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语言的功能是进行思想交流，文字的功能在于记录、传承思想和事件。
　　文字作为历史记忆的載体，思想的记录者，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在发音、语义方面发生变化。于是，还原真实的需要，催生了《尔雅》等训诂之学——以史为鉴，首先必须是信史。如果没有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发掘，文艺复兴就是空谈。
　　显然，对文字的尊重就是对历史的尊重。文化大革命以及网络语言等“文字革命”的兴起，不断阉割传统文化的精髓，势不可挡。于是，文字和文化危机，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一方面嘲笑北大校长把“鸿鹄”读成“鸿浩”，另一方面对所谓“喜大普奔”“人艰不拆”“小公举”等网络造词欣然接受。
　　若干年后，一定还是会有许多人把“鸿鹄”读成“鸿浩”，但质疑之声会渐渐消失。因为对文化传承自由变形和编造，已经成为现代人堂而皇之的文化权利。
　　质疑，说明我们对传统文化还保留一丝尊重。但吊诡的是，我们的精神对话似乎陷入了燕雀井蛙之谈。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说：“语言所含的思想内容是它的核心”。无论是对“镇越铁路”的讥笑，还是对“鸿浩之志”的质疑，最后陷入的是一场骂战，至于官员的人文精神、大学校长的使命和担当，反而作为潜在命题而少有人议。这正是和我们矛盾对待社会精英的错谬与市井文化的乱象是同一个逻辑。质疑，常常并非真的为生民立命，为历史担当，而是理想主义的通道太过于逼仄。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校长提醒学生们注意他发言的思想似乎不无道理。《礼记·学记》云：“一年视离经辨志”。所谓“离经”，即点断文章的句读；所谓“辨志”，即审明文章的思想内容。文以载道，对文字语义的求解，目的是为了弄懂内涵和包含的思想，否则就会发生“离经叛道”之事。纠正发音和语义偏差，避免以讹传讹，以续中华文脉，如果能够汇成一股集体无意识的共识，那是中华民族之幸。
　　但是，我们不应对文字背后宏大叙事的变迁置若罔闻。文字既可以用来传递精神，也可以用来毁灭文明，既可以用以订定契约，也可以用以泼皮耍赖。文字自发明以来所酿成的灾难和贡献似乎不分伯仲。
　　一个社会只有将训诂之学的治学精神延伸到对法律文本合宪性审视，对政治行为正当性审查，对经济社会规律的孜孜追求，才不会发生对社会精英移情般的苛求。
　　（作者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深圳培训基地客座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