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赶上了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unning1002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9月30日,IMAX公司将全球第1000块银幕建在了山西太原。直到今年5月,山西才刚刚迎来全省第一座IMAX影厅。
  目前,IMAX在大中华区的银幕数量已经达到239块,约占IMAX全球银幕数的30%。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只有5.9%。
  事实上,早在2011年,大中华地区已成为IMAX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到了2014年,已经能为IMAX带来27%的收入。近5年来,IMAX公司在大中华区营业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近40%,而美国市场则以年均7%的速度递减。
  2014年期间,IMAX公司曾提出一个保守的计划:5年内上市。很快,IMAX公司加速了在中国的布局。今年10月8日,IMAX的中国子公司IMAX CHINA(01970.HK)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一周来涨幅达30%。
  让IMAX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起点是2010年的《阿凡达》,大中华地区为IMAX公司带来了53%的收入增长,也是这一年IMAX正式成立了中国子公司。这部电影拯救了IMAX,也点亮了中国的巨幕市场。直到今天,IMAX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格雷格·福斯特的办公桌上,仍然摆放着《阿凡达》画册。

首家中国IMAX影厅亏损长达8年


  作为中国第一家商业IMAX影院,2003年,和平影都的IMAX影厅开业。当时投资约2000万元,因为缺少片源,IMAX影厅闲置,开业后的5年里便累计亏损了1000万元。即使《阿凡达》给这家影城带来2020万的票房也没能收回成本。
  投资成本过大,成了IMAX在中国最初发展的瓶颈。1998年,IMAX第一次在中国开设办事处,直到2001年才在上海科技馆落成第一个IMAX影厅。和北美市场的策略一样,他们最先进入的也是中国的科教片市场。IMAX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吉尔福德(Richard Gelfond)并不讳言:“这主要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IMAX没什么钱。”他此前对媒体表示,播放科教片可以从政府、科学基金会拿到资金,建设自己的银幕和影院。
  直到2007年,万达院线(002739)订购了10套IMAX设备,给IMAX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一丝转机,但昂贵的成本让万达在3年里仅仅铺设了4个IMAX影厅。就连万达院线总经理叶宁也曾表示,最初并不指望IMAX赚钱,只是当作品牌宣传。
  “當时全国的影院、院线,即使再有钱,拿出这样的钱来做IMAX影厅,都是一件很冒险的事。”UME国际影城副总经理刘晖说。
  2008年以后,为了降低影院一次性支付高昂的投资,IMAX公司不再采取单一的直接销售IMAX系统的商业模式,开始票房分账。
  一方面IMAX从电影制片方得到10%至15%的票房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分走影院的部分票房。刘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IMAX影厅只能分到票房的45%,普通影片则是48%。”这使得IMAX中国的票房分账收入在2014年为6841.8万美元,占IMAX总营收的24%,比2011年的13%增长了近1倍。
  此外,影院每年还要支付IMAX5万美金的许可证费、设备维修费等。那时IMAX还是胶片放映机,如果不能完成IMAX定下的票房指标,影院还要付3万美金的胶片拷贝费。
  2010年前,IMAX影厅平均每年为UME国际影城带来600多万元票房,“但分账和成本都很高,所以要算细账的话,那时IMAX可能不如普通影厅划算。”刘晖透露。
  直到2015年1月,中国电影院线中第一家上市的企业——万达院线还在招股书上特别解释了IMAX设备的高昂购置费用,用于IMAX的投资超过整个院线放映设备的12%。

恰逢中国电影快速增长期


  《阿凡达》的上映,终于让刘晖松了一口气。早在2006年,UME国际影城便斥资1500万元,在华星店安装了IMAX巨幕,这是北京第一块商业巨幕。1500万元的投资相当于建设七八个普通影厅,这甚至超过了华星店其他6个影厅的投资总和。这就如同战争还没开始,便购置了核武器。
