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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30日清晨，三艘美军登陆舰徐徐开出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军舰上搭载着2583名东江纵队指战员，向着中国北方的解放区缓缓驶去。
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在敌后坚持抗战7年之久。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预谋发动内战，谈判桌上假意与共产党和谈，背后的屠刀已然寒光乍现。
广东是国民党军事统治最森严的地区之一。几乎是孤陷重围的东江纵队，面临着与国民党军队的直接冲突。事实上，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了彻底清洗东江纵队的军事准备。
为了争取和平，也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东江纵队北撤。
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东江纵队能够全身而退，既离不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也与东纵领导层在谈判桌上与敌人苦心周旋密不可分。3年之后，北撤的东江儿女与大军一同挥师南下，为解放华南作出独特贡献。“东江纵队北撤”也成为一次为人称道的战略大转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这个消息傳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广东罗浮山山区时，当地百姓和东江纵队的战士们沸腾了。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人们欣喜若狂，高唱《东江纵队之歌》，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多人流下激动的眼泪，有的同志拿出仅有的钱换煲糖水喝，有的“小鬼”高兴得乱蹦乱跳，高呼“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更是喜出望外。就在8月9日，毛泽东主席刚刚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毛主席说：“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宣战），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看到这个声明时，曾生认为，“最快也要一年半载才能把鬼子打出去。”没想到，过了不到一周时间，胜利就来了。
激动过后，曾生陷入沉思。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今后的斗争还很艰巨。一来，日本虽然宣布投降，但是日军庞大的武装尚未解除，仍盘踞在许多城市和交通要道上;二来，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向粤北调兵遣将，打算围攻东江纵队。
事实上，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停止对东江纵队的围追堵截。早在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就曾经派兵疯狂进攻曾生在坪山的驻地;1945年7月，驻赣南的国民党军第63军、第65军又对东江纵队的北江解放区发起进攻。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双方失去了“共同抗敌”的合作基础，矛盾也就进一步公开化了。下一步是战是和，时局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大家如坠迷雾。
日本投降后的十天之内，蒋介石先后给毛泽东发来三封电报，请他去重庆谈判。蒋介石的刻薄寡义早有明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但为了谋求和平，毛泽东还是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突然派特使贝鲁罗索夫秘密访问延安。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30年，大连为自由港等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将一切援助给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然而，“条约”刚刚签署一个月，苏联发现美国有染指东北的意图，于是他们秘密联络中共中央，表示继续支持中共。
基于这一变化，中共中央对战后军政总方略作出重大调整。9月1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所谓“向北发展”是指抢在国民党军队前，夺取整个东北的控制权;“向南防御”则是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加强长江北的防线，牵制和阻止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进军。
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庆榴告诉记者，抗战胜利时，中共军队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在长江以南不占优势。因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着眼于全国战略部署的果断抉择。
不过，这样一来，长期在广东作战的东江纵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建议东江纵队采取“分散坚持”的方针，力求保存干部与实力。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但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军队一天也没有停止对人民军队的进攻。
《双十协定》公布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匪手册》，冠冕堂皇地告诫各级军人：“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对蒋介石“剿匪密令”响应最积极的国民党将领莫过于主政广东的张发奎。《双十协定》签署仅10天，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便在广州召开了“粤桂两省绥靖会议”。
张发奎是广东始兴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披坚执锐，浴血奋战，给所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之名。时任第四军军长的正是张发奎。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发奎曾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可以说是于抗战有功。可抗战后，张发奎坚持反共立场丝毫未变，对付起自己辖区内的东江纵队更是毫不手软。“绥靖会议”上，他召集广东、广西两省的军政首脑，布置了3个月内将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清剿”完毕的任务。
会后，广东的国民党军倾巢出动，第65军154师扑向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第63军153师扑向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第63军186师袭击粤东大北山根据地;第63军152师、187师包抄五岭根据地……一时间，从南岭山脉到珠江两岸，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国民党军队动用了17个师，“围剿”东江纵队。
《双十协定》签署后，中国不但没有迎来和平，国民党挑起的冲突反而愈加频繁。1945年1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节国共双方的冲突。
1946年1月初，国共双方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随后，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最高三人小组，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军调部向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派出了8个执行小组，其中的第8执行小组就是派往广东的。
