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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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论证当代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也包括一些哲学家)对《尼各马可伦理学》“功能论证”的批评主要是基于一种主流的理解(本文称“传统重构”)。根据传统重构,亚氏首先并且独立地诉诸他的理论科学来说明人依据其本性所具有的“功能”(ergon),进一步界定好人的ergon是什么,最终得出幸福的定义。本文将通过反思“功能论证”中ergon概念的特性以及ergon和德性(aretē)的关系,论证二者不是相互独立的,并且人的ergon是从政治共同体中有德性的人出发来确定的,由此对该传统重构提出质疑。这种解读也能更有效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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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论证当代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也包括一些哲学家)对《尼各马可伦理学》“功能论证”的批评主要是基于一种主流的理解(本文称“传统重构”)。根据传统重构,亚氏首先并且独立地诉诸他的理论科学来说明人依据其本性所具有的“功能”(ergon),进一步界定好人的ergon是什么,最终得出幸福的定义。本文将通过反思“功能论证”中ergon概念的特性以及ergon和德性(aretē)的关系,论证二者不是相互独立的,并且人的ergon是从政治共同体中有德性的人出发来确定的,由此对该传统重构提出质疑。这种解读也能更有效地回应来自当代研究者对“功能论证”的一些常见批评或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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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真无限概念包含着先验观念论与经验实在论的统一性。因为理性的世界理念对一切现象的系统把握是通过无限概念完成的,即观念上的无限引导人们在现象序列上不停地向过去回溯。从哲学史上看,康德在无限论题上超越了芝诺、亚里士多德、休谟等人,还对潜无限与实无限之争作出了回应和调和,如此这般的真无限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康德的历史哲学领域。它通过将现象序列表现为进展中的、永不停息的动态过程,打消了人们在时间内部寻找历史开端和终结点的企图,由此就为观念上甚至揣测的开端提供了逻辑上可能的空间,也为终极目的在无限绵延的时间行程中的
实践哲学的相关问题是国内外学界近些年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囿于传统精神-物质、理论-实践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从理论本身的变动方面展开,较少突破其局限而上升到元实践哲学层面的追问,也即哲学之实践转向所蕴含的思维本身的实践维度得以可能的内在机理及其意义为何没有得到阐释与辩护。鉴于此,本文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参照,通过对指号、意义、概念、判断与思维之间关系的实践性阐释,阐明哲学思维从传统思辨性的逻辑模式向实践探究性的逻辑模式转向的路径及意义。
从大学至《莱茵报》时期,法学与哲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长期发挥着互动作用。一方面,马克思因深化法学研究的需要而转向哲学,大学期间的法学研究计划直接影响到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从哲学上确证自我意识原则高于一切之后又因现实需要而返回法学实践中捍卫人的自由,《莱茵报》时期构成了他追寻现实自由的开始。在法学实践与哲学理论的双重影响下,马克思自觉继承并发展了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理念,并将它具体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统一的人类学视角,此举奠定了马克思学说最根本的人学归旨。
广松涉以海德格尔式术语“历史-之中-存在”来阐明马克思“人”的概念。在这一视域中,人是一个历史生成过程,具有特定生产方式的经济社会的规定性,阶级觉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和前提。在总体上,广松涉强调,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前提的现实个人乃是处在特定历史关系中改造世界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客观过程中,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即自由王国)。在现代社会,人类解放的基本任务是通过自觉的联合打破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象化结构。基于此,作为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与
“南镇观花”中花的色彩的“明白”既是客体的呈现方式,也是主体综合地领悟世界的体知方式。由前者说,“明白”是自然的生机与生意的流溢,是“仁”,具有本体性;自后者论,“明白”是人通过“感”建立与世界的多重联系,与世界形成生命共同体。“寂”不是物不存在,而是人对物的存在无感应,物不在人的意义世界之内,不与人构成生命共同体。接着阳明的思路讲,心外无物的义蕴可展开为:(1)“存在应当被感知”,即人应当通过感知与物相通,构成意义世界;(2)“存在应当被关切”,即人应当让外物成为道德关注的对象,与之构成生命共同体;(3
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原指本来的形体或存在,后指事物固有的(恰当)样式;可针对一切事物而言,不专对宇宙或万有全体,而且主要在“体用”意义上使用。这种体用义的本体概念,与近代以来学界普遍从宇宙万有的最高决定者、最后本质或终极实在角度所言之本体,有根本区别。中国古代的“道”“天理”“本无”甚至“良知”(心学中)等范畴虽然可按现代流行用法称为本体(宇宙或万有本体),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们更接近于世界各大宗教中的本体概念,而未必可称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混淆三种不同的本体概念,即:(1)体用义本体、(2)宗教义本体、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时常出现创造与阐释相互转换的规律性现象。回顾哲学研究的历程,似乎明显存在着“创造——阐释——创造”或“阐释——创造——阐释”的历史“变奏曲”。这种反复出现的变奏,在哲学研究主体的个体、群体和整体诸层次上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来。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显示出阐释与创造的规律性变换,但目前在总体上处于“阐释多于创造”的状态,甚至隐含着“阐释驱逐创造”的机制。中国哲学当前发展中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乃至困境,呼唤中国哲学共同体认真考量哲学发展中阐释与创造的辩证关系,进而正确地予以对待和处理,以期形成阐释
无神论时代的信仰何以可能,这是极具挑战性的现代精神难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一方面实现了对传统有神论的批判,从而宣告了无神论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实现了对现代虚无主义的批判和克服,拯救了人类的信仰精神。旧唯物主义因缺乏主体意识和内在的超越性,无法承担起守护和捍卫人的崇高的信仰世界的职责和使命。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本身就具有崇高的精神旨趣和信仰追求,它为信仰精神的建构奠定了真实的根基,敞开了信仰精神、科学精神和实践精神有机统一的共产主义理想,科学地回
晚清以降,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逐渐瓦解,经学史学化与义理学哲学化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中国学术的整体性被现代分科之学所替代。刘咸炘重新阐释经学、义理学与史学的内涵及其关系,开掘中国传统学术的精义,探寻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出路。刘咸炘会通儒道,提出经学统摄子史,通过道家圆通广大之史观阐发儒家义理的精微之处;儒家义理学以性善为本,因时创制群体原理,在性情与理智、个人与群体之间建立有机系统;人事学意义上的史学在“博学于文”的文史之学与“学为人之道”的义理学之间建立相资为用的能动关系。考察刘咸炘建构推十合一
邵雍哲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复杂而系统的体用论。这一理论有严整的结构。一方面,关于事物内部的关系,邵雍以体四用三的形式,界定了事物之整体及其自身当中之为形质性与活动性的因素,表达了对于用与不用的理解;另一方面,关于事物之间的关系,邵雍则以体用对待的形式,从动静、主从、高下、先后等角度说明了体用的复杂含义与事物的多重样态。邵雍的体用论以物为对象,以物理为内容,体现了其观物的哲学宗旨。不同于本体大用的模式,邵雍的理论接续了王弼以来中国哲学固有的体用论的传统,展示了理学初期理论建构的一种方向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