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与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两种基本方式，不仅权力主体不同，也各有一套自己的规则程序，并显现出不同的治理效能。但二者并非独立运行在两个不同的平行体系中，任何一种单向度的治理方式在越来越多元化的乡村社会中都将遭遇瓶颈。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经济基础的差异性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需要村民自治组织予以协调，且基层政府注定无法全部包揽，而改革本身的专业性和关联问题的复杂性又超出了村民自治的能力范畴，因而又需要行政力量的适时补位。实践中行政与自治的衔接衍生出预防型、保障型、纠偏型和疏堵型四类代表性机制，反衬出乡村治理的多重面相。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关键在于因时因事实现行政衔接自治，在化解两者内在张力的同时，调和行政的效率追求与自治的民主价值。在巨变中的乡村社会，探索行政衔接自治的不同优势组合与配置，对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走向乡村善治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