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歌德寿高不辱，历经沧桑，乃是“人中至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全世界人文学者甚至科学家在歌德百年忌日追思怀想这位划时代的诗人之王。中国美学家兼诗人宗白华在全球后浪漫主义语境下将歌德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断言泰西四大诗人“以表现的和启示的”方式呈现了时代精神以及世界、人类和神圣的关系。“荷马的长歌启示了希腊艺术文明幻美的人生与理想。但丁的《神曲》启示了中古基督教文化心灵的生活与信仰。莎士比亚的剧本表现了文艺复兴时人们的生活矛盾与权力意志。至于近代的，建筑于这三种文明精神之上同时开展一个新时代。所谓近代人生，则由伟大的歌德，以他的人格、生活、作品表现出它的特殊意义与内在的问题”。据此，不妨作进一步推演：歌德以诗学的方式展示了现代人的灵魂启示录，尤其是展示了德意志灵魂启示录。所以，宗白华进而断言：“歌德确实代表文艺复兴以后近代人的心灵生活及其内在的问题。近代人失去了希腊文化中人与宇宙的谐和，又失去了基督教对超越上帝虔诚的信仰。人类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得着了自由;但也就同时失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欲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之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是生命、自我和感性在伸张，另一方面则是形式、整体和理性在抑制，于是就有了不可和解的裂变和绝对的悲剧。裂变与悲剧，在浮士德与普罗米修斯身上找到了完美的象征形式。浮士德驰情入幻，普罗米修斯立意反抗，壮怀激烈而又柔情若水，乃是现代的生命情绪的镜像，是“沉浸于理性精神之下层的永恒活跃的生命本体”。中古后期，浮士德与普罗米修斯渐渐融合，而成为灵知主义思潮与立场的载体，而普罗米修斯尤其就是歌德毕生钟爱的形象，简直可以说就是歌德的另一个自我。首先，普罗米修斯与浮士德关系微妙，若即若离。乌特利希（Timothy Richard Wutrich）考证，歌德终于没有写成“普罗米修斯”三联剧，乃是因为戏剧不适合于再现文化英雄，而作为文化英雄的普罗米修斯早就在中世纪同浮士德叠身为一，形神泯合了。有了《浮士德》，普罗米修斯三联剧就成为多余的了。换言之，从歌德创作的整体系统而言，《浮士德》完成了普罗米修斯建构。其次，“狂飙突进”时代凯旋的普罗米修斯随即变身少年维特，前者锋芒毕露，气吞八荒，蔑视神圣;而后者柔弱多情，忧郁成疾，自我献祭于爱的祭坛。伦茨睿智地断言：歌德用直抒胸臆的书信体塑造出一个资产阶级少年，取代神话以及悲剧之中的文化英雄。他就是“维特”，一个被钉上十字架的普罗米修斯，一个在反抗旧世界暴力的斗争中注定失败的文化英雄。最后也最为触目惊心，在歌德心目中，“普罗米修斯”就是“拿破仑”，高加索山崖就是圣赫娜岛，悲剧英雄就是现代帝王，而政治终归就是命运。歌德历世悠长，阅人无数，多番幸运地与重大历史事件相遭遇，而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将历史剧变归之于伟大人物及其心中的“神魔”。他用“神魔”这个怪异的字眼来指称别人的命运，一以贯之地解释那些“仅凭理智与理性难以解释的事件”。歌德尝尽人间甜酸苦辣，而总是以拿破仑自况而以普罗米修斯自喻。一真一幻，一是冷酷的政治，一是盲目的希望，而他作为诗人便在实在与神话、罪恶与拯救之间建立不可思议的关联。

二

