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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曾就学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部编辑。
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笺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兼研红学。有二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其代表作。
我一听很吃惊，怎么回事？我们又不熟识，我怎么会害了他?
因为偶然的原因,周汝昌与《红楼梦》结缘,30多岁便以一本《红楼梦新证》轰动国内外。在晚年，一部十卷本的《石头记会真》更是轰动了红学界。《红楼梦》给周汝昌带来了名声和精神上的满足，但他却说选择红学是一个悲剧。
1953年的秋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上，每位参加会议的代表不约而同地捧着同样一本书，那就是周汝昌的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那年周汝昌35岁，正在四川一所普通的大学过着安静的生活。《红楼梦新证》出版在全国引起的强烈反应，他并不知道。
周汝昌：当时有一位跟我其实不太熟的教师，老远地就“哎”了一声，说：“老周啊，你害苦我了。”我一听很吃惊，怎么回事？我们又不熟识，因此我就说：哎呀，怎么了？我怎么会害了你?
记者：他说您害苦了他?
周汝昌：看见我很吃惊，他就笑了，说，告诉你吧，我前天重感冒非常厉害，可是呢，有人把一本《红楼梦新证》给了我。我一打开，哎呀，一展卷就放不下了，一夜也没有睡，感冒更重了，这不是你害了我吗？
记者：那时候您听到中央有特令要调您的消息吗？
周汝昌：听到过，可都是同事的传言，我也不敢深信。后来有人跟我说校长请你去。
记者：校长同意放您走吗？
周汝昌：他这时才说，是中宣部一定要调我。
我正在工作，一位领导开会回来说，《红楼梦》的计划改变了
《红楼梦新证》所引发的轰动出人意料，现在，周汝昌都还能举出二三事：先是上海，买书的人在书店门前排队，很快，书就脱销，出版社在三个月内连出三版；大学者张元济病瘫已久，原不能书写，读了此书后，因高兴而破例亲笔写信给周汝昌，字几不能辨识；“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编”；川大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海外出现盗版，美国赵冈教授首次见到周汝昌就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
紧接着传来的是各种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已准备调周汝昌，不料受阻；原燕京大学林庚老教授忽然来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室主任聂绀弩有意邀请周汝昌到京工作……
后来的结果颇有戏剧性，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和聂绀弩担心川大坚持不放人，特报请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以中宣部的名义下了特调文函。
结果，川大校长彭迪先无奈地说：“再不放他，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
记 者：经过这样一个程序来调动您，说明这是一件大事。
周汝昌：在当时来说，那还是一个特例，我自己也很感动，中央这样重视我，认为我还是一个人才吧，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让我回北京。所以我当时那个心情，要说不高兴那是假的。好诗的朋友马上就吟了杜甫的诗“漫卷诗书喜欲狂”，来替我表达那种高兴的心情。
回到北京，进入国家级的出版社，这一切都让有着远大学术理想的周汝昌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后来的一切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
周汝昌：回到北京，我的顶头上司是聂绀弩。他见了我并没有一字提到《红楼梦》。我原来以为他对我的工作安排当然就应该先提《红楼梦新证》，说毛主席怎么对我有好评。但是他真正给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出乎我意料之外——《三国演义》。
记者：让您做《三国演义》？为什么？
周汝昌：因为出版社出了一部《三国演义》，毛主席看到了，说里边好多的诗都是后人读了《三国演义》以后的点评。这些诗既表明点评人的身份，也表现了点评人对此书的读后感，特别是对书中军事成败的见解。毛主席说，你们怎么把这些诗都给删掉了，那不行，要恢复。
记 者：所以要您来做《三国演义》的后续工作，把删掉的诗再补回去？
周汝昌：对。后来，我这个人多事，一看到正文，就感觉可能有问题。我就去问聂绀弩，是不是趁这个机会再校一校，结果聂绀弩说，对，你就校一校吧！
记者：给自己又找一事。
周汝昌：这么一校，可让我大吃一惊，错误连篇。宋元时代的词语，特别是术语，本来在书里保存得还是相当多的，但原先校勘的人不懂，都给改了。我就只好照着好版本，一处一处地把人名、地名，还有那些到了明清时代已经不用的词语，通通都给校出来。
记 者：这么说，其实您回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做《红楼梦》？
周汝昌：当时要做出版计划的，一个月一个计划。后来就让我先做一部比较好的《红楼梦》版本。实际上我早就对《红楼梦》校勘工作有一个宏愿。我曾经对胡适先生表示过，要校勘一部真正的《红楼梦》曹雪芹的原本，打破被高鹗给歪曲篡改的假全本。这个时候把这么个事交给我，不正遂了我的夙愿吗？
记者：正是您要干的事。
周汝昌：对，我当然欣然接受。但是，万般料想不到，有一天，我正在工作，部门的一位领导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跟我说，《红楼梦》的计划改变了。
当时我们的认识都很浅薄，不知道这个事态严重和内容意义的重大
