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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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同乡会馆的治理既有社会因素,又有经济需要,集中体现为对各省会馆财产的登记和接收.江西省会馆财产的清理与接收,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从地方公产转为人民财产的两个阶段,既利用了旅京江西同乡会,又借助了“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是在北京市民政局的直接领导下间接完成的.这一点,既反映了清末以来现代政权对民间组织不断侵蚀的趋势,又体现了新中国初期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特征.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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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区域社会研究资料中心,江西南昌330022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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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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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同乡会馆的治理既有社会因素,又有经济需要,集中体现为对各省会馆财产的登记和接收.江西省会馆财产的清理与接收,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从地方公产转为人民财产的两个阶段,既利用了旅京江西同乡会,又借助了“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是在北京市民政局的直接领导下间接完成的.这一点,既反映了清末以来现代政权对民间组织不断侵蚀的趋势,又体现了新中国初期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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