　　普罗米修斯堪称囚禁在圣赫娜岛上的拿破仑，又像流放于拨摩岛上的约翰，见证着现代人类世界的种种异象，而书写了德意志灵魂启示录的惊异开篇。他象征着人的神性和神的人性，且作为世界与上帝、超越与内在之间互相转换和彼此互动的枢纽。所以，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1988）视角宏大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普罗米修斯为血脉正宗的德意志观念论（以及浪漫派）的新神话提供了一个基本隐喻，为现代人的“否定创造力”及其“心灵的辩证法”找到了完美的象征物。黑格尔的观念论辩证法和马克思的物质论辩证法，也是这个基本隐喻的变体，其中隐含着灵知主义的观念与立场。从“狂飙突进”直到浪漫主义运动，“建构新神话”与“终结神话”的努力围绕着普罗米修斯这个轴心运转，现代生命形象的建构和现代人的自我伸张，总是以普罗米修斯为范本而得以领悟和展开，穿越神话体系之网而抵达千禧年主义的历史哲学，从而完成了希腊文化、灵知主义和基督教的一次现代综合。布鲁门伯格从人类学视野追溯神话的现代流布又令人心悦诚服地相信，现代人藉着神话而自决，而对神话的现代运用却不局限于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一种审美化的寓意解释。直到尼采在普罗米修斯身上再度掘发古代悲剧的核心意象，并在这个意象上寄寓着对苏格拉底的绝对反叛，二百多年的德意志启示录实质上被书写成现代人藉着泰坦反抗者进行精神赌博的历史。十九世纪的德意志人认为，普罗米修斯虽镣铐假神被囚于荒凉之地，但他绝对是一位征服命运的胜利者，且为人类指点迷津，创造各种技法和艺术来反抗诸神对人类的蹂躏。职是之故，普罗米修斯乃是深深品味过悲剧的希腊人留给这个世界的“大地原人”。这个“大地原人”的独特禀赋，乃是那种导致人类最后救赎的“灵知”。
　　“狂飙突进”时代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率先将普罗米修斯“灵知化”，把他描述为“理性”的载体、人类的挚友和诸神的永恒对手。时代语境以及赫尔德自己的文脉表明，普罗米修斯所负载的“理性”绝不是笛卡尔“清楚而明白的观念”，而是引领人自我救赎而趋近自由的“灵知”：
　　经过波涛与海浪，吾人得以进入囚禁人类挚友普罗米修斯的蛮荒之地，接近岩石上他的宝座。他再也不是锁链加身被禁锢在岩石上，再也没有秃鹰啄食他羸弱的肝胆，那两个将他钉在岩石上的威力神和暴力神现在成为他的仆人。他说：“未卜先知，余之先见之明从来不是一叶障目，因为余深知将何等天赋赐予人类作为礼物。不朽不属于大地上的人们;但是只要有从奥林波斯盗来的光，他们就有了一切。羸弱的造物啊，他们这么长时间地行走在迷茫黑暗之中;最后，他们找到自己早就准备好的工具。这工具，就是所谓的理性。”
　　“理性”是人类准备好而怀藏于内的工具。“理性”会让他们走出幽暗，以至获得救恩。赫尔德虽未明言，秘传“灵知”寓涵其中：诸神脱除普罗米修斯身上的枷锁，正象征着一种启蒙品格。诗人席勒没有赫尔德这么含蓄，以显白的书信体论说了人类反抗诸神而自我救赎的灵知素质：“当人类已经开始面对作为现象的自然维护他的自主性时，他也在面对作为强制性的自然维护他的尊严，并以高尚的自由起来反对他的众神。”自主性而非强制性，内在性而非现象性，才构成人类真正的尊严以及反抗众神的绝对权力。这就是歌德的普罗米修斯所启示的德意志灵魂力量。 　　不独如此，歌德还以最为明确的方式将普罗米修斯灵知化了。或者说，歌德用灵知浇铸普罗米修斯，又用普罗米修斯来复活灵知。最高的人类生命终归通过这个神话形象而得以诞生，人道与神道都藉这个悲苦的人物而得以“道成肉身”。“狂飙突进”时代的青年歌德一接触到普罗米修斯这个形象，就兴奋莫名、万分陶醉。因为，这个神话人物标志着浪漫主义的青春，唤醒了观念论将一切从自体之内生育出来的创造力，开启了灵知主义沐浴下历史哲学向千禧年主义的转折。“普罗米修斯闪亮出场的神话学节点，对我而言永远在场，且渐渐凝结为一个毕生为之操劳的恒定观念”。然而，在歌德发现，这个盗火者神话有一个前身，那就是路西斐神话（Mythos von Luzifer），一个创世之神的神话，一个以柏拉图主义为基础融合赫尔墨斯主义、神秘主义、卡巴拉主义的灵知主义神话。这神话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异教世界，将灵知升华在十八世纪德意志人的心空。一种灵魂启示录的语调，在高贵的德意志心灵中渐成强音。

三

