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鸟瞰风险投资的全景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孕育、开创和发展初期；第二阶段是风险投资在硅谷大显身手、缔造无数传奇故事的时期；第三阶段就是现正在发生的故事——互联网深入全球各地，风险投资从硅谷向全球扩散，从而进入真正的“后硅谷时代”。
　　如果把风险投资看做一个企业，第一阶段就是创业初期。创始人的个性、特质和价值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段历史主要有两位传奇性人物：一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乔治斯·多里奥特，堪称真正的“风险投资”之父。另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被誉为“硅谷之父”的硅谷创业元老级人物弗雷德·特曼。
　　离经叛道的乔治斯·多里奥特创办了世界第一家公众风险投资企业，企业的名称很有意思，叫做“美国研究和开发”。多里奥特走在彻底改变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最前沿，开创了美国企业文化的新时代——从过去大企业主导变成了风险投资支持的小企业驱动。
　　但是，风险投资这场及时雨，最终不是在东部的波士顿，而是在西部的硅谷落地，从而全面引爆产业革命。而为这场雨准备好“天时、地利、人和”的使命，就落到了弗雷德·特曼的肩上。
　　1939年，在特曼的指导和支持下，他的两个学生，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一间汽车房里，用538美元建立了一家公司，开始生产电子仪器。这家公司就是日后著名的惠普。惠普今天也被公认为硅谷的源头。而其启动资金538美元中就有500美元是特曼所借。
　　特曼不像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家，但他所做的远比大多数风险投资家多，除了“借钱”，他还给惠普创始人授道入行。当然，特曼还有更大的贡献，这就是1951年，他筹划成立的斯坦福工业园区（也就是斯坦福研究园区）。虽然，特曼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风险投资家，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比现在的风险投资更像风险投资，而且他在高科技孵化器上的成就至今也无人可以超越。
　　多里奥特给美国东岸的金融注入了全新的价值观和新理念，开启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金融革命。特曼在硅谷为产业革命做好了最佳的准备。东岸的金融，西岸的创意，在硅谷开启了一场彻底变革人类文明进程的新革命。
　　而风险投资的传奇故事，在第二阶段有一个更精彩的开幕。因为就在硅谷，生逢其时的幸运的第二代风险投资家群体开始喷涌而出。
　　风险投资经过20世纪初期的孕育，经过上世纪40、50年代多里奥特、特曼等先驱人物的开创与摸索，终于在上世纪60年代找到了一块成长壮大的沃土“硅谷”。可以说，是硅谷成就了风险投资，更是风险投资成就了硅谷。接下来半个世纪，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和时代传奇，就是一场以硅谷和风险投资为主角的双簧戏。从上世纪60年代的半导体、70年代开始80年代爆发的PC革命，以及90年代引爆的互联网革命，风险投资的重要性已无须多说。
　　如今，中国的风险投资遍地都是，但是，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冷静反思。阿里巴巴马上要进行的千亿级的IPO，以及目前中国互联网整体将近3000亿美元的市值，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资本参与其中，分享财富盛宴。而中国的资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风险投资在资本界里，不是简单的“名称”问题，而是价值观和创新思想的内涵问题。W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曾说：“任何一次产业革命，都源于技术创新，成于金融创新。”风险投资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至今还是被大多数人低估。其实，如果不把风险投资当做主角，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会在半导体、PC、互联网等信息领域占有绝对领先地位，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硅谷追随者们总是无法撼动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