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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多种多样，在不同时期、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不尽相同。社会学界流行一种说法：有多少个阶级理论家便有多少种阶级概念的定义，对中产阶级的功能的认知也是如此。文章从国内知名学者关于中产阶级的众多研究中梳理出针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主体构成和政治功能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指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中产阶级 界定 政治功能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加速转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在加紧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全面推进。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新的社会格局在慢慢形成。在利益调整中逐渐发展壮大的中产阶层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热点。尽管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学者们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及其发挥的功能并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纷繁复杂的成果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文章的贡献在于，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较为全面的归纳整理，并从中得出较为客观和中肯的结论及启示，最后探讨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1 中产阶级的界定及主体构成
1.1 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 李春玲（2011）指出，当前人们通常用四个标准来界定中国的中产阶级。首先是收入标准，其次是职业标准，再次是教育标准，最后是消费及生活方式。张宛丽（2002）在2002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对中间阶层的概念做出了界定：中间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的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李培林和张翼（2008）认为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应该用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来衡量中产阶级。李正东（2001）划分中间阶层的具体标准是：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职业指标、经济指标（包含财产和收入）、声望指标和权力指标。陆学艺（2002）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对中间阶层进行界定。他认为中间阶层就是指：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而言，处于社会的中间等级位置，属于社会中间层。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界定中产阶级的标准主要有收入、职业和教育，即中产阶级应该拥有较高的稳定的收入，从事一定的职业并受过高水平的教育。
1.2 中产阶级的主体构成 李春玲（2011）提出六阶级分类法从而对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主体构成进行了界定。这六个阶级是：企业家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业劳动者。它隐含着两种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一种是广义上的中产阶级——大中产阶级概念，它包括了企业家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一种是狭义上的中产阶级——核心中产阶级概念，它专指新中产阶级。李强（2005）则提出了“中产阶级四个集团”的观点。第一个集团是最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即干部和知识分子；第二个集团是“新中产阶层”，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第三个集团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第四个集团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周晓虹（2002）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主体构成为：一是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二是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三是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四是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五是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六是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
综上所述，关于中产阶级的主体构成，国内学者莫衷一是。但也有共通之处，比如李美玲和李强都把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列入中产阶级的范围，并认定其为新中产阶级，李强和周晓虹均认为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周晓虹观点中的“外企白领”和因采用高新技术及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其实就是李美玲和李强所提出的新中产阶级，李强、周晓虹、刘欣都把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列入中产阶级的范畴。
2 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
2.1 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李强（2001）认为，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因此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力量。周晓虹（2008）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现在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而且借助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社会流动的频繁化和正常社会晋升制度的建立，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也使不同阶级、阶层间的冲突和摩擦获得了现实的降解。张宛丽（2002）认为，就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国情而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现代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
综上所述，学者们大都认为中产阶级自身具备优良的素质，是经济改革的受益者，而且很多中产阶级成员处于“体制内”，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他们会从保障自己切身利益出发，反对社会动荡，希望政治稳定，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因此他们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2.2 中产阶级是社会变革的基础 李路曲（2000）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变革。张伟（2004）认为，在理解中产阶层时，存在许多需要辨析的概念，如稳定和不稳定都是一个中性词，政治秩序本身也是一个中性词，它们并无明确的价值取向。沿着理性的轨迹进行推理，中产阶层的行动取向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求变的，甚至是激进的。本着现实和积极的态度，与其称中产阶层为“稳定器”，不如称其为“推动器”更有建设性。 综上所述，也有不少学者对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器”的功能提出质疑。他们从制度变迁和社会动态发展的视角出发，指出中产阶级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有学者认为稳定、不稳定和政治秩序都是中性词，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界定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中产阶级的功能也是一个变数，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2.3 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异化力量 李路路（2007）认为，中产阶级采取何种政治态度和发挥何种社会作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比如经济发展状况、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等）。中产阶级在利益博弈中，既可能与上层阶级联姻，也可能与下层阶级结盟。中产阶级自身充满异质性，在社会博弈中角色多元化，具有复杂的矛盾性格，没有固定模式。谢岳（2005）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因素。地方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起牢固的利益获取机制，形成利益上的重叠与共生关系，他们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竞争者。综上所述，中产阶级发挥功能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在社会博弈中的角色趋于多元化，其最终扮演何种角色受到阶层力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如不加以引导，很有可能演化成社会中的异化力量。