　　重构神话而释放原始启示，凸显末世学意涵，而将历史哲学转向千禧年主义，这就是谢林在德意志灵魂启示录之中书写出来的浓墨重彩之笔。谢林的标志性贡献，是1842年至1845年在柏林发表的《神话哲学》系列讲演，但他对于普罗米修斯神话的重构始于其少作《布鲁诺对话：论事物的神性原理和本性原理》。超越康德、超越卢梭、超越笛卡尔，而返回到布鲁诺，谢林开启了探访古代灵知主义而重铸“启示哲学”的宏大工程。谢林的哲学沉思运行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用“辩证之轴”（dia）将对立的二极对接起来，互相设置，而各为镜像。谢林的探索开始于一个修辞学的质疑：“把无限的东西置于有限的东西中，反过来把有限的东西置于无限的东西中，这种倾向在所有的哲学话语和哲学研究中占着主导地位，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在谢林看来，这种悖论的思想形式是永恒的，一如在这种思想形式之中自我表现的事物之本质是永恒的。用巴尔塔萨的行话来说，悖论的思想形式就是“心灵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Herz）。依据这种心灵的辩证法，谢林提出了“普罗米修斯的生存”（Promethean Existence），及其“二重性生命”（the double life），以此作为原始启示自我释放的“辩证经验的原型”（protodialectic experience）。“这种形式”，即悖论的思想形式与辩证的生命形式之合一，乃是“诸神对人类的一种馈赠，它同时也把普罗米修斯最为纯洁的天火带给大地”。普罗米修斯因此就不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一种思想，而是那些为诸神所赐予的原始思想之一。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描写的普罗米修斯，就是这种思想的基本隐喻：一遇完美精神的合适氛围，神赐的思想就挤入生存之中，继而在生存之中开枝散叶。谢林写道：
　　普罗米修斯就是那种被称为精神的人类原则。他把理性与意识倾注到从前精神羸弱的人之心灵中。
　　一方面，普罗米修斯正是宙斯自己的原则，与人相关的神圣之物，一种构成人类理性始因的神圣之物……。另一方面，与神性相关，普罗米修斯是意志，不可征服且不可能被宙斯处死的意志，因而有能力反抗上帝的意志。
　　宙斯代表理性，代表柏拉图的至尊理性，而普罗米修斯则将从前并未介入理性活动的人类提升到了至尊理性的高度。从上帝那里盗来的天火，就是自由意志。
　　谢林使用技术性哲学言辞，用“双重生命”主题重述了普罗米修斯神话。所谓“双重生命”，是指“特殊寓于万有之中”。“双重生命”乃是理解普罗米修斯经验复合体的关键概念。在有限与无限之间，在特殊与万有之间，在超越与内在之间，普罗米修斯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象征着恐怖的循环之道。为了获取神性，首先必须反神性;为了涵纳万有，首先必须消融特殊。这种循环之道，是德意志观念论最高成就的象征，更是现代人灵魂启示录的困境之写照。谢林令人震撼的思考表明，普罗米修斯并不代表宙斯，而是代表宙斯的原则，因此他象征着反神性却又无法为神性所征服的自由意志。普罗米修斯用他的苦役与无奈成全了“人类的原则”。
　　将观念论建立在《新约》教义的基础上，将历史哲学转换为末世论，将末世论奠定在原始启示的基础上，乃是谢林神话哲学最为大胆的构想。反过来说也不错，谢林的《神话哲学》追寻古代精神，可是将基督教变成了神话，用希腊神话审美主义稀释了基督教教义。脉脉温情的神话滋润了冷酷无情的教义。不过，变成神话的不是教义，不是基督教经典文献，而是纯净的基督教原始启示（“辩证经验的原型”）。据此，谢林将一则神话展示为观念论所叙述的整体神话的神奇预构。由此可以推知，历史绝非一些偶然事件的累积，而是执行一种内在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的涵义是历史正在走向末世，其本质从来晦蔽不明，惟有在一切后续事件的磨砺之下而尽显锋芒的历史哲学，才能以灵知之见去解读神话。历史哲学必须成为灵魂启示录，而灵魂启示录势必就是对整个历史的思辨回眸。