1946年1月25日，軍调部第8执行小组乘坐美国运输机降落到广州天河机场。中共代表是方方少将。
方方，1924年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到家乡广东省普宁县从事农民运动。红军开始长征后，他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三年多。抗战爆发后，方方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的抗日武装斗争，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不过，这一次方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第8执行小组刚到广州，张发奎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密令：“长江以南不在停战协定范围之内，贵行营管辖区残匪希加清剿，限期肃清。”
有了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张发奎根本不想跟第8执行小组多费口舌，一口咬定广东只有“土匪”，没有中共武装。
1946年1月31日的香港《华商报》写道：
本月廿六日，广州各报刊载广东军事当局的发言说：“广东没有中共军队，只有些‘土匪’，对调执组来粤表示惊异。”
在第8执行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国民党代表黄伟勤与张发奎的口径如出一辙，上来就说：“据政府军方报告，广东没有中共武装，只有零星土匪杀人越货，祸害民众，停战在广东没有实际意义。”
方方立即驳斥：“广东的中共武装部队有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粤中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他们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抗日战争中，曾生将军领导的东江纵队在惠阳、东莞、宝安、增城、佛冈、南雄、始兴等地建立了根据地，香港沦陷之后冒险营救国际友人、盟军飞行员和国民党政府要员。这些都是中外皆知的事实。如今国民党政府颠倒黑白，诬蔑东江纵队是‘土匪’。这是在为消灭这支抗日部队制造借口。”
美方代表米勒上校也对国民党方面的态度表示不满。他说：“军调部给我们第8小组的训令与任务，我是亲自接受的。作为军人，我竭力效劳。”
黄伟勤见美国人也站在方方一边，无言以对，第一次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此后的几次会议，火药味越来越浓。国民党副代表凌志明后来回忆说：“会谈开始时，一方说‘有’，一方说‘无’，态度比较文雅，可后来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常常不欢而散。最后发展到拍桌子、打板凳，常常是剑拔弩张，大有鸿门宴的气势。”
2月5日，张发奎在广州行营亲自主持记者招待会。据国民党中央社报道：
张氏对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来粤问题，有所论列。张氏郑重指出：行营从未奉到辖区内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事实上在粤专扰乱治安者，仅是地方零星土匪及伪军之残余与逃亡之日兵，其行动在任何方面观察，均不能承认其为军队。故本人实无法应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认此种败类为中共部队。
张发奎的态度很快受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驳斥，他要求广东军政当局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并指出“它的领袖是曾生”。
同时，香港《华商报》等媒体也开始声援东江纵队。2月15日，香港《华商报》发表了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人的谈话，呼吁各界共同督促国民党停止进攻解放区，实现全面和平，要求国内外正直人士派遣考察团来广东考察，了解事实真相。
抗日战争期间，东江纵队不但秘密营救驻港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营救过盟军飞行员，还为盟军提供过情报。因此，当张发奎否认东江纵队的存在时，不少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纷纷站出来声援。
张发奎一时难以抵挡舆论的压力，3月初借着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躲到重庆去了。
为了破解僵局，此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叫到重庆。
尹林平，原名尹先嵩，毛泽东、朱德1929年1月在赣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他曾担任赤卫队队长一职。红军开始长征后，其滞留福建，一直坚持斗争。1938年11月，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成立，尹林平任书记，领导东江各县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年，就是他配合廖承志将80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从香港秘密转移到内地安全区。尹林平在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中很有威望，让他来代表东江纵队发声，最合适不过。
1946年3月18日，周恩来以中共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让尹林平向中外记者介绍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事迹，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东江人民的暴行。会上，《大公报》记者提问：“听了林将军（尹林平当时对外公开的名字是林平）的介绍，我清楚地知道了东江纵队是一支英勇的抗日部队，为什么张发奎将军竟一口否认呢？”
尹林平回答：“我们这支部队一成立，国民党顽固派就把它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它，但我们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日，从东江、珠江，打到北江、西江和韩江，哪里有日本鬼子，我们就打到哪里，受到广东、香港及东南亚海外侨胞的拥戴，许多青年甚至从海外回国加入我们的队伍。现在单是东江纵队就拥有战士一万多人。我们在广东艰苦抗日八年，多少战士的血洒在这片土地上，才建立起6万多平方里的解放区和游击区，作为一只中外共知的武装力量，我们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投降了，蒋委员长调来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和第五十四军，对我东江纵队根据地全面进攻。他们一面派出重兵大肆围攻，一面却谎称‘东江没有共军’，这不就是睁眼说瞎话吗？” 这次招待会影响很大。国民党元老何香凝、爱国将领蔡廷锴、民盟负责人李章达等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对东江解放区的进攻。消息传到英美，当年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盟军战士也先后发表声明：“东江纵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不但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张发奎的信口雌黄，一些国民党内部人士对他的态度也颇为不满。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刚到重庆，军调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找到他说：“你是第一个否认共军存在的高级将领。”
张治中对张发奎说，马歇尔对他破坏调处的行为非常不满，因此要蒋介石将他召到重庆，迫使他承认广东省存在共军。
没想到，张发奎态度异常强硬。马歇尔要见他，他不见。蒋介石出面让他去向马歇尔解释，他说：“我没有错，怎可以认错？”限期消灭共军是蒋介石的手令，可是面对美国人的压力，他也不得不让张发奎虚与委蛇。
张发奎不甘心，向蒋保证：“以广东现有的国军兵力，短期内必可将两股‘土匪’肃清。”张发奎回忆，蒋介石仍劝他忍耐，准许中共将东江纵队北撤，以应付马歇尔，至于海南岛的琼崖纵队，只是疥癣之疾，可以拒绝让它调走。
