要负责人，便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
由于与我有总角之交的马思猛的关系，我于童年时代就认识了他的爷爷——当年护卫故宫文物大迁徙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又结识了他的父亲——中国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屈指数来我俩的友谊已历经58载，我耳闻目睹了这个家庭的变迁与兴衰，感受到这个文化大家族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格情操……
关于马衡先生二三事
1953年初春，与我在北京育才小学同班同学的马思猛带我去他家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马衡先生。
坐落在北京东城小雅宝胡同的这座深宅大院，门楣上书有“鄞县马” 三个字，似乎在告诉来访者，主人是浙江宁波人氏。宅院的格局与一般北京的四合院不大相同，据说是马衡先生从上海初到北京大学任教时相中买下的旧院址，而后又自行设计重建的。分前院、中院、东院和后院四个院落，整个院落和房屋汇集了中西方和我国南北方不同风格的建筑，可惜这座完全可以列为文物的深宅大院现在早已面目全非了。
当年幼小的我走进北屋马衡先生的“凡将斋”里，迎面扑来书墨的清香，一排排装满线装书的书柜展现眼前，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如此多的线装古籍。墙上悬挂着徐悲鸿、董希文两位著名画家为马衡先生画的肖像，一幅吴昌硕为先生题写的“凡将斋”书斋楠木斋匾；还有我从未见过的一幅黑乎乎的碑帖立轴。正伏案于窗前写字台的一位蓄短须、着一身青呢中山装的老人，无疑正是马衡爷爷。当时马爷爷见思猛带来一位小朋友，竟然像接待成年客人一样摘下花镜，放下手中狼毫缓缓地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和我打招呼，还拿出一把糖果递到我小手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马衡先生是浙江鄞县人，字叔平，1881年生于苏州。他的岳父是清末民初上海滩的“五金大王”叶澄衷，马衡婚后在叶家当“上门女婿”做了15年“寓公”，享受着叶氏企业年俸6000大洋外加红利的董事待遇，这使他能够专心无忧地苦研金石学和广集文物、古籍。1917年应蔡元培校长之聘，任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兼教马术。3年后北大发现他精于金石学，便设了一门金石学课程聘他当了史学系讲师，1923年又任史学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马衡充满艰辛地在这些岗位上历练了5年，并逐步展现出才能和业绩，于此，1925年他又受聘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负责人，这一机遇，让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得以大展宏图。
1933年7月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所谓“故宫盗宝案”含冤辞职，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冯玉祥等政要名流在内共37人组成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右任提议全体通过推举马衡代理院长。马衡深知当时故宫博物院内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一再婉拒，最后，由身为理事之一的蒋介石发话：“既然大家一致推举，我看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无奈之下，马衡先生临危受命，从而使他于1949年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故宫博物院院长。
关于马衡先生，我还知道这样的故事。
1951年12月3日，数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由周恩来总理亲批50万元港币，安排马衡、王冶秋等秘密赴香港购回，故宫博物院专门为“二希”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许多文化名人闻讯而来，欣赏流连。
