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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旧指跟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商行，后多指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商行。自清末五口岸通商后，洋行便得到快速发展。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九回提到：“此刻有一个外国人，要在上海开一家洋行，要请一个买办。”
洋行与买办密不可分，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
客观说来，清末以及民国时期，洋行与买办的盛行，代表了彼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同时也给这个重农抑商的国度带来新的思维和游戏规则。
山东洋行地理
由于开埠的原因，山东洋行多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这三个城市。一战之前，山东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在鲁德商自然较多，这也给济、青、烟这三座城市留下了非常多的德式建筑。
光绪十九年（1893年），南洋侨商首富张弼士忙着筹备烟台张裕酿酒公司之际，原籍北爱尔兰的英国传教士詹姆士·马茂兰，在烟台大马路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贸易公司，中文称作“仁德洋行”。
应运而生的仁德洋行，启动资金来自马茂兰积攒的传教士津贴及教徒捐赠，为了标榜洋人也尊重“仁义道德”的中国传统，讲究经营信用，特取名“仁德”。
到20世纪初，生意日益兴旺的仁德洋行，资金滚动积累达到五六万两白银之巨，进出口贸易量一度居山东境内洋行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大做进出口贸易生意外，1917年3月，仁德洋行接手正式出版了一份《芝罘日报》，夏季16版，冬季10版，前后发行20多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才被迫停刊。马茂兰执掌仁德之时，兼任路透社驻烟台记者，亲自采写消息，平时仁德不仅每天出版报纸，还设有电台定时收发路透社新闻电讯。
1929年左右，中共烟台特别支部创办的《胶东日报》，就是仁德洋行印刷部印刷的，但很快因言论触怒当局遭到查封。另外，驻烟台国军内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刊物《新胶东》，也是仁德承印的。
与此同时，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如太古、道孚、三井、盎斯、信丰、美孚等均在烟台有了同名洋行。
不过，这种兴盛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德国租借青岛后，按照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规划，搞起路港联动的造城运动。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1910年胶济线又连通津浦路，将经济腹地深入整个华北地区。在此背景下，洋行越来越多选择到青岛开业。
德国商贸界在青岛开的“洋行”中，亨利洋行实际上是一家大型百货店，它在亨利王子街（广西路）。而一些从事外贸的洋行如德威洋行、礼和洋行、鲁麟洋行、紫普杰克洋行等均在皇族街（今兰山路），因而这条路曾被叫做洋行一条街。欧美其他国家的“洋行”则多在馆陶路上，英商有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记洋行、劳埃洋行；美商有美隆洋行、鲁克洋行；丹麦商有宝隆洋行等等。这其中如德商鲁麟洋行进口化工、機械，出口猪鬃、肠衣、牛肉、牛皮等；怡和洋行经营进出品贸易，进口有五金、机器、零件、毛棉织品、药品等，出品有花生米、花生油、羊毛、猪鬃、冰蛋等。
洋行在济南的兴盛与胶济铁路的开通有着直接关系。德国人石泰岩赶在胶济铁路完工之前，在济南经一纬二路路口租下50多间房子，前后两个院落，办起旅馆和西餐店，专供来济南办事的外国人食宿，生意十分兴隆。比石泰岩来济南更早的德商还有德基洋行、礼和洋行等。
德国的礼和洋行是第一家进入济南的外国商行，最初设在西门大街北侧的高都司巷，后来迁至商埠区。值得一提的是，礼和洋行是五三惨案，杀害蔡公时之地。克虏伯的军火产品是礼和洋行的重要经营项目。
当时，济南商埠的经济环境备受外商尤其是德商的青睐，众多德国洋行带来了当时的新设备、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和新信息，这对济南的工商业发展影响很大。
诸如，商埠经六纬三路路西的德孚洋行是座两层楼，1921年竣工，样式独特，左角呈半圆形凸出，像个堡垒。这家洋行为德国人德恩创办，专卖颜料。当时在济南以至全国流行的“阴丹士林”细布，布名就来自德孚洋行的“阴丹士林”颜料。