《红楼梦》出版计划改成了继续发行程乙本《红楼梦》，这是流传多年、影响最大、并为大众所熟悉的一个版本，出版于乾隆五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91年，由程伟元、高鹗活字排版印刷，是一个120回全本。而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没写完就去世了，留下的是一个只有80回的残本,并经人传抄，流传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到底哪个版本最接近曹雪芹原著，成为红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程乙本增加的后40回虽然使《红楼梦》成为有头有尾的作品，但其总倾向、风格和原著有很大 距离。
周汝昌对程乙本《红楼梦》深恶痛绝，继续出版发行这个版本的命令，让他感到不可理解。
周汝昌：这个命令怎么来的，怎么变的？一概不知，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交代。要是换一个人，可能就应该跑到楼上去问聂绀弩，你给我的任务为什么现在忽然180度大转弯，也不算没礼貌吧。
记者：但是您没有问？
周汝昌：没有，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毛病，我就不去问。
记者：为什么？您为什么不愿意去追问呢？
周汝昌：为什么？第一，从小养成的这个习惯，对任何别人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我尽我的本分，不喜欢多言多语。第二，川大外文系人事关系的复杂，我的感受太深刻了。我刚刚来到这个新的工作单位，我的直觉是，恐怕人事关系也不会太简单，我得留一份小心。因此我不敢离开办公室，跑到楼上找上司问长问短。
记者：您是要躲开这种人事上的纠纷？
周汝昌：对，我觉得这样一个大转弯的变化，肯定原因不是很简单的。
1954年9月，一篇针对著名学者、红学家俞平伯的学术商榷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的导火索，波及全国。
刚刚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因为与胡适、俞平伯的关系，而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时的红学界，乃至思想界，呈现出山雨欲来的态势。
记 者：当时您感觉到社会的这种变化了吗？
周汝昌：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一下子还没有提炼成几句话的能力。
记者：比方说吧，您是什么时候听到批评俞平伯的理论的？
周汝昌：有一次召开大会，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亲自主持。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内容，后来他发言了我们才知道，说是上面有指示，对胡适的红学见解，大家开始商讨议论。
记者：那个时候已经有俞平伯先生和胡适先生关于《红楼梦》的一些说法是错误的这样的提法了吗？
周汝昌：离这个还远呢，它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开始还是讨论，虽然实际上是批判，但一开始还不是那种形式，是说听大家的反响。
记者：当时您的反应是什么呢？
周汝昌：详细的情况我都记不得了。但是非常复杂，而且运动也是一步一步进展的。当时我们的认识都很浅薄，不知道这个事态严重和内容意义的重大。另外一位比我资格老的吴文裕，也是红学家，他最后赶到会场。他比我还幼稚，什么也不知道。他夹着个皮包，座位还没找到，就站在那里说，这考证不能废，还得需要。大家也不敢接话，因为在他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考证已经成为批判对象了。
我和胡适先生的学术见解，特别是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完全一样
随着批判文章的相继发表，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拉开了大幕，最初的目标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统治了三十多年的胡适学术思想。而被认为与胡适有很大联系的周汝昌被公认为将成为胡适、俞平伯之后第三个批判的对象。
记 者：看到批俞平伯、批胡适的时候，您心里怎么想的？
周汝昌：我老老实实地跟你倾倒我所有的想法。当时有思想斗争，这个不用讳言，有的我是想通了，比如说胡先生的错误，俞先生的错误，包括我的错误，我都可以去接受，也应该改正，按照当时马列主义的教导来改进，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改进。但是这里边我还有想不通的，我也不讳言。在运动当中，有的同志貌似左派先进，把原著的思想跟后40回的混为一谈还不要紧，后40回明明是跟前面曹雪芹唱对台戏的，他也说这个也有好处。对此我怎么也想不通，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运动批评改造。
记者：在这个问题上您始终没有承认自己错了，也始终想不通？
周汝昌：对。所以后来出现的文章说“周汝昌比胡适更反动”，这个我也接受不了。我和胡适先生的学术见解，特别是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完全一样。
1947年秋，周汝昌因发现《懋斋诗钞》而走上研究红学之路，也引起胡适的关注。胡适立即写信给周汝昌。尽管当时周汝昌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的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别，但胡适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客气委婉，真率关切。
就这样的交往关系，使周汝昌竟冒昧地想借胡适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而胡适竟然在收到周汝昌的信后，毫不迟疑地把书包裹好，托名教授孙楷第带给了周汝昌。
就是在胡适慷慨的帮助下，周汝昌第一次见到了《甲戌本石头记》，并大吃一惊：“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过了!”