听了蒋介石的话，张发奎仍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可以消灭东江纵队，没必要听美国人摆布。心中虽然不忿，但作为下属，他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计策——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力量存在，并于3月底与中共方面签订了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
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主要有这样几条：一、华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可以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就业居住自由。三、北撤人员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具体措施商定回广东再谈。
为了监督这一协议的落实情况，3月31日，國民党代表皮宗阚、中共代表廖承志和美方代表柯夷组成军事代表团与张发奎、尹林平同机飞回广州。没想到，一到广州张发奎又捣起乱来。
4月2日，廖承志与张发奎、皮宗阚、柯夷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开始，国民党代表皮宗阚问张发奎：“广东究竟有多少中共抗日部队？”张发奎哈哈一笑说，广东只有几十个，最多上百个土匪，成不了什么气候，根本不值得一提。
廖承志听张发奎的话头儿，知道他又要出尔反尔，于是回敬道：“张主任，你调了六个师的兵力去进攻谁呀？如果张主任的话属实，我准备在明天的《国民日报》头条发表一个爆炸性新闻！广州行辕张主任兴师动众，派出六个师的兵力，围剿不到百人的抗日游击队！”
张发奎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就连美国代表柯夷也觉得他前后矛盾，十分可笑。廖承志借此机会，向柯夷讲述起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一大批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滞留港岛，处境十分危险。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香港营救出800多位文化名人。
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克尔率领20架战斗机轰炸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战斗中克尔的战机不幸被日军击中，克尔跳伞降落在观音山。日军发现后在附近展开地毯式搜捕。幸亏东江纵队的小通讯员李石及时发现了克尔，并通过东江纵队辗转将他护送回桂林空军基地。
1945年3月，美军海军上尉甘兹带着陈纳德将军的介绍信找到东江纵队，请东纵协助他们在大亚湾和汕头附近选择适合美军登陆的地点。东江纵队发现，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洞穴工事，于是绘制成图交给美军。接着，东纵情报人员买通一名日军翻译得知，驻守在那里的是日军精锐“波雷部队”。得到这个情报后，美军决定避开“波雷部队”，在连云港登陆。后来，为尽快结束战争，美国又决定向日本本土扔掷原子弹。华南登陆计划虽然没有如期执行，但美军对东纵的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军专门致信曾生：“你们关于日军129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要，总部致以感谢！”
美国代表柯夷听完廖承志的介绍，深受感动。张发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无言以对。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交锋，张发奎终于在“北撤协议”上签了字，并发表《行营公报》：东江纵队2400人乘坐3艘美国运输船，北撤山东。路线是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出发，前往山东烟台。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虽然签定了协议，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悬而未决。国民党政府会不会报复留在广东的东纵队员？他们的生命安全及居住就业自由如何保障？海南岛的琼崖纵队怎样撤退？东江纵队北撤会不会成为第二次“皖南事变”，如何保证北撤战士们的安全？这些都是未知数。
为了防止敌人“一锅端”，同时也为了以后有人能领导留在广东的东纵战士继续战斗，曾生认为，他、方方和尹林平三人，不能绑在一起，一定得有一个人暂时离开。方方是第8执行小组成员，走不了;曾生是东纵司令员，也走不了;尹林平是政治委员，国民党认为政治委员只会做政治工作，不会打仗，他要是留下来，可能对国民党更有利。
正巧这段时间尹林平闹肚子，于是他在一次谈判中提出请假去香港治病。国民党代表黄维勤猜想，尹林平这一去肯定不会再回来，于是极力反对。方方找到米勒问：“上校先生，在你们的军队中，病人有没有治病的权利？军队是否也要有人道主义？”米勒很痛快就同意尹林平去香港治病。
尹林平按规定将所乘的火车班次告诉国民党方面。然而到了火车站，他见人头攒动，根本买不到票，于是当机立断改乘轮船。谁知道，他原定乘坐的列车行驶到增城境内，竟然翻了车。事后曾生他们了解到，这起翻车事故是国民党“杀敌”大队大队长朱兆康干的。
尹林平躲过一劫。
5月份，北撤工作进入实质执行阶段。
东江纵队各部队分散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彼此之间通讯不便，想要在一个月之内顺利集结到大鹏湾，难度可想而知。为了破坏东江纵队的集结，国民党方面人为设置了许多障碍。 东江纵队《前进报》记者钟鲁平回忆：
（东纵）宿营地必须经过国民党指定，行军道路仅仅由国民党军队撤出五里的走廊，东纵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随时都可能有遭国民党军队袭击的危险。同时宿营时不能作军事演习（初意竟不许放岗哨，后争取补充为：自卫性的警戒是必要的）。此外对民众方面：第一，不许散发标语宣传品;第二，不许民众慰劳;第三，不能作行军以外的工作;第四，不能与当地人民直接接洽任何事项。同时还规定不能将武器留给地方。
为保证顺利集结，5月25日，第8执行小组分成三个支组，由广州出发分赴江南、江北、粤北三个地区调处东江纵队北撤工作。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跟随江南支组抵达惠州。曾生回忆，到惠州后，国民党地方要员三天两头请他们吃饭，可就是对部队联络的事情推三阻四。
眼看半个月过去了，还没和部队联系上，曾生心急如焚。他向国民党方面摊牌，要求立即与坪山根据地的东江纵队江南支队联系。
当时，惠阳县有两个地点—— 一个“坪山”、一个“平山”，若用广州话讲发音相同，若用客家话讲则发音不同。坪山在淡水镇西南，是东江纵队的根据地，平山则在淡水镇东北，没有东纵部队。这个情况国民党方面心知肚明，可他们偏偏要到平山去寻找部队，来来回回耽误了好几天，而在坪山根据地原地待命的东纵战士们则心急如焚，明明收到了北撤的通知，却迟迟接不到起程的命令。起初，他们以为是通讯联络搞错了对象，殊不知是国民党在暗中使坏。
为了把东江纵队消灭在集结的路上，国民党军队不惜下杀手。原名刘锦进的刘黑仔是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出了名的神枪手。1941年至1945年，他带领短枪队在惠宝、港九一带活动，收集军事情报，运送武器，护送文化人，抢救国际友人……甚至还曾经夜袭日本兵营，与队友化装成日军小部队活捉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刘黑仔威名赫赫，日军曾多次重金悬赏他的人头，都奈何不了他。
5月1日，刘黑仔短枪队随粤北支队撤至南雄和江西交界的界址圩。那天上午，刘黑仔等人正在一间屋里开会，敌人的便衣故意在街上惹起事端。冲突之下，枪声响起，街上秩序大乱。敌人的机枪、手榴弹从四面八方袭来，刘黑仔身负重伤。由于医疗条件差，刘黑仔受伤三天后，牺牲在前往指挥部的路上。这位威名素著的抗日英雄，就这样倒在了北撤的路上。
在集结途中，国民党军队曾屡屡向东江纵队的战士们发起进攻。国民党第153师457团1营偷袭江北部队，8名东纵战士牺牲、7人被捕;粤北部队集中在龙江时，一名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曾生率部集中到牛皮嶂下，国民党军保安第7团出动两个营兵力，向他们发起进攻……东纵的战士们恨不得跟他们同归于尽，但曾生等高级将领总是劝大家“以大局为重”。
6月下旬，距离集结日期越来越近，分布在广东各地的东纵战士排除万难，先后抵达了集结地葵涌大鹏湾。
