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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并不反对文学改革，只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式的文学革命，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倡导“破旧立新”，大肆批判旧文学，却并未真正建立新的文学体系，“乘国中思想学术之标准未立，受高等教育者无多之时，挟其伪欧化，以鼓起学力浅薄血气未定之少年”，这是对社会、对人类的不负责任。
文学演讲集，梅光迪著，眉睫编，海豚出版社，2011
文学概论讲义，梅光迪讲演，杨寿增、欧梁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1920
2010年5月6日，《长江日报》用《武汉学者发现梅光迪新“讲义”——其中记载：倡白话文“此殊大误”》的标题报道了有关梅光迪讲义的新闻，随后，中新网、中国经济网等转载了这篇报道，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梅光迪是民国“学衡派”的代表之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对者，他发表许多文章批判新文化运动，“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所谓提倡‘新文化’者，犹以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仇视者”。关于梅光迪的研究不多，比较突出的有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段怀清《梅光迪年谱简编》等。梅光迪留下来的作品很少，“千古文章未尽才”，这难免让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梅光迪讲义的发现便显得弥足珍贵了。
一、讲义的发现
讲义是学者傅宏星于2008年1月偶然发现的，确定为梅光迪1920年的教案，由其学生整理而成，当时梅光迪受聘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的第一届暑期学校任教。2011年2月傅宏星到湖南任教，笔者有幸与傅先生相处。傅先生主要从事民国文学研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却风趣善谈，经常谈论学术趣闻。关于梅光迪讲义的事，便是无意中听他说起的。他说：“我记得是2008年1月14号，我到南方去找一些资料。到了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本来是想找钱基博先生的资料，却在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油印的册子，厚厚的，封面用牛皮纸包着，保存相当完好，著录的书名是‘文学概论讲义’。我很好奇，便打开看，见第一页右下角写着：‘梅光迪先生讲演，杨寿增记’。我想这本讲义《梅光迪文录》并没有收录，也没在别处见过，应该是梅光迪的佚文。因为梅光迪留下来的东西不多，发现这个讲义让我非常高兴，便用相机把讲义内容拍下来了。”当时南通市图书馆里的藏书虽然有著录，却没有正式的编目，也没有开通网站查询，查找资料非常困难，所以傅老师说：“我能在古籍部的书海里找到梅光迪的讲义真的是一种缘分了。”
后来，傅宏星把讲义的照片传给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沈卫威教授，沈教授是研究“学衡派”的专家，也感到非常欣喜，认为这本讲义非常珍贵、罕见。因为是梅光迪的佚文，傅先生觉得如果让梅氏后人来整理这些讲义应该更有意义，更能表达对梅光迪的怀念之情，便把讲义交给了武汉的梅氏宗亲梅放，梅放后来又邀请梅杰(笔名眉睫)一起整理讲义。这些讲义收录在《梅光迪文存》里，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梅杰还将讲义单独编为《文学演讲集》，新近由海豚出版社出版。
虽然南通市图书馆把讲义著录为“文学概论讲义”，但是其实整本讲义包括《文学概论讲义》(杨寿增、欧梁记)，《晚世欧美文学趋向讲义》(冯策、华宏谟、吴履贞记)，《天演学讲义大纲》(施之勉记)，32开大小，共188页。其中《文学概论讲义》74页，《晚世欧美文学趋向讲义》84页，《天演学讲义大纲》30页。讲义是油印的，楷体，繁体竖排版，每页约为12行，一行一般24个字。讲义有批注、改动的痕迹。字迹不清晰的地方，用红色的笔重新描摹了一遍，错别字用红笔更正，每个章节的标题和重要内容用红笔打了着重号，涉及人名的地方也画了红线做标记，有些章节还用圆珠笔在空白处做了笔记。据说世界上第一支圆珠笔是1943年出现的，而讲义编写的时间是1943年以前，于是便有了一个疑问：圆珠笔字迹是谁留下的?可以推测，在1943年以后，曾有人认真读过这本讲义，还用圆珠笔做了笔记。但是讲义却直到2008年才再次被发现，这实在令人遗憾，同时也感慨傅宏星慧眼识珠，没有让明珠蒙尘。
讲义中还有一处比较特别的地方，《天演学讲义大纲》开篇记录“天演学参考书目”，是横排版的，写有《天演论》、《物种由来》、《天演学图解》等中文参考书目，还有一些英文书目和与天演学有关的杂论。