买办们的发家之路
必须承认的是，洋行的兴盛，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觉醒提供了一个动因。清末、民国时期的诸多民族企业家便是先从买办做起，之后，在熟悉了诸多商业规则后，开办自己的生意。
彼时著名的青岛四大家族中的刘子山、傅炳昭、陈克炼均与洋行有着密切的联系。
连任五届青岛商会会长的宋雨亭，起初便是怡和洋行的买办，怡和洋行的前身是东印度公司，至今仍兴盛不衰。著名的何鸿燊家族，其肇始人何东便是怡和洋行的买办。精通德语、日语的青岛首富刘子山则是德国礼和洋行的买办。
当然，刘子山生意虽然顺利，但真正发家，还是靠为日本贩卖鸦片。1914年11月，日本当局借口对德宣战占领青岛，1916年开设“扶桑官膏局”，走私批发鸦片烟膏等。刘子山利用懂日语的便利，又与日军搭上关系。双方协议规定：贩卖鸦片既批发也零售，且不限于青岛，凡可去之地都是贩卖范围：鸦片运输由日军包办。刘实际上成为日军的买办批发商，短短数年之内，就获利4200万元之巨，成为青岛臭名昭著的“烟土大王”。
丁敬臣则是德国禅臣洋行的买办。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他们急需那种既懂国际经济，又通晓中国事务，而且还对中国官场规则很熟悉的买办。于是，丁敬臣进入了德国人的视野。他来到青岛后，被德国人的企业“禅臣洋行”高薪聘为买办。
丁敬臣看到洋人大把赚钱，利润丰厚，就自己也开办了一家公司，地点就在火车站旁边的泰安路上，叫悦来公司。该公司经营项目很多，主要出口中国产品。丁敬臣自己到农村去收购产品，然后承包轮船搞航运，还开了自己的旅馆，当时叫做客栈。德国人在淄川、博山等地开矿，获利很多，丁敬臣看在眼里，也开了一家悦升煤矿公司。 丁敬臣就是按照德国人的路子，照葫芦画瓢，一步一步打造起自己的产业来。后来，在青岛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人士建成三江会馆，丁敬臣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这使他成为德国租界地内华人头面人物，也受到了德国统治当局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刘子山虽然靠贩卖鸦片起家，但在抉择关头却守住了民族大义，丁敬臣产业虽然不涉黄、赌、毒，但在外地侵略面前，一再变节。
洋行背后的游戏新规则
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家认为：晚清时候的商人，缺乏“企业家精神”。因为商人把资本作为追求社会地位的手段。在当时，评判商人的成功标准就是他的后代几代人都不是商人。传统的商人阶层或许在创业阶段可以表现出“冒险进取”企业家精神。但在守业阶段，企业家精神或多或少会被磨灭掉了。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跌荡一百年》中提到，当时的买办阶层不同传统商人的地方在于，他们比较深入地受到过西方教育和西方商业精神的熏陶。对经商和财富的看法比传统商人会有很大的不同。在晚清时期，唯一被认为符合企业家标准的商人群体就是买办。郝延平在他所著的《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一书中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买办“就是杰出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
在19世纪末，全国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买办计算，全国买办人数即为1万人。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少的人数了，而且他们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长江流域沿线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财富阶层。到1920年前后，洋行总数为9511家，买办人数超过10万人。在近现代史上，他们是第一代脱离了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企业家阶层。
洋行与买办的发展，也将中国拉入到了全球贸易链之中，这为当时仍沉浸在天朝、蛮夷思维中的精英阶层展现出了新的思维和游戏规则。
当时，在青岛，为鼓励远洋贸易，德国人推出特许航运津贴制度，对亨宝轮船公司等开辟的远洋航线给予政府补贴。政策倾斜大大刺激了轮船公司的航运热情，亨宝洋行将青岛远洋货轮增至10艘，禅臣、捷成、美最时等德国洋行的17艘轮船也加入到远洋贸易利润竞赛中。青岛远洋航线已连接汉堡、不来梅、鹿特丹、安特卫普、马赛、热那亚、利物浦、伦敦等港口，织成一张横跨亚欧两大洲的航路网。
一幕德国版的重商主义戏剧在青岛隆重上演，幕后是洋行获取巨大利益的不宣之秘：坚持两个“凡是”——凡是世界市场需要的资源，无论是花生、棉花等农产品，还是草辫、陶瓷等手工艺品，乃至煤铁铜矿产，洋行就从山东、华北腹地弄到青岛出口；凡是中国造不了的，大至轮船汽车，小到洋针洋火，统统运来销售。
