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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多次访问了倪志福。我们谈话的主题，往往是他与苏振华相处的难忘岁月。
从苏振华传记书稿说起
当我把《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书稿送给他，他审查完后，找我去谈了一次。他说：书稿总的印象不错，内容丰富、客观、实在、真实。他重点看了上海前后那一部分，并说是一口气看完的，不看完放不下。他说书稿帮助自己想起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岁月，许多事像过电影一样，重新浮现在眼前，看了使人激动。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使振华能含笑九泉，我感到很欣慰，很高兴。
我把彭冲同志和其他同志对书稿的意见告诉了他。彭冲说书稿内容丰富，披露了一些少为人知的事件，真实可靠，但文风不统一，最好避免那些个人恩怨问题。海军副政委卢仁灿看后说，书稿是用事实说话，让历史证明。倪志福听了我的转述后说，有些恩怨问题，这次不说以后也很难有机会说了，适当地把事实讲清一下也可以，但要注意表述方法。
书稿在出版过程中，时间拖得久了些，倪志福打电话给我们，询问原因。我如实地把送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告诉他，主要是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一些事，有的已经出版的回忆录与我们的书稿差距较大，审查的人对当时情况不甚了解，拿不准，就拖下来了。志福同志说，那不行，是历史嘛，应允许按事实说话，允许有不同意见。我看了你们的书稿，是符合历史事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可以出版。不然，只能按已经出版的书的意见去写，历史就说不清了，也不能让人从比较中辨别历史的真伪。历史上的人物，有的是以功绩为主，也有缺点错误；还有的人是以缺点错误为主，也有功绩。所有这些，应该让后人去评说，不要堵塞言路。希望你把我的这些意见，转告审稿同志，不要受某些意见左右，我希望早日看到《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一书的出版。
当倪志福同志看到某位将军记者写的《重大事件亲历》一书，其中“春归”一节写上海粉碎“四人帮”后，对“四人帮”余党的清查有点“温”，对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有点“慢”时，便给我打电话，问我看了这本书没有，他要我将他的意见转告该书作者。他说：该书作者对当时的情况是了解的，苏振华领导的市委的做法是中央决定的，市委书记和常委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完全符合当时上海的实际情况，市委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希望该书作者对历史的评价要持慎重态度。当我把这些意见告诉作者时，作者说“虚心接受志福同志的意见。所以那样写，是后来的考虑。当时上海市委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苏振华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倪志福说，我原来是总工程师，搞技术的，不懂政治。40岁就进政治局，先后任北京、上海市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人说周恩来是我的引路人。我说周总理是我的领导，在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领导人：一位是吴德，一位是苏振华，他们两位都是老红军。进政治局并任北京市委书记时，周总理跟我谈话，告诉我要向吴德同志学习，有事多跟吴德同志商量。我在北京市是听吴德同志的，甘心跟他当助手。苏振华同志作风民主，能团结人，待人厚道，在上海市委时，他是第一书记，我是第二书记，我们成了好朋友，无话不谈，共同与“四人帮”及其党羽斗争。
倪志福回忆，苏振华跟“四人帮”斗争很坚决。1974年毛泽东接见政治局委员，与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当苏振华走到毛泽东面前时，毛主席说：“啊！你是苏振华。”接着，让工作人员把眼镜拿来，戴上眼镜，仔细端详，握着苏的手说：“管海军靠你，我们海军只有这么大（举起小指头比画），要把海军工作搞好，使敌人怕。”后来，苏振华专门下部队调查，落实毛主席指示，写了报告。毛主席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后，苏振华是第三个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后来他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揭发“四人帮”问题的信。我是在苏振华之后发言的。
倪志福还说，在政治上、工作上、作风上，我一直是以吴德、苏振华为榜样，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工作精神、传统作风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特别是在上海期间，更深入地了解了苏振华的为人、工作风格，学习他的感受就更深了，受他的影响也就更大了。
苏振华的特点
倪志福常常跟我谈到苏振华的人品、工作精神、工作作风和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倪志福说，苏振华一个很大特点，就是能认真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融会贯通，坚决贯彻执行，把中央的指示变成本地区的现实，这是很不容易的。倪志福谈到他和苏振华、彭冲临危受命接管上海时说：在“四人帮”余党眼里，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宫廷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 “四人帮”余党要跟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文化大革命”中压下去的一派头头要搞串连，企图东山再起；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粉碎 “四人帮”，纷纷上街，游行庆祝，急需引导；一些流氓地痞趁机捣乱。