这部书，直到1980年在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据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
看过《甲戌本石头记》之后，周汝昌感触良深，写信给胡适，建议他再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红楼梦》的本来面目。胡适接到信后，很快回复周汝昌，对他的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但又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
就这样，大学生周汝昌与鼎鼎大名的胡适，通过书信来往探讨红学问题，并因此走上了终生治红学的道路。
但是，他们在《红楼梦》版本、曹雪芹生卒年考证，以及在曹雪芹家世没落的原因等学术见解上，有着不可弥合的不同看法。
周汝昌：比如说他对曹家的历史来龙去脉，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坐吃山空，自然趋势。”实际上就是说花天酒地、好吃好喝、吃喝嫖赌，把大家庭“坐吃山空”了。我不敢说反对吧，那也是看法太不一样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曹雪芹本人后来流落到西山还喝酒，很傲物不驯，说他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家遭“巨变”。“巨变”这两个字，和我的想法完全合拍。曹家不是像胡先生说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这里边肯定有重大的变故。
我再重读《红楼梦》，在第五回里，那个曲子判词说得清楚，“势败”，那个势力败了，“势败休言贵”，势力都败了，你还有什么贵可言？“家亡”，家破了，“家亡莫论亲”，连那个骨肉亲情都不能讲了。所以曹家的大败落，是呼啦啦大厦倾，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红楼梦》里面就写到一场大变故，秦可卿托梦说，现在只不过是眼前一瞬的繁华，跟着来的就是一场大祸，你们家族子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只有坟圈里头不遭抄没，将来子孙可以在那儿盖点小房安身。
虽然当时水平很低，也不过30多岁，但我看到《红楼梦》真正的背景里边有政局的大变故，对不对呢？跟鲁迅先生的说法一合，我认为是对的。那么我的认识当然就跟胡适不一样。你要说我和胡适一样，我心里怎么能够服呢？
他先夸奖了我的“红学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1954年10月，已经是深秋了，天气也在渐渐变凉。一天傍晚，正处于矛盾之中的周汝昌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去人民日报社，说有重要人物接见，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邓拓。
周汝昌：我跟邓拓坐的是客座，当中一个茶几，上面摆一大盘子散装的中华烟，毛主席当时吃的香烟就是中华牌。邓拓亲自打火给我点烟，对我的热情至今仍是历历在目。他提到了毛主席，夸我说，你的《红楼梦新证》立大功了。你说曹家是政治问题，这个也是正确的。可是呢，你又说《红楼梦》是自传，这个你就错了。
我当时就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他就是写他个人的一生经历。他的家族是呼啦啦大厦倾，家亡人散各奔腾，惨不可言，跟史料完全合拍。我不过这么说了，怎么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了呢？就要受批判呢？
记者：邓拓跟您谈的时候，您的真实心态就是不接受？
周汝昌：我就是静静地听，不能够答应，一答应就得辩论了，我怎么辩？我就是洗耳恭听，我点头。就这么着过去了。
记者：那邓拓对您提到什么要求了吗？
周汝昌：人家说了，在这种运动当中呢，你做一些比较深刻的自我批评。
这次会见之后，在1954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人们看到了周汝昌的文章。在这篇经过编辑部分修改的文章中，周汝昌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更多的内容，却是在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上的辩解。
记者：我相信那个时候是您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周汝昌：是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第一点，我和胡适不一样。第二点，如果要把高鹗的伪续书混入曹雪芹的原著，还要承认他有功劳，那么，我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所有工作，和我终生所立下的计划，整个的都将化为泡影。
记者：您现在说的都是一些学术性的问题，可是当时是个政治运动，您始终没有把学术和政治联系起来吗？
周汝昌：对。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各种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了，我才明白，所有以前这些运动，实质上并没有真正以学术为重点，都是以政治改造为重点。那时都已经到80年代初了，我都多大年龄了！所以啊，我真是一个十足的书生，说得不好听，就是个书呆子。
下五七干校“改造”，荷锄担粪，累了坐那里歇歇，抽口烟，还是谈《红楼梦》
“一生能得几知音，难忘先生意最深。鄂北湖田担粪侣，树阴犹切梦《红》心。”这是周汝昌为纪念杨霁云先生作的诗。
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的老编辑，与孙用、林辰一起编辑了《鲁迅全集》。当年鲁迅讲授、撰作《中国小说史略》，其中《红楼梦》部分的相关资料，尤其是胡适的《考证》，都是由杨霁云提供的。
1954年，周汝昌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除了领导之外，第一个与他热情交谈的就是杨霁云。
1969年，周汝昌被关进牛棚。这年中秋，周汝昌和杨霁云一同到了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周汝昌：杨霁云，一个老专家，曾经和鲁迅通过信，《鲁迅全集》里边收录了他们的通信。他看到我的处境不太妙，一直在鼓励我，说你这红学工作，千万不要因为暂时的不利而放弃。后来我们又一同到了干校。我们两个老书生都不能做重活，领导就让我们两个人抬大粪桶。从厕所那个大深粪坑子里边，用大长竹竿子舀出粪汤子，运到菜园积粪的大坑里。我们两个人抬着，迈着方步，在半途拐弯地方有一棵大树，我们两个人就坐那里歇歇，抽口烟，还是谈《红楼梦》。
记者：我听说您离开干校比较早，1970年就回来了，而且是中央直接把您调回来的。
周汝昌：特调的，那个更特别。
记者：怎么特别？
周汝昌：公函到了我手里，我一看，这才知道是周总理办公室发的，专电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其实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那个命令上，“文学”两字漏掉了，结果成了“人民出版社”。
