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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从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在邹韬奋逝世5周年之际，周恩来曾经饱含深深的怀念之情为他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款字字千斤的题词是对邹韬奋一生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映照出二人多年深交熟知之真情所在。正是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影响下，邹韬奋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最终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坚定不移地转向共产主义，写就了他光辉壮丽的人生篇章。
一见如故 志同道合 共谋民族解放大业
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在广大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对邹韬奋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早有所闻，对他的才华和作为暗自佩服、赞赏。
所幸的是，在武汉，周恩来与邹韬奋终于相见、相识，而后极投缘地频繁交往起来。二人第一次的见面，彼此便都感觉好似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
周恩来握着邹韬奋的手，十分坦诚地面带微笑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
谈话中，周恩来还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邹韬奋的手，坚定地鼓励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
周恩来的热情和诚恳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提起过：“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周恩来与邹韬奋第一次谋面就一见如故，这并非偶然，是有其内在的因素必然地起着作用的。邹韬奋和中国共产党早有接触，其事业一直得到党的关怀和支持，其成就也深得党的赞赏和尊重。他所主办的刊物和书店里边，很早就有一些共产党员参与工作，而且均得到他的重用。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一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初，他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7月被迫流亡国外。这年，他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曾得到了瞿秋白的关注。1935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等刊物，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又得到刘少奇的支持。这年8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看到由邹韬奋起草、并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后，曾经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在致“乃器、行知、韬奋、钧儒诸先生及全国联合会全体会员们”的一封信中，表示极大的鼓励，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救国主张，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中国共产党愿意与救国会及一切赞成抗日的党派、组织和个人合作。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大多数通过的规章、纲领和决议，并表示共产党愿意在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9月18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付上我们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请求诸位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信中还说：“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9月24日，潘汉年带着毛泽东写给宋庆龄的信离开陕北苏区，前往上海。从此以后，邹韬奋就同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开始了直接联系。11月，他与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获释。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直至1938年到了武汉，邹韬奋便有机会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主要是周恩来)得以见面共事。周恩来与邹韬奋均有相见恨晚的同感，彼此信任钦佩，从此推心置腹，结为知己。
遇事商助 并肩作战开拓出版宣传事业
周恩来堪称大力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代表。他对其他各党派人士，都保持有密切的交往。到了武汉特别是在重庆期间，邹韬奋与周恩来直接来往多了起来，较为密切。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和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也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通过这种经常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使他们逐渐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他们中很多人日后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一见如故的邹韬奋先生，周恩来表现出更多的关爱。因为他深知，进步出版事业，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真理的有力阵地，是党的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邹韬奋则从周恩来那里不断地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了解，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及时得到周恩来的帮助。在当时著名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经常出现邹韬奋的身影。他不是来此请教政治问题，就是随时获知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尤其是有关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的各种决定，从而使自己能更充分地发挥文化宣传作用，以唤起更多民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有时，邓颖超还出面邀请邹韬奋偕夫人沈粹缜来家里“做客”。来家之后，总是两位夫人到另一间屋子叙话，而让周恩来和邹韬奋在宽敞的客厅里畅谈。
邹韬奋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各解放区的民主建设，从一开始就心向往之。1938年10月，他曾经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设立生活书店，以便对解放区军民进行文化服务工作。
这一要求立即得到党的赞赏与支持。这年12月间，当获知在出版界和抗日救国运动中与他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的李公朴欲去访问延安时，邹韬奋派’出生活书店西安分 店化名为“杜绝”的一位工作人员陪同前往。
李公朴等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见。毛泽东与他们谈话的时候，曾经具体地提出了书店工作的方针。为此，1939年3月18日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内部油印刊物《店务通讯》第14期中，还隆重地以《毛泽东先生在去年答复杜绝先生的问话》为题，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当时形势的分析与对出版工作的意见，现摘其要处披露于下：