3 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趋势
从以上文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首先，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是社会稳定器。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是多元的，并不只是“稳定器”，还有可能成为现行制度的“颠覆器”或“异化器”；其次，必须认识到中产阶层是一个位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成分非常复杂的社会阶层；再次，要认识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也是不尽相同甚至是相反的；然后，社会稳定是各阶层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过程和结果；最后，必须对中产阶级加强引导以使其发挥“稳定器”的功能。基于以上认识，未来的研究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目前对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及其社会功能的演化关注得比较少 目前已有的关于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争论充分证明了中产阶层政治功能的多样性。然而，学界在争论中产阶级不同政治功能的同时，并未注意到这些彼此差异甚至对立的政治功能是否会相互演化，以及相互演化的条件。比如，在何种情况下，来自体制内的中产阶级成员（如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会不满足于现状而寻求变革呢？是经济利益驱动还是政治因素导致呢？因此，今后的研究将从单一地讨论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转向讨论在何种环境条件下中产阶级将发挥何种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之间如何转化。
3.2 对边缘中产阶级政治功能的研究将成为研究重点和热点 近年来中产阶层内部正在形成一个主要分布于下层，同时又大多集中于非国有部门、私营部门或体制外的亚群体，学者们将其称为边缘中产阶层。这些边缘中产阶层包括那些来自农村普通家庭的80后、90后大学毕业生，他们正在努力奋斗以求上升到新中产阶层队伍中去。边缘中产阶层接受了现代化的知识和理念，视改善生存处境、跻身中层为人生目标，表面上长期游离于政治之外，一旦上升无望，潜在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就会冲击其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认识。因此，应加强对边缘中产阶层政治态度、政治诉求和行为动向的研究。
3.3 对网络时代中产阶级参与公共事件的研究将成为研究亮点 近年来，中产阶级逐渐倾向于采用更低成本和代价的方式达成社会共识。突出表现是网络虚拟群体的形成和舆论的一致性，包括网民对特定事件的一致性评价、共同声讨和彼此协作的人肉搜索。网民借助网络舆论平台，一方面通过对公共议题的持续关注和讨论，对政府的公共治理进行审视和监督，另一方面则依托于互联网的民间自治力量的成长，推动政府公共政策的革新。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参与公共政治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切都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带来的信息传播和信息交流的平等化。中产阶层的网络参与议题的范围及性质、效果及局限性如何，网络参与背景下政策主体的回应及公共治理的维持与变革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1）.
[2]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2（4）.
[3]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
[4]李正东.试论中国中产阶层——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结构整合的动态探索[J].广东社会科学，2001（2）.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J].社会，2005（1）.
[7]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要为[J].江苏社会科学，2002（6）.
[8]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
[9]周晓虹.中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J].探索与争鸣，2008（7）.
[10]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J].当代亚太，2000（11）.
[11]张伟.中产阶层与政治秩序[J].江汉论坛，2004（1）.
[12]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6）.
[13]谢岳.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J].天津社会科学，2005（1）.
作者简介：葛小抱（1989-），男，河南新蔡人，南京理工大学行政管理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从事政府管理、公共政策研究。胡乘铭（1988-），男，贵州天柱人，2011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共政策、行政伦理、地方政府研究。
关键词：中产阶级 界定 政治功能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加速转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在加紧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全面推进。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新的社会格局在慢慢形成。在利益调整中逐渐发展壮大的中产阶层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热点。尽管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学者们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及其发挥的功能并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纷繁复杂的成果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文章的贡献在于，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较为全面的归纳整理，并从中得出较为客观和中肯的结论及启示，最后探讨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1 中产阶级的界定及主体构成
1.1 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 李春玲（2011）指出，当前人们通常用四个标准来界定中国的中产阶级。首先是收入标准，其次是职业标准，再次是教育标准，最后是消费及生活方式。张宛丽（2002）在2002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对中间阶层的概念做出了界定：中间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的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李培林和张翼（2008）认为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应该用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来衡量中产阶级。李正东（2001）划分中间阶层的具体标准是：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职业指标、经济指标（包含财产和收入）、声望指标和权力指标。陆学艺（2002）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对中间阶层进行界定。他认为中间阶层就是指：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而言，处于社会的中间等级位置，属于社会中间层。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界定中产阶级的标准主要有收入、职业和教育，即中产阶级应该拥有较高的稳定的收入，从事一定的职业并受过高水平的教育。
1.2 中产阶级的主体构成 李春玲（2011）提出六阶级分类法从而对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主体构成进行了界定。这六个阶级是：企业家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业劳动者。它隐含着两种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一种是广义上的中产阶级——大中产阶级概念，它包括了企业家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一种是狭义上的中产阶级——核心中产阶级概念，它专指新中产阶级。李强（2005）则提出了“中产阶级四个集团”的观点。第一个集团是最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即干部和知识分子；第二个集团是“新中产阶层”，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第三个集团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第四个集团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周晓虹（2002）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主体构成为：一是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二是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三是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四是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五是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六是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