记者：您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从四川调到北京、《红楼梦》批判、从干校调回来，都是中央高层直接发话。
周汝昌：对。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周汝昌：这个情况就复杂了，我也没有真正地想明白，也没有弄得很清楚。
感受了《红楼梦》这一“精神至味”，其他人生百味也就无所谓了
晚年，周汝昌引发了一场红学热潮。1986年，周汝昌大胆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中华文化小说”。1995年，周汝昌发表《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指出鲁迅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20世纪50年代，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成分越来越少；后来演变为“阶级斗争红学”，于是“红学”扫地尽矣……后来周汝昌又提《红楼梦》是与甲骨学、敦煌学并列的中国文化的三大高峰与三大显学，引起强烈反响。
记者：尽管在此之前您沉寂了很多年，但是最近这些年又突然变得热起来了，很多人又开始关注您的一些著作。
周汝昌：是。
记者：您最近这几年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您这样的高龄，这样的身体状况，每年出一本书，很不容易。
周汝昌：最近一两年出得太多了，读者有的很高兴，很受鼓舞；也有少数读者不理解，说周汝昌那样子的条件、年龄，他一下子出了这么多书，此为何故，所为何来；极个别的说得不好听，好像是我为了贪图一点稿酬要把莫名其妙的一些书都弄出来。
记 者：您怎么写呢？现在您的眼睛都看不见了。
周汝昌：我写大字，尽量地大，尽量地黑，使得我眼睛能看到。
记者：模模糊糊。
周汝昌：但是仍然不行，错了行的，两个字摞到一起的，单个的字几个笔画纠缠在一起的。我孩子再用电脑打印送出版社。孩子看不清我写的字，还得来问我。在这些方面费的功夫时间，比我本人写花的时间还多。局外人怎么能想象？
1986年，周汝昌宣布不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作为世界上研究《红楼梦》时间最长、著作最多的学者，几乎所有的红学争论都能与他挂上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汝昌却与红学界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记者：听说您好像不太喜欢“红学家”这样的称呼？
周汝昌：是的。
记者：为什么呢？
周汝昌：原因很复杂，一是他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把我看得比较单一。第二个理由，不怕你见笑，就是不喜欢这个名词。红学这么多年的历史，其中有很好、很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夹杂着一些不良的东西，而且在文化界乃至读者中都发生了很不好的作用、影响，我心里不喜欢。如果把我跟那一类的红学家都搅在一处，我心里有点委屈。
记 者：您在总结红学百年学术史的时候，基于怎样的考虑要呼吁还红学以“学”？
周汝昌：那是我199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长文中提出的观点。我还提出红学的悲剧性，它可悲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红学是我国学术史上一门很独特的学科，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然而容易被研究者当做一般研究对象对待，“红学”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如我，勉强冒称一个“学者”，也不过在三流层次，还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备研究此学的条件。红学，一时好不热闹，但往深里看，可归结为一句话：“学”不足而“红”很虚。
我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著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越了文学的领域；二是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是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三是这学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记 者：我明白了，您进入红学，虽然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您一往情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红学家，是因为这部书在您心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周汝昌：你说得对。这部书起到太良好的作用了。古人有对联说得很对，“不如意事常八九，可遇人言只二三”，我做这个学问，在这样艰苦、不太有利的条件之下，难道我一直都很高兴如意吗？当然不是。但是，当你不如意的时候，怎么办呢？什么是你提高心情、情绪、志愿、毅力的因素呢？我告诉你一句实话，就是《红楼梦》！
《红楼梦》一书在我心中的位置、在中华大文化中的位置、在中国的位置，的确很崇高。黄遵宪说这书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部好奇书！”毛泽东曾讲过中国除了一部《红楼梦》外，其他都骄傲不起来。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震动了全世界。一个高峰是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文化早期的造诣；一个是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而《红楼梦》则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阶段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时代的辉煌遗产，都是高峰，都是显学，并列无愧。曹雪芹自我感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能说就是我解了“其中味”，但世人都知道我一生矢志不渝在解味、体味、品味、玩味、寻味。感受了这一“精神至味”，其他人生百味就无所谓了。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 汪文庆）
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笺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兼研红学。有二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其代表作。
我一听很吃惊，怎么回事？我们又不熟识，我怎么会害了他?