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终不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与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战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比邹韬奋当时所期望的要宏大的多。毛泽东的预见，后来确实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毛泽东对出版界提出的战略部署，从1939年至1940年由周恩来亲自作了具体的安排。1940年夏，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邀约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这三家书店的负责人，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告诉他们可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当年的9、10月间，这三家书店就派出专人带了一部分纸型和资金，辗转到了晋东南开设华北书店。以后又派专人前往延安开设新书店。在重庆的这三家书店负责人，从此也定期经常碰头，共商三店坚持大后方斗争与继续开展敌后出版工作的有关事情。
1941年春发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出版事业的摧残更为加紧。关于书店应如何做好隐蔽疏散等工作，周恩来又给出了许多指导意见。周恩来还约请邹韬奋等知名的三家书店的负责人共同商议对策。他提出了要采取“化整为零、多种形式”的做法，将进步出版机构严格区分为一、二、三线：第一线出版物要敢于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第二线着重出版理论性书籍以及同现实政治关系不那样直接的书籍；第三线出版工具书、技术性书籍和中外文学书籍，采取更为稳重、隐蔽的做法。这三家书店根据这些原则，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一直坚持了下来，继续出版各种进步书刊，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斗争的环境越来越千难万险，党中央和周恩来不得不考虑要保存革命出版事业的有生力量。2月1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邹韬奋携夫人沈粹缜去曾家岩拜访周恩来夫妇。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在上清寺通往曾家岩的街道上，日夜均坐守着国民党特务。虑及安全，他们改从国民政府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走过小土丘，迂回来到了曾家岩50号。
在这熟悉而亲切的居所里，邹韬奋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促膝交谈。这一次相见竟成了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时的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进步文化界的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避开这些危险境地，逐步将在重庆和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往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邹韬奋一方面继续公开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另一方面便着手应变准备，开始有计划地疏散书店工作人员，把出版发行的重点转移至解放区去，而把生活书店的领导中心移往香港。
2月25日晨，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秘密离开了重庆，并于3月5日飞抵香港。在香港朋友举行的便宴上，邹韬奋庄严地声明：“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不久，他的著名刊物《大众生活》便复刊发行。在这里，邹韬奋所进行的抗日宣传工作，继续得到周恩来的关注。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即将沦陷之际，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十分关心留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并立即设法营救邹韬奋等大批在港的进步人士。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周恩来给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连去两封急电，要求“香港人员的退路，除了去广州湾、东江以外，马来亚亦可去一些”；“如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如能去琼崖与东江游击队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又不能去游击队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不久，又致电廖承志，询问香港文化界人士撤退和安置情况，以及同新加坡、菲律宾的联络情况。并叮嘱他们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开香港。当邹韬奋听说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为了他和香港众多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安危历经了数日的不眠之夜时，深为感动，更坚定了他奋不顾身为党和人民工作和斗争到底的决心。随即，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有组织地迅速撤离香港。周恩来或通过电报联络，或派人接应，分别作出具体安排。他特别关注当时遭受国民党迫害的柳亚子、邹韬奋，电嘱南委书记方方指定专人负责护送，确保二人的安全。这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活动，历时半年，行程万里，遍及10余省，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邹韬奋便是其中被营救的重点人士之一。除此之外，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香港人员和外国友人。
1942年1月，邹韬奋经周恩来等的营救来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因为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迫害，邹韬奋被迫隐居在梅县乡下。期间，他与同时到达东江游击区的徐伯昕，共同研究了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计划。这年7、8月间，得知国民党已经派遣认识邹韬奋的特务头子刘百闵前往广东探寻邹韬奋踪影的消息后，徐伯昕带着和邹韬奋商定的方案，于8月启程从桂林专程赴重庆向周恩来请示出版工作，并汇报了邹韬奋的情况。
周恩来听取汇报后着重指出，在投资合营或化名自营的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的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生活书店遵照周恩来的意见，作了具体的工作部署。与此同时，周恩来想到了邹韬奋的处境，明确指出，邹韬奋隐居在广东乡间，不一定就不出问题。为了邹韬奋的安全，并使他能够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周恩来建议邹韬奋可以考虑是否前去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可以从那里转赴延安。
邹韬奋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9月下旬，便同从桂林派来的一位书店同事离开了梅县，经上海辗转进入苏北解放区。可这时的他，不幸已身患癌症。
具体指导 倾注心血 以力助工作和推崇名家名著
对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周恩来十分关心。生活书店在抗战爆发前，总店在上海，分店只有广州和汉口两处；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全国分店已经达到50余处，总店先后移往汉口与重庆。书店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党组织经常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周恩来亲自帮助邹韬奋对生活书店内的共产党员干部做思想工作。1939年，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包括重庆分店)有一个由十几名党员组成的中共支部，起初受当地党组织的区委领导。由于支部的党员中有些“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在团结某些群众方面存在缺点。比如，在一次选举书店的领导机构——理事会的理事和人事委员会的委员时，有几位党外人士因未得到党员的支持而落选；而有一部分党员，不安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总想去延安。邹韬奋作为全店的领导，遇上这种复杂情况或比较棘手的问题时，显得有些一筹莫展，感到为难得很。
