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读一年半来的《读书》，觉得有几句话可以说说。
　　第一，有些谈学术界人物的文章，读起来津津有味，例如汪子嵩谈冯友兰，王蒙谈胡乔木，钱理群谈王瑶。这些文章有价值，因为它记述了鲜为人知的事实，又透露了久藏心底的情愫。我们还有不少名人，如郭沫若、翦伯赞、艾思奇、刘大年、吕振羽、茅盾、周扬、杨献珍、朱光潜、范文澜、郑昕、洪谦，他们的经历都不平凡，性格料想也不简单，如果有人把真情实况表而出之，岂非一大快事？
　　第二，一年半来，有些人谈论人文精神，哀叹它的失落。但是什么是人文精神，并没有个清楚的界说。如果人文精神指的是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那种反对中世纪神学，要求人性解放的思潮，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无所谓失落。要是按二十世纪的流行用法，把人文精神视为拒绝各种宗教信仰，一心一意地只讲世俗生活和人类幸福，那么我们不妨说它正在中国萌发，并没有衰落的迹象。
　　第三，有人说，人文精神的主要特点是终极关怀。他们似乎认为，这个有宗教意味的名词的内蕴是撇开眼前利益，专注理想境界，一尘不染，至高至善。但是终极关怀表现得最强烈的不是明心见性的哲人，而是满肚子宗教热狂的恐怖主义者。今天印度教徒与清真教徒的械斗，犹太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厮杀，无非由于终极关怀的推动。这样的行为，说它奋不顾身可以，说它有人性，能造福于人类，未免有点勉强。
　　第四，市场经济是否淹没了人文精神，也是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我读了各方的言论，觉得袁伟时的看法较为可信。他说，对于人文精神，市场经济有消蚀作用，可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正面作用。他指出，中国自推行市场经济以来，人们的创造性获得了发挥，知识分子的境遇已略有改善，高雅文化和出版事业也不全靠政府的力量来支持了。这种描述未必十分全面而准确，但是市场经济既是人文精神的腐蚀剂，又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基，要找一些例证并不是很难的。
　　依我看，官吏贪污可恶，但是官吏暴虐更可恶；拜金主义固然不好，但是日丹诺夫主义更糟得多。记者编有偿新闻，文人写阿谀富商的文章，诚然可叹可怜，可是比之过去天天唱颂圣之歌，处处闻逼供之声，打砸抢者被捧为革命英雄，潜心学术者被贬为反动权威，岂不是略胜一筹吗？
　　英国学者柏林(IsaiahBerlin)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自主性，有理智，有自由。美国学者马斯洛(A.H.Maslow)说，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最低的是生理需要，依次上升是安全的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获得爱情、友谊和尊重的需要，而最高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要是把符合他们两位的要求作为人文精神的指标，今天的中国当然是还谈不上，然而我们可不能不说，今胜于昔，在市场经济中人文精神获得了较大的活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