在1922年广文书局出版的《当代名人新演讲集》中，也曾收录了一篇梅光迪讲演，他的某个学生抄记的《文学概论》笔记，篇幅只有数千字，远远不及约19000字的《文学概论讲义》。而且《文学概论》笔记用白话文记录，与杨寿增、欧梁抄录的《文学概论讲义》几乎没有语句相同，只有观点、章节结构一致，内容也只是《文学概论讲义》的前三章。在国家图书馆还藏有梅光迪的学生张其昀(误记为张其的)抄记的《文学概论》笔记，油印本，共十五章，章节数与《文学概论讲义》相同。其中节选《文学之界说》发表在1921年4月11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文言文，与《文学概论讲义》第一章的结构、框架都相同，但其字数更多，内容更详细，如在阐述“西洋文学界说”时，张其昀的笔记详细列举了安诺尔德、爱茂生、纽曼、白洛克、包斯尔德、孙伯夫等的观点，还总结了文学的四要素：思想、感情、体格、百世而常新。但《文学概论讲义》却只是简单列举了安诺尔德、布禄克(白洛克)、孙伯虎(孙伯夫)的观点，也没提到文学四要素。因为完整的张其昀的笔记没有流传出来，所以无从考证其与《文学概论讲义》还有哪些差别。
二、讲义的地位
关于梅光迪的讲义，陶行知的《办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科报告》有详细的记载。民国九年(1920)夏，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副校长刘伯明、教务长兼教育科主任陶行知等倡导举办暑期学校，利用南高师师资及设备的优越条件，为学生补习，对教师和其他教育行政人员进行培训，陶行知主持了南高师第一届暑期学校。暑校的办学宗旨是：“……为教师者思，乘此机遇，增加新识，交换见闻；为学生者思，亦藉此长期补习旧课，或图上进。”
从陶行知《办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科报告》中看，1920年南京高师的暑期学校是从7月12日到8月20日止。教员除了本校老师外，“并聘请北京大学教员胡适之，陈衡哲：南开大学教员凌冰、梅光迪；……担任素有研究之学程”。课程方面，“共十九种，为：小学组织法……天演学说、中国古代哲学史、文学概论……欧美文学趋势……多者每周五时，少者二时”，其中天演学说、文学概论、欧美文学趋势便是梅光迪讲授的。讲义印发有两种方式：“讲义用油印，间有用石 印、铅印者。逐日出版，每月多逾二万页，少亦一万六七千页。教员不备讲义者，由校派速记员临时记下，付印分给。”梅光迪的讲义由学生抄记整理，应该属于后一种。
晚清时期，中国向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留日学生回国后仿效日本改造中国旧的教育体制。于是，中国近代的教育体制首先是模仿日本的，创办大量师范学校，注重培养师资力量。到1920年，中国只有唯一一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却有很多高等师范学校。而在1920年前后，中国留美、留英学生大批归国，他们接受美国教育的理念与体制，开始要求中国教育体制欧美化，1920年南高师的暑期学校便是中国的教育体制由学习日本转向学习欧美的开始。陶行知在《南京高师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中明确提到暑期学校起源于欧美，并且南高师的暑期学校就是借鉴欧美开办的。“有心教育的人就想乘暑假的时候，来换些新事业，得些新阅历，使与暑假有关系的人，不但不致荒废光阴，而且能得许多平日所不能得的益处：如同旅游、游历、集会，都是解决这暑假问题的方法。但是益处最大的，无过于暑期学校。”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曾撰文明确指出：“我国有暑期学校，始自民国九年南京高等师范。”而后，中国高校的暑期学校开始盛行起来。到1925年前后，几乎所有的高等师范教育学校都效仿欧美，纷纷改办大学，这便是所谓的“改大潮”。梅光迪的讲义作为中国第一个暑期学校所留下的教案，而且是中国教育学习欧美最开始时期的重要讲义，在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梅杰称梅光迪的《文学概论讲义》“是中国现代第一本文学概论讲义”。中国最早具有文学概论性质的著作是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1916年由商务印书局出版，但《文学研究法》多述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没有提出鲜明的现代的文学观念，可以说是“新瓶装旧酒”。1920年9月上海新文学研究社出版戴渭清、吕云彪的《新文学研究法》，由于中国古代文论本身结合了各种艺术门类，所以学者面对新的文学形式，便自然而然把它放在各门学科的比较联系之中去考虑。《新文学研究法》论述了新文学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化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新兴西方学科的关系，还论述了新文学和伦理学、言语学、美学、文字学、注音字母等的关系，包括对修辞、标点法的评论研究。这体现出作者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模糊认知和不确定的学科划分，所以《新文学研究法》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学概论著作。
在梅光迪的讲义发现之前，中国第一本命名为“文学概论”的著作是1921年10月由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贸易部出版的《文学概论》(现藏国家图书馆)，根据日本大田善男的《文学概论》编著而成，作者当时署名伦叙，即伦达如。全书共158页，两编七章，上编“文学总论”，介绍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下编“文学个论”，分叙诗文等文体。由上文可知，梅光迪的《文学概论》是在1920年暑期讲授的，讲义的印发是在1920年7月到8月间，比伦达如的《文学概论》早一年多，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文学概论著作。
