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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人生》是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成名作。小说以改革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农村出身的文化青年高加林渴望到大城市出人头地，却在现实的重压下和个人的思想局限中几经挫折最终回归乡土的悲剧故事。本文主要从高加林人生悲剧的表现、成因和启示三方面进行探讨，揭示作品对社会和人性的双重关注。
关键词：高加林 人生悲剧 成因 启示
《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主要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人生悲剧，展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探索过程中的艰难历程。
一.悲剧表现
高加林的人生悲剧是贯穿作品情节的主要脉络，也是作品思想展现的主要内容，分别由高加林担任民办教师和通讯干事这两段人生经历构成。
1.担任民办教师的悲剧。高加林的人生悲剧首先源于民办教师的身份。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怀揣着平凡又朴实的理想，回到家乡当起了民办教师，一干就是三年。但怎么也想不到，三年后高加林的教师工作被村支书高明楼的儿子通过“走后门”强行顶替，他的身份从知识分子一下子又变成了庄稼人，这让有着极强自尊心，渴望外面世界的高加林难以接受。这种巨大的人生落差构成了高加林的第一个人生悲剧。更加可悲的是，高加林迫于当时村支书权力过大的社会形势和父母双亲的极力劝阻，担心举报被报复，最终敢怒不敢言。在人生的第一次低谷时期，高加林唯一的安慰是巧珍深沉、无私的爱。
2.担任通讯干事的悲剧。高加林人生遇到的第二个悲剧是担任通讯干事的时期。成为庄稼人的高加林因为叔父是县劳动局长这层关系的影响，得到了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的帮助，最终通过“走后台”获得了县城的一份通讯差事。这让他从庄稼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从而让他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高加林在担任通讯干事的过程中，凭着才华和努力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乍看上去，高加林前途一片光明。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这一切看起来成为了讽刺，同时也加重了高加林的人生悲惨程度。高加林当上通讯干事后，重遇了当年互有好感的亚萍。亚萍与克南的决绝，亚萍的文化、家庭背景，让高加林彻底迷失了。为了自己的前途，高加林最终选择了抛弃没文化，却深爱着他的巧珍，转而跟亚萍在一起。高加林因为爱情的错误选择，导致了情敌克南母亲的告发，最终又丢了工作回到了农村，亚萍因为身份的差异也离开了他。最后还是已嫁为人妻的巧珍出现，他才避免了被巧英奚落，但是高加林悲惨的结局还是令人唏嘘不已。
以上的人生经历，构成了高加林主要的人生悲剧，这种人生悲剧具有强烈的反差，令人悲痛。但在悲痛之余，我们发现它并不是血淋淋的，因为巧珍的存在，这种悲剧带有了一丝温情。
二.成因分析
翻开高加林人生的轨迹，探求高加林人生悲剧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高加林的悲剧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结合，是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的综合体。
1.客观因素。路遥《人生》中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陕北农村。在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市场经济还处于萌芽阶段，而中国的户籍又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一僵化的身份制度和尚未建立的经济制度，使得当时年轻一代农民虽然向往城市体面高福利的工作，跳出“农门”、吃“公家饭”，却因为政策因素被牢牢限制在农村土地上。二元对立的城乡差异造成的壁垒，使得拉关系走后门之风在当时十分盛行。路遥正是通过营造这样的社会背景，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艰难困苦。[1]高加林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农村青年，但是，当民办教师时期，随便让村支书走后门就可以把一个民办教师辞掉了。高加林一家因为生产队时期村支书的权力过大担心被报复，敢怒不敢言，实质上这就是体制落后的原因造成的。后来，由于“马屁精”马占胜的帮助，高加林当上了通讯干事，但是这个差事也是通过走后门得到的，抛开当时用人程序的弊端不说，这本来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事情，但实际上又为接下来高加林的人生悲剧埋下了祸根。在那个时期，像高加林这样年轻有为的青年，只能凭着走关系的途径才能出人头地，从根本上导致了后来由于爱情的错误选择被告发，高加林即使多么能干、多么努力，也没办法摆脱体制的掣肘，以致最后又丢了工作回到农村当一名农民的悲剧产生。
2.主观因素。高加林人生悲剧的产生不能简单看作是时代的束缚，还有高加林的个人性格因素导致的。从作品的情节发展来看，高加林的主观错误首先表现在爱情的选择上，更深层次的还有个人价值觀的不端正。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主要矛盾冲突，这也正体现了那种个人价值选择错误的悲剧。高加林被辞退民办教师的职位后，由于巧珍的出现让他度过了人生的低谷时期，如果他甘于平凡，踏踏实实扎根农村，即使没有大作为也不至于最后的两手空空。但是，在后来亚萍给了他更大希望的时候，他最终还是选择抛弃巧珍，这个选择既导致了巧珍的改嫁，也直接导致了情敌母亲对他“走后门”的告发，并最终酿成他的人生悲剧，这种悲剧源于他昧着良心的选择，源于他自己的虚荣心。
从高加林的个人选择作更深层次的挖掘，你会发现，与其说高加林选择的是物化的爱情，不如说更多的是选择一种浮华，一种功利。高加林抛弃巧珍除了巧珍没文化，双方找不到共同话题外，更重要的是她给不了亚萍给的东西，亚萍可以给他提供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助他实现人生的蓝图、理想。高加林曾经清醒地认识并衡量过巧珍与亚萍之间的利与弊，但为了实现自己功利性的理想，最后即使他处处要迁就亚萍的小性子，也最终选择放弃朴实、善良的巧珍。高加林的悲剧，从他个人方面总结，正如作者在扉页上的留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路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选择的错误导致了高加林悲剧的最终发生。