　　将生命及其对自由的慕悦神圣化，从而复兴基督教的意义，决定了谢林对后启蒙时代主导政治观念的立场，也决定了现时代的立场。将生命与自由神圣化，就势必从行动的世界退出，再度进入沉思的世界，归向永恒的本源。因为，盲目的行动无法成全向永恒本源的回归。那些身在基督教世界却为行动的自由奋斗的人，终归失落自由。他们为之奋斗的终点，那种必然与自由的和谐境界，却在行动中退出了他们的视野。这个末世论的终点时刻，不在他们之前，而在他们之后：“为了找到终点，他们首先必须止步。然而，芸芸众生绝对不会止步。”不仅如此，这种回归永恒本源之举，乃是每一个人最为私密的事务。个体生命之神圣化（sanctification of individual life），同整个人类的拯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个人的命运永远不会消散在人类的命运之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全力再现最高命运。

四

　　早在晚明之际，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和传奇人物浮士德就假道欧洲传教士的证道言辞进入中国文化语境，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普罗米修斯、浮士德以及狄奥尼索斯，成为负载启蒙意识、革命精神、民主、自由以及科学的符码。以这些符码为中心，中国启蒙思想家、革命思想家以及浪漫主义者们，建构了一套迥异于古典东方象征秩序的现代象征秩序。鲁迅把英国诗人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阐释为“人类之精神，以爱与正义自由故，不恤艰苦，力抗压制主者僦毕多，窃火贻人，受絷于山顶，猛鹫日啄其肉，而终不降”（《摩罗诗力说》）。“沉钟社”向往革命的文学青年杨晦托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言志，赞美普罗米修斯“蔑视艰难困苦，推崇内在的人格力量”;在翻译《被绑缚的普罗米修斯》诗剧之时，他凸显了人的意志与自然的必然之间抗争而生的悲情，演绎浪漫温情同冷酷命运之间的辩证：剧中情志主要为悲愤，骨子里有坚强的意志，放射的是智慧的灵光，悲情生于自然律的冷酷，衬托悲情的是海洋女儿们深沉的温存，返照悲愤的是疯狂和哀婉，展示冷酷的是威力和暴力。文化与苦难血脉关联，普罗米修斯之于世纪初的青春中国，那是悲壮而又缠绵。普罗米修斯，这个将酒神狄奥尼索斯撕得粉碎的泰坦新神，为启蒙之举和反抗之念而终身受难，但他也“心怀未来世界宗教的情感反对宙斯”。狄奥尼索斯，为荷尔德林重新祭来补偿基督教之苍白的青春神，酣醉狂舞，放荡不羁，是为浪漫的激情与爱欲的象征。狄奥尼索斯为普罗米修斯撕碎，莫不是一场悲壮的青春祭，毁灭的仪式预示着一个世纪的残酷暴力？另一个思想形象映现出西方近代精神与中国古典文化的互动及其新世纪精神的生成，那就是浮士德。浮士德，人中之至人，是为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历史的升华。前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比类浮士德精神，用孔门儒学思想来烛照浮士德身上的人文主义和博爱意识。后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张闻天，用“活动主义”来概括浮士德精神，赞美浮士德渴求新知、企慕无限、向往永恒的生命动姿，意在震醒保守、苟安、麻木的中国灵魂，从消极无为到主动作为，走向进步，趋向圆满。
　　“世界无穷愿无穷，海天寥廓立多时。”梁启超写于1901年的《志未酬》将普罗米修斯-浮士德所象征的“无限感”淋漓尽致地歌咏出来。此后，乱云飞渡，群流并涌，百舸争流，中国现代思想进入了一个将启蒙意识激进化、乌托邦思想盛行的时代。将启蒙、革命、乌托邦的论述诗学化，便有了现代中国主导性的象征体系，及其主导意识的文学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