三、讲义的特点
讲义共十五章，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至九章为第一部分，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包括文学界说、文学的起源、模仿与创造、文学上之标准，文学的形式，还有文学与想象力、人生、情感、思想等的关系；十至十四章为第二部分，具体介绍文学体裁，梅光迪按照西方的分类，认为文学体裁“不过论说、辩论、描写、记述四大类而已。论说与辩论为说理之文，描写与记述为言情之文”，然后具体阐述散文、诗、小说、戏剧的特点、形式与创作方法等；第十五章为第三部分，概述中国文学的优点与缺点，总结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样的结构安排借鉴了西方的文学概论教材的编排方式，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文学概论教材有相似、相通之处。
《文学概论讲义》虽不到1.9万字，内容却很丰富，对研究梅光迪的教育、文学、思想等方面的主张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很明确的现代学科意识。在中国古代，文论依附于文学、经学等教授，并无独立学科。20世纪初，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论开始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最早具有“文学概论”性质的课程是1903年张之洞等人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大学堂附通儒院)》中的“文学研究法”，桐城派姚永朴在北京大学讲授了这门课程。但是姚永朴“更多的是宣讲桐城‘义法’理论，尚古仍是主流”。随着更多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涌入，这门课程的名称逐渐改为“文学概论”这个通用称呼。而后，文学概论、文学原理一类的书籍和课程大量出现，形成一个学术热点，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参与到这一课程构建中来，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文学概论教材的萌芽时期。
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主编的《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把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概论著作编写体制分为三种：翻译著作，比较著名的有鲁迅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章锡琛译本间雄久《新文学概论》等；转型教材，指以传统文章学和文学理论为基础，为追赶潮流而在形式和内容上借鉴外来著作的教材，有刘永济的《文学论》、马宗霍的《文学概论》等；新型教材，不仅用文学概论之类书名，章节分明，以一定的观点对文学现象作客观的理论的分析，形成前所未有的学科体系，而且摆脱古代文章学的理论框架，有潘梓年的《文学概论》等。梅光迪的《文学概论讲义》属于第三类。
梅光迪的论述涉及古今中外，眼光独到，内容丰富。他运用比较的方法，吸收西方文学的精华，结合中国文论，解释文学问题，如在论述“文学界定”问题时，便阐述了古今中西不同的观点，“文学起源远在太古，文学定理向无明文”，“一部《论语》言文之处甚多，顾无明白表示”，“西洋文学界说亦无确当者”。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并引用孙伯虎的话说：“文学名著必具有新颖思想使人群进化一步，深厚情感入于人心。虽出以自成一家之辞，然兼古今文章之长，垂百世而常新者也。”在章节编排上，讲义也有现代的样态，用西方现代文学概论的框架来安排章节，作者从“文学界说”论起，讨论文学的界定，然后论述了文学的起源、文学与思想、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想象力等的关系，接着具体论述文学的形式与体裁，最后总结。讲义虽用文言文写成，但在作者的言语中却体现了现代观念融入的状态，他不是从传统出发来考虑中国文学的发展，而是把中国文学的前途放在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背景中去思考，既不赞同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也不赞同全盘西化。在《文学与情感》中，梅光迪说：“中国文学喜言忠孝，西洋文学喜言爱。故吾国人于爱少感情，西洋人于忠孝少感情。吾国今因国体变更，忠孝二字亦为减色，故感情常随地随时而异，然亦多有永久不变 者。如古人感情，今人亦能了解，观今人之好读古人文学可知。吾人读西洋文学亦能悠然神往，吾国李、杜之诗，译行西洋者，彼且奉为至宝。盖今人者，古人之产儿。今人之性情、习惯，皆得之古人。黄白异种，面貌不同，然皆具人类公性，精神上之契合正多。人之所谓异于禽兽者，以其有历史性与群众性，故其文化继续不绝，可期大同。”文学是世界的，是全人类的，是永恒发展的，文学具有历史性与继承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完善，体现出梅光迪看待文学的人类化和全球化的视角。