因为偶然的原因,周汝昌与《红楼梦》结缘,30多岁便以一本《红楼梦新证》轰动国内外。在晚年，一部十卷本的《石头记会真》更是轰动了红学界。《红楼梦》给周汝昌带来了名声和精神上的满足，但他却说选择红学是一个悲剧。
1953年的秋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上，每位参加会议的代表不约而同地捧着同样一本书，那就是周汝昌的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那年周汝昌35岁，正在四川一所普通的大学过着安静的生活。《红楼梦新证》出版在全国引起的强烈反应，他并不知道。
周汝昌：当时有一位跟我其实不太熟的教师，老远地就“哎”了一声，说：“老周啊，你害苦我了。”我一听很吃惊，怎么回事？我们又不熟识，因此我就说：哎呀，怎么了？我怎么会害了你?
记者：他说您害苦了他?
周汝昌：看见我很吃惊，他就笑了，说，告诉你吧，我前天重感冒非常厉害，可是呢，有人把一本《红楼梦新证》给了我。我一打开，哎呀，一展卷就放不下了，一夜也没有睡，感冒更重了，这不是你害了我吗？
记者：那时候您听到中央有特令要调您的消息吗？
周汝昌：听到过，可都是同事的传言，我也不敢深信。后来有人跟我说校长请你去。
记者：校长同意放您走吗？
周汝昌：他这时才说，是中宣部一定要调我。
我正在工作，一位领导开会回来说，《红楼梦》的计划改变了
《红楼梦新证》所引发的轰动出人意料，现在，周汝昌都还能举出二三事：先是上海，买书的人在书店门前排队，很快，书就脱销，出版社在三个月内连出三版；大学者张元济病瘫已久，原不能书写，读了此书后，因高兴而破例亲笔写信给周汝昌，字几不能辨识；“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编”；川大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海外出现盗版，美国赵冈教授首次见到周汝昌就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
紧接着传来的是各种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已准备调周汝昌，不料受阻；原燕京大学林庚老教授忽然来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室主任聂绀弩有意邀请周汝昌到京工作……
后来的结果颇有戏剧性，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和聂绀弩担心川大坚持不放人，特报请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以中宣部的名义下了特调文函。
结果，川大校长彭迪先无奈地说：“再不放他，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
记 者：经过这样一个程序来调动您，说明这是一件大事。
周汝昌：在当时来说，那还是一个特例，我自己也很感动，中央这样重视我，认为我还是一个人才吧，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让我回北京。所以我当时那个心情，要说不高兴那是假的。好诗的朋友马上就吟了杜甫的诗“漫卷诗书喜欲狂”，来替我表达那种高兴的心情。
回到北京，进入国家级的出版社，这一切都让有着远大学术理想的周汝昌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后来的一切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
周汝昌：回到北京，我的顶头上司是聂绀弩。他见了我并没有一字提到《红楼梦》。我原来以为他对我的工作安排当然就应该先提《红楼梦新证》，说毛主席怎么对我有好评。但是他真正给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出乎我意料之外——《三国演义》。
记者：让您做《三国演义》？为什么？
周汝昌：因为出版社出了一部《三国演义》，毛主席看到了，说里边好多的诗都是后人读了《三国演义》以后的点评。这些诗既表明点评人的身份，也表现了点评人对此书的读后感，特别是对书中军事成败的见解。毛主席说，你们怎么把这些诗都给删掉了，那不行，要恢复。
记 者：所以要您来做《三国演义》的后续工作，把删掉的诗再补回去？
周汝昌：对。后来，我这个人多事，一看到正文，就感觉可能有问题。我就去问聂绀弩，是不是趁这个机会再校一校，结果聂绀弩说，对，你就校一校吧！
记者：给自己又找一事。
周汝昌：这么一校，可让我大吃一惊，错误连篇。宋元时代的词语，特别是术语，本来在书里保存得还是相当多的，但原先校勘的人不懂，都给改了。我就只好照着好版本，一处一处地把人名、地名，还有那些到了明清时代已经不用的词语，通通都给校出来。
记 者：这么说，其实您回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做《红楼梦》？
周汝昌：当时要做出版计划的，一个月一个计划。后来就让我先做一部比较好的《红楼梦》版本。实际上我早就对《红楼梦》校勘工作有一个宏愿。我曾经对胡适先生表示过，要校勘一部真正的《红楼梦》曹雪芹的原本，打破被高鹗给歪曲篡改的假全本。这个时候把这么个事交给我，不正遂了我的夙愿吗？
记者：正是您要干的事。
周汝昌：对，我当然欣然接受。但是，万般料想不到，有一天，我正在工作，部门的一位领导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跟我说，《红楼梦》的计划改变了。
当时我们的认识都很浅薄，不知道这个事态严重和内容意义的重大
《红楼梦》出版计划改成了继续发行程乙本《红楼梦》，这是流传多年、影响最大、并为大众所熟悉的一个版本，出版于乾隆五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91年，由程伟元、高鹗活字排版印刷，是一个120回全本。而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没写完就去世了，留下的是一个只有80回的残本,并经人传抄，流传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到底哪个版本最接近曹雪芹原著，成为红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程乙本增加的后40回虽然使《红楼梦》成为有头有尾的作品，但其总倾向、风格和原著有很大 距离。