葵涌位于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深圳的前身。葵涌被求水岭、雷公岭、坪头岭、笔架岭群山环抱，对面就是大鹏湾。这里虽然风景秀丽，但是打起仗来没有回旋的余地，很容易被敌人“一锅端”。
曾生、方方等十分忧虑，特别是曾生，看着葵涌的地形和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的北撤战士，他头脑中不断闪现“皖南事变”的画面。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国民党已从惠州淡水调来两个师，包围了东江纵队的北撤人员。几天前，曾生在惠州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联络北撤工作时，该指挥所司令曾悄悄提醒他：“你们要抓紧时间走，他们正在调动部队，想消灭你们。”他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国民党正规部队。可见，广东地方部队希望将东江纵队送走，但国民党正规军希望将他们就地消灭。
为了不重蹈“皖南事变”的覆辙，曾生等人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调整编制，布置兵力，要求大家分头寻找船只，以备不测时从海上突围。除加强布防外，东纵指挥部还在葵涌入口处布置重兵，埋置地雷，做好应战准备。一时间，部队进入紧急状态，战士们个个嚴阵以待。
当然，从源头解决国民党的武力威胁，还是最关键的。在第8执行小组抵达大鹏湾后召开的小组会上，方方当着米勒的面质问黄维勤：“国民党政府军队总是尾随着我们，我们的安全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
黄维勤心中有鬼，默不作声。米勒则一个劲儿地打圆场，要方方和曾生相信张发奎的承诺。方方向米勒列举了国民党向葵涌附近的横岗、虾涌增兵，修筑工事的事实。另一方面，人在香港的著名报人萨空了也通过《华商报》记者连贯，向东江纵队递来情报：“顽军两个团又开向我区，拟歼灭我集中的部队。”
面对事实，米勒非常不满。他以第8执行小组的名义向张发奎发了一封急电，要求他在美国船只未到达大鹏湾之前，保证东江纵队北撤人员的安全。在未接到登船通知前，政府军队不得越过已商定的军事分界线。
张发奎接到电报后，知道不可能在葵涌对东江纵队北撤人员下手，于是又生一计，发电报给米勒称有“要事相商”，让第8执行小组全体人员回香港。方方一眼识破了他的伎俩，表示：“除非是毛泽东主席下命令调我离开这里，我才走。”米勒也想尽快完成工作回国，也不同意离开葵涌。
与此同时，香港的报纸也不遗余力揭露广州行营针对东江纵队集结的一系列阴谋。广东的民主人士、香港惠宝同乡会和海外侨胞纷纷发表声明，要求广东行营保证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在各方压力之下，广州行营只好通过中央社发表声明，“保证中共人员安全北撤”。
虽然北撤人员遵守沿途不举行欢送会的规定，但是部队集结到葵涌后，许多战士们的家属和父老乡亲，仍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子弟兵送行。为此部队专门设立了一个临时招待所。
北撤战士张持平回忆，家属们有的带鸡鸭，有的送茶果，有的送零用钱，有的送冬衣，还有从没去过北方的家属问：“北方冷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小便下来立即结成冰塔？”这些担心虽然听起来可笑，但是折射出父母、家人和乡亲对广东子弟的担忧。他们到北方会不会水土不服？能不能吃得饱、穿得暖？ 为了做家属们的思想工作，干部们没少费口舌。不过，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北撤战士们自己坚定的意志。
北撤战士罗贵回忆，自己的父母、姐姐、姑姑、堂兄多次到葵涌，劝他复员回家。亲人们说：“你北撤到山东，远离家乡，前途渺茫，生死未卜，整天行军打仗，吃不饱穿不暖，不如回家团圆，免得家人为你担惊受怕。”亲人的泪水虽然令罗贵心酸，但想到自己刚刚念过的入党誓词，哪能先顾自己和家庭呢？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坚决跟随部队北撤。
原定6月23日启航，但是由于遇到台风，三艘美国军舰直到6月29日下午4点才靠岸。临行前，方方站在沙滩上对北撤战士们说：
你们打了八年日本鬼子，解放了大片国土，拯救了千百万同胞！然而日本投降了，你们却不得不离开家乡……去为和平而努力，去为民主而努力，去为创造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你们为了坚决执行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训令，毅然决然冲破困难—— 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义无反顾地英勇集中北撤，说明你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怀抱伟大，不愧是人民优秀的儿女，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方方的话给了北撤战士们很大鼓舞。为了感谢米勒上校在北撤过程中作出的努力，曾生代表全体指战员向他赠送了一面绣着“和平使者”的锦旗。米勒接过锦旗也很激动，举起双臂高喊：“祝中国早日实现和平！”方方亦高喊：“和平万岁！民主万岁！”在场的战士们也高喊起来，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仪式结束后，北撤战士们开始登船。
按照“协定”，东纵战士只能撤退2400人，而中共在华南的抗日武装人员总数要远高于此。曾庆榴教授说，北撤人员大多是排以上干部，更多人只能留在广东。
留下的诸多战士有的想继续追随革命，有的怕复员后遭到国民党当局报复，都想跟随部队北撤。张持平记得，快开船时，海滩上还聚集着200多女卫生员、女炊事员和小鬼。“她们不愿复员，有的还大哭着，恳切要求跟我们一道上船。她们说：我们参加部队好几年，无论如何要跟你们去。”
张持平深受感动，立即请示曾生。曾生说：“虽然规定只能撤走2400人，但是美国佬没点名，就让这些女同志上船吧！”就这样，滞留在海滩上的200多名女战士和小鬼都上了船。据统计，最终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的队员共有2583人。
6月30日凌晨，北撤军舰启航，向着目的地烟台驶去。
曾庆榴教授說， 6月26日，也就是北撤军舰开船的前三天，国民党当局已经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江纵队的战士们仍能成功北撤，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经过5个昼夜的航行，7月5日清晨，北撤人员乘坐的登陆舰终于抵达了山东烟台港。眼前的一切令北撤人员们感动。东江纵队《前进报》随军记者钟鲁平这样写道：
在挡浪坝码头，八路军的仪仗队奏起了庄严的军乐，马路两旁欢迎的老百姓高呼：“热烈欢迎抗日有功的东江纵队北上烟台！”“坚决保卫和平！坚决保卫解放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欢呼声、锣声、鞭炮声此起彼落。当战士们走上大街，老大娘把准备好的糖果、鸡蛋、苹果、花生等一袋袋慰劳品往战士们的挂包里塞，战士们感动得掉下热泪……
半个多世纪后，北撤战士何小林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感慨：“对于刚刚走出山沟丛林的游击战士来说，犹如来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
两个老大爷一边一个拉着“小鬼班”战士的手，这个往战士口袋塞花生，那个往战士干粮袋塞鸡蛋。这个问战士：“孩子，你多大啦？”那个对战士说：“孩子，你到家啦，不再受苦啦！”一位老大娘拽住连队卫生员不让走，一会摸摸卫生员的短头发、黑脸颊，一会看看卫生员的黑衣裳，还端来一碗鸡蛋糖水，喃喃地说：“闺女，好闺女，辛苦了，喝吧！”
一路上，何小林记不清与多少热情的群众握过手，说过“谢谢”。记不清有多少大娘、大嫂送来糖水、毛巾，更记不清自己的干粮袋里被塞进了多少花生、糖块、鸡蛋和红果子……昨天告别了广东的亲人，今天迎来了山东的亲人，背井离乡的北撤战士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1947年3月，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共中央决定以东江纵队北撤人员为基础组建两广纵队。1947年8月1日，两广纵队在山东滨县成立，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隶属华东野战军。
解放战争中，这支队伍先后参加了江淮、临朐、诸城、豫东、济南、淮海等战役，配合主力兵团作战，共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
1949年秋，两广纵队挥师南下，与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及粤、赣、湘边纵队并肩作战，解放了广州。北撤的东江纵队儿女们，终于兑现了自己“打回广东”的诺言。