第二，对中西文学的态度十分端正，既不拟古，也不媚外。梅光迪非常推崇中国传统文学，他曾经说：“我辈莫大责任在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为重我之心，而卧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皙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荣光莫过于是。”梅光迪留学美国，受导师白璧德的影响，推崇新人文主义，认为纯文学是没有的，文学只有和道德和哲学思想相嫁接，才能发挥更深刻的效用，才能被用来拯救人民，改造社会。他主张通过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来发展文学，进而影响思想和社会的发展。他接受西学的影响，却并不妄自菲薄，盲目西化，“吾人第一件须精通吾国文字，兼及汉以来之百家杂史、说荟笔记等，为从来Orthodox文学所不介意者；再一面输入西洋文学与学术思想，而后可言新文学耳，然此非十年或十五年之力无能为也”。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他不是一味的夸赞，他认为中国古文学有不足之处：“中国文学由世界文学衡之，其位置实难列于前茅。何则?以中国人缺少天才，其所写范围多狭小。……其所以限于天才者，一则由于少想象力，二则由于思想无系统。因缺少想象力之故，不知以美术代人生观。……吾国孔孟之书、庄骚之文，其思想多无结构、系统，即评论一端，有所谓眉批、短批者，皆琐碎无统系可言”，“吾国文学多偏重实际，而卑假托。戏剧、小说之作，在吾国素不数为文学”。梅光迪对西方文学也不是片面迎合，他评价西方浪漫主义：“自浪漫发生后，创造流弊即随之而起。浪漫派主张创造，其言实乃太过，力期与人不同。知识阶级与文化，皆在被反对之列。一言以蔽之曰：古人所言，一概否认之。举凡文学思想，以一心之所流出者为是。坐是之故，浪漫学者反对读书，反对常识与公论，非人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卒之真理亦随之消亡，此其之一弊也。自法太过，而才力有限，不采他人之思想，而专事创造，文学空虚，而思想因之退化，终则或模仿自己，或同辈互相模仿，此其又弊一也。”梅光迪对中西文化有冷静理性的思考，既有世界性的眼光，又提倡不要忽视传统文学。他对中国文学崇敬并追求，对西方文学充满期待。
第三，批判新文化运动。中国20世纪初期影响最大的思想运动是胡适、陈独秀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打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古人无文学，要求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向西方学习，引入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思潮。按理说，梅光迪与胡适同留学美国，受西学的影响，应该是志同道合的。但梅光迪却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甚至称梅光迪是把他“逼上梁山”的人。从梅光迪给胡适的信中便可看出一二：“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大抵新奇之物多生美之暂时效用，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这与他们的导师有很大关系。
梅光迪的导师白璧德是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崇尚人的道德和人文理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强调人的道德完成，强调教育和文化的人文关怀，反对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白璧德对东方哲学，从佛教到孔、孟、老、庄等都深有研究，并且非常推崇孔子。梅光迪受其影响，终身宣扬新人文主义。而胡适师从杜威，学习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哲学，宣扬自由主义与怀疑主义。胡适主张社会进步和文学发展“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于是，二人分道扬镳。梅光迪并不反对文学改革，“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今则东西通邮，较量观摩，凡人之所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他只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式的文学革命，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倡导“破旧立新”，大肆批判旧文学，却并未真正建立新的文学体系，“乘国中思想学术之标准未立，受高等教育者无多之时，挟其伪欧化，以鼓起学力浅薄血气未定之少年”，这是对社会、对人类的不负责任。所以梅光迪在讲义中抨击道：“彼其以古人文学为死文学，欲创一特别文学以自绝于古人者，直侪人类于禽兽，非愚则妄耳”，“一二年来，由少数人之提倡，日有新文学之产出，于是旧文学大为之震撼，至‘新文学家’诟旧文学为死文学，为谬种流传，则多属无稽之谈”。对于新文化者提倡的浪漫派，梅光迪更是冷嘲热讽：“浪漫派之文章，过于标异而乏公性，虽名言妙谛，稍历数载而不为人所识。”“浪漫派专重天才，反对穷思苦索。彼之言曰：文学，天才也。其所为文，信手得来。此乃欺人之诳语，岂事理所有哉。”章衣萍的《胡适先生给我的印象》中曾提到梅光迪在课堂上大骂胡适的事，由此讲义也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 王倩)