有一天，邹韬奋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谈话，除谈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外，还将店内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来“请教”。不久，这事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便召集书店支部的同志到他那里谈话，教育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邹韬奋办好生活书店。他说，通过多少年来的实践工作，大家都看到也亲身体验到了，书店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团结教育大后方广大人民群众方面，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继续更好地发挥它们这样重要的作用，“书店的工作人员，不论党内党外，都是做革命工作的，一定要做好团结工作；党员干部如果不是由于暴露了身份无法再在重庆工作，都不要去延安，应当在大后方坚持下去。”而且周恩来还当场作出决定，书店党支部改由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
从此，邹韬奋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党员干部的关系更加融洽，更加亲密，工作起来配合得更加协调，步调一致，团结奋斗，有效地推进了书店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作用。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生活书店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在这种残酷而严峻的情况下，党支部全力协助邹韬奋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尽量做到保存力量，减少损失，齐心协力克服了困难，度过了难关。
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按月举行的茶话会，周恩来经常被邹韬奋邀请参加。在书店全体工作人员和家属欢聚一堂的这些会场上，周恩来总是面带笑容，像拉家常一样，纵谈当前政治形势，国共谈判情形，问寒问暖，每次都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一次茶话会上，周恩来对书店的职工说：“国民党对‘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句口号不满，指责我们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为什么共产党要加上‘革命的’形容词。我对他们说，你们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没有读过《建国方略》这部书。孙中山先生在这部书的开头就说‘余所著之三民主义乃革命之三民主义’。可见我们只是把‘之’字改了‘的’字，有什么不对?”大家听了心悦诚服，禁不住畅快地大笑起来。
接下来，周恩来微笑着说：“国民党又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我说，我们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为共产党人了。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这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掉下炸弹，地下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周恩来这番睿智且逗趣的话语，包含了耐人寻味的道理，在引来大家又一片开怀大笑之余，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值得咀嚼的深刻印象。
等大家止了笑声后，周恩来又谈到了共产党名称的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称许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动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号，主要是看它的实际行动。例如我的名字叫‘恩来’，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又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和一片会心的笑声。
周恩来深入浅出、亲切、生动而极富说服力的讲话，使大家感到心里亮堂了许多，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了信心，看到了必胜的曙光。每次出席类似的会议，讲完话后，周恩来总要与邹韬奋耳语片刻，然后邹韬奋便起身宣布说：“周先生很忙，要先走一步了。”于是，在热烈的掌声中，在大家尊敬的目送下，邹韬奋伴送周恩来离开了会场。这种场合和类似的活动，曾在武汉、重庆常住的董必武、叶剑英、徐特立和博古等党的领导同志，也都应邹韬奋的诚邀，到生活书店作过报告。
周恩来虽然工作繁忙，但仍然常常挤出时间来阅读邹韬奋的著作和他主编的刊物，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邹韬奋亲手培植起来的独树一帜的“《生活》作风”。1938年在汉口期间，有一次就创办一张报纸的问题与党内的新闻工作者谈话时，周恩来明确指导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要求以邹韬奋先生为榜样，办出一份又一份宣传抗日、团结、进步而独特的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在邹韬奋的著作中，周恩来尤其推崇《萍踪忆语》这本书。邹韬奋对周恩来的见解有一番专门记述：“周恩来先生一次偶然和我提及《萍踪忆语》，他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到过有比这本书搜集资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这虽承他过奖，但在当时为着搜集著述材料，不以视察美国东部为满足，特冒着相当的危险往美国南部一行……除东部、南部外，还往北部、西部，不但视察城市，而且深入乡村，所以自问是很费一番苦工的。”毫无疑问，周恩来对邹韬奋的关怀和推崇，给在国民党压迫下艰苦奋斗的邹韬奋以极大的鼓舞，使他在斗争中增长勇气，不懈前进，在敌人面前表现出更加令人折服的昂扬斗志和追求光明的不屈不挠精神。
邹韬奋多次要求入党周恩来称党外更能发挥奇效
邹韬奋在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中，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它是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组织，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英勇奋斗的政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在那个时期尚未参加党的组织，但他并非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选定了共产党的。
在汉口和重庆，邹韬奋曾经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从党的事业的全局出发，几次劝说邹韬奋最好还是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来为党工作，反而价值更大。周恩来总是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
邹韬奋对周恩来一向怀着极大的信任和崇敬之隋，听到周恩来 的如此解释后，他不再多言，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继续自觉地积极地当好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和共产党密切配合，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一道战斗到底。
其时，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公开驻在国民党统治区，并且出版了公开的党报和党刊。但是，邹韬奋和他所主编的刊物在总的斗争中仍旧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与国民党统治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还要和统一战线内部的投降动摇分子作相应机智的斗争。在此期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有力地揭发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一面和反民主的法西斯真面目。
在当时尖锐的斗争中，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邹韬奋有时是直接与周恩来协商和讨教妥当有效的应对措施，但大部分情况下，他总牢记周恩来的嘱咐，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与特务分子等巧妙周旋，给以必要的斗争。