旧时代青岛商人的代表胡存约，站在德国人大兴土木的青岛港口，眼巴巴地看着传统贸易在洋行时代渐行渐远，成为古老商业的最后夕照。他曾在《海云堂隨记》中记下青岛开埠之前的商业样貌：“马车旅店九，洪炉一，成衣、估衣三，油坊、磨坊、染坊六……”这些“仍在自产自销的巨大实体之内”的行当，已被洋行的商业魔咒施加法术，捆绑到德意志资本扩张的战车上。
洋行与买办密不可分，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
客观说来，清末以及民国时期，洋行与买办的盛行，代表了彼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同时也给这个重农抑商的国度带来新的思维和游戏规则。
山东洋行地理
由于开埠的原因，山东洋行多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这三个城市。一战之前，山东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在鲁德商自然较多，这也给济、青、烟这三座城市留下了非常多的德式建筑。
光绪十九年（1893年），南洋侨商首富张弼士忙着筹备烟台张裕酿酒公司之际，原籍北爱尔兰的英国传教士詹姆士·马茂兰，在烟台大马路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贸易公司，中文称作“仁德洋行”。
应运而生的仁德洋行，启动资金来自马茂兰积攒的传教士津贴及教徒捐赠，为了标榜洋人也尊重“仁义道德”的中国传统，讲究经营信用，特取名“仁德”。
到20世纪初，生意日益兴旺的仁德洋行，资金滚动积累达到五六万两白银之巨，进出口贸易量一度居山东境内洋行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大做进出口贸易生意外，1917年3月，仁德洋行接手正式出版了一份《芝罘日报》，夏季16版，冬季10版，前后发行20多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才被迫停刊。马茂兰执掌仁德之时，兼任路透社驻烟台记者，亲自采写消息，平时仁德不仅每天出版报纸，还设有电台定时收发路透社新闻电讯。
1929年左右，中共烟台特别支部创办的《胶东日报》，就是仁德洋行印刷部印刷的，但很快因言论触怒当局遭到查封。另外，驻烟台国军内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刊物《新胶东》，也是仁德承印的。
与此同时，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如太古、道孚、三井、盎斯、信丰、美孚等均在烟台有了同名洋行。
不过，这种兴盛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德国租借青岛后，按照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规划，搞起路港联动的造城运动。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1910年胶济线又连通津浦路，将经济腹地深入整个华北地区。在此背景下，洋行越来越多选择到青岛开业。
德国商贸界在青岛开的“洋行”中，亨利洋行实际上是一家大型百货店，它在亨利王子街（广西路）。而一些从事外贸的洋行如德威洋行、礼和洋行、鲁麟洋行、紫普杰克洋行等均在皇族街（今兰山路），因而这条路曾被叫做洋行一条街。欧美其他国家的“洋行”则多在馆陶路上，英商有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记洋行、劳埃洋行；美商有美隆洋行、鲁克洋行；丹麦商有宝隆洋行等等。这其中如德商鲁麟洋行进口化工、機械，出口猪鬃、肠衣、牛肉、牛皮等；怡和洋行经营进出品贸易，进口有五金、机器、零件、毛棉织品、药品等，出品有花生米、花生油、羊毛、猪鬃、冰蛋等。
洋行在济南的兴盛与胶济铁路的开通有着直接关系。德国人石泰岩赶在胶济铁路完工之前，在济南经一纬二路路口租下50多间房子，前后两个院落，办起旅馆和西餐店，专供来济南办事的外国人食宿，生意十分兴隆。比石泰岩来济南更早的德商还有德基洋行、礼和洋行等。
德国的礼和洋行是第一家进入济南的外国商行，最初设在西门大街北侧的高都司巷，后来迁至商埠区。值得一提的是，礼和洋行是五三惨案，杀害蔡公时之地。克虏伯的军火产品是礼和洋行的重要经营项目。
当时，济南商埠的经济环境备受外商尤其是德商的青睐，众多德国洋行带来了当时的新设备、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和新信息，这对济南的工商业发展影响很大。
诸如，商埠经六纬三路路西的德孚洋行是座两层楼，1921年竣工，样式独特，左角呈半圆形凸出，像个堡垒。这家洋行为德国人德恩创办，专卖颜料。当时在济南以至全国流行的“阴丹士林”细布，布名就来自德孚洋行的“阴丹士林”颜料。
买办们的发家之路
必须承认的是，洋行的兴盛，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觉醒提供了一个动因。清末、民国时期的诸多民族企业家便是先从买办做起，之后，在熟悉了诸多商业规则后，开办自己的生意。
彼时著名的青岛四大家族中的刘子山、傅炳昭、陈克炼均与洋行有着密切的联系。