文学演讲集，梅光迪著，眉睫编，海豚出版社，2011
文学概论讲义，梅光迪讲演，杨寿增、欧梁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1920
2010年5月6日，《长江日报》用《武汉学者发现梅光迪新“讲义”——其中记载：倡白话文“此殊大误”》的标题报道了有关梅光迪讲义的新闻，随后，中新网、中国经济网等转载了这篇报道，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梅光迪是民国“学衡派”的代表之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对者，他发表许多文章批判新文化运动，“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所谓提倡‘新文化’者，犹以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仇视者”。关于梅光迪的研究不多，比较突出的有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段怀清《梅光迪年谱简编》等。梅光迪留下来的作品很少，“千古文章未尽才”，这难免让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梅光迪讲义的发现便显得弥足珍贵了。
一、讲义的发现
讲义是学者傅宏星于2008年1月偶然发现的，确定为梅光迪1920年的教案，由其学生整理而成，当时梅光迪受聘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的第一届暑期学校任教。2011年2月傅宏星到湖南任教，笔者有幸与傅先生相处。傅先生主要从事民国文学研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却风趣善谈，经常谈论学术趣闻。关于梅光迪讲义的事，便是无意中听他说起的。他说：“我记得是2008年1月14号，我到南方去找一些资料。到了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本来是想找钱基博先生的资料，却在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油印的册子，厚厚的，封面用牛皮纸包着，保存相当完好，著录的书名是‘文学概论讲义’。我很好奇，便打开看，见第一页右下角写着：‘梅光迪先生讲演，杨寿增记’。我想这本讲义《梅光迪文录》并没有收录，也没在别处见过，应该是梅光迪的佚文。因为梅光迪留下来的东西不多，发现这个讲义让我非常高兴，便用相机把讲义内容拍下来了。”当时南通市图书馆里的藏书虽然有著录，却没有正式的编目，也没有开通网站查询，查找资料非常困难，所以傅老师说：“我能在古籍部的书海里找到梅光迪的讲义真的是一种缘分了。”
后来，傅宏星把讲义的照片传给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沈卫威教授，沈教授是研究“学衡派”的专家，也感到非常欣喜，认为这本讲义非常珍贵、罕见。因为是梅光迪的佚文，傅先生觉得如果让梅氏后人来整理这些讲义应该更有意义，更能表达对梅光迪的怀念之情，便把讲义交给了武汉的梅氏宗亲梅放，梅放后来又邀请梅杰(笔名眉睫)一起整理讲义。这些讲义收录在《梅光迪文存》里，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梅杰还将讲义单独编为《文学演讲集》，新近由海豚出版社出版。
虽然南通市图书馆把讲义著录为“文学概论讲义”，但是其实整本讲义包括《文学概论讲义》(杨寿增、欧梁记)，《晚世欧美文学趋向讲义》(冯策、华宏谟、吴履贞记)，《天演学讲义大纲》(施之勉记)，32开大小，共188页。其中《文学概论讲义》74页，《晚世欧美文学趋向讲义》84页，《天演学讲义大纲》30页。讲义是油印的，楷体，繁体竖排版，每页约为12行，一行一般24个字。讲义有批注、改动的痕迹。字迹不清晰的地方，用红色的笔重新描摹了一遍，错别字用红笔更正，每个章节的标题和重要内容用红笔打了着重号，涉及人名的地方也画了红线做标记，有些章节还用圆珠笔在空白处做了笔记。据说世界上第一支圆珠笔是1943年出现的，而讲义编写的时间是1943年以前，于是便有了一个疑问：圆珠笔字迹是谁留下的?可以推测，在1943年以后，曾有人认真读过这本讲义，还用圆珠笔做了笔记。但是讲义却直到2008年才再次被发现，这实在令人遗憾，同时也感慨傅宏星慧眼识珠，没有让明珠蒙尘。
讲义中还有一处比较特别的地方，《天演学讲义大纲》开篇记录“天演学参考书目”，是横排版的，写有《天演论》、《物种由来》、《天演学图解》等中文参考书目，还有一些英文书目和与天演学有关的杂论。
在1922年广文书局出版的《当代名人新演讲集》中，也曾收录了一篇梅光迪讲演，他的某个学生抄记的《文学概论》笔记，篇幅只有数千字，远远不及约19000字的《文学概论讲义》。而且《文学概论》笔记用白话文记录，与杨寿增、欧梁抄录的《文学概论讲义》几乎没有语句相同，只有观点、章节结构一致，内容也只是《文学概论讲义》的前三章。在国家图书馆还藏有梅光迪的学生张其昀(误记为张其的)抄记的《文学概论》笔记，油印本，共十五章，章节数与《文学概论讲义》相同。其中节选《文学之界说》发表在1921年4月11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文言文，与《文学概论讲义》第一章的结构、框架都相同，但其字数更多，内容更详细，如在阐述“西洋文学界说”时，张其昀的笔记详细列举了安诺尔德、爱茂生、纽曼、白洛克、包斯尔德、孙伯夫等的观点，还总结了文学的四要素：思想、感情、体格、百世而常新。但《文学概论讲义》却只是简单列举了安诺尔德、布禄克(白洛克)、孙伯虎(孙伯夫)的观点，也没提到文学四要素。因为完整的张其昀的笔记没有流传出来，所以无从考证其与《文学概论讲义》还有哪些差别。
