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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韩少功,1953年生于长沙。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上世纪90年代主持《天涯》杂志。曾任海南省文联主席。代表作有《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见到作家韩少功,是在一个晴朗的冬日。他来北京开作协会,会后只多待一天,来去匆匆。
他住的酒店一层有几扇雕花窗棂,透过玻璃,便能看到外面的假山园林,一派古香古色。摄影记者见好景难得,特意邀请他到一楼拍摄。韩少功很和善地答应了。他穿着一件中式外衫,午后的暖阳在他身后铺洒出一层柔软的光,衬得他的笑容愈发和煦。
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
最近,韩少功出了一本新书《夜深人静》。里面的内容与其说是过往作品的片段剪辑,不如说是一本浓缩的精华,以“少年”“乡亲”“天下”“书卷”“心魂”这5个部分来展示韩少功从懵懂到花甲的心路历程。“我编这本书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写作过程中,无论小说还是随笔,其实亲历的经验还是蛮多的。有些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也有现实或深或厚或浅或淡的影子。”
有段写“文革”中下乡,书中的原型就是他自己。“我当时还不到16岁。政策规定不满16周岁的可继续升学,父母身边也可以留下一名子女,我都符合,本来可以不去。但我觉得留在城里也没啥意思,朋友、同学都去了,我一时心血来潮,就决定放弃升学,去了农村。”
在湖南汨罗农村过“公社”生活,一待6年。那是一段连钢铁都能被销熔的岁月,韩少功却发现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做农活经常受伤,锄头割伤的、茅草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血痂,但每个人都习惯朝伤口上吐口唾沫,或抹把泥土,有时甚至不在意伤口,因为肌肤早已麻木粗糙。
恶劣的条件中,韩少功也如其他热血青年,豪情万丈地想为农民传授现代知识。“那时候我办夜校,老乡们认为有文化就是会写对联,我哪会写对联?老乡们又问:那你会写祭文吗?村里有人去世,就要用到祭文。学生娃哪会?老乡们就不屑:你还有啥本事?”韩少功像传授真理那般告诉他们:地球是圆的。老乡嗤之以鼻:狗屁!怎么没看到湘阴人两脚朝天!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韩少功早已放弃了“救世主”的心态。“我们自以为是知识分子,想指导他们这个那个。但其实农村有很多聪明人,农民有很多关于动物、植物、草药、天文的知识,只不过他们的知识和现代工业社会脱节,看起来似乎无用、不值钱了。而我们的知识体系,那些数理化文史哲,和农耕环境又是脱节的。”
在那个宣扬知识无用的年代,韩少功却明白了真正的学问要经世致用的道理。
知识界的分流源自现实的撕裂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韩少功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一时,他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七月洪峰》,次年又发表作品,随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文坛崭露头角。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致力于从传统意识、民族心理上进行挖掘,试图解答为何中国会在近代产生文化断裂。东北有阿城,西北有贾平凹,上海有王安忆,北京有郑万隆……身在湖南的韩少功则是倡导“寻根”的主将。1985年,他发表文章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
那一年,也是韩少功文学生涯的界石。他的《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发表后,反响热烈。尤其是《爸爸爸》,通过对一个近乎封闭的原始部落山寨的描写,明显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和《环球人物》记者谈到这段时,韩少功如此解读自我:“整个80年代,我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爱好者’和‘信徒’。脑子里有一个朦朦胧胧的逻辑:市场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等于现代化,现代化等于美国。”