周恩来打电话给马衡，要求将“二希”给毛泽东主席过目。马衡、王冶秋带着宝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都是皇宫里的人呐，我们是邻居，我还没有到故宫串过门呢！”马衡乘机邀请说：“毛主席，请您到故宫去视察。”“要去的，要去的。”毛泽东边说边请大家坐下。周恩来介绍说：“主席，马衡先生在抗日剘间组织故宫文物外迁，避免了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功劳不小。”“你们都是有功之臣呐。”毛泽东对马衡说，“我的老师易培基先生，就是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为了文物外迁，含冤而死。我听到这个消息，悲痛至极。你们是在另一个战场上抗日，同样做出了牺牲。”毛泽东还说，“保护中华文化，其意义不亚于保卫国土。中华文化保住了，中华民族就不会灭亡。”周恩来说：“马衡先生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解放前夕，他坚守在故宫，坚决抵制国民党将文物迁往台湾。”
“目前留下的故宫文物一共有多少？”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
马衡回答：“在南京的故宫文物，约有20多万件被迁去了台湾，包括《快雪时晴帖》，其他30万件都留了下来。故宫这里的数量还沒有完全统计出来，加起来应该不会少于上百万件。”
毛泽东、周恩来欣赏了“二希”书帖。毛泽东表示，“二希”风格差异很大，他更喜欢《中秋帖》。该帖虽是米氏临书，但献之风范尚存，联绵映带，气韵生动。毛泽东吟诵清代诗人沈德潜《三希堂歌》后说：国昌，则文化兴；国强，则文物聚。
临别前，毛泽东还将自己收藏的王船山墨迹《双鹤瑞舞赋》、钱东璧临《兰亭十三跋》交与马衡，送给故宫珍藏。
关于彦祥伯伯
马彦祥是马衡先生次子。由于彦祥伯自幼迷上京昆，一度为了看戏而中断学业离家出走，令寄希望子承父业的马老爷爷非常失望。1926年未读高中的彦祥伯居然凭一张假毕业证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从洪深学习戏剧理论和欧洲古典戏剧名著，并参加复旦剧社的编导演剧活动。1932年在天津主编《戏剧电影周刊》。1934年后曾与田汉等筹组中国舞台协会，又与曹禺等创办半职业剧团——中国戏剧学会。1934年后任齐鲁大学教授、南京国立剧专导师，组织中国戏剧协会，导演话剧《雷雨》、《日出》、《汉宫秋》，还粉墨登场参演《回春之曲》等。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一队队长，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在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时认识了让他崇敬一辈子的周恩来总理。1939年在陪都重庆，先后导演话剧《残雾》、《国家至上》、《李秀成之死》等剧目，并创作导演《国贼汪精卫》，还兼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彦祥伯即在文化部任戏曲改进局、艺术局主管戏曲工作的副局长；后还历任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和第三届副主席等职。
1955年4月底，已先我戴上红领巾的思猛兄随彦祥伯搬到西城北海后门三座桥5号院。这是文化部分给彦祥伯居住的公房，这当然比他父亲马衡私宅小了许多。客厅悬挂着彦祥伯与夫人、京剧名家云燕铭阿姨结婚时徐悲鸿大师画赠的《双骏图》，而书房藏书之丰好像不亚于其父马衡先生，书架、书柜、书箱拥挤得书房几无立锥之地。
1958年，举国刮起“共产风”，刚于“反右”时因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保护躲过一劫的彦祥伯告诉思猛：“我原以为我不可能看到共产主义了，想不到我们已经走向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梁了。现在从农村到城市街道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大家都吃食堂啦。咱们家也住不了这么多房子，我们还是搬到文化部宿舍去吧。”就这样，他们一家又住进了由原艺术局办公室改造的简易宿舍，由于居室狭小，彦祥伯只好把一批书箱摆放在漆黑的楼道里了。
1966年初夏，“文革”来临，彦祥伯预感此次运动他是在劫难逃，果断地又从文化部大院搬到朝外水碓子的普通居民楼。并在红卫兵掀起抄家风之初，为了保护自己收藏的大批戏曲古籍免遭灭顶之灾，便抢先“请”本单位文化部艺术局的造反派到自家来“抄家封门”， 然后将其全部古籍和名人字画拉到文化部仓库封存，从而使又一批藏书安然躲过了晚到一步的街道和中学红卫兵的劫掠。