周汝昌对程乙本《红楼梦》深恶痛绝，继续出版发行这个版本的命令，让他感到不可理解。
周汝昌：这个命令怎么来的，怎么变的？一概不知，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交代。要是换一个人，可能就应该跑到楼上去问聂绀弩，你给我的任务为什么现在忽然180度大转弯，也不算没礼貌吧。
记者：但是您没有问？
周汝昌：没有，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毛病，我就不去问。
记者：为什么？您为什么不愿意去追问呢？
周汝昌：为什么？第一，从小养成的这个习惯，对任何别人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我尽我的本分，不喜欢多言多语。第二，川大外文系人事关系的复杂，我的感受太深刻了。我刚刚来到这个新的工作单位，我的直觉是，恐怕人事关系也不会太简单，我得留一份小心。因此我不敢离开办公室，跑到楼上找上司问长问短。
记者：您是要躲开这种人事上的纠纷？
周汝昌：对，我觉得这样一个大转弯的变化，肯定原因不是很简单的。
1954年9月，一篇针对著名学者、红学家俞平伯的学术商榷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的导火索，波及全国。
刚刚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因为与胡适、俞平伯的关系，而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时的红学界，乃至思想界，呈现出山雨欲来的态势。
记 者：当时您感觉到社会的这种变化了吗？
周汝昌：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一下子还没有提炼成几句话的能力。
记者：比方说吧，您是什么时候听到批评俞平伯的理论的？
周汝昌：有一次召开大会，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亲自主持。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内容，后来他发言了我们才知道，说是上面有指示，对胡适的红学见解，大家开始商讨议论。
记者：那个时候已经有俞平伯先生和胡适先生关于《红楼梦》的一些说法是错误的这样的提法了吗？
周汝昌：离这个还远呢，它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开始还是讨论，虽然实际上是批判，但一开始还不是那种形式，是说听大家的反响。
记者：当时您的反应是什么呢？
周汝昌：详细的情况我都记不得了。但是非常复杂，而且运动也是一步一步进展的。当时我们的认识都很浅薄，不知道这个事态严重和内容意义的重大。另外一位比我资格老的吴文裕，也是红学家，他最后赶到会场。他比我还幼稚，什么也不知道。他夹着个皮包，座位还没找到，就站在那里说，这考证不能废，还得需要。大家也不敢接话，因为在他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考证已经成为批判对象了。
我和胡适先生的学术见解，特别是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完全一样
随着批判文章的相继发表，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拉开了大幕，最初的目标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统治了三十多年的胡适学术思想。而被认为与胡适有很大联系的周汝昌被公认为将成为胡适、俞平伯之后第三个批判的对象。
记 者：看到批俞平伯、批胡适的时候，您心里怎么想的？
周汝昌：我老老实实地跟你倾倒我所有的想法。当时有思想斗争，这个不用讳言，有的我是想通了，比如说胡先生的错误，俞先生的错误，包括我的错误，我都可以去接受，也应该改正，按照当时马列主义的教导来改进，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改进。但是这里边我还有想不通的，我也不讳言。在运动当中，有的同志貌似左派先进，把原著的思想跟后40回的混为一谈还不要紧，后40回明明是跟前面曹雪芹唱对台戏的，他也说这个也有好处。对此我怎么也想不通，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运动批评改造。
记者：在这个问题上您始终没有承认自己错了，也始终想不通？
周汝昌：对。所以后来出现的文章说“周汝昌比胡适更反动”，这个我也接受不了。我和胡适先生的学术见解，特别是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完全一样。
1947年秋，周汝昌因发现《懋斋诗钞》而走上研究红学之路，也引起胡适的关注。胡适立即写信给周汝昌。尽管当时周汝昌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的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别，但胡适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客气委婉，真率关切。
就这样的交往关系，使周汝昌竟冒昧地想借胡适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而胡适竟然在收到周汝昌的信后，毫不迟疑地把书包裹好，托名教授孙楷第带给了周汝昌。
就是在胡适慷慨的帮助下，周汝昌第一次见到了《甲戌本石头记》，并大吃一惊：“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过了!”