关键词：高加林 人生悲剧 成因 启示
《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主要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人生悲剧，展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探索过程中的艰难历程。
一.悲剧表现
高加林的人生悲剧是贯穿作品情节的主要脉络，也是作品思想展现的主要内容，分别由高加林担任民办教师和通讯干事这两段人生经历构成。
1.担任民办教师的悲剧。高加林的人生悲剧首先源于民办教师的身份。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怀揣着平凡又朴实的理想，回到家乡当起了民办教师，一干就是三年。但怎么也想不到，三年后高加林的教师工作被村支书高明楼的儿子通过“走后门”强行顶替，他的身份从知识分子一下子又变成了庄稼人，这让有着极强自尊心，渴望外面世界的高加林难以接受。这种巨大的人生落差构成了高加林的第一个人生悲剧。更加可悲的是，高加林迫于当时村支书权力过大的社会形势和父母双亲的极力劝阻，担心举报被报复，最终敢怒不敢言。在人生的第一次低谷时期，高加林唯一的安慰是巧珍深沉、无私的爱。
2.担任通讯干事的悲剧。高加林人生遇到的第二个悲剧是担任通讯干事的时期。成为庄稼人的高加林因为叔父是县劳动局长这层关系的影响，得到了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的帮助，最终通过“走后台”获得了县城的一份通讯差事。这让他从庄稼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从而让他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高加林在担任通讯干事的过程中，凭着才华和努力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乍看上去，高加林前途一片光明。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这一切看起来成为了讽刺，同时也加重了高加林的人生悲惨程度。高加林当上通讯干事后，重遇了当年互有好感的亚萍。亚萍与克南的决绝，亚萍的文化、家庭背景，让高加林彻底迷失了。为了自己的前途，高加林最终选择了抛弃没文化，却深爱着他的巧珍，转而跟亚萍在一起。高加林因为爱情的错误选择，导致了情敌克南母亲的告发，最终又丢了工作回到了农村，亚萍因为身份的差异也离开了他。最后还是已嫁为人妻的巧珍出现，他才避免了被巧英奚落，但是高加林悲惨的结局还是令人唏嘘不已。
以上的人生经历，构成了高加林主要的人生悲剧，这种人生悲剧具有强烈的反差，令人悲痛。但在悲痛之余，我们发现它并不是血淋淋的，因为巧珍的存在，这种悲剧带有了一丝温情。
二.成因分析
翻开高加林人生的轨迹，探求高加林人生悲剧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高加林的悲剧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结合，是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的综合体。
1.客观因素。路遥《人生》中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陕北农村。在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市场经济还处于萌芽阶段，而中国的户籍又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一僵化的身份制度和尚未建立的经济制度，使得当时年轻一代农民虽然向往城市体面高福利的工作，跳出“农门”、吃“公家饭”，却因为政策因素被牢牢限制在农村土地上。二元对立的城乡差异造成的壁垒，使得拉关系走后门之风在当时十分盛行。路遥正是通过营造这样的社会背景，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艰难困苦。[1]高加林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农村青年，但是，当民办教师时期，随便让村支书走后门就可以把一个民办教师辞掉了。高加林一家因为生产队时期村支书的权力过大担心被报复，敢怒不敢言，实质上这就是体制落后的原因造成的。后来，由于“马屁精”马占胜的帮助，高加林当上了通讯干事，但是这个差事也是通过走后门得到的，抛开当时用人程序的弊端不说，这本来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事情，但实际上又为接下来高加林的人生悲剧埋下了祸根。在那个时期，像高加林这样年轻有为的青年，只能凭着走关系的途径才能出人头地，从根本上导致了后来由于爱情的错误选择被告发，高加林即使多么能干、多么努力，也没办法摆脱体制的掣肘，以致最后又丢了工作回到农村当一名农民的悲剧产生。
2.主观因素。高加林人生悲剧的产生不能简单看作是时代的束缚，还有高加林的个人性格因素导致的。从作品的情节发展来看，高加林的主观错误首先表现在爱情的选择上，更深层次的还有个人价值觀的不端正。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主要矛盾冲突，这也正体现了那种个人价值选择错误的悲剧。高加林被辞退民办教师的职位后，由于巧珍的出现让他度过了人生的低谷时期，如果他甘于平凡，踏踏实实扎根农村，即使没有大作为也不至于最后的两手空空。但是，在后来亚萍给了他更大希望的时候，他最终还是选择抛弃巧珍，这个选择既导致了巧珍的改嫁，也直接导致了情敌母亲对他“走后门”的告发，并最终酿成他的人生悲剧，这种悲剧源于他昧着良心的选择，源于他自己的虚荣心。
从高加林的个人选择作更深层次的挖掘，你会发现，与其说高加林选择的是物化的爱情，不如说更多的是选择一种浮华，一种功利。高加林抛弃巧珍除了巧珍没文化，双方找不到共同话题外，更重要的是她给不了亚萍给的东西，亚萍可以给他提供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助他实现人生的蓝图、理想。高加林曾经清醒地认识并衡量过巧珍与亚萍之间的利与弊，但为了实现自己功利性的理想，最后即使他处处要迁就亚萍的小性子，也最终选择放弃朴实、善良的巧珍。高加林的悲剧，从他个人方面总结，正如作者在扉页上的留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路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选择的错误导致了高加林悲剧的最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