我从小目睹了马氏家族的几次变迁，眼看他们家的房子越搬越小，家居陈设越搬越少，不变的是彦祥伯“无倦斋”里堆满的书籍，它们依然散发着文化的清香。在彦祥伯晚年的卧室、书房兼客厅的墙壁上，一幅马衡先生早年为彦祥伯题书的《无卷斋》横幅悬挂于门侧，一幅吴作人先生为彦祥伯画的题有“奋进”二字的横幅《奔牛图》，和一幅徐悲鸿题有彦祥世兄雅令的对联“谈笑发淸秘，耕耘获大奇”，仿佛在昭示主人于耄耋之年，仍在他的这个小小“蝸居”中，孜孜不卷地为文化艺术亊业不懈地奋斗着。
我正式成为彦祥伯对我另眼相看的座上宾，是“文革”后我参军成为一名军官后。当时我在洛阳外语学院进修，曾斗胆写信给彦祥伯索求墨宝，想不到他很快就回了信，并鼓励我好好学习，珍惜这次进修机会。随信还附了一幅用楷书写的王昌龄《从军行》诗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以勉励刚刚从戎的小字辈。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幅名人字画，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立即装裱后镶入镜框挂在当时郑州军营小屋中的墙上。据思猛兄称，彦祥伯生前曾多次婉拒友人索求墨宝，思猛的所有弟妹竟然也无一人获此殊荣，他们对我羡慕不已，后来还特地到我北京家中反复欣赏自己生父的这幅旧墨迹。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我和思猛兄是小学二年级开始同班的，最令我好奇的是他肚子里的故事这么多，经常给同学们讲历史故事，“金兀术败走黄天荡”等《说岳全传》里的故事情节至今仍记忆犹新。他慷慨仗义，经常私自挪用其家长给他在校订牛奶补身体的钱，轮番请我们几个小同学到东安市场“荣华斋”吃甜香可口的奶酪、栗子粉，这样的“享受”，对我这个刚从解放区随父（万里）进京的“小土包子”，真是开了洋荤。又因为我们都是小戏迷，因彦祥伯的关系，看戏是近水楼台，因此，他常请我去大众剧场、中和戏园、吉祥戏园、长安戏院看京剧。这难得的经历，又使我与京剧艺术结下了不解渊源。直到现在，步入花甲之年后，我竟然也成了中国剧协会员和北京振兴京昆协会的理事了！就连钓鱼（注：笔者现任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执行副主席，《中国钓鱼》杂志名誉主编）也是思猛兄带出来的。1953年暑假，我和思猛在其四叔马文沖的带领下，出大雅宝胡同城墙豁口到城外，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钓鱼，鱼场就是天然积水的窑坑，鱼具则是用马衡爷爷家的竹杆绑上棉线和三分钱一个的鱼钩，鱼饵是马家厨房用香油和的杂面团，持如此简陋的漁具，首战居然有几尾“船丁”小鱼的斩获，从此钓鱼和叙写垂纶文章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1963年，我刚到河南黄泛农场当下乡知青不久，思猛兄便找到我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父亲，要求也到黄泛农场和我一起在农业第一线战天斗地。父亲上下打量着前胸佩带着共青团徽章，意气风发的19岁小青年马思猛，想了想回答他说：“你不必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还是留在毛主席身边吧！”接着提出北郊的南口农场和东南郊的永乐店农场让他选择。并告诉他：南口农场是个老农场，条件好一些，希望他先到那里适应一下，永乐店是刚成立的农场，条件艰苦一些。思猛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艰苦的永乐店农场。当年4月份他右手提着一只帆布箱子，左手提一个洗脸盆，从此离开了京华闹市，义无反顾地当了一名农业工，开始了独闯生涯之路。“文革”中，由于家庭不断受到冲击，父母双双下放，他被迫辞职带着未成年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思敦、妹妹思敬到当地生产队安家落户，又当了一名京郊地道的农民。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回京探亲专程到通县应寺村去看望分别了多年的思猛兄。从京城到东南郊的柴厂屯下车还要步行5里路，才找到这个与河北省接壤的穷乡僻壤的村庄。看来思猛兄也是当地的“名人”，没费事就在老乡热情的带领下找到他家。他的家座落于村西芦苇坑旁，黄土拍的院墙和柴禾扎的篱笆门与普通农家没什么两样，刚从地里回来的思猛兄光着两只脚，头戴破草帽从土墙后迎了出来，除了架在他那消瘦的脸上的眼镜略显旧时模样，出现在我面前的黧黑精瘦、卷着裤腿、满脚淤泥的他，俨然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兄弟了。