这部书，直到1980年在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据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
看过《甲戌本石头记》之后，周汝昌感触良深，写信给胡适，建议他再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红楼梦》的本来面目。胡适接到信后，很快回复周汝昌，对他的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但又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
就这样，大学生周汝昌与鼎鼎大名的胡适，通过书信来往探讨红学问题，并因此走上了终生治红学的道路。
但是，他们在《红楼梦》版本、曹雪芹生卒年考证，以及在曹雪芹家世没落的原因等学术见解上，有着不可弥合的不同看法。
周汝昌：比如说他对曹家的历史来龙去脉，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坐吃山空，自然趋势。”实际上就是说花天酒地、好吃好喝、吃喝嫖赌，把大家庭“坐吃山空”了。我不敢说反对吧，那也是看法太不一样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曹雪芹本人后来流落到西山还喝酒，很傲物不驯，说他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家遭“巨变”。“巨变”这两个字，和我的想法完全合拍。曹家不是像胡先生说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这里边肯定有重大的变故。
我再重读《红楼梦》，在第五回里，那个曲子判词说得清楚，“势败”，那个势力败了，“势败休言贵”，势力都败了，你还有什么贵可言？“家亡”，家破了，“家亡莫论亲”，连那个骨肉亲情都不能讲了。所以曹家的大败落，是呼啦啦大厦倾，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红楼梦》里面就写到一场大变故，秦可卿托梦说，现在只不过是眼前一瞬的繁华，跟着来的就是一场大祸，你们家族子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只有坟圈里头不遭抄没，将来子孙可以在那儿盖点小房安身。
虽然当时水平很低，也不过30多岁，但我看到《红楼梦》真正的背景里边有政局的大变故，对不对呢？跟鲁迅先生的说法一合，我认为是对的。那么我的认识当然就跟胡适不一样。你要说我和胡适一样，我心里怎么能够服呢？
他先夸奖了我的“红学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1954年10月，已经是深秋了，天气也在渐渐变凉。一天傍晚，正处于矛盾之中的周汝昌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去人民日报社，说有重要人物接见，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邓拓。
周汝昌：我跟邓拓坐的是客座，当中一个茶几，上面摆一大盘子散装的中华烟，毛主席当时吃的香烟就是中华牌。邓拓亲自打火给我点烟，对我的热情至今仍是历历在目。他提到了毛主席，夸我说，你的《红楼梦新证》立大功了。你说曹家是政治问题，这个也是正确的。可是呢，你又说《红楼梦》是自传，这个你就错了。
我当时就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他就是写他个人的一生经历。他的家族是呼啦啦大厦倾，家亡人散各奔腾，惨不可言，跟史料完全合拍。我不过这么说了，怎么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了呢？就要受批判呢？
记者：邓拓跟您谈的时候，您的真实心态就是不接受？
周汝昌：我就是静静地听，不能够答应，一答应就得辩论了，我怎么辩？我就是洗耳恭听，我点头。就这么着过去了。
记者：那邓拓对您提到什么要求了吗？
周汝昌：人家说了，在这种运动当中呢，你做一些比较深刻的自我批评。
这次会见之后，在1954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人们看到了周汝昌的文章。在这篇经过编辑部分修改的文章中，周汝昌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更多的内容，却是在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上的辩解。
记者：我相信那个时候是您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周汝昌：是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第一点，我和胡适不一样。第二点，如果要把高鹗的伪续书混入曹雪芹的原著，还要承认他有功劳，那么，我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所有工作，和我终生所立下的计划，整个的都将化为泡影。
记者：您现在说的都是一些学术性的问题，可是当时是个政治运动，您始终没有把学术和政治联系起来吗？
周汝昌：对。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各种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了，我才明白，所有以前这些运动，实质上并没有真正以学术为重点，都是以政治改造为重点。那时都已经到80年代初了，我都多大年龄了！所以啊，我真是一个十足的书生，说得不好听，就是个书呆子。
下五七干校“改造”，荷锄担粪，累了坐那里歇歇，抽口烟，还是谈《红楼梦》
“一生能得几知音，难忘先生意最深。鄂北湖田担粪侣，树阴犹切梦《红》心。”这是周汝昌为纪念杨霁云先生作的诗。
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的老编辑，与孙用、林辰一起编辑了《鲁迅全集》。当年鲁迅讲授、撰作《中国小说史略》，其中《红楼梦》部分的相关资料，尤其是胡适的《考证》，都是由杨霁云提供的。
1954年，周汝昌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除了领导之外，第一个与他热情交谈的就是杨霁云。
1969年，周汝昌被关进牛棚。这年中秋，周汝昌和杨霁云一同到了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周汝昌：杨霁云，一个老专家，曾经和鲁迅通过信，《鲁迅全集》里边收录了他们的通信。他看到我的处境不太妙，一直在鼓励我，说你这红学工作，千万不要因为暂时的不利而放弃。后来我们又一同到了干校。我们两个老书生都不能做重活，领导就让我们两个人抬大粪桶。从厕所那个大深粪坑子里边，用大长竹竿子舀出粪汤子，运到菜园积粪的大坑里。我们两个人抬着，迈着方步，在半途拐弯地方有一棵大树，我们两个人就坐那里歇歇，抽口烟，还是谈《红楼梦》。
记者：我听说您离开干校比较早，1970年就回来了，而且是中央直接把您调回来的。
周汝昌：特调的，那个更特别。
记者：怎么特别？
