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并没有灌输任何思想，也没反对任何信仰。他只是本着自己一贯的怀疑精神，告诫年轻的学生
　　
　　看到这个题目时，有些吃惊。这是一个反题，本句为南宋吕祖谦的“理未易明，善未易察”。这句话是我当初读胡适时读到的，很熟稔了。无意中看到郭沫若以反题标榜，不免暗惊，他是要反宋代那个吕祖谦吗？文章读过，原来，他不是反吕祖谦，而是反引用吕祖谦的胡适。
　　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新生开学典礼。作为校长的胡适致词。他告诫新生，“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争取努力做到“独立的研究、独立的思想”。最后，胡适以吕祖谦的上述八字作结，“勉励诸生”。这个讲话连续三天登载在11月初的《浙江日报》上。1947年春，郭沫若以“理甚易明 善甚易察”为一篇文章中的小题，在《文汇报》上反驳胡适。
　　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种反驳居然隔代赓续。直到1955年，鲁迅私淑弟子唐弢亦标题以“理未易明，善未易察”，抓住胡适不放。这是他所补充的胡适讲演的历史背景：“一九四七年，当马歇尔的‘调停’失败，蒋介石疯狂地进攻解放区，由于这种违反民意的行动和日益腐化的统治，反动政权摇摇欲坠，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愈来愈拥护，对革命形势发展的认识，愈来愈清楚。这时，胡适却捧出他的不可知论的法宝，引用了明朝吕祖谦的‘理未易明，善未易察’，补充了自己的主张，大肆宣传；以达到他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目的。”
　　这一段征引，可以使我们再度领略我们当不陌生的语言和文风，奇怪的是，如果不是诛心，唐弢何以知道胡适讲演的目的。然而，就是这一节讨伐，也有三处可以更正：一是胡适的讲演是1946年，并非1947年；二是吕祖谦乃宋代人氏而非明代；三是胡适征引的吕氏八字在哲学上不属于“不可知论”，因为“未易明”并不等于“不可明”。
　　郭、唐二位的驳诘，简单、粗暴而又意识形态。返观胡适讲演，秉持价值中性，他并没有灌输任何思想，也没反对任何信仰。他只是本着自己一贯的怀疑精神，告诫年轻的学生对任何思想和信仰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本是北大的学风，也是师长对自己门生应有的交代。可是，那些以攻伐为务的知识左翼，总以为自己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一切不同于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责为罪状，加以攻击。这是唐弢原话：“就像胡适引用‘理未易明，善未易察’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一样；它的反动的程度，甚至于成为直接的武器来阻挡革命。”好在历史才能检验文字，几十年过去，把胡、郭、唐三人的篇什摆在一起，可以看到，胡适的讲演依然不失其意义，郭、唐文章，过眼云烟而已。
　　郭沫若是这样阐释他的观点：“人民是主人，……合乎人民本位的便是善，便是进步，事虽小亦必为之。反乎人民本位的便是恶，便是反动，力虽大亦必拒之。”这难道不是很容易明白的事理吗？所以“理甚易明，善甚易察”。郭氏的话没错，但问题恰恰没有这么简单。人民是谁，它完全可以根据权力的意志和政治需要不断变动。这样的例子不少，今天还是人民，明天倏然就是敌人了。而况这位曾经高呼“斯大林万岁”的诗人，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斯大林杀人时，往往是以“人民”的名义。
　　可以看看郭沫若本人当时是如何“理甚易明”的。1946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发表，不久《大公报》登载了该报主笔王芸生的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直言批评毛泽东由这首词所显示的帝王思想。放在当时，这至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然而，在“理甚易明”的郭沫若那里，“毛泽东是不是在提倡‘复古’，鼓励‘帝王思想’，这些问题要拿出来讨论都觉得有点无聊”；而且不仅是无聊，“善甚易察”因而“不善也易察”的郭沫若，更察出了王芸生的不善之心——是在“历史批评的外表之下执行他的某种政治任务”。于是，郭沫若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王芸生“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打倒毛泽东自然也就是打倒了共产党。打倒共产党自然也就护卫了和共产党对立的党系。这偷天换日的本领是多可爱！”
　　这是说王芸生吗？怎么看都像是说他自己。他自己比谁都“护卫”不妨，居然倒打一耙。其实“不党不私”的《大公报》，对国共两党俱无所护卫而又都有所批评，比较之下，它批国民党显然更严厉。连这一点事实都看不出来，还高调什么“理甚易明”，真让人发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