（选自《北京日报》2020年2月11日）
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在敌后坚持抗战7年之久。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预谋发动内战，谈判桌上假意与共产党和谈，背后的屠刀已然寒光乍现。
广东是国民党军事统治最森严的地区之一。几乎是孤陷重围的东江纵队，面临着与国民党军队的直接冲突。事实上，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了彻底清洗东江纵队的军事准备。
为了争取和平，也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东江纵队北撤。
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东江纵队能够全身而退，既离不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也与东纵领导层在谈判桌上与敌人苦心周旋密不可分。3年之后，北撤的东江儿女与大军一同挥师南下，为解放华南作出独特贡献。“东江纵队北撤”也成为一次为人称道的战略大转移。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这个消息傳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广东罗浮山山区时，当地百姓和东江纵队的战士们沸腾了。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人们欣喜若狂，高唱《东江纵队之歌》，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多人流下激动的眼泪，有的同志拿出仅有的钱换煲糖水喝，有的“小鬼”高兴得乱蹦乱跳，高呼“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更是喜出望外。就在8月9日，毛泽东主席刚刚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毛主席说：“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宣战），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看到这个声明时，曾生认为，“最快也要一年半载才能把鬼子打出去。”没想到，过了不到一周时间，胜利就来了。
激动过后，曾生陷入沉思。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今后的斗争还很艰巨。一来，日本虽然宣布投降，但是日军庞大的武装尚未解除，仍盘踞在许多城市和交通要道上;二来，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向粤北调兵遣将，打算围攻东江纵队。
事实上，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停止对东江纵队的围追堵截。早在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就曾经派兵疯狂进攻曾生在坪山的驻地;1945年7月，驻赣南的国民党军第63军、第65军又对东江纵队的北江解放区发起进攻。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双方失去了“共同抗敌”的合作基础，矛盾也就进一步公开化了。下一步是战是和，时局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大家如坠迷雾。
日本投降后的十天之内，蒋介石先后给毛泽东发来三封电报，请他去重庆谈判。蒋介石的刻薄寡义早有明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但为了谋求和平，毛泽东还是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突然派特使贝鲁罗索夫秘密访问延安。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30年，大连为自由港等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将一切援助给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然而，“条约”刚刚签署一个月，苏联发现美国有染指东北的意图，于是他们秘密联络中共中央，表示继续支持中共。
基于这一变化，中共中央对战后军政总方略作出重大调整。9月1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所谓“向北发展”是指抢在国民党军队前，夺取整个东北的控制权;“向南防御”则是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加强长江北的防线，牵制和阻止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进军。
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庆榴告诉记者，抗战胜利时，中共军队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在长江以南不占优势。因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着眼于全国战略部署的果断抉择。
不过，这样一来，长期在广东作战的东江纵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建议东江纵队采取“分散坚持”的方针，力求保存干部与实力。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但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军队一天也没有停止对人民军队的进攻。
《双十协定》公布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匪手册》，冠冕堂皇地告诫各级军人：“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对蒋介石“剿匪密令”响应最积极的国民党将领莫过于主政广东的张发奎。《双十协定》签署仅10天，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便在广州召开了“粤桂两省绥靖会议”。
张发奎是广东始兴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披坚执锐，浴血奋战，给所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之名。时任第四军军长的正是张发奎。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发奎曾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可以说是于抗战有功。可抗战后，张发奎坚持反共立场丝毫未变，对付起自己辖区内的东江纵队更是毫不手软。“绥靖会议”上，他召集广东、广西两省的军政首脑，布置了3个月内将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清剿”完毕的任务。
会后，广东的国民党军倾巢出动，第65军154师扑向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第63军153师扑向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第63军186师袭击粤东大北山根据地;第63军152师、187师包抄五岭根据地……一时间，从南岭山脉到珠江两岸，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国民党军队动用了17个师，“围剿”东江纵队。
一只中外共知的武装力量
《双十协定》签署后，中国不但没有迎来和平，国民党挑起的冲突反而愈加频繁。1945年1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节国共双方的冲突。
1946年1月初，国共双方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随后，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最高三人小组，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军调部向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派出了8个执行小组，其中的第8执行小组就是派往广东的。
1946年1月25日，軍调部第8执行小组乘坐美国运输机降落到广州天河机场。中共代表是方方少将。