  刘晖记得《阿凡达》上映这天,北京下着雪。“当天早上简直惊呆了,买票的队伍排到了外面。”就连这一年除夕那天,《阿凡达》在IMAX厅从早9点一直放映到晚上12点,场场爆满。
  当时北京仅有3块IMAX巨幕,就连偏远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也人满为患,三家拥有IMAX的影厅都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
  《阿凡达》在UME国际影城的IMAX厅从冬天放到了夏天,“感觉就指着这个片子收回成本了。其实还可以放下去,但如果再放下去,我们自己都要吐了,不能再看了。”刘晖最初预计要9年才能收回成本,但一部《阿凡达》便带来了2307万票房,影院终于回了本。
  《阿凡达》的成功促成万达与IMAX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如今,IMAX 大部分订单都来自于万达院线,双方在 2011 年和 2013 年分别签订了两份合作协议,将要建设超过 100个IMAX 影厅。2014年底万达签定了210套IMAX影院系统协议,这也是IMAX历史上最大的海外订单。不过,这个最大的单一客户,也给IMAX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一定风险。因为一旦过于依赖万达院线,轻视与其他影院的合作,IMAX则很难在中国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刘晖明显感受到IMAX公司的这种转变。2009年,UME国际影城在双井开设了第二家巨幕影院,他们找到IMAX希望再次合作。但当时,为了保护万达的IMAX影厅,IMAX公司规定2公里内不能建设第二家IMAX影厅,因此IMAX拒绝了UME国际影城。“他们明显是拿直线距离计算的,直线距离根本没有路。”刘晖说。
  就在这时,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影股份)与中国电影科研所开始研发中国巨幕。
  “2009年,电影放映进入数字时代。以前,巨幕是胶片时代,技术完全掌握在IMAX等几家公司,但到了数字时代,起点都是一样的。”中国巨幕总经理陈京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6年,《超人归来》在UME国际影城的IMAX厅上映时,胶片放映导致了至少3次事故。那时刘晖和同行们总开这样的玩笑:“为了你的身体和健康,远离IMAX。”
  当时《超人归来》的胶片拷贝就有28个箱子,因为下雨淹了一部分胶片,重新冲洗的胶片却总是断片。“中断放映后,就要重新修复。但外国人总是很傲慢的,就是不承认是胶片本身的问题。”直到加拿大公司的技术人员赶来北京,才发现胶片薄厚不均。“当时真是太头疼了,我们天天盯着IMAX放映,不到最后结束,工作人员都不敢走。后来我们就说,胶片虽然好,但是成本太高,受不了。”
  仍是胶片放映的东莞万达IMAX在放映《阿凡达》时,设备停运,影院经理甚至只能向愤怒的观众下跪。
  2008年,IMAX Digital的启用,免除了70毫米胶片放映的巨额成本。2009年,UME国际影城将IMAX放映设备更新成数字放映。
  中影股份旗下的影院也与IMAX合作了三四个影厅,中影也作为制片方与IMAX合作了《建党伟业》等影片,但苦于上千万的院线投资成本和票房分成,中影股份决定推出自己的巨幕。经过3年研发,2011年底,中国巨幕正式进入巨幕市场,而购买一套中国巨幕只要430万元左右。“除巨幕核心设备外,其实大家用的都是经DCI认证的通用产品,IMAX的系统也是组合起来的,都是用巴可的放映机,Doremi的服务器。”陈京民说。
  UME國际影城先后在双井和华星店开设了中国巨幕厅,仅用两年便收回了成本。“现在算下来,双井店中国巨幕的票房在两年前就超过万达的IMAX了。”刘晖称。
  价格优势让中国巨幕在3年里铺设了100块银幕,IMAX则用了10年时间达到这一目标。
  除了更低的销售价格,中国巨幕的商业模式也开始被业界接受。中国巨幕仅仅销售放映系统,并不与制片方、影院进行票房分账。
  如今购买一套IMAX系统,影院仍然需要支付1000万元左右。这项收入约占IMAX中国收入的80%,这也意味着,一旦市场被中国巨幕等品牌瓜分,IMAX的收益将面临巨大挑战。
  根据中国最大的影视大数据平台艺恩咨询的数据统计,按2014年票房计算,IMAX依然占据中国81.1%的市场份额,中国巨幕以11.5%紧随其后。2014年,IMAX平均从每块银幕取得逾1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中国巨幕则是45万美元。
  IMAX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所以提高IMAX厅的利用率,影院就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而对IMAX来说,保证片源就显得格外重要。