1940年7月，国民党特务丧心病狂，一度造谣说邹韬奋和沈钧儒等要在重庆“暴动”。刹那间，在邹韬奋所住的“衡舍”门口及附近，不少国民党军警来来往往，意图监视他的行动。他的夫人为他的安危十分担忧，不免发点牢骚说：“在这里受国民党特务的气，环境又不好，文章也不能好好写，话还不能痛痛快快地讲，还不如到延安去。”
邹韬奋说：“延安当然比这里好，但是我的岗位在这里。我虽然不能用枪杆，可是我能用笔杆。正因为这里的环境恶劣，就要求我用这一枝笔与敌人更坚决地战斗。将来有机会，延安我们总是要去的。”
以后，在谈到入党问题的时候，邹韬奋曾经回顾说：“我在抗日战争开始，在武汉时，曾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求入党。恩来同志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与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我接受恩来同志的指示。到重庆后，我又向恩来同志提出了入党要求，他还是以前的意思，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
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纵观全局，高瞻远瞩，做出邹韬奋暂不入党的决定，确实是极为有利于党的工作的开展，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邹韬奋先生的特定岗位和特殊作用，是任何人所不能代替的。从另一方面也雄辩地证明，这个时期邹韬奋思想的进步发展，是同周恩来的关怀、教育、帮助和鼓励密不可分的。
邹韬奋当时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成为正式的、公开的中国共产党员，但是，他对党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表示了衷心的景仰，他的政治态度与党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表现得非常立场分明，原则性极强，完全不像其他某些知识分子那样，在国共两党之间站在“中立”的位置，抱着“中立”的观点和态度，幻想走一种明哲保身的“第三条道路”，瞻前顾后地视“行情”行事，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喜欢留条“后路”，而且一遇到困难就动摇。
与此相反，邹韬奋遇事总是去找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组织商量，尊重周恩来和党组织的意见，表现出其立场的明确性，总是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如此，他还努力使党的主张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严格地用革命者、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总是听从周恩来和党组织的嘱托，无条件地按照整个革命的利益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正是邹韬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坚决地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党，他自然招来许多危险，经受诸多磨难，甚至牺牲个人的一切。特别是惹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迫害他。即使这样的斗争有多么残酷与艰险，邹韬奋始终不渝地跟着共产党走，为民族解放鼓与呼，四处奔波，表现了无比坚强勇敢的战斗精神。不管碰到多大的风暴，他从未向暴力屈服。
国民党当局对邹韬奋的迫害，在1942年春皖南事变之后达到了顶点。他和数百位同仁经过多年惨淡经营、艰苦发展起来的出版事业，被国民党一个个地毁掉。有一天，他曾接连收到8处书店被查封的电报。这样的境况已十分清楚地提醒他：若不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全部事业在一夜间就有可能变为废墟。但是，邹韬奋依然坚持革命立场，和共产党采取一致态度，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铁骨。
生死一别 追念英杰悄切切
邹韬奋是一位极重感情的人，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他与周恩来结成了真挚的革命友谊。不管是在遭受敌人的通缉而隐名埋姓流亡的途中，或是在癌症病痛的折磨期间，他的心中一直有着一盏明灯指引着他克服困难，不停歇地前进，奔赴光明。这盏“明灯”说抽象一些就是伟大的共产党，说具体一点的话，便是敬爱的周恩来。
1942年冬天，邹韬奋辗转到达苏北解放区。这时，虽然病痛的折磨日益加剧，加之又遭遇敌人的残酷“扫荡”，但他还是被解放区明朗的天空深深吸引了。他带病前往各处观光时，经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对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爱戴与敬仰，时常脱口道出：“恩来同志，恩来同志!”由于病情愈来愈加重，不久他便回到上海治疗。即便到了弥留之际，邹韬奋还是念念不忘周恩来，多次谈及：“恩来同志是我毕生最敬佩的朋友。”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溘然辞世。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一心向往着延安和党中央。在临终前郑重口授的遗嘱中，他正式向党提出：“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中共中央接到他的这份遗嘱，立即于9月28日致电邹韬奋的家属：“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为吾党的光荣。”邹韬奋经过周恩来长期的鼓励和帮助，生前魂牵梦萦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邹韬奋去世的噩耗传到延安时，周恩来万分哀痛，如锥刺心。好在有中央追认先生入党一事略作安慰。1944年10月1日，由宋庆龄、林伯渠和郭沫若等人发起，各党派、各阶层在重庆举行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时，周恩来夫妇庄重送上一幅凝结爱心、高度评价其一生的挽联：
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国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那怕冤狱摧残，宵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
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府，准备反攻，驱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竞逝，倍令后死伤神。
10月11日，周恩来又在延安召集博古、吴玉章等，发起组织“邹韬奋同志追悼会筹委会”，并且讨论追悼事项，议决纪念办法。
会上，周恩来热诚颂扬了邹韬奋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和主张，指引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周恩来还再次谈及邹韬奋游历考察欧美所著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书，他大加赞赏地说：“《忆语》是视察研究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美国的结果，对它的分析认识很深刻，是难得的一部著作。”
会后，周恩来还亲笔修改纪念和追悼办法，加上“提议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一句，并将会议记录送毛泽东阅批。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
1945年9月12日，在得来不易的抗日战争胜利的万众欢呼声中，周恩来却默默地思念起为这胜利的一刻而前仆后继英勇倒下的无数先烈们，他更不能不想念那位与自己肝胆相照、奋勇当先的优秀知识分子代表——邹韬奋先生。他深怀无限崇敬和纪念之情，提笔给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写去一信，以表示衷心的慰问：粹缜先生：
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更加深切的了。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现在，他的一生光辉的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更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韬奋先生所全心向往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懈。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想到这些，您，最亲切地了解韬奋先生的人，一定也会在苦痛中感到安慰的吧!您的孩子——嘉骝，在延安过得很好，他品格和勤学，都使他能无负于他的父亲，这也一定是可以使您欣慰的事吧!谨向您致衷心的慰问，并祝您和您的孩子们健康!