二、讲义的地位
关于梅光迪的讲义，陶行知的《办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科报告》有详细的记载。民国九年(1920)夏，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副校长刘伯明、教务长兼教育科主任陶行知等倡导举办暑期学校，利用南高师师资及设备的优越条件，为学生补习，对教师和其他教育行政人员进行培训，陶行知主持了南高师第一届暑期学校。暑校的办学宗旨是：“……为教师者思，乘此机遇，增加新识，交换见闻；为学生者思，亦藉此长期补习旧课，或图上进。”
从陶行知《办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科报告》中看，1920年南京高师的暑期学校是从7月12日到8月20日止。教员除了本校老师外，“并聘请北京大学教员胡适之，陈衡哲：南开大学教员凌冰、梅光迪；……担任素有研究之学程”。课程方面，“共十九种，为：小学组织法……天演学说、中国古代哲学史、文学概论……欧美文学趋势……多者每周五时，少者二时”，其中天演学说、文学概论、欧美文学趋势便是梅光迪讲授的。讲义印发有两种方式：“讲义用油印，间有用石 印、铅印者。逐日出版，每月多逾二万页，少亦一万六七千页。教员不备讲义者，由校派速记员临时记下，付印分给。”梅光迪的讲义由学生抄记整理，应该属于后一种。
晚清时期，中国向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留日学生回国后仿效日本改造中国旧的教育体制。于是，中国近代的教育体制首先是模仿日本的，创办大量师范学校，注重培养师资力量。到1920年，中国只有唯一一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却有很多高等师范学校。而在1920年前后，中国留美、留英学生大批归国，他们接受美国教育的理念与体制，开始要求中国教育体制欧美化，1920年南高师的暑期学校便是中国的教育体制由学习日本转向学习欧美的开始。陶行知在《南京高师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中明确提到暑期学校起源于欧美，并且南高师的暑期学校就是借鉴欧美开办的。“有心教育的人就想乘暑假的时候，来换些新事业，得些新阅历，使与暑假有关系的人，不但不致荒废光阴，而且能得许多平日所不能得的益处：如同旅游、游历、集会，都是解决这暑假问题的方法。但是益处最大的，无过于暑期学校。”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曾撰文明确指出：“我国有暑期学校，始自民国九年南京高等师范。”而后，中国高校的暑期学校开始盛行起来。到1925年前后，几乎所有的高等师范教育学校都效仿欧美，纷纷改办大学，这便是所谓的“改大潮”。梅光迪的讲义作为中国第一个暑期学校所留下的教案，而且是中国教育学习欧美最开始时期的重要讲义，在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梅杰称梅光迪的《文学概论讲义》“是中国现代第一本文学概论讲义”。中国最早具有文学概论性质的著作是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1916年由商务印书局出版，但《文学研究法》多述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没有提出鲜明的现代的文学观念，可以说是“新瓶装旧酒”。1920年9月上海新文学研究社出版戴渭清、吕云彪的《新文学研究法》，由于中国古代文论本身结合了各种艺术门类，所以学者面对新的文学形式，便自然而然把它放在各门学科的比较联系之中去考虑。《新文学研究法》论述了新文学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化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新兴西方学科的关系，还论述了新文学和伦理学、言语学、美学、文字学、注音字母等的关系，包括对修辞、标点法的评论研究。这体现出作者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模糊认知和不确定的学科划分，所以《新文学研究法》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学概论著作。
在梅光迪的讲义发现之前，中国第一本命名为“文学概论”的著作是1921年10月由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贸易部出版的《文学概论》(现藏国家图书馆)，根据日本大田善男的《文学概论》编著而成，作者当时署名伦叙，即伦达如。全书共158页，两编七章，上编“文学总论”，介绍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下编“文学个论”，分叙诗文等文体。由上文可知，梅光迪的《文学概论》是在1920年暑期讲授的，讲义的印发是在1920年7月到8月间，比伦达如的《文学概论》早一年多，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文学概论著作。
三、讲义的特点
