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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技术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2）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3）实证结果显示，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财政收支之间的有机联系，在继续研究如何增加我国财政收入的同时，研究和着手解决我国的财政支出问题，以实现我国财政收支的良性互动。
关键字：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协整 Granger因果关系
一、引言
1978-2010年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26亿元增长到了79373.44亿元，年均增速为20.94%。按可比价格计算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长到了93494.47亿元，年均增速为21.64%。此外，财政赤字年均为3859.47亿元。
关于税收和政府支出关系，主要有4种理论假说。一是Friedman （1978）的“税收-支出假说”；二是Barro（1974）和Anderson等（1986）提出的“支出-税收假说”；三是Meltzer和Richard （1981）的“税收-支出相互促进假说”；四是Baghestani和McNown （1994）提出的“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关于税收和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如同理论上的分歧一样，也存在许多争议。实证研究多采用协整检验确定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影响的方向。Von Fursten-berg、Green和Jeong （1985），Anderson、Wallace和Warner （1986）以及Ram（1988）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单向Granger因；Man-age和Marlow （1986）的实证研究则显示美国的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Joulfaian和Mookerjee （1990）对OECE16国的研究支持“税收支出相互影响假说”。Baghestani和McNown （1994）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结论是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Owoye（1995）对G7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日本和意大利，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而在其他5國，税收和支出呈现双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赤字也成为我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关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本身的增长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过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缺乏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Tsangyao Chang和Yuan Hong Ho（2002）用1977-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税收和支出关系进行检验，认为中国的税收和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其研究的样本期过短，研究结论缺乏可信度。本文拟运用Hakkio和Rush （1991）所使用的经济模型，以1950～2001年我国的财政收支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页资料，1978年为基期，消除短期经济因素的影响，此处本文采用1978-2010年CPI指数计算得出历年实际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由于数据缺失，样本数据中不包含1979年、1981-1984年和1986-1989年的相关数据。分别对样本数据去自然对数，并不改变变量的特征，Lfin、Lfex分别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有关计量方法模型如下：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检验法、PP检验法和ADF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检验法，其模型为
其中，{εt}为白噪声，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原假设为H0：ρ=1，即{ yt}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T为时间趋势因素。若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则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确定，AIC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由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采用三种检验类型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2、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可采用Engle Granger最小二乘估计法。假设{ yt}和{ xt}通过单位根检验两个变量均为I（2），即两个变量二阶差分下是平稳的，用OLS法建立模型，进行协整分析：
协整方程全面的反应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
3、 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因。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 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Lfin和Lfex的原水平和一阶差分水平下序列的ADF值大于Mackinnon临界值，而二阶差分以后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因此Lfin、Lfex是非平稳的，且是I（2），即二阶平稳。
由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fin、Lfex是二阶平稳的，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两变量Lfin、Lfex均为二阶单位根过程，可以由“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考察其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对Lfin、Lfex进行协整回归，结果如下： 由上述结果可知，协整方程如下：
模型（6）的回归系數比较显著。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模型（6）。长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将同方向变动1.020个百分点。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出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由于我国的Lfin、Lfex均为I（2）过程并具有协整关系，故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非Granger因，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非Granger因。我国的财政支出不是财政收入的决定因素，财政支出增长不显著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不是财政支出的决定因素，财政收入增长也不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增长。
四、 结论与政策
本文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均不具备稳定性，但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长期而言，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第二，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不存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
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现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提高我国财政支出的效率，在财政支出总量上升的同时，提高投资质量，避免投资结构失衡与盲目建设；其次，疏导现行财政支出管理体系，使之能与市场相互配合，改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最后，重视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在肯定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充分发挥我国财政收支政策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许雄奇，朱秋白.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1.
[2]马栓友.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3]庞瑞芝·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2，（3）.
[4]D·F·韩德瑞，秦朵.动态经济计量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Anderson，W·M·Wallace，J·Warner.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what causes what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January，1986： 630-639.