  而片源的确限制了IMAX在中国最初的发展。彼时,万达已经如愿以偿地透过IMAX在中国树立起高端影院的品牌形象,但IMAX影厅却常因片源短缺而闲置。
  2009年初,理查德频频来到中国,开始与中国官方和各大电影公司的高层接触,希望合作第一部IMAX的国产影片。
  理查德选择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华谊兄弟。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形容,这是“吃了一顿饭、一个星期后就定下来”的事情。2010年开始,IMAX也与中国制片方华谊兄弟合作了《唐山大地震》《1942》等多部国产电影。
  另一个政策利好来自中美双方在2012年签署的WTO协议,中国把原来每年引进20部美国电影的配额提高到34部,并规定新增的14部电影以3D或IMAX为主。
  根据艺恩的统计,IMAX 单块银幕的票房收入是平均票房收入的 5 倍以上。同一时期,中国电影开始快速发展,2010年至2014年,中国票房年复合增长率为30.7%,而同期全球票房的年复合增长率仅4.2%,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2012年至2014年,中国银幕总数从13118块增长到24317块,年复合增长率达36.4%。巨幕市场进入了迅速的扩张时期。
  艺恩咨询研究副总监付亚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IMAX在中国的发展,刚好赶上中国电影的窗口期。“2000年的时候,中国电影行业进行了院线制改革,到2009年,市场导入期基本完成,随后就迎来一个增长期,而IMAX刚好赶上了这个快速增长期。”

急速扩张背后缺失行业规范


  然而,在争夺市场的背后,中国的巨幕领域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行业标准。不仅中国巨幕的出现冲击了IMAX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万达、保利等院线也推出了自己的“巨幕”产品——X-Land和Polymax,并在旗下影院推广。
  “其实市场上大部分的巨幕品牌并没有核心的放映技术,只是大而已。”陈京民介绍,一般巨幕放映采取双机放映,仅靠物理手段很难实现图像完美重叠及优化,中国巨幕研发的图像优化系统通过抓取技术可以时时矫正图像。“真正能从技术上比较的巨幕,就只有IMAX和中国巨幕。”而在多声道系统上,为区别于IMAX的5.1声道,中国巨幕则直接推出了11.1环绕声道。
  付亚龙也指出,巨幕的标准问题还没有特别统一。“在设备和观影效果上,应该有一些指标、体系,现在是各家巨幕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还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相对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数据要求。”
  标准的IMAX银幕为22米宽、16米高,但由于影院建设条件所限,IMAX不得不在银幕尺寸和影厅大小上做出妥协。镇江的万达广场上出现了仅16米宽,9米高的IMAX影厅,这样的银幕尺寸甚至比一些普通影厅的还要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万达院线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IMAX要增加银幕数量,就要把一些技术条件放宽泛。以前2公里范围内不能建第二个IMAX影厅的条件,现在已经没有了。”
2015年9月23日,香港,IMAX公司CEO理查德·格尔福特和I MAX中国CEO陈建德出席新闻发布会。电影技术公司I MAX旗下子公司IMAX中国将在香港上市,试图在IPO中募集2.76亿美元。图/CFP
  加速在中国的扩张后,原本一些更加细微的规范没有被严格执行,譬如放映灯使用100小时后需要更换,但有的影院为了节省成本,直到1000小时才换灯。“IMAX损耗最多的是放映灯,一支灯要1万多元,一年至少要换12支灯。”刘晖说。而超长时间使用的放映灯,会降低银幕的亮度。
  上述前万达人士还透露,万达院线会维持中心地区IMAX厅的银幕亮度,但很多地方影厅银幕偏暗。中国巨幕也面临相似的难题,一些小院线并没有认真对待合约上的细节要求。
  7月,UME国际影城华星店告别了第一块IMAX银幕,但刘晖明显感受到了IMAX的转变。“尤其是给我们换幕的时候,就觉得技术专业好像没有以前强。”
  华星店的银幕的尺寸23.9米宽,13.8米高,比IMAX的标准尺寸还要大。“按理说IMAX会记录每个影厅的银幕尺寸,但这次的银幕弧度却不符合我们的幕框,最后我们不得不做框架把两边的缺角遮挡了。”
  据刘晖回忆,当初安装第一块IMAX幕布时,加拿大的技术人员来影院监督安装,不断提醒安装时的注意事项。但这次刘晖却发现,在现场的IMAX的中国员工似乎并不知道如何安装银幕。