哪一个环节处理不好，都可能出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的方针就是两句话：“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苏振华深刻领会中央方针，先以“四人帮”余党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突破口，把那些参与武装叛乱，跳得很高，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进行隔离审查，接着让“四人帮”余党控制的市委常委在常委会上自己交待、互相揭发问题，再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苏振华又与南京军区主要领导及驻沪三军负责人商量，要求他们加强戒备，特别是江、浙一线要高度警惕，防止“四人帮”余党贼心不死，狗急跳墙，并把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在这个过程中，苏振华十分注意策略，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这样，到1977年10月，就把“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篡党夺权，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等罪行基本查清，稳定了局势。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赞扬说，中央原来估计，上海可能要出大乱子。但是，我们派了几个人去，把那里的领导权夺过来了，结果大乱子没出，中乱子没出，小乱子也没出。这说明粉碎“四人帮”是符合人心、党心、党员之心的。
苏振华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民主作风好，为人厚道，遇事跟大家商量，集思广益，能够团结一班人发挥团队作用。李先念曾说，这次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要靠苏振华去牵头，靠他去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倪志福深情地回忆，当时苏振华跟我商量，要根本解决上海“四人帮”余党问题，还是要依靠上海人民，特别是要依靠那些受“四人帮”打击迫害，又十分了解上海情况，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因此，他要我抓紧时间，咨询中央和国务院熟悉上海情况的领导同志，请他们推荐仍在上海却靠边的老同志。于是，我找到了谷牧，谷牧推荐了原华东局的韩哲一、上海市委原书记王一平、杨西光等人。我们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韩哲一、王一平等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在组建新市委时，吸收他们担任了常委、市委书记，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苏振华都能倾听大家的意见，发挥各自所长。应该说，当时参加上海新市委工作的都是各方面的专家，除苏振华、彭冲外，像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上海市委原书记王一平、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原驻外使节赵行志、以及陈锦华、车文仪、毛联珏等，都是经济、公安、干部、文卫等方面的行家，他们都能在一个方面打开局面。大家心情舒畅，同心协力，很快使上海工作改变了面貌。比如，在“文革”期间，上海受打击迫害的干部达10多万人。在苏振华领导下，到1978年底，全市已复查干部9万余人，占应复查干部总数的86.5%。经过复查的人，基本上都作了妥善安排，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心情舒畅地发挥着积极作用。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应该说进度是很快的。
苏振华还有一个特点，便是他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传统作风。就说宝钢建设吧，1977年春节期间，苏振华去看望了上海几家钢铁厂坚持生产的干部和职工，发现上海要发展钢铁工业，遇到的严重困难是缺铁。每年缺铁300万吨，从外地调入又受交通条件限制，而且造成能源交通的严重浪费。经市委研究，苏振华提出新建两座容积为2500立方米高炉的设想，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这一设想后来变为宝山钢铁厂项目。1977年冬，苏振华与我、彭冲，就宝钢选址问题，亲自考察了乍浦、月浦和盛桥，以后又踏勘了金山、浏河，最后同意月浦的方案。月浦具有旧机场可以利用，可少占良田，少拆迁农户，有利于建厂等优势。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研究，规划方案，对外谈判，择址勘察，施工准备， 1978年12月，宝山钢铁厂正式动工兴建。倪志福说，苏振华廉洁奉公，对我影响很深。当时，我们带去的工作人员，因任务繁重，春节不能回去探亲，他们的家属来了，都是我们自己拿钱，请工作人员及家属与我们一起欢度春节。在上海，中央和地方过往官员不少，但请客吃饭，同样是我们自己拿钱。这些做法，过去少为人知，但实际上是值得提倡的。
倪志福谈到，苏振华的这些特点和传统作风，对自己影响很大，自己后来在全总、在人大、在天津工作时，一直在努力践行着这些特点和传统作风。
鲁迅在谈到他和瞿秋白友谊时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倪志福认为与苏振华的友谊正是如此。他把苏振华视为自己的知己、同志和兄长。他们曾一起面对面与“四人帮”斗争，一起治理上海。在苏振华逝世的噩耗传来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相信这是事实：怎么会走得这样匆忙呢？前两天还好好的，不仅通了电话，还见了面啊！在中央领导人中，倪志福第一个赶到医院。他悲痛欲绝地与苏振华遗体告别。当时，中央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人来吊唁的络驿不绝，倪志福一直陪同苏振华的夫人陆迪伦接待，直到中央主要领导人来了，与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党委负责人一起商定了治丧事宜。倪志福完成了对老友苏振华的最后一次送行。