周汝昌：公函到了我手里，我一看，这才知道是周总理办公室发的，专电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其实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那个命令上，“文学”两字漏掉了，结果成了“人民出版社”。
记者：您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从四川调到北京、《红楼梦》批判、从干校调回来，都是中央高层直接发话。
周汝昌：对。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周汝昌：这个情况就复杂了，我也没有真正地想明白，也没有弄得很清楚。
感受了《红楼梦》这一“精神至味”，其他人生百味也就无所谓了
晚年，周汝昌引发了一场红学热潮。1986年，周汝昌大胆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中华文化小说”。1995年，周汝昌发表《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指出鲁迅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20世纪50年代，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成分越来越少；后来演变为“阶级斗争红学”，于是“红学”扫地尽矣……后来周汝昌又提《红楼梦》是与甲骨学、敦煌学并列的中国文化的三大高峰与三大显学，引起强烈反响。
记者：尽管在此之前您沉寂了很多年，但是最近这些年又突然变得热起来了，很多人又开始关注您的一些著作。
周汝昌：是。
记者：您最近这几年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您这样的高龄，这样的身体状况，每年出一本书，很不容易。
周汝昌：最近一两年出得太多了，读者有的很高兴，很受鼓舞；也有少数读者不理解，说周汝昌那样子的条件、年龄，他一下子出了这么多书，此为何故，所为何来；极个别的说得不好听，好像是我为了贪图一点稿酬要把莫名其妙的一些书都弄出来。
记 者：您怎么写呢？现在您的眼睛都看不见了。
周汝昌：我写大字，尽量地大，尽量地黑，使得我眼睛能看到。
记者：模模糊糊。
周汝昌：但是仍然不行，错了行的，两个字摞到一起的，单个的字几个笔画纠缠在一起的。我孩子再用电脑打印送出版社。孩子看不清我写的字，还得来问我。在这些方面费的功夫时间，比我本人写花的时间还多。局外人怎么能想象？
1986年，周汝昌宣布不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作为世界上研究《红楼梦》时间最长、著作最多的学者，几乎所有的红学争论都能与他挂上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汝昌却与红学界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记者：听说您好像不太喜欢“红学家”这样的称呼？
周汝昌：是的。
记者：为什么呢？
周汝昌：原因很复杂，一是他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把我看得比较单一。第二个理由，不怕你见笑，就是不喜欢这个名词。红学这么多年的历史，其中有很好、很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夹杂着一些不良的东西，而且在文化界乃至读者中都发生了很不好的作用、影响，我心里不喜欢。如果把我跟那一类的红学家都搅在一处，我心里有点委屈。
记 者：您在总结红学百年学术史的时候，基于怎样的考虑要呼吁还红学以“学”？
周汝昌：那是我199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长文中提出的观点。我还提出红学的悲剧性，它可悲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红学是我国学术史上一门很独特的学科，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然而容易被研究者当做一般研究对象对待，“红学”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如我，勉强冒称一个“学者”，也不过在三流层次，还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备研究此学的条件。红学，一时好不热闹，但往深里看，可归结为一句话：“学”不足而“红”很虚。
我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著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越了文学的领域；二是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是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三是这学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记 者：我明白了，您进入红学，虽然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您一往情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红学家，是因为这部书在您心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周汝昌：你说得对。这部书起到太良好的作用了。古人有对联说得很对，“不如意事常八九，可遇人言只二三”，我做这个学问，在这样艰苦、不太有利的条件之下，难道我一直都很高兴如意吗？当然不是。但是，当你不如意的时候，怎么办呢？什么是你提高心情、情绪、志愿、毅力的因素呢？我告诉你一句实话，就是《红楼梦》！
《红楼梦》一书在我心中的位置、在中华大文化中的位置、在中国的位置，的确很崇高。黄遵宪说这书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部好奇书！”毛泽东曾讲过中国除了一部《红楼梦》外，其他都骄傲不起来。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震动了全世界。一个高峰是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文化早期的造诣；一个是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而《红楼梦》则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阶段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时代的辉煌遗产，都是高峰，都是显学，并列无愧。曹雪芹自我感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能说就是我解了“其中味”，但世人都知道我一生矢志不渝在解味、体味、品味、玩味、寻味。感受了这一“精神至味”，其他人生百味就无所谓了。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