连任五届青岛商会会长的宋雨亭，起初便是怡和洋行的买办，怡和洋行的前身是东印度公司，至今仍兴盛不衰。著名的何鸿燊家族，其肇始人何东便是怡和洋行的买办。精通德语、日语的青岛首富刘子山则是德国礼和洋行的买办。
当然，刘子山生意虽然顺利，但真正发家，还是靠为日本贩卖鸦片。1914年11月，日本当局借口对德宣战占领青岛，1916年开设“扶桑官膏局”，走私批发鸦片烟膏等。刘子山利用懂日语的便利，又与日军搭上关系。双方协议规定：贩卖鸦片既批发也零售，且不限于青岛，凡可去之地都是贩卖范围：鸦片运输由日军包办。刘实际上成为日军的买办批发商，短短数年之内，就获利4200万元之巨，成为青岛臭名昭著的“烟土大王”。
丁敬臣则是德国禅臣洋行的买办。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他们急需那种既懂国际经济，又通晓中国事务，而且还对中国官场规则很熟悉的买办。于是，丁敬臣进入了德国人的视野。他来到青岛后，被德国人的企业“禅臣洋行”高薪聘为买办。
丁敬臣看到洋人大把赚钱，利润丰厚，就自己也开办了一家公司，地点就在火车站旁边的泰安路上，叫悦来公司。该公司经营项目很多，主要出口中国产品。丁敬臣自己到农村去收购产品，然后承包轮船搞航运，还开了自己的旅馆，当时叫做客栈。德国人在淄川、博山等地开矿，获利很多，丁敬臣看在眼里，也开了一家悦升煤矿公司。 丁敬臣就是按照德国人的路子，照葫芦画瓢，一步一步打造起自己的产业来。后来，在青岛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人士建成三江会馆，丁敬臣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这使他成为德国租界地内华人头面人物，也受到了德国统治当局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刘子山虽然靠贩卖鸦片起家，但在抉择关头却守住了民族大义，丁敬臣产业虽然不涉黄、赌、毒，但在外地侵略面前，一再变节。
洋行背后的游戏新规则
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家认为：晚清时候的商人，缺乏“企业家精神”。因为商人把资本作为追求社会地位的手段。在当时，评判商人的成功标准就是他的后代几代人都不是商人。传统的商人阶层或许在创业阶段可以表现出“冒险进取”企业家精神。但在守业阶段，企业家精神或多或少会被磨灭掉了。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跌荡一百年》中提到，当时的买办阶层不同传统商人的地方在于，他们比较深入地受到过西方教育和西方商业精神的熏陶。对经商和财富的看法比传统商人会有很大的不同。在晚清时期，唯一被认为符合企业家标准的商人群体就是买办。郝延平在他所著的《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一书中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买办“就是杰出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
在19世纪末，全国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买办计算，全国买办人数即为1万人。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少的人数了，而且他们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长江流域沿线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财富阶层。到1920年前后，洋行总数为9511家，买办人数超过10万人。在近现代史上，他们是第一代脱离了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企业家阶层。
洋行与买办的发展，也将中国拉入到了全球贸易链之中，这为当时仍沉浸在天朝、蛮夷思维中的精英阶层展现出了新的思维和游戏规则。
当时，在青岛，为鼓励远洋贸易，德国人推出特许航运津贴制度，对亨宝轮船公司等开辟的远洋航线给予政府补贴。政策倾斜大大刺激了轮船公司的航运热情，亨宝洋行将青岛远洋货轮增至10艘，禅臣、捷成、美最时等德国洋行的17艘轮船也加入到远洋贸易利润竞赛中。青岛远洋航线已连接汉堡、不来梅、鹿特丹、安特卫普、马赛、热那亚、利物浦、伦敦等港口，织成一张横跨亚欧两大洲的航路网。
一幕德国版的重商主义戏剧在青岛隆重上演，幕后是洋行获取巨大利益的不宣之秘：坚持两个“凡是”——凡是世界市场需要的资源，无论是花生、棉花等农产品，还是草辫、陶瓷等手工艺品，乃至煤铁铜矿产，洋行就从山东、华北腹地弄到青岛出口；凡是中国造不了的，大至轮船汽车，小到洋针洋火，统统运来销售。
旧时代青岛商人的代表胡存约，站在德国人大兴土木的青岛港口，眼巴巴地看着传统贸易在洋行时代渐行渐远，成为古老商业的最后夕照。他曾在《海云堂隨记》中记下青岛开埠之前的商业样貌：“马车旅店九，洪炉一，成衣、估衣三，油坊、磨坊、染坊六……”这些“仍在自产自销的巨大实体之内”的行当，已被洋行的商业魔咒施加法术，捆绑到德意志资本扩张的战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