周恩来启
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
(责编 卢成)
(题图为邹韬奋纪念邮票)
一见如故 志同道合 共谋民族解放大业
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在广大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对邹韬奋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早有所闻，对他的才华和作为暗自佩服、赞赏。
所幸的是，在武汉，周恩来与邹韬奋终于相见、相识，而后极投缘地频繁交往起来。二人第一次的见面，彼此便都感觉好似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
周恩来握着邹韬奋的手，十分坦诚地面带微笑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
谈话中，周恩来还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邹韬奋的手，坚定地鼓励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
周恩来的热情和诚恳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提起过：“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周恩来与邹韬奋第一次谋面就一见如故，这并非偶然，是有其内在的因素必然地起着作用的。邹韬奋和中国共产党早有接触，其事业一直得到党的关怀和支持，其成就也深得党的赞赏和尊重。他所主办的刊物和书店里边，很早就有一些共产党员参与工作，而且均得到他的重用。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一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初，他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7月被迫流亡国外。这年，他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曾得到了瞿秋白的关注。1935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等刊物，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又得到刘少奇的支持。这年8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看到由邹韬奋起草、并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后，曾经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在致“乃器、行知、韬奋、钧儒诸先生及全国联合会全体会员们”的一封信中，表示极大的鼓励，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救国主张，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中国共产党愿意与救国会及一切赞成抗日的党派、组织和个人合作。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大多数通过的规章、纲领和决议，并表示共产党愿意在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9月18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付上我们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请求诸位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信中还说：“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9月24日，潘汉年带着毛泽东写给宋庆龄的信离开陕北苏区，前往上海。从此以后，邹韬奋就同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开始了直接联系。11月，他与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获释。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直至1938年到了武汉，邹韬奋便有机会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主要是周恩来)得以见面共事。周恩来与邹韬奋均有相见恨晚的同感，彼此信任钦佩，从此推心置腹，结为知己。
遇事商助 并肩作战开拓出版宣传事业
周恩来堪称大力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代表。他对其他各党派人士，都保持有密切的交往。到了武汉特别是在重庆期间，邹韬奋与周恩来直接来往多了起来，较为密切。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和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也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通过这种经常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使他们逐渐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他们中很多人日后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一见如故的邹韬奋先生，周恩来表现出更多的关爱。因为他深知，进步出版事业，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真理的有力阵地，是党的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邹韬奋则从周恩来那里不断地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了解，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及时得到周恩来的帮助。在当时著名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经常出现邹韬奋的身影。他不是来此请教政治问题，就是随时获知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尤其是有关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的各种决定，从而使自己能更充分地发挥文化宣传作用，以唤起更多民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有时，邓颖超还出面邀请邹韬奋偕夫人沈粹缜来家里“做客”。来家之后，总是两位夫人到另一间屋子叙话，而让周恩来和邹韬奋在宽敞的客厅里畅谈。
邹韬奋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各解放区的民主建设，从一开始就心向往之。1938年10月，他曾经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设立生活书店，以便对解放区军民进行文化服务工作。
这一要求立即得到党的赞赏与支持。这年12月间，当获知在出版界和抗日救国运动中与他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的李公朴欲去访问延安时，邹韬奋派’出生活书店西安分 店化名为“杜绝”的一位工作人员陪同前往。
李公朴等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见。毛泽东与他们谈话的时候，曾经具体地提出了书店工作的方针。为此，1939年3月18日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内部油印刊物《店务通讯》第14期中，还隆重地以《毛泽东先生在去年答复杜绝先生的问话》为题，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当时形势的分析与对出版工作的意见，现摘其要处披露于下：
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终不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与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战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比邹韬奋当时所期望的要宏大的多。毛泽东的预见，后来确实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毛泽东对出版界提出的战略部署，从1939年至1940年由周恩来亲自作了具体的安排。1940年夏，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邀约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这三家书店的负责人，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告诉他们可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当年的9、10月间，这三家书店就派出专人带了一部分纸型和资金，辗转到了晋东南开设华北书店。以后又派专人前往延安开设新书店。在重庆的这三家书店负责人，从此也定期经常碰头，共商三店坚持大后方斗争与继续开展敌后出版工作的有关事情。