方方，1924年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到家乡广东省普宁县从事农民运动。红军开始长征后，他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三年多。抗战爆发后，方方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的抗日武装斗争，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不过，这一次方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第8执行小组刚到广州，张发奎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密令：“长江以南不在停战协定范围之内，贵行营管辖区残匪希加清剿，限期肃清。”
有了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张发奎根本不想跟第8执行小组多费口舌，一口咬定广东只有“土匪”，没有中共武装。
1946年1月31日的香港《华商报》写道：
本月廿六日，广州各报刊载广东军事当局的发言说：“广东没有中共军队，只有些‘土匪’，对调执组来粤表示惊异。”
在第8执行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国民党代表黄伟勤与张发奎的口径如出一辙，上来就说：“据政府军方报告，广东没有中共武装，只有零星土匪杀人越货，祸害民众，停战在广东没有实际意义。”
方方立即驳斥：“广东的中共武装部队有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粤中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他们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抗日战争中，曾生将军领导的东江纵队在惠阳、东莞、宝安、增城、佛冈、南雄、始兴等地建立了根据地，香港沦陷之后冒险营救国际友人、盟军飞行员和国民党政府要员。这些都是中外皆知的事实。如今国民党政府颠倒黑白，诬蔑东江纵队是‘土匪’。这是在为消灭这支抗日部队制造借口。”
美方代表米勒上校也对国民党方面的态度表示不满。他说：“军调部给我们第8小组的训令与任务，我是亲自接受的。作为军人，我竭力效劳。”
黄伟勤见美国人也站在方方一边，无言以对，第一次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此后的几次会议，火药味越来越浓。国民党副代表凌志明后来回忆说：“会谈开始时，一方说‘有’，一方说‘无’，态度比较文雅，可后来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常常不欢而散。最后发展到拍桌子、打板凳，常常是剑拔弩张，大有鸿门宴的气势。”
2月5日，张发奎在广州行营亲自主持记者招待会。据国民党中央社报道：
张氏对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来粤问题，有所论列。张氏郑重指出：行营从未奉到辖区内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事实上在粤专扰乱治安者，仅是地方零星土匪及伪军之残余与逃亡之日兵，其行动在任何方面观察，均不能承认其为军队。故本人实无法应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认此种败类为中共部队。
张发奎的态度很快受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驳斥，他要求广东军政当局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并指出“它的领袖是曾生”。
同时，香港《华商报》等媒体也开始声援东江纵队。2月15日，香港《华商报》发表了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人的谈话，呼吁各界共同督促国民党停止进攻解放区，实现全面和平，要求国内外正直人士派遣考察团来广东考察，了解事实真相。
抗日战争期间，东江纵队不但秘密营救驻港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营救过盟军飞行员，还为盟军提供过情报。因此，当张发奎否认东江纵队的存在时，不少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纷纷站出来声援。
张发奎一时难以抵挡舆论的压力，3月初借着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躲到重庆去了。
为了破解僵局，此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叫到重庆。
尹林平，原名尹先嵩，毛泽东、朱德1929年1月在赣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他曾担任赤卫队队长一职。红军开始长征后，其滞留福建，一直坚持斗争。1938年11月，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成立，尹林平任书记，领导东江各县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年，就是他配合廖承志将80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从香港秘密转移到内地安全区。尹林平在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中很有威望，让他来代表东江纵队发声，最合适不过。
1946年3月18日，周恩来以中共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让尹林平向中外记者介绍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事迹，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东江人民的暴行。会上，《大公报》记者提问：“听了林将军（尹林平当时对外公开的名字是林平）的介绍，我清楚地知道了东江纵队是一支英勇的抗日部队，为什么张发奎将军竟一口否认呢？”
尹林平回答：“我们这支部队一成立，国民党顽固派就把它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它，但我们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日，从东江、珠江，打到北江、西江和韩江，哪里有日本鬼子，我们就打到哪里，受到广东、香港及东南亚海外侨胞的拥戴，许多青年甚至从海外回国加入我们的队伍。现在单是东江纵队就拥有战士一万多人。我们在广东艰苦抗日八年，多少战士的血洒在这片土地上，才建立起6万多平方里的解放区和游击区，作为一只中外共知的武装力量，我们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投降了，蒋委员长调来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和第五十四军，对我东江纵队根据地全面进攻。他们一面派出重兵大肆围攻，一面却谎称‘东江没有共军’，这不就是睁眼说瞎话吗？” 这次招待会影响很大。国民党元老何香凝、爱国将领蔡廷锴、民盟负责人李章达等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对东江解放区的进攻。消息传到英美，当年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盟军战士也先后发表声明：“东江纵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不但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张发奎的信口雌黄，一些国民党内部人士对他的态度也颇为不满。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刚到重庆，军调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找到他说：“你是第一个否认共军存在的高级将领。”
张治中对张发奎说，马歇尔对他破坏调处的行为非常不满，因此要蒋介石将他召到重庆，迫使他承认广东省存在共军。
没想到，张发奎态度异常强硬。马歇尔要见他，他不见。蒋介石出面让他去向马歇尔解释，他说：“我没有错，怎可以认错？”限期消灭共军是蒋介石的手令，可是面对美国人的压力，他也不得不让张发奎虚与委蛇。
张发奎不甘心，向蒋保证：“以广东现有的国军兵力，短期内必可将两股‘土匪’肃清。”张发奎回忆，蒋介石仍劝他忍耐，准许中共将东江纵队北撤，以应付马歇尔，至于海南岛的琼崖纵队，只是疥癣之疾，可以拒绝让它调走。