IMAX 不想只做一个放电影的公司


  如今,随着巨幕在大中型城市的布局渐渐饱和,影院建设也开始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下沉。IMAX在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考验。
  首先,成本更低、商业模式更加灵活的中国巨幕似乎在中小城市有了更宽广的市场。“我们认为中国的巨幕行业,远远没有见顶,”陈京民表示,“中国巨幕即将在一家影城建成2个中国巨幕厅。”而进行票房分账的IMAX,为了保证影片票房,依然坚持着同一座影城里不能开幕两家IMAX影厅的规则。
  其次,IMAX选片过于类型化,集中在好莱坞大制作、视觉效果、科幻等题材上。IMAX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曾在访问中说:“不是每一部电影都适合IMAX银幕,比如《泰囧》,这是部非常成功的影片,但我觉得它不是很适合IMAX。”
  但这种坚持却让院线吃了不少苦头。“有几部影片特别吃亏,去年的《后会无期》、今年的《夏洛特烦恼》,都没有做巨幕版,因为巨幕厅往往是一个影城最大的厅,没有巨幕版就相当于无形中抛弃了人数最多的那个厅。只在中小厅上映其实就是少赚了,尤其是对我们这种两个巨幕厅的影院,就觉得快急死了。”
  IMAX也意识到了本土化的难题,理查德也曾多次表示:“努力将内地的公司经营得更像一个有外商投资的中国公司。”IMAX与《港囧》的合作,被认为是IMAX类型片的一次突破。但未料到《夏洛特煩恼》却成了票房黑马,刘晖只好在IMAX影厅播放普通版的《夏洛特烦恼》,“好在最初与IMAX签约时,我们有这个变通,其他IMAX厅就惨了。”
  中影股份作为中国最大的制片方和发行商,中国巨幕在片源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据IMAX公司的资料显示,2014财年,中国共上映了28部IMAX格式的影片。而中国巨幕则上映了80部。
  今年的国产动画票房黑马《大圣归来》并没有转制IMAX版,却在中国巨幕上映。据陈京民介绍:“《大圣归来》不是大制作、大片方,出于成本控制,也会选择中国巨幕。”
  另外,IMAX会与制片方签定排他协议,规定“IMAX公司在跟转制IMAX影片的制片方约定的档期内不能上映其他电影”。这导致一些影片不得不缩短档期,譬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中国IMAX仅仅上映一周,便不得不为《1942》让路。而凭借这部影片,不干涉影院排片的中国巨幕翻了身。现在,中国巨幕已经可以在同一时段,播放不同的中国巨幕版电影。
  但IMAX显然有更大的野心,他们不甘心只做设备提供方,IMAX已经联合TCL发售家庭影院系统,标志着IMAX开始进军中国的家庭娱乐领域。
  即使不只一个影院负责人抱怨,“一个卖设备的公司总想着干涉排片和票房,”但IMAX依然在巨幕扩张的中国市场中坚持着自己的商业模式。
  事实上,IMAX 还动了要自己拍电影的心思。在 9 月初的一场论坛上,IMAX 娱乐的首席执行官 Greg Foster 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全年 52 个星期都能够提供最优质的电影服务,也就是都要有 IMAX 电影上映。如果由我们自己来拍摄 IMAX 电影是最好的做法的话,那么我们会很乐意去拍摄这样的电影的。”
其他文献
欧洲需要一个骄傲、繁荣、能够战胜悲观与怀疑的法国。我们需要这个曾经伟大、将来也伟大的国家——一个用革命、文化和价值启发全世界的法国。  学者、政治家、戴高乐的密友阿兰·佩雷菲特说,“没有欧洲,法国将一无是处,”但是,没有法国,欧洲也将一无是处。  刚刚过去的法国国庆日也是攻占巴士底狱225周年纪念日,今年的纪念日值得我们深思法国的未来。值此之际,阿尔及利亚士兵在半个世纪前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后第一
一个仅仅150K大小的软件,因为中国特有的春运传统,竟然成为全国争论的焦点。  有人说它影响了公平,也有人称赞它是春运回家的福音,虽然他的研发者将其命名为“12306.CN订票助手”,然而大家根本不理会,它很快以另一个被寄托景仰和膜拜的名字——抢票神器——走红长城内外。  “我最初只想用它来解放自己。”研发者倪超解释说。但作为一个典型的程序员,他没将结果放进考虑的程序内,以至于当有关部门找到他,希
“土!”每次陈福田向女儿炫耀他年轻时代照片的时候,90后的女儿都这么说。  老照片上,戴着金边眼镜的小陈,清瘦、斯文。在大哥规劝下,1984年清华毕业后,顺利被分配到北京城市建设设计院,第二年也顺利地把女朋友变成老婆了,住在设计院分的筒子楼了,小日子也挺好。  年轻的陈福田就像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的主人公小林一样,慢慢融入了北京的机关生活。女儿却觉得,那样的生活还不错,“诱惑少呀,选择也少,或者