从苏振华传记书稿说起
当我把《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书稿送给他，他审查完后，找我去谈了一次。他说：书稿总的印象不错，内容丰富、客观、实在、真实。他重点看了上海前后那一部分，并说是一口气看完的，不看完放不下。他说书稿帮助自己想起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岁月，许多事像过电影一样，重新浮现在眼前，看了使人激动。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使振华能含笑九泉，我感到很欣慰，很高兴。
我把彭冲同志和其他同志对书稿的意见告诉了他。彭冲说书稿内容丰富，披露了一些少为人知的事件，真实可靠，但文风不统一，最好避免那些个人恩怨问题。海军副政委卢仁灿看后说，书稿是用事实说话，让历史证明。倪志福听了我的转述后说，有些恩怨问题，这次不说以后也很难有机会说了，适当地把事实讲清一下也可以，但要注意表述方法。
书稿在出版过程中，时间拖得久了些，倪志福打电话给我们，询问原因。我如实地把送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告诉他，主要是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一些事，有的已经出版的回忆录与我们的书稿差距较大，审查的人对当时情况不甚了解，拿不准，就拖下来了。志福同志说，那不行，是历史嘛，应允许按事实说话，允许有不同意见。我看了你们的书稿，是符合历史事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可以出版。不然，只能按已经出版的书的意见去写，历史就说不清了，也不能让人从比较中辨别历史的真伪。历史上的人物，有的是以功绩为主，也有缺点错误；还有的人是以缺点错误为主，也有功绩。所有这些，应该让后人去评说，不要堵塞言路。希望你把我的这些意见，转告审稿同志，不要受某些意见左右，我希望早日看到《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一书的出版。
当倪志福同志看到某位将军记者写的《重大事件亲历》一书，其中“春归”一节写上海粉碎“四人帮”后，对“四人帮”余党的清查有点“温”，对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有点“慢”时，便给我打电话，问我看了这本书没有，他要我将他的意见转告该书作者。他说：该书作者对当时的情况是了解的，苏振华领导的市委的做法是中央决定的，市委书记和常委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完全符合当时上海的实际情况，市委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希望该书作者对历史的评价要持慎重态度。当我把这些意见告诉作者时，作者说“虚心接受志福同志的意见。所以那样写，是后来的考虑。当时上海市委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苏振华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倪志福说，我原来是总工程师，搞技术的，不懂政治。40岁就进政治局，先后任北京、上海市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人说周恩来是我的引路人。我说周总理是我的领导，在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领导人：一位是吴德，一位是苏振华，他们两位都是老红军。进政治局并任北京市委书记时，周总理跟我谈话，告诉我要向吴德同志学习，有事多跟吴德同志商量。我在北京市是听吴德同志的，甘心跟他当助手。苏振华同志作风民主，能团结人，待人厚道，在上海市委时，他是第一书记，我是第二书记，我们成了好朋友，无话不谈，共同与“四人帮”及其党羽斗争。
倪志福回忆，苏振华跟“四人帮”斗争很坚决。1974年毛泽东接见政治局委员，与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当苏振华走到毛泽东面前时，毛主席说：“啊！你是苏振华。”接着，让工作人员把眼镜拿来，戴上眼镜，仔细端详，握着苏的手说：“管海军靠你，我们海军只有这么大（举起小指头比画），要把海军工作搞好，使敌人怕。”后来，苏振华专门下部队调查，落实毛主席指示，写了报告。毛主席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后，苏振华是第三个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后来他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揭发“四人帮”问题的信。我是在苏振华之后发言的。
倪志福还说，在政治上、工作上、作风上，我一直是以吴德、苏振华为榜样，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工作精神、传统作风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特别是在上海期间，更深入地了解了苏振华的为人、工作风格，学习他的感受就更深了，受他的影响也就更大了。
苏振华的特点
倪志福常常跟我谈到苏振华的人品、工作精神、工作作风和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倪志福说，苏振华一个很大特点，就是能认真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融会贯通，坚决贯彻执行，把中央的指示变成本地区的现实，这是很不容易的。倪志福谈到他和苏振华、彭冲临危受命接管上海时说：在“四人帮”余党眼里，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宫廷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 “四人帮”余党要跟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文化大革命”中压下去的一派头头要搞串连，企图东山再起；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粉碎 “四人帮”，纷纷上街，游行庆祝，急需引导；一些流氓地痞趁机捣乱。