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看着放学后快乐地“飞”出校门的孩子们，我会想起自己小时候背过的诗句“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甚至有时会在眼前浮现出许多的形象来，一如那“急走追黄蝶”可蝴蝶却“飞入菜花无处寻”的小儿，还有那原本唱着牧歌却“忽然闭口立”的“意欲捕鳴蝉”的牧童，也有那见得“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的垂纶稚子。对于我们这些已经长大的人而言，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体会到那一份彻底的快乐了！
　　“童年”大抵是文学家笔下最常见的主题之一，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生活在哪个地方，童年的经历都会成为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记忆。回望童年，我们总能获得蓬勃的诗意、灵动的智慧，还有簇新的希望。回到童年，荡涤潜滋暗长的朽气、俗气，恢复久违的生气、灵气，更是自赎、自强，永葆年轻的理想之道。
　　别忘了，飞得再高，心灵的“线头”依旧在童年！
　　书塾与学堂（节选）
　　郁达夫
　　从前我们学英文的时候，中国自己还没有教科书，用的是一册英国人编了预备给印度人读的同纳氏文法是一路的读本。这读本里，有一篇说中国人读书的故事。插画中画着一位年老背曲拿烟管戴眼镜拖辫子的老先生坐在那里听学生背书，立在这先生前面背书的，也是一位拖着长辫的小后生。不晓为什么原因，这一课的故事，对我印象特别的深，到现在我还约略谙诵得出来。里面曾说到中国人读书的奇习，说：“他们无论读书背书时，总要把身体东摇西扫，摇动得像一个自鸣钟的摆。”这一种读书背书时摇摆身体的作用与快乐，大约是没有在从前的中国书塾里读过书的人所永不能了解的。
　　我的初上书塾去念书的年龄，却说不清理了，大约总在七八岁的样子；只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深夜，在烧年纸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朦胧想睡了，尽在擦眼睛，打呵欠，忽而门外来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先生，说是来替我开笔的。我跟着他上了香，对孔子的神位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立起来就在香案前面的一张桌上写了一张上大人的红字，念了四句“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第二年的春天，我就夹着绿布书包，拖着红丝小辫，摇摆着身体，成了那册英文读本里的小学生的样子了。
　　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岁月，把当时的苦痛，一层层地摩擦干净，现在回想起来，这书塾里的生活，实在是快活得很。因为要早晨坐起一直坐到晚的缘故，可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自然只有身体的死劲摇摆与放大喉咙的高叫了。大小便，是学生们监禁中暂时的解放，故而厕所就变作了乐园。我们同学中间的一位最淘气的，是学官陈老师的儿子，名叫陈方；书塾就系附设在学宫里面的。陈方每天早晨，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后来弄得光生没法，就设下了一枝令签，凡须出塾上厕所的人，一定要持签而出；于是两人同去，在厕所里捣鬼的弊端革去了，但这令签的争夺，又成了—般学生们的唯一的娱乐。
　　陈方比我大四岁，是书塾里的头脑；像春香闹学似的把戏，总是由他发起，由许多虾兵蟹将来演出的。因而先生的挞伐，也以落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者居多。不过同学中间的有几位狡滑的人，委过于他，使他冤枉被打的事情也着实不少；他明知道辩不清的，每次替人受过之后，总只张大了两眼，滴落几滴大泪点，摸摸头上的痛处就了事。我后来进了当时由书院改建的新式的学堂，而陈方也因他父亲的去职而他迁，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和他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
　　（节选自《郁达夫精品选》，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版）
　　赏析
　　从早坐到晚的严厉的书塾生活，作者多年后回想起来，竟然觉得“快活得很”。“身体的死劲摇摆与放大喉咙的高叫”成了健身训练；臭烘烘的厕所成了乐园；和老师唱对台戏成了“春香闹学”的现代版；甚至被老师揍得掉下大泪点，也成了快乐的记忆。郁达夫化腐朽为神奇，用单调、乏味酿造出情趣和快乐，这是美好的回忆与成长的阅历共同凝结的果实，也启发着我们，换种眼光来看世界，世界也会在笔下变得多彩多姿！
　　童年的玩具（节选）
　　王安忆
　　从小，我就是个动作笨拙的孩子。儿童乐园里的各项器械，我都难以胜任。秋千荡不起来，水车也踩不起来，跷跷板，一定要对方是个老手，借他的力才可一起一落，滑梯呢，对我又总是危险的，弄不好就会来个倒栽葱。而且，我很快就超过了儿童乐园所规定的身高，不再允许在器械上玩耍。所以，在我记忆中，乐园里的游戏总是没我的份。但是，不要紧，我有我的乐趣，那就是儿童乐园里的沙坑。
　　那时候，每个儿童乐园里，除了必备的器械以外，都设有几个大沙坑，围满玩沙子的孩子们。去公园的孩子，大都备有一副玩沙子的工具：一个小铅桶和一把小铁铲。沙坑里的沙子都是经过筛选的，黄黄的，细细的，并且一粒一粒很均匀。它在我们的小手里，可变成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它可以是小姑娘过家家的碗盏里的美餐，它可以是男孩子们的战壕和城堡。最无想象力的孩子，至少也可以堆积一座小山包，山头上插一根扫帚苗作旗帜，或者反过来，挖一个大坑，中间蓄上水作一个湖泊。或者，它什么也不作，只是从手心和手指缝里淌过去，手像鱼一样游动在其中，细腻，松软，流畅地摩擦。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儿童乐园里的沙坑渐渐荒凉，它们积起了尘土，原先的金黄色变成了灰白。然后，它们又被踩平踏实，成了一个干涸的土坑。最后，干脆连同儿童乐园一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或者小型的游乐场。过山车，大转盘，宇宙飞船，名目各异，玩法一律是坐上去，固定好，然后飞转，疾驶，发出阵阵尖声锐叫，便完了。
　　（选自《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26日）
　　赏析
　　一两个沙坑，竟然能催生出孩子无边的想象和情趣！王安忆饶有意味地回忆着自己童年玩沙子的游戏，其中的描写很是生动细致，男孩子、女孩子的游戏自然是不同的，即便是“笨孩子”也能有自己的世界。孩子们在美餐、战壕、城堡、湖泊等情景中不停转换，看似简单、稚气，却让他们体验了穿越时空的快乐，甚至有坐拥世界的幸福。可是科技便利却在无形中剥蚀了慢生活中滋生的很多乐趣，仅剩下飞转、疾驶、尖叫，以致有人不无愤激地说“现在的儿童像老鼠，一出生就有了胡子”。王安忆从“玩具”的角度，揭示了儿童被异化的现实，亦令读者沉思。 　　父亲的“野”孩子
　　冰 心
　　我坐在院里，仪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連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仪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
　　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轻阴。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的往下走。转过高岗，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的走！看道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地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地唤着我。
　　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看见董自己远远地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地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作什么！”我不答，只举着两手笑说，“我也上去！”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地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地走了。拾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岗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去。
　　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渐渐地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只不住地笑，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
　　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撩开脸上的短发，双手扶着鞍子，笑对父亲说，“我再学骑十年的马，就可以从军去了，像父亲一般，做勇敢的军人！”父亲微笑不答。
　　马上看了海面的黄昏——董在前牵着，父亲在旁扶着。晚风里上了山，直到门前。母亲和仪，还有许多人，都到马前来接我。
　　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男装，连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唇后面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不但此也，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为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瘸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
　　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是白的老马，一匹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
　　（节选自《冰心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