讲义共十五章，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至九章为第一部分，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包括文学界说、文学的起源、模仿与创造、文学上之标准，文学的形式，还有文学与想象力、人生、情感、思想等的关系；十至十四章为第二部分，具体介绍文学体裁，梅光迪按照西方的分类，认为文学体裁“不过论说、辩论、描写、记述四大类而已。论说与辩论为说理之文，描写与记述为言情之文”，然后具体阐述散文、诗、小说、戏剧的特点、形式与创作方法等；第十五章为第三部分，概述中国文学的优点与缺点，总结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样的结构安排借鉴了西方的文学概论教材的编排方式，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文学概论教材有相似、相通之处。
《文学概论讲义》虽不到1.9万字，内容却很丰富，对研究梅光迪的教育、文学、思想等方面的主张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很明确的现代学科意识。在中国古代，文论依附于文学、经学等教授，并无独立学科。20世纪初，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论开始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最早具有“文学概论”性质的课程是1903年张之洞等人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大学堂附通儒院)》中的“文学研究法”，桐城派姚永朴在北京大学讲授了这门课程。但是姚永朴“更多的是宣讲桐城‘义法’理论，尚古仍是主流”。随着更多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涌入，这门课程的名称逐渐改为“文学概论”这个通用称呼。而后，文学概论、文学原理一类的书籍和课程大量出现，形成一个学术热点，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参与到这一课程构建中来，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文学概论教材的萌芽时期。
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主编的《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把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概论著作编写体制分为三种：翻译著作，比较著名的有鲁迅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章锡琛译本间雄久《新文学概论》等；转型教材，指以传统文章学和文学理论为基础，为追赶潮流而在形式和内容上借鉴外来著作的教材，有刘永济的《文学论》、马宗霍的《文学概论》等；新型教材，不仅用文学概论之类书名，章节分明，以一定的观点对文学现象作客观的理论的分析，形成前所未有的学科体系，而且摆脱古代文章学的理论框架，有潘梓年的《文学概论》等。梅光迪的《文学概论讲义》属于第三类。
梅光迪的论述涉及古今中外，眼光独到，内容丰富。他运用比较的方法，吸收西方文学的精华，结合中国文论，解释文学问题，如在论述“文学界定”问题时，便阐述了古今中西不同的观点，“文学起源远在太古，文学定理向无明文”，“一部《论语》言文之处甚多，顾无明白表示”，“西洋文学界说亦无确当者”。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并引用孙伯虎的话说：“文学名著必具有新颖思想使人群进化一步，深厚情感入于人心。虽出以自成一家之辞，然兼古今文章之长，垂百世而常新者也。”在章节编排上，讲义也有现代的样态，用西方现代文学概论的框架来安排章节，作者从“文学界说”论起，讨论文学的界定，然后论述了文学的起源、文学与思想、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想象力等的关系，接着具体论述文学的形式与体裁，最后总结。讲义虽用文言文写成，但在作者的言语中却体现了现代观念融入的状态，他不是从传统出发来考虑中国文学的发展，而是把中国文学的前途放在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背景中去思考，既不赞同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也不赞同全盘西化。在《文学与情感》中，梅光迪说：“中国文学喜言忠孝，西洋文学喜言爱。故吾国人于爱少感情，西洋人于忠孝少感情。吾国今因国体变更，忠孝二字亦为减色，故感情常随地随时而异，然亦多有永久不变 者。如古人感情，今人亦能了解，观今人之好读古人文学可知。吾人读西洋文学亦能悠然神往，吾国李、杜之诗，译行西洋者，彼且奉为至宝。盖今人者，古人之产儿。今人之性情、习惯，皆得之古人。黄白异种，面貌不同，然皆具人类公性，精神上之契合正多。人之所谓异于禽兽者，以其有历史性与群众性，故其文化继续不绝，可期大同。”文学是世界的，是全人类的，是永恒发展的，文学具有历史性与继承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完善，体现出梅光迪看待文学的人类化和全球化的视角。