[6]Baffes，J·A·Shah. Causality and co（movement between taxes and expenditures：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Brazil，and Mexico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44： 311-331.
关键字：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协整 Granger因果关系
一、引言
1978-2010年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26亿元增长到了79373.44亿元，年均增速为20.94%。按可比价格计算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长到了93494.47亿元，年均增速为21.64%。此外，财政赤字年均为3859.47亿元。
关于税收和政府支出关系，主要有4种理论假说。一是Friedman （1978）的“税收-支出假说”；二是Barro（1974）和Anderson等（1986）提出的“支出-税收假说”；三是Meltzer和Richard （1981）的“税收-支出相互促进假说”；四是Baghestani和McNown （1994）提出的“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关于税收和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如同理论上的分歧一样，也存在许多争议。实证研究多采用协整检验确定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影响的方向。Von Fursten-berg、Green和Jeong （1985），Anderson、Wallace和Warner （1986）以及Ram（1988）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单向Granger因；Man-age和Marlow （1986）的实证研究则显示美国的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Joulfaian和Mookerjee （1990）对OECE16国的研究支持“税收支出相互影响假说”。Baghestani和McNown （1994）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结论是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Owoye（1995）对G7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日本和意大利，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而在其他5國，税收和支出呈现双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赤字也成为我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关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本身的增长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过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缺乏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Tsangyao Chang和Yuan Hong Ho（2002）用1977-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税收和支出关系进行检验，认为中国的税收和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其研究的样本期过短，研究结论缺乏可信度。本文拟运用Hakkio和Rush （1991）所使用的经济模型，以1950～2001年我国的财政收支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页资料，1978年为基期，消除短期经济因素的影响，此处本文采用1978-2010年CPI指数计算得出历年实际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由于数据缺失，样本数据中不包含1979年、1981-1984年和1986-1989年的相关数据。分别对样本数据去自然对数，并不改变变量的特征，Lfin、Lfex分别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有关计量方法模型如下：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检验法、PP检验法和ADF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检验法，其模型为
其中，{εt}为白噪声，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原假设为H0：ρ=1，即{ yt}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T为时间趋势因素。若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则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确定，AIC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由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采用三种检验类型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2、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可采用Engle Granger最小二乘估计法。假设{ yt}和{ xt}通过单位根检验两个变量均为I（2），即两个变量二阶差分下是平稳的，用OLS法建立模型，进行协整分析：
协整方程全面的反应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
3、 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因。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 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Lfin和Lfex的原水平和一阶差分水平下序列的ADF值大于Mackinnon临界值，而二阶差分以后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因此Lfin、Lfex是非平稳的，且是I（2），即二阶平稳。
由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fin、Lfex是二阶平稳的，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两变量Lfin、Lfex均为二阶单位根过程，可以由“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考察其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对Lfin、Lfex进行协整回归，结果如下： 由上述结果可知，协整方程如下：
模型（6）的回归系數比较显著。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模型（6）。长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将同方向变动1.020个百分点。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出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由于我国的Lfin、Lfex均为I（2）过程并具有协整关系，故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非Granger因，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非Granger因。我国的财政支出不是财政收入的决定因素，财政支出增长不显著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不是财政支出的决定因素，财政收入增长也不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增长。
四、 结论与政策
本文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均不具备稳定性，但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长期而言，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第二，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不存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
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现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提高我国财政支出的效率，在财政支出总量上升的同时，提高投资质量，避免投资结构失衡与盲目建设；其次，疏导现行财政支出管理体系，使之能与市场相互配合，改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最后，重视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在肯定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充分发挥我国财政收支政策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许雄奇，朱秋白.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1.
[2]马栓友.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3]庞瑞芝·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2，（3）.
[4]D·F·韩德瑞，秦朵.动态经济计量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Anderson，W·M·Wallace，J·Warner.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what causes what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January，1986： 630-639.
[6]Baffes，J·A·Shah. Causality and co（movement between taxes and expenditures：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Brazil，and Mexico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44： 311-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