1941年春发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出版事业的摧残更为加紧。关于书店应如何做好隐蔽疏散等工作，周恩来又给出了许多指导意见。周恩来还约请邹韬奋等知名的三家书店的负责人共同商议对策。他提出了要采取“化整为零、多种形式”的做法，将进步出版机构严格区分为一、二、三线：第一线出版物要敢于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第二线着重出版理论性书籍以及同现实政治关系不那样直接的书籍；第三线出版工具书、技术性书籍和中外文学书籍，采取更为稳重、隐蔽的做法。这三家书店根据这些原则，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一直坚持了下来，继续出版各种进步书刊，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斗争的环境越来越千难万险，党中央和周恩来不得不考虑要保存革命出版事业的有生力量。2月1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邹韬奋携夫人沈粹缜去曾家岩拜访周恩来夫妇。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在上清寺通往曾家岩的街道上，日夜均坐守着国民党特务。虑及安全，他们改从国民政府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走过小土丘，迂回来到了曾家岩50号。
在这熟悉而亲切的居所里，邹韬奋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促膝交谈。这一次相见竟成了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时的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进步文化界的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避开这些危险境地，逐步将在重庆和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往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邹韬奋一方面继续公开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另一方面便着手应变准备，开始有计划地疏散书店工作人员，把出版发行的重点转移至解放区去，而把生活书店的领导中心移往香港。
2月25日晨，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秘密离开了重庆，并于3月5日飞抵香港。在香港朋友举行的便宴上，邹韬奋庄严地声明：“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不久，他的著名刊物《大众生活》便复刊发行。在这里，邹韬奋所进行的抗日宣传工作，继续得到周恩来的关注。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即将沦陷之际，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十分关心留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并立即设法营救邹韬奋等大批在港的进步人士。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周恩来给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连去两封急电，要求“香港人员的退路，除了去广州湾、东江以外，马来亚亦可去一些”；“如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如能去琼崖与东江游击队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又不能去游击队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不久，又致电廖承志，询问香港文化界人士撤退和安置情况，以及同新加坡、菲律宾的联络情况。并叮嘱他们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开香港。当邹韬奋听说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为了他和香港众多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安危历经了数日的不眠之夜时，深为感动，更坚定了他奋不顾身为党和人民工作和斗争到底的决心。随即，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有组织地迅速撤离香港。周恩来或通过电报联络，或派人接应，分别作出具体安排。他特别关注当时遭受国民党迫害的柳亚子、邹韬奋，电嘱南委书记方方指定专人负责护送，确保二人的安全。这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活动，历时半年，行程万里，遍及10余省，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邹韬奋便是其中被营救的重点人士之一。除此之外，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香港人员和外国友人。
1942年1月，邹韬奋经周恩来等的营救来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因为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迫害，邹韬奋被迫隐居在梅县乡下。期间，他与同时到达东江游击区的徐伯昕，共同研究了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计划。这年7、8月间，得知国民党已经派遣认识邹韬奋的特务头子刘百闵前往广东探寻邹韬奋踪影的消息后，徐伯昕带着和邹韬奋商定的方案，于8月启程从桂林专程赴重庆向周恩来请示出版工作，并汇报了邹韬奋的情况。
周恩来听取汇报后着重指出，在投资合营或化名自营的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的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生活书店遵照周恩来的意见，作了具体的工作部署。与此同时，周恩来想到了邹韬奋的处境，明确指出，邹韬奋隐居在广东乡间，不一定就不出问题。为了邹韬奋的安全，并使他能够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周恩来建议邹韬奋可以考虑是否前去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可以从那里转赴延安。
邹韬奋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9月下旬，便同从桂林派来的一位书店同事离开了梅县，经上海辗转进入苏北解放区。可这时的他，不幸已身患癌症。
具体指导 倾注心血 以力助工作和推崇名家名著
对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周恩来十分关心。生活书店在抗战爆发前，总店在上海，分店只有广州和汉口两处；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全国分店已经达到50余处，总店先后移往汉口与重庆。书店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党组织经常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周恩来亲自帮助邹韬奋对生活书店内的共产党员干部做思想工作。1939年，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包括重庆分店)有一个由十几名党员组成的中共支部，起初受当地党组织的区委领导。由于支部的党员中有些“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在团结某些群众方面存在缺点。比如，在一次选举书店的领导机构——理事会的理事和人事委员会的委员时，有几位党外人士因未得到党员的支持而落选；而有一部分党员，不安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总想去延安。邹韬奋作为全店的领导，遇上这种复杂情况或比较棘手的问题时，显得有些一筹莫展，感到为难得很。