第二，对中西文学的态度十分端正，既不拟古，也不媚外。梅光迪非常推崇中国传统文学，他曾经说：“我辈莫大责任在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为重我之心，而卧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皙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荣光莫过于是。”梅光迪留学美国，受导师白璧德的影响，推崇新人文主义，认为纯文学是没有的，文学只有和道德和哲学思想相嫁接，才能发挥更深刻的效用，才能被用来拯救人民，改造社会。他主张通过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来发展文学，进而影响思想和社会的发展。他接受西学的影响，却并不妄自菲薄，盲目西化，“吾人第一件须精通吾国文字，兼及汉以来之百家杂史、说荟笔记等，为从来Orthodox文学所不介意者；再一面输入西洋文学与学术思想，而后可言新文学耳，然此非十年或十五年之力无能为也”。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他不是一味的夸赞，他认为中国古文学有不足之处：“中国文学由世界文学衡之，其位置实难列于前茅。何则?以中国人缺少天才，其所写范围多狭小。……其所以限于天才者，一则由于少想象力，二则由于思想无系统。因缺少想象力之故，不知以美术代人生观。……吾国孔孟之书、庄骚之文，其思想多无结构、系统，即评论一端，有所谓眉批、短批者，皆琐碎无统系可言”，“吾国文学多偏重实际，而卑假托。戏剧、小说之作，在吾国素不数为文学”。梅光迪对西方文学也不是片面迎合，他评价西方浪漫主义：“自浪漫发生后，创造流弊即随之而起。浪漫派主张创造，其言实乃太过，力期与人不同。知识阶级与文化，皆在被反对之列。一言以蔽之曰：古人所言，一概否认之。举凡文学思想，以一心之所流出者为是。坐是之故，浪漫学者反对读书，反对常识与公论，非人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卒之真理亦随之消亡，此其之一弊也。自法太过，而才力有限，不采他人之思想，而专事创造，文学空虚，而思想因之退化，终则或模仿自己，或同辈互相模仿，此其又弊一也。”梅光迪对中西文化有冷静理性的思考，既有世界性的眼光，又提倡不要忽视传统文学。他对中国文学崇敬并追求，对西方文学充满期待。
第三，批判新文化运动。中国20世纪初期影响最大的思想运动是胡适、陈独秀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打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古人无文学，要求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向西方学习，引入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思潮。按理说，梅光迪与胡适同留学美国，受西学的影响，应该是志同道合的。但梅光迪却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甚至称梅光迪是把他“逼上梁山”的人。从梅光迪给胡适的信中便可看出一二：“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大抵新奇之物多生美之暂时效用，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这与他们的导师有很大关系。
梅光迪的导师白璧德是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崇尚人的道德和人文理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强调人的道德完成，强调教育和文化的人文关怀，反对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白璧德对东方哲学，从佛教到孔、孟、老、庄等都深有研究，并且非常推崇孔子。梅光迪受其影响，终身宣扬新人文主义。而胡适师从杜威，学习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哲学，宣扬自由主义与怀疑主义。胡适主张社会进步和文学发展“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于是，二人分道扬镳。梅光迪并不反对文学改革，“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今则东西通邮，较量观摩，凡人之所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他只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式的文学革命，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倡导“破旧立新”，大肆批判旧文学，却并未真正建立新的文学体系，“乘国中思想学术之标准未立，受高等教育者无多之时，挟其伪欧化，以鼓起学力浅薄血气未定之少年”，这是对社会、对人类的不负责任。所以梅光迪在讲义中抨击道：“彼其以古人文学为死文学，欲创一特别文学以自绝于古人者，直侪人类于禽兽，非愚则妄耳”，“一二年来，由少数人之提倡，日有新文学之产出，于是旧文学大为之震撼，至‘新文学家’诟旧文学为死文学，为谬种流传，则多属无稽之谈”。对于新文化者提倡的浪漫派，梅光迪更是冷嘲热讽：“浪漫派之文章，过于标异而乏公性，虽名言妙谛，稍历数载而不为人所识。”“浪漫派专重天才，反对穷思苦索。彼之言曰：文学，天才也。其所为文，信手得来。此乃欺人之诳语，岂事理所有哉。”章衣萍的《胡适先生给我的印象》中曾提到梅光迪在课堂上大骂胡适的事，由此讲义也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