综上所述，关于中产阶级的主体构成，国内学者莫衷一是。但也有共通之处，比如李美玲和李强都把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列入中产阶级的范围，并认定其为新中产阶级，李强和周晓虹均认为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周晓虹观点中的“外企白领”和因采用高新技术及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其实就是李美玲和李强所提出的新中产阶级，李强、周晓虹、刘欣都把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列入中产阶级的范畴。
2 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
2.1 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李强（2001）认为，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因此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力量。周晓虹（2008）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现在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而且借助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社会流动的频繁化和正常社会晋升制度的建立，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也使不同阶级、阶层间的冲突和摩擦获得了现实的降解。张宛丽（2002）认为，就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国情而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现代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
综上所述，学者们大都认为中产阶级自身具备优良的素质，是经济改革的受益者，而且很多中产阶级成员处于“体制内”，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他们会从保障自己切身利益出发，反对社会动荡，希望政治稳定，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因此他们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2.2 中产阶级是社会变革的基础 李路曲（2000）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变革。张伟（2004）认为，在理解中产阶层时，存在许多需要辨析的概念，如稳定和不稳定都是一个中性词，政治秩序本身也是一个中性词，它们并无明确的价值取向。沿着理性的轨迹进行推理，中产阶层的行动取向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求变的，甚至是激进的。本着现实和积极的态度，与其称中产阶层为“稳定器”，不如称其为“推动器”更有建设性。 综上所述，也有不少学者对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器”的功能提出质疑。他们从制度变迁和社会动态发展的视角出发，指出中产阶级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有学者认为稳定、不稳定和政治秩序都是中性词，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界定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中产阶级的功能也是一个变数，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2.3 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异化力量 李路路（2007）认为，中产阶级采取何种政治态度和发挥何种社会作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比如经济发展状况、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等）。中产阶级在利益博弈中，既可能与上层阶级联姻，也可能与下层阶级结盟。中产阶级自身充满异质性，在社会博弈中角色多元化，具有复杂的矛盾性格，没有固定模式。谢岳（2005）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因素。地方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起牢固的利益获取机制，形成利益上的重叠与共生关系，他们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竞争者。综上所述，中产阶级发挥功能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在社会博弈中的角色趋于多元化，其最终扮演何种角色受到阶层力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如不加以引导，很有可能演化成社会中的异化力量。
3 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趋势
从以上文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首先，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是社会稳定器。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是多元的，并不只是“稳定器”，还有可能成为现行制度的“颠覆器”或“异化器”；其次，必须认识到中产阶层是一个位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成分非常复杂的社会阶层；再次，要认识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也是不尽相同甚至是相反的；然后，社会稳定是各阶层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过程和结果；最后，必须对中产阶级加强引导以使其发挥“稳定器”的功能。基于以上认识，未来的研究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目前对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及其社会功能的演化关注得比较少 目前已有的关于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争论充分证明了中产阶层政治功能的多样性。然而，学界在争论中产阶级不同政治功能的同时，并未注意到这些彼此差异甚至对立的政治功能是否会相互演化，以及相互演化的条件。比如，在何种情况下，来自体制内的中产阶级成员（如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会不满足于现状而寻求变革呢？是经济利益驱动还是政治因素导致呢？因此，今后的研究将从单一地讨论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转向讨论在何种环境条件下中产阶级将发挥何种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之间如何转化。
3.2 对边缘中产阶级政治功能的研究将成为研究重点和热点 近年来中产阶层内部正在形成一个主要分布于下层，同时又大多集中于非国有部门、私营部门或体制外的亚群体，学者们将其称为边缘中产阶层。这些边缘中产阶层包括那些来自农村普通家庭的80后、90后大学毕业生，他们正在努力奋斗以求上升到新中产阶层队伍中去。边缘中产阶层接受了现代化的知识和理念，视改善生存处境、跻身中层为人生目标，表面上长期游离于政治之外，一旦上升无望，潜在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就会冲击其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认识。因此，应加强对边缘中产阶层政治态度、政治诉求和行为动向的研究。
3.3 对网络时代中产阶级参与公共事件的研究将成为研究亮点 近年来，中产阶级逐渐倾向于采用更低成本和代价的方式达成社会共识。突出表现是网络虚拟群体的形成和舆论的一致性，包括网民对特定事件的一致性评价、共同声讨和彼此协作的人肉搜索。网民借助网络舆论平台，一方面通过对公共议题的持续关注和讨论，对政府的公共治理进行审视和监督，另一方面则依托于互联网的民间自治力量的成长，推动政府公共政策的革新。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参与公共政治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切都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带来的信息传播和信息交流的平等化。中产阶层的网络参与议题的范围及性质、效果及局限性如何，网络参与背景下政策主体的回应及公共治理的维持与变革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1）.
[2]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2（4）.
[3]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
[4]李正东.试论中国中产阶层——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结构整合的动态探索[J].广东社会科学，2001（2）.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J].社会，2005（1）.
[7]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要为[J].江苏社会科学，2002（6）.
[8]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
[9]周晓虹.中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J].探索与争鸣，2008（7）.
[10]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J].当代亚太，2000（11）.
[11]张伟.中产阶层与政治秩序[J].江汉论坛，2004（1）.
[12]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6）.
[13]谢岳.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J].天津社会科学，2005（1）.
作者简介：葛小抱（1989-），男，河南新蔡人，南京理工大学行政管理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从事政府管理、公共政策研究。胡乘铭（1988-），男，贵州天柱人，2011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共政策、行政伦理、地方政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