有一天，邹韬奋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谈话，除谈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外，还将店内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来“请教”。不久，这事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便召集书店支部的同志到他那里谈话，教育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邹韬奋办好生活书店。他说，通过多少年来的实践工作，大家都看到也亲身体验到了，书店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团结教育大后方广大人民群众方面，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继续更好地发挥它们这样重要的作用，“书店的工作人员，不论党内党外，都是做革命工作的，一定要做好团结工作；党员干部如果不是由于暴露了身份无法再在重庆工作，都不要去延安，应当在大后方坚持下去。”而且周恩来还当场作出决定，书店党支部改由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
从此，邹韬奋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党员干部的关系更加融洽，更加亲密，工作起来配合得更加协调，步调一致，团结奋斗，有效地推进了书店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作用。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生活书店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在这种残酷而严峻的情况下，党支部全力协助邹韬奋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尽量做到保存力量，减少损失，齐心协力克服了困难，度过了难关。
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按月举行的茶话会，周恩来经常被邹韬奋邀请参加。在书店全体工作人员和家属欢聚一堂的这些会场上，周恩来总是面带笑容，像拉家常一样，纵谈当前政治形势，国共谈判情形，问寒问暖，每次都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一次茶话会上，周恩来对书店的职工说：“国民党对‘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句口号不满，指责我们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为什么共产党要加上‘革命的’形容词。我对他们说，你们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没有读过《建国方略》这部书。孙中山先生在这部书的开头就说‘余所著之三民主义乃革命之三民主义’。可见我们只是把‘之’字改了‘的’字，有什么不对?”大家听了心悦诚服，禁不住畅快地大笑起来。
接下来，周恩来微笑着说：“国民党又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我说，我们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为共产党人了。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这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掉下炸弹，地下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周恩来这番睿智且逗趣的话语，包含了耐人寻味的道理，在引来大家又一片开怀大笑之余，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值得咀嚼的深刻印象。
等大家止了笑声后，周恩来又谈到了共产党名称的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称许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动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号，主要是看它的实际行动。例如我的名字叫‘恩来’，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又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和一片会心的笑声。
周恩来深入浅出、亲切、生动而极富说服力的讲话，使大家感到心里亮堂了许多，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了信心，看到了必胜的曙光。每次出席类似的会议，讲完话后，周恩来总要与邹韬奋耳语片刻，然后邹韬奋便起身宣布说：“周先生很忙，要先走一步了。”于是，在热烈的掌声中，在大家尊敬的目送下，邹韬奋伴送周恩来离开了会场。这种场合和类似的活动，曾在武汉、重庆常住的董必武、叶剑英、徐特立和博古等党的领导同志，也都应邹韬奋的诚邀，到生活书店作过报告。
周恩来虽然工作繁忙，但仍然常常挤出时间来阅读邹韬奋的著作和他主编的刊物，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邹韬奋亲手培植起来的独树一帜的“《生活》作风”。1938年在汉口期间，有一次就创办一张报纸的问题与党内的新闻工作者谈话时，周恩来明确指导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要求以邹韬奋先生为榜样，办出一份又一份宣传抗日、团结、进步而独特的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在邹韬奋的著作中，周恩来尤其推崇《萍踪忆语》这本书。邹韬奋对周恩来的见解有一番专门记述：“周恩来先生一次偶然和我提及《萍踪忆语》，他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到过有比这本书搜集资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这虽承他过奖，但在当时为着搜集著述材料，不以视察美国东部为满足，特冒着相当的危险往美国南部一行……除东部、南部外，还往北部、西部，不但视察城市，而且深入乡村，所以自问是很费一番苦工的。”毫无疑问，周恩来对邹韬奋的关怀和推崇，给在国民党压迫下艰苦奋斗的邹韬奋以极大的鼓舞，使他在斗争中增长勇气，不懈前进，在敌人面前表现出更加令人折服的昂扬斗志和追求光明的不屈不挠精神。
邹韬奋多次要求入党周恩来称党外更能发挥奇效
邹韬奋在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中，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它是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组织，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英勇奋斗的政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在那个时期尚未参加党的组织，但他并非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选定了共产党的。
在汉口和重庆，邹韬奋曾经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从党的事业的全局出发，几次劝说邹韬奋最好还是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来为党工作，反而价值更大。周恩来总是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
邹韬奋对周恩来一向怀着极大的信任和崇敬之隋，听到周恩来 的如此解释后，他不再多言，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继续自觉地积极地当好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和共产党密切配合，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一道战斗到底。
其时，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公开驻在国民党统治区，并且出版了公开的党报和党刊。但是，邹韬奋和他所主编的刊物在总的斗争中仍旧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与国民党统治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还要和统一战线内部的投降动摇分子作相应机智的斗争。在此期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有力地揭发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一面和反民主的法西斯真面目。
在当时尖锐的斗争中，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邹韬奋有时是直接与周恩来协商和讨教妥当有效的应对措施，但大部分情况下，他总牢记周恩来的嘱咐，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与特务分子等巧妙周旋，给以必要的斗争。
1940年7月，国民党特务丧心病狂，一度造谣说邹韬奋和沈钧儒等要在重庆“暴动”。刹那间，在邹韬奋所住的“衡舍”门口及附近，不少国民党军警来来往往，意图监视他的行动。他的夫人为他的安危十分担忧，不免发点牢骚说：“在这里受国民党特务的气，环境又不好，文章也不能好好写，话还不能痛痛快快地讲，还不如到延安去。”