听了蒋介石的话，张发奎仍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可以消灭东江纵队，没必要听美国人摆布。心中虽然不忿，但作为下属，他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计策——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力量存在，并于3月底与中共方面签订了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
再次回到谈判桌
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主要有这样几条：一、华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可以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就业居住自由。三、北撤人员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具体措施商定回广东再谈。
为了监督这一协议的落实情况，3月31日，國民党代表皮宗阚、中共代表廖承志和美方代表柯夷组成军事代表团与张发奎、尹林平同机飞回广州。没想到，一到广州张发奎又捣起乱来。
4月2日，廖承志与张发奎、皮宗阚、柯夷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开始，国民党代表皮宗阚问张发奎：“广东究竟有多少中共抗日部队？”张发奎哈哈一笑说，广东只有几十个，最多上百个土匪，成不了什么气候，根本不值得一提。
廖承志听张发奎的话头儿，知道他又要出尔反尔，于是回敬道：“张主任，你调了六个师的兵力去进攻谁呀？如果张主任的话属实，我准备在明天的《国民日报》头条发表一个爆炸性新闻！广州行辕张主任兴师动众，派出六个师的兵力，围剿不到百人的抗日游击队！”
张发奎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就连美国代表柯夷也觉得他前后矛盾，十分可笑。廖承志借此机会，向柯夷讲述起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一大批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滞留港岛，处境十分危险。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香港营救出800多位文化名人。
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克尔率领20架战斗机轰炸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战斗中克尔的战机不幸被日军击中，克尔跳伞降落在观音山。日军发现后在附近展开地毯式搜捕。幸亏东江纵队的小通讯员李石及时发现了克尔，并通过东江纵队辗转将他护送回桂林空军基地。
1945年3月，美军海军上尉甘兹带着陈纳德将军的介绍信找到东江纵队，请东纵协助他们在大亚湾和汕头附近选择适合美军登陆的地点。东江纵队发现，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洞穴工事，于是绘制成图交给美军。接着，东纵情报人员买通一名日军翻译得知，驻守在那里的是日军精锐“波雷部队”。得到这个情报后，美军决定避开“波雷部队”，在连云港登陆。后来，为尽快结束战争，美国又决定向日本本土扔掷原子弹。华南登陆计划虽然没有如期执行，但美军对东纵的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军专门致信曾生：“你们关于日军129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要，总部致以感谢！”
美国代表柯夷听完廖承志的介绍，深受感动。张发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无言以对。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交锋，张发奎终于在“北撤协议”上签了字，并发表《行营公报》：东江纵队2400人乘坐3艘美国运输船，北撤山东。路线是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出发，前往山东烟台。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虽然签定了协议，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悬而未决。国民党政府会不会报复留在广东的东纵队员？他们的生命安全及居住就业自由如何保障？海南岛的琼崖纵队怎样撤退？东江纵队北撤会不会成为第二次“皖南事变”，如何保证北撤战士们的安全？这些都是未知数。
为了防止敌人“一锅端”，同时也为了以后有人能领导留在广东的东纵战士继续战斗，曾生认为，他、方方和尹林平三人，不能绑在一起，一定得有一个人暂时离开。方方是第8执行小组成员，走不了;曾生是东纵司令员，也走不了;尹林平是政治委员，国民党认为政治委员只会做政治工作，不会打仗，他要是留下来，可能对国民党更有利。
正巧这段时间尹林平闹肚子，于是他在一次谈判中提出请假去香港治病。国民党代表黄维勤猜想，尹林平这一去肯定不会再回来，于是极力反对。方方找到米勒问：“上校先生，在你们的军队中，病人有没有治病的权利？军队是否也要有人道主义？”米勒很痛快就同意尹林平去香港治病。
尹林平按规定将所乘的火车班次告诉国民党方面。然而到了火车站，他见人头攒动，根本买不到票，于是当机立断改乘轮船。谁知道，他原定乘坐的列车行驶到增城境内，竟然翻了车。事后曾生他们了解到，这起翻车事故是国民党“杀敌”大队大队长朱兆康干的。
尹林平躲过一劫。
集结大鹏湾
5月份，北撤工作进入实质执行阶段。
东江纵队各部队分散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彼此之间通讯不便，想要在一个月之内顺利集结到大鹏湾，难度可想而知。为了破坏东江纵队的集结，国民党方面人为设置了许多障碍。 东江纵队《前进报》记者钟鲁平回忆：
（东纵）宿营地必须经过国民党指定，行军道路仅仅由国民党军队撤出五里的走廊，东纵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随时都可能有遭国民党军队袭击的危险。同时宿营时不能作军事演习（初意竟不许放岗哨，后争取补充为：自卫性的警戒是必要的）。此外对民众方面：第一，不许散发标语宣传品;第二，不许民众慰劳;第三，不能作行军以外的工作;第四，不能与当地人民直接接洽任何事项。同时还规定不能将武器留给地方。
为保证顺利集结，5月25日，第8执行小组分成三个支组，由广州出发分赴江南、江北、粤北三个地区调处东江纵队北撤工作。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跟随江南支组抵达惠州。曾生回忆，到惠州后，国民党地方要员三天两头请他们吃饭，可就是对部队联络的事情推三阻四。
眼看半个月过去了，还没和部队联系上，曾生心急如焚。他向国民党方面摊牌，要求立即与坪山根据地的东江纵队江南支队联系。
当时，惠阳县有两个地点—— 一个“坪山”、一个“平山”，若用广州话讲发音相同，若用客家话讲则发音不同。坪山在淡水镇西南，是东江纵队的根据地，平山则在淡水镇东北，没有东纵部队。这个情况国民党方面心知肚明，可他们偏偏要到平山去寻找部队，来来回回耽误了好几天，而在坪山根据地原地待命的东纵战士们则心急如焚，明明收到了北撤的通知，却迟迟接不到起程的命令。起初，他们以为是通讯联络搞错了对象，殊不知是国民党在暗中使坏。
为了把东江纵队消灭在集结的路上，国民党军队不惜下杀手。原名刘锦进的刘黑仔是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出了名的神枪手。1941年至1945年，他带领短枪队在惠宝、港九一带活动，收集军事情报，运送武器，护送文化人，抢救国际友人……甚至还曾经夜袭日本兵营，与队友化装成日军小部队活捉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刘黑仔威名赫赫，日军曾多次重金悬赏他的人头，都奈何不了他。
5月1日，刘黑仔短枪队随粤北支队撤至南雄和江西交界的界址圩。那天上午，刘黑仔等人正在一间屋里开会，敌人的便衣故意在街上惹起事端。冲突之下，枪声响起，街上秩序大乱。敌人的机枪、手榴弹从四面八方袭来，刘黑仔身负重伤。由于医疗条件差，刘黑仔受伤三天后，牺牲在前往指挥部的路上。这位威名素著的抗日英雄，就这样倒在了北撤的路上。
在集结途中，国民党军队曾屡屡向东江纵队的战士们发起进攻。国民党第153师457团1营偷袭江北部队，8名东纵战士牺牲、7人被捕;粤北部队集中在龙江时，一名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曾生率部集中到牛皮嶂下，国民党军保安第7团出动两个营兵力，向他们发起进攻……东纵的战士们恨不得跟他们同归于尽，但曾生等高级将领总是劝大家“以大局为重”。
6月下旬，距离集结日期越来越近，分布在广东各地的东纵战士排除万难，先后抵达了集结地葵涌大鹏湾。
登船前险象环生
葵涌位于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深圳的前身。葵涌被求水岭、雷公岭、坪头岭、笔架岭群山环抱，对面就是大鹏湾。这里虽然风景秀丽，但是打起仗来没有回旋的余地，很容易被敌人“一锅端”。