在马来西亚警方连夜搜查了MH370机长和副机长住所的第二天,马来西亚街头报纸充斥着整版的MH370消息。《星期天时报》用大大的标题打出了“为什么?什么时间?到底是谁?”而这些问题,也是在3月15日情况急剧转变后,所有人心里的疑问。  16日下午3点半,马来西亚国际机场附近SAMA SAMA酒店地下一层的会议室,距离马来西亚政府官方发布会还有两个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早早地架好了设备,占好了位置,
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将对四类罪犯特赦。这是建国以来的第8次特赦,也是40年来首次特赦。幸福来得太突然,特赦这个词汇转眼就从历史照进了未来。  中国自古就有遇重大节日大赦天下之举,否则不会有“十恶不赦”之说。1954年宪法将“大赦”和“特赦”的决定权分别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从1959年至1975年,共实施了七次特赦,涉及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反革命犯和一般刑事犯,其中就包括“末代皇
在电影《火星救援》里,全世界又“营救”了马特·达蒙一次。  这部影片在美国上映后,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变成了“为了救马特·达蒙,美国到底花了多少钱?”——从《拯救大兵瑞恩》中的大兵到《星际穿越》里的曼恩博士,影星马特·达蒙老是出演“被营救者”的角色。这一次,他饰演的角色在人类登陆火星任务中遇到意外、被“抛弃”在火星,而全世界为他展开了耗资千亿美元的救援活动。  “这种角色是一个小众市场,我自己想彻底
2 月20 日,经过数天的激烈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骚乱有了平缓之势,此时位于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在喧嚣过后已经满目疮痍。2 月18 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名示威者在冲突中被火烧着。当天上午,乌克兰示威者在首都基辅议会大楼附近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此后冲突愈演愈烈并一直持续到深夜。图/IC清场全记录  2月18日到23日的乌克兰,即使用推特时代都赶不上的速度实现了山河易色。暴力与阴谋、浪漫与残忍
12月4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 2013年的这一天,腾讯诉360“扣扣保镖”不正当竞争案二审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  与往常不同,中央电视台和湖南卫视来到了现场。而审判阵容同样引人注目:审判长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奚晓明担任,知识产权庭庭长孔祥俊、副庭长王闯、法官王艳芳、法官朱理共同组成了合议庭。  当天恰逢最高院公众开放日,80余名公民代表旁听了庭审。有媒体报道称,如此高“级别”的审判团队
12月3日,北京的夜晚已是寒气袭人。不过,在北京大学一间能容纳数百人的大教室里却暖意融融。刚刚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出任北大讲席教授的俞可平,正在这里给学生们作公开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学的公理》。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学科,政治生活有自己内在的运行规律,这个规律便是政治学中的公理。”俞可平用他那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说,“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作为中国最
时至今日,卢建平仍然记得2013年4月10日那个下午。  人生第一次,他作为一名刑事法官,要在死刑复核裁定文书上,写下自己的核准意见。  此前,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多年来,他一直以学者的身份,呼吁废除死刑,至少,应该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  然而那一天,他却要签下他的第一份核准执行死刑的意见。  那是一起走私、运输毒品案。依据法律规定,被告人应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卢建平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