这似乎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脑海中的逻辑。改革开放,外资外商大量涌入,大洋彼岸那边金光闪闪的车流、立交桥、摩天大楼……通过电视让国人大开眼界。
“当然到了后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会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现实中,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官二代、富二代、环境污染、乞丐村、房奴……整个社会再也不是改革开放前,左右会盟、朝野合力,以最大公约数进行转轨的时期。“知识界日后的分流,其实源自现实的撕裂”。
上世纪90年代,韩少功主办《天涯》杂志,用专栏开展讨论。他反对教育、医疗的市场化,被讥讽为保守,甚至称他是“新左派”。1996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按照词典的形式,收录了一个虚构的湖南村庄马桥镇的115个词条,表现的则是他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思考。小说一出版就引发巨大争议,当时有媒体称之为“文人的断桥”。
如今,韩少功已淡然:“中国思想界巨大的争议就是从90年代开始,这是现实的倒逼。”
有记者曾问过韩少功对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怎么看?他回答说:“80年代单纯一点,90年代世故一点。当我们能比对出一种叫做单纯的东西,或者当我们开始怀念一种叫单纯的东西时,肯定是我们已经世故了。但是,如果我们从80年代的单纯滑向了世故,那一定是那种单纯抗压性不强,吸引力不够,不然我们可以一直单纯下去啊。所以80年代的单纯是脆弱的。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能简单说单纯就是好,或者世故就是好。” 整个思想界的分裂在他看来也是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对西方的狂热迷信是因为‘文革’期间,我们被极‘左’思想害苦了,尤其知识分子,受苦最深。没有那样的极‘左’,我们怎么会右呢?反过来说,没有那种右,比方说要用市场把医疗、教育等问题都统统解决,那‘左’也起不来啊。很多工人、农民,为什么现在那么怀念毛泽东,是因为两极分化把他们逼惨了,工作饭碗都没有了。”
从八九十年代一路走来,如今的韩少功,早已不认为思想是简单的二元对立,“那种以观点划线站队太简单了。无论是人本身,还是现实本身,都更复杂。我敬仰优美的敌手,厌恶无聊的同道。有的人思想观点和我一样,但说得没意思,我也不爱听。观点和我不一样,但言之成理,我也服他三分。”
很多事情都在往心里走
2000年,韩少功迁居湖南汨罗乡下,过起半年城市、半年农村的生活。村子在一座山上,离他当年做知青的村庄20多里。“我生性好人少,好静。在城里居住的时候,也是选址在郊区。那种走十几里荒无人烟的地方,总是会让我有一种兴奋感。”
韩少功喜欢乡下的土地、天空、自然,他种了很多庄稼、蔬菜,每天有半天的时间在田地里,修枝拔草,锄土浇水。到了收获季节,老婆就负责加工,制腌菜,做菜干,忙得不亦乐乎。“日子一点儿也不单调。乡下的劳动是丰富多样的,今天开花,明天结果,今天下雨,明天天晴,时时刻刻都会有变化。”
乡下村民也让他比在城里更自在。“城里你和陌生人见面,总会互相打量,你是什么身阶,我是什么身阶,互相之间如何说话,哪怕同一栋楼的邻居,都会这样。但乡下人不会,走到任何一个房子,都会被热情对待,这样的氛围我很喜欢。”
和40多年前当知青时相比,他对村民有了更多的认识。“没下乡时完全陌生,刚当知青时有抵触、厌恶,后来慢慢觉得可亲、可敬、可爱,后来又有所调整。乡亲里面我记录的人物,有的也有很多毛病,或让人哭笑不得的东西。我不崇拜富人,也不崇拜穷人,穷和富不是我这里的标准,甚至知识、头脑也不是。一个教授曾把人比作芯片,说没有知识和信息的芯片,只值5毛钱,但如果写上知识和信息,能卖上百上千。大家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我对他是怀疑的。我觉得他就像一个桃子,自我感觉比树枝、树叶、树根都高贵,但如果没有那些不起眼的树枝、树叶、树根,桃子何在?”
在乡下,韩少功过着昼耕夜读的生活,雨天也会读书、写作。“孟子有过‘夜气’一说,以为一个人入夜最容易入道、通神。如果孟子有田地需要打理,他就会知道还有雨气一说”,夜思、雨思中,韩少功写下了《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