曾生、方方等十分忧虑，特别是曾生，看着葵涌的地形和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的北撤战士，他头脑中不断闪现“皖南事变”的画面。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国民党已从惠州淡水调来两个师，包围了东江纵队的北撤人员。几天前，曾生在惠州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联络北撤工作时，该指挥所司令曾悄悄提醒他：“你们要抓紧时间走，他们正在调动部队，想消灭你们。”他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国民党正规部队。可见，广东地方部队希望将东江纵队送走，但国民党正规军希望将他们就地消灭。
为了不重蹈“皖南事变”的覆辙，曾生等人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调整编制，布置兵力，要求大家分头寻找船只，以备不测时从海上突围。除加强布防外，东纵指挥部还在葵涌入口处布置重兵，埋置地雷，做好应战准备。一时间，部队进入紧急状态，战士们个个嚴阵以待。
当然，从源头解决国民党的武力威胁，还是最关键的。在第8执行小组抵达大鹏湾后召开的小组会上，方方当着米勒的面质问黄维勤：“国民党政府军队总是尾随着我们，我们的安全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
黄维勤心中有鬼，默不作声。米勒则一个劲儿地打圆场，要方方和曾生相信张发奎的承诺。方方向米勒列举了国民党向葵涌附近的横岗、虾涌增兵，修筑工事的事实。另一方面，人在香港的著名报人萨空了也通过《华商报》记者连贯，向东江纵队递来情报：“顽军两个团又开向我区，拟歼灭我集中的部队。”
面对事实，米勒非常不满。他以第8执行小组的名义向张发奎发了一封急电，要求他在美国船只未到达大鹏湾之前，保证东江纵队北撤人员的安全。在未接到登船通知前，政府军队不得越过已商定的军事分界线。
张发奎接到电报后，知道不可能在葵涌对东江纵队北撤人员下手，于是又生一计，发电报给米勒称有“要事相商”，让第8执行小组全体人员回香港。方方一眼识破了他的伎俩，表示：“除非是毛泽东主席下命令调我离开这里，我才走。”米勒也想尽快完成工作回国，也不同意离开葵涌。
与此同时，香港的报纸也不遗余力揭露广州行营针对东江纵队集结的一系列阴谋。广东的民主人士、香港惠宝同乡会和海外侨胞纷纷发表声明，要求广东行营保证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在各方压力之下，广州行营只好通过中央社发表声明，“保证中共人员安全北撤”。
虽然北撤人员遵守沿途不举行欢送会的规定，但是部队集结到葵涌后，许多战士们的家属和父老乡亲，仍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子弟兵送行。为此部队专门设立了一个临时招待所。
北撤战士张持平回忆，家属们有的带鸡鸭，有的送茶果，有的送零用钱，有的送冬衣，还有从没去过北方的家属问：“北方冷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小便下来立即结成冰塔？”这些担心虽然听起来可笑，但是折射出父母、家人和乡亲对广东子弟的担忧。他们到北方会不会水土不服？能不能吃得饱、穿得暖？ 为了做家属们的思想工作，干部们没少费口舌。不过，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北撤战士们自己坚定的意志。
北撤战士罗贵回忆，自己的父母、姐姐、姑姑、堂兄多次到葵涌，劝他复员回家。亲人们说：“你北撤到山东，远离家乡，前途渺茫，生死未卜，整天行军打仗，吃不饱穿不暖，不如回家团圆，免得家人为你担惊受怕。”亲人的泪水虽然令罗贵心酸，但想到自己刚刚念过的入党誓词，哪能先顾自己和家庭呢？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坚决跟随部队北撤。
原定6月23日启航，但是由于遇到台风，三艘美国军舰直到6月29日下午4点才靠岸。临行前，方方站在沙滩上对北撤战士们说：
你们打了八年日本鬼子，解放了大片国土，拯救了千百万同胞！然而日本投降了，你们却不得不离开家乡……去为和平而努力，去为民主而努力，去为创造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你们为了坚决执行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训令，毅然决然冲破困难—— 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义无反顾地英勇集中北撤，说明你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怀抱伟大，不愧是人民优秀的儿女，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方方的话给了北撤战士们很大鼓舞。为了感谢米勒上校在北撤过程中作出的努力，曾生代表全体指战员向他赠送了一面绣着“和平使者”的锦旗。米勒接过锦旗也很激动，举起双臂高喊：“祝中国早日实现和平！”方方亦高喊：“和平万岁！民主万岁！”在场的战士们也高喊起来，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仪式结束后，北撤战士们开始登船。
按照“协定”，东纵战士只能撤退2400人，而中共在华南的抗日武装人员总数要远高于此。曾庆榴教授说，北撤人员大多是排以上干部，更多人只能留在广东。
留下的诸多战士有的想继续追随革命，有的怕复员后遭到国民党当局报复，都想跟随部队北撤。张持平记得，快开船时，海滩上还聚集着200多女卫生员、女炊事员和小鬼。“她们不愿复员，有的还大哭着，恳切要求跟我们一道上船。她们说：我们参加部队好几年，无论如何要跟你们去。”
张持平深受感动，立即请示曾生。曾生说：“虽然规定只能撤走2400人，但是美国佬没点名，就让这些女同志上船吧！”就这样，滞留在海滩上的200多名女战士和小鬼都上了船。据统计，最终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的队员共有2583人。
6月30日凌晨，北撤军舰启航，向着目的地烟台驶去。
曾庆榴教授說， 6月26日，也就是北撤军舰开船的前三天，国民党当局已经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江纵队的战士们仍能成功北撤，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北撤之后
经过5个昼夜的航行，7月5日清晨，北撤人员乘坐的登陆舰终于抵达了山东烟台港。眼前的一切令北撤人员们感动。东江纵队《前进报》随军记者钟鲁平这样写道：
在挡浪坝码头，八路军的仪仗队奏起了庄严的军乐，马路两旁欢迎的老百姓高呼：“热烈欢迎抗日有功的东江纵队北上烟台！”“坚决保卫和平！坚决保卫解放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欢呼声、锣声、鞭炮声此起彼落。当战士们走上大街，老大娘把准备好的糖果、鸡蛋、苹果、花生等一袋袋慰劳品往战士们的挂包里塞，战士们感动得掉下热泪……
半个多世纪后，北撤战士何小林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感慨：“对于刚刚走出山沟丛林的游击战士来说，犹如来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
两个老大爷一边一个拉着“小鬼班”战士的手，这个往战士口袋塞花生，那个往战士干粮袋塞鸡蛋。这个问战士：“孩子，你多大啦？”那个对战士说：“孩子，你到家啦，不再受苦啦！”一位老大娘拽住连队卫生员不让走，一会摸摸卫生员的短头发、黑脸颊，一会看看卫生员的黑衣裳，还端来一碗鸡蛋糖水，喃喃地说：“闺女，好闺女，辛苦了，喝吧！”
一路上，何小林记不清与多少热情的群众握过手，说过“谢谢”。记不清有多少大娘、大嫂送来糖水、毛巾，更记不清自己的干粮袋里被塞进了多少花生、糖块、鸡蛋和红果子……昨天告别了广东的亲人，今天迎来了山东的亲人，背井离乡的北撤战士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1947年3月，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共中央决定以东江纵队北撤人员为基础组建两广纵队。1947年8月1日，两广纵队在山东滨县成立，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隶属华东野战军。
解放战争中，这支队伍先后参加了江淮、临朐、诸城、豫东、济南、淮海等战役，配合主力兵团作战，共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
1949年秋，两广纵队挥师南下，与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及粤、赣、湘边纵队并肩作战，解放了广州。北撤的东江纵队儿女们，终于兑现了自己“打回广东”的诺言。
（选自《北京日报》2020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