邹韬奋说：“延安当然比这里好，但是我的岗位在这里。我虽然不能用枪杆，可是我能用笔杆。正因为这里的环境恶劣，就要求我用这一枝笔与敌人更坚决地战斗。将来有机会，延安我们总是要去的。”
以后，在谈到入党问题的时候，邹韬奋曾经回顾说：“我在抗日战争开始，在武汉时，曾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求入党。恩来同志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与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我接受恩来同志的指示。到重庆后，我又向恩来同志提出了入党要求，他还是以前的意思，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
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纵观全局，高瞻远瞩，做出邹韬奋暂不入党的决定，确实是极为有利于党的工作的开展，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邹韬奋先生的特定岗位和特殊作用，是任何人所不能代替的。从另一方面也雄辩地证明，这个时期邹韬奋思想的进步发展，是同周恩来的关怀、教育、帮助和鼓励密不可分的。
邹韬奋当时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成为正式的、公开的中国共产党员，但是，他对党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表示了衷心的景仰，他的政治态度与党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表现得非常立场分明，原则性极强，完全不像其他某些知识分子那样，在国共两党之间站在“中立”的位置，抱着“中立”的观点和态度，幻想走一种明哲保身的“第三条道路”，瞻前顾后地视“行情”行事，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喜欢留条“后路”，而且一遇到困难就动摇。
与此相反，邹韬奋遇事总是去找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组织商量，尊重周恩来和党组织的意见，表现出其立场的明确性，总是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如此，他还努力使党的主张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严格地用革命者、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总是听从周恩来和党组织的嘱托，无条件地按照整个革命的利益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正是邹韬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坚决地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党，他自然招来许多危险，经受诸多磨难，甚至牺牲个人的一切。特别是惹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迫害他。即使这样的斗争有多么残酷与艰险，邹韬奋始终不渝地跟着共产党走，为民族解放鼓与呼，四处奔波，表现了无比坚强勇敢的战斗精神。不管碰到多大的风暴，他从未向暴力屈服。
国民党当局对邹韬奋的迫害，在1942年春皖南事变之后达到了顶点。他和数百位同仁经过多年惨淡经营、艰苦发展起来的出版事业，被国民党一个个地毁掉。有一天，他曾接连收到8处书店被查封的电报。这样的境况已十分清楚地提醒他：若不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全部事业在一夜间就有可能变为废墟。但是，邹韬奋依然坚持革命立场，和共产党采取一致态度，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铁骨。
生死一别 追念英杰悄切切
邹韬奋是一位极重感情的人，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他与周恩来结成了真挚的革命友谊。不管是在遭受敌人的通缉而隐名埋姓流亡的途中，或是在癌症病痛的折磨期间，他的心中一直有着一盏明灯指引着他克服困难，不停歇地前进，奔赴光明。这盏“明灯”说抽象一些就是伟大的共产党，说具体一点的话，便是敬爱的周恩来。
1942年冬天，邹韬奋辗转到达苏北解放区。这时，虽然病痛的折磨日益加剧，加之又遭遇敌人的残酷“扫荡”，但他还是被解放区明朗的天空深深吸引了。他带病前往各处观光时，经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对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爱戴与敬仰，时常脱口道出：“恩来同志，恩来同志!”由于病情愈来愈加重，不久他便回到上海治疗。即便到了弥留之际，邹韬奋还是念念不忘周恩来，多次谈及：“恩来同志是我毕生最敬佩的朋友。”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溘然辞世。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一心向往着延安和党中央。在临终前郑重口授的遗嘱中，他正式向党提出：“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中共中央接到他的这份遗嘱，立即于9月28日致电邹韬奋的家属：“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为吾党的光荣。”邹韬奋经过周恩来长期的鼓励和帮助，生前魂牵梦萦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邹韬奋去世的噩耗传到延安时，周恩来万分哀痛，如锥刺心。好在有中央追认先生入党一事略作安慰。1944年10月1日，由宋庆龄、林伯渠和郭沫若等人发起，各党派、各阶层在重庆举行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时，周恩来夫妇庄重送上一幅凝结爱心、高度评价其一生的挽联：
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国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那怕冤狱摧残，宵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
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府，准备反攻，驱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竞逝，倍令后死伤神。
10月11日，周恩来又在延安召集博古、吴玉章等，发起组织“邹韬奋同志追悼会筹委会”，并且讨论追悼事项，议决纪念办法。
会上，周恩来热诚颂扬了邹韬奋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和主张，指引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周恩来还再次谈及邹韬奋游历考察欧美所著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书，他大加赞赏地说：“《忆语》是视察研究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美国的结果，对它的分析认识很深刻，是难得的一部著作。”
会后，周恩来还亲笔修改纪念和追悼办法，加上“提议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一句，并将会议记录送毛泽东阅批。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
1945年9月12日，在得来不易的抗日战争胜利的万众欢呼声中，周恩来却默默地思念起为这胜利的一刻而前仆后继英勇倒下的无数先烈们，他更不能不想念那位与自己肝胆相照、奋勇当先的优秀知识分子代表——邹韬奋先生。他深怀无限崇敬和纪念之情，提笔给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写去一信，以表示衷心的慰问：粹缜先生：
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更加深切的了。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现在，他的一生光辉的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更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韬奋先生所全心向往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懈。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想到这些，您，最亲切地了解韬奋先生的人，一定也会在苦痛中感到安慰的吧!您的孩子——嘉骝，在延安过得很好，他品格和勤学，都使他能无负于他的父亲，这也一定是可以使您欣慰的事吧!谨向您致衷心的慰问，并祝您和您的孩子们健康!
周恩来启
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
(责编 卢成)
(题图为邹韬奋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