1977年以后马家三代全部平反恢复名誉，思猛兄也入了党，又先后担任过仓库保管员、采购员、物资站站长、家具厂厂长、党支部书记，乡镇企业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经理等职，一直坚持留在永乐店农场直到退休。记得一次我带着内疚的心情向思猛兄表示歉意：“当年是我影响了你，让你也跟着下乡当了知青……”他沒等我把话说完就正色道:“我並不后悔，我的一生丰富多彩，上至中央、市县领导和社会名流，下至工农普通百姓，我都有许多朋友、甚至忘年之交，有和他们一起推心置腹交流情感的生活经历，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尤其是农民朋友，在我人生道路上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平等相待地收留接纳了我，是他们重新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哪！”而后思猛对我抱拳笑道：“是仁兄成全了我呀！使我这书香子弟终能宁静致远，淡薄名利呀！”
思猛兄退休之后，开始笔耕不辍，挖掘出了思如泉涌的潜力，著作见丰，在文史界亦颇有见树，并不断引起学者、专家们注重和采访。
清风书香满家门
我所认识的马家三代人，虽然各自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身上特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傲骨淸风，却从未因为历史的潮流、逆流旋涡的涤荡冲刷而改变。
马衡先生一生功莫大焉，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序》中所评价的：“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
马衡先生于1955年3月仙逝，家属遵其遗嘱将先生一生所集文物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所捐文物包括价值连城的青铜器、铭刻、碑帖拓片、工艺品、书画和图书等。先生共捐藏书1600余部，经整理并详细著录者为1275部。金石类占其全部藏书百分之三十。
在堆积如山的马衡先生捐赠品中，其毕生搜集的石刻拓本多达12439件，其中以淸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发现的墓志、碑昄、造型、石经为主要部分。这批拓本是他一生研究石刻的重要根据，大多拓本上有他精细隽秀小楷行草题跋，现为故宫院藏碑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其捐献的印章中，一部分是篆刻名家吴昌硕、唐源邺、钟以敬、吴隐、王褆为其篆刻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先生为自己篆刻各种字体的印章。
而彦祥伯生前就曾将部分马氏藏书赠予‘首图’收藏，1988年去世后，又遵遗嘱其家人将一部分藏书赠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另一部分则再赠与首都图书馆收藏。首图所藏部分主要是明清戏曲小说刻本与抄本，共208种，1707册。加之他生前所赠部分共约250余部。
我亲眼见证了马氏两代人的收藏与捐赠，历历在目，永生难忘。他们的收藏目的是为捜集史料和资料，为自己也为后人从事学术专业研究所用，在其身后又将自己用毕生心血所凝集的所有收藏全部奉献国家，这样一分不取一件不传毫无保留地裸献，其精神境界，清亷之风在当今已十分鲜见了。
现在走进思猛兄在通州太玉园的公寓住所，家中再沒有像其祖辈父辈那些悬挂四壁的名人字画，更没有一件半件古籍、古董之类的珍藏，年老力衰的思猛兄虽然工资不高，却省吃俭用来购书藏书。几千册现代版的古典名著、人物传记类书籍占据了他也就15平米卧室的“半壁江山”，一台电脑、一部打印扫描仪，是他现代化的写作工具，还有几部包括篆字字典在内的工具书。许多刚刚知道其身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邻居，常羡慕地对他说：如果你爷爷给你留下一件好文物就够你吃一辈子的。而思猛兄却淡然道：“不该是你的就别惦记，如果当年不全部捐给故宫，早就不知四散到哪儿去了，也轮不到我来继承了。常言说得好，知足心常乐，无求品自高啊！”
我眼前突然出现了彦祥伯友人所赠一幅《岁寒三友图》，那天寒地冻仍青翠盎然的松和竹，那迎霜傲雪绽放幽香的梅，不正是马家三代精神品格的真实写照吗？
（注：作者为本刊编委，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刘之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