哪一个环节处理不好，都可能出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的方针就是两句话：“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苏振华深刻领会中央方针，先以“四人帮”余党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突破口，把那些参与武装叛乱，跳得很高，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进行隔离审查，接着让“四人帮”余党控制的市委常委在常委会上自己交待、互相揭发问题，再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苏振华又与南京军区主要领导及驻沪三军负责人商量，要求他们加强戒备，特别是江、浙一线要高度警惕，防止“四人帮”余党贼心不死，狗急跳墙，并把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在这个过程中，苏振华十分注意策略，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这样，到1977年10月，就把“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篡党夺权，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等罪行基本查清，稳定了局势。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赞扬说，中央原来估计，上海可能要出大乱子。但是，我们派了几个人去，把那里的领导权夺过来了，结果大乱子没出，中乱子没出，小乱子也没出。这说明粉碎“四人帮”是符合人心、党心、党员之心的。
苏振华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民主作风好，为人厚道，遇事跟大家商量，集思广益，能够团结一班人发挥团队作用。李先念曾说，这次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要靠苏振华去牵头，靠他去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倪志福深情地回忆，当时苏振华跟我商量，要根本解决上海“四人帮”余党问题，还是要依靠上海人民，特别是要依靠那些受“四人帮”打击迫害，又十分了解上海情况，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因此，他要我抓紧时间，咨询中央和国务院熟悉上海情况的领导同志，请他们推荐仍在上海却靠边的老同志。于是，我找到了谷牧，谷牧推荐了原华东局的韩哲一、上海市委原书记王一平、杨西光等人。我们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韩哲一、王一平等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在组建新市委时，吸收他们担任了常委、市委书记，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苏振华都能倾听大家的意见，发挥各自所长。应该说，当时参加上海新市委工作的都是各方面的专家，除苏振华、彭冲外，像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上海市委原书记王一平、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原驻外使节赵行志、以及陈锦华、车文仪、毛联珏等，都是经济、公安、干部、文卫等方面的行家，他们都能在一个方面打开局面。大家心情舒畅，同心协力，很快使上海工作改变了面貌。比如，在“文革”期间，上海受打击迫害的干部达10多万人。在苏振华领导下，到1978年底，全市已复查干部9万余人，占应复查干部总数的86.5%。经过复查的人，基本上都作了妥善安排，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心情舒畅地发挥着积极作用。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应该说进度是很快的。
苏振华还有一个特点，便是他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传统作风。就说宝钢建设吧，1977年春节期间，苏振华去看望了上海几家钢铁厂坚持生产的干部和职工，发现上海要发展钢铁工业，遇到的严重困难是缺铁。每年缺铁300万吨，从外地调入又受交通条件限制，而且造成能源交通的严重浪费。经市委研究，苏振华提出新建两座容积为2500立方米高炉的设想，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这一设想后来变为宝山钢铁厂项目。1977年冬，苏振华与我、彭冲，就宝钢选址问题，亲自考察了乍浦、月浦和盛桥，以后又踏勘了金山、浏河，最后同意月浦的方案。月浦具有旧机场可以利用，可少占良田，少拆迁农户，有利于建厂等优势。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研究，规划方案，对外谈判，择址勘察，施工准备， 1978年12月，宝山钢铁厂正式动工兴建。倪志福说，苏振华廉洁奉公，对我影响很深。当时，我们带去的工作人员，因任务繁重，春节不能回去探亲，他们的家属来了，都是我们自己拿钱，请工作人员及家属与我们一起欢度春节。在上海，中央和地方过往官员不少，但请客吃饭，同样是我们自己拿钱。这些做法，过去少为人知，但实际上是值得提倡的。
倪志福谈到，苏振华的这些特点和传统作风，对自己影响很大，自己后来在全总、在人大、在天津工作时，一直在努力践行着这些特点和传统作风。
鲁迅在谈到他和瞿秋白友谊时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倪志福认为与苏振华的友谊正是如此。他把苏振华视为自己的知己、同志和兄长。他们曾一起面对面与“四人帮”斗争，一起治理上海。在苏振华逝世的噩耗传来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相信这是事实：怎么会走得这样匆忙呢？前两天还好好的，不仅通了电话，还见了面啊！在中央领导人中，倪志福第一个赶到医院。他悲痛欲绝地与苏振华遗体告别。当时，中央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人来吊唁的络驿不绝，倪志福一直陪同苏振华的夫人陆迪伦接待，直到中央主要领导人来了，与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党委负责人一起商定了治丧事宜。倪志福完成了对老友苏振华的最后一次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