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情复杂诡谲的中东地区，有一个不容忽略却又命运多舛的特殊民族，它就是库尔德族。其一直未放弃独立建国的梦想。
　　库尔德族历史悠久，但其早期历史并不明晰，只是普遍被认为是曾称雄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上古米底王国的后裔。米底王国之后，库尔德族先后臣服于波斯、马其顿、罗马、阿拉伯、蒙古、奥斯曼诸帝国。
　　上古国家受限于技术和资源的瓶颈，抗风险能力偏弱，而辗转数千年仍能成长为中东第四大族，足见库尔德族生命力之顽强。怎奈受限于“四战之地”的地缘劣势，其逐步沦为“鲸鱼中间的虾米”。时至今日，库尔德族主要分散于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境内，由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尽显“中东孤儿”姿态。

只识弯弓射大雕

　　西亚地区西濒地中海，陆地毗邻中亚、南俄草原区，无论是海上民族大迁徙，或是第一次游牧民族大侵袭，都首当其冲。其核心区两河流域，频繁上演国灭主易的戏码。
　　米底人和波斯人，就是第一次游牧大侵袭时，从里海西岸迁居至伊朗高原的。米底人先来，最先建立自己的国家;波斯人后来，较为弱势。两族系出一脉，同为外来户，自然而然抱团，结成类似于中国北方契丹和奚一般的同盟关系。
　　米底人较多保留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游牧本色，波斯人则入乡随俗，走上了不同的文明发展路径。凶悍的米底人征服了波斯人，还与迦勒底结盟，消灭了暴戾残忍的“两河流域公敌”亚述帝国，成为西亚重要一极势力。
　　但很快，米底人重蹈覆辙，变成了第二个亚述。长于征战却短于建设的米底人，为自己的穷兵黩武付出了代价。当它被长期战争损耗得虚弱不堪时，波斯人在一代英主居鲁士大帝的领导下举兵反抗，历三年灭米底王国，建立了声名赫赫的波斯帝国。
　　和许多前人一样，对于新的主宰，多数人选择和光同尘，但有人选择桀骜不驯。波斯人对剽悍成性的米底人，也不敢掉以轻心，保持打压态势。正是在长期高压下，反波斯的米底遗民的活动空间，逐渐被压制到以托罗斯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为主的山区，在东南西北四面分别被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半岛和高加索山地包围。直至今天，上述山区都是库尔德人的主要居住地。
　　由于山区经济潜力小，交通不便不利于中央集权，政治上陷入部落林立的松散状态，加上地处列强环伺的四战之地，无论是自称米底遗民，还是后来演变为库尔德民族，这股势力始终难以做大，而是长期在内耗和外侵夹击下苦苦度日，好不容易盼到波斯帝国覆灭，随即又被马其顿、罗马、帕提亚征服。

　　阿拉伯征服的受害者库尔德摇身一变，甘附新的征服者以充作爪牙。

　　城头变幻大王旗，经一轮接一轮的战事摧残“洗礼”，库尔德族内部凝聚力增强，逐渐重现同一民族性的意识。

和阿拉伯人太像了

　　肇兴于中亚草原的帕提亚王朝覆灭后，波斯人本土政权萨珊王朝（第二个波斯帝国）强势崛起。库尔德人的处境雪上加霜，在好战的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任内，彻底被波斯人武力征服。
　　波斯人上马能战，下马善治，其政治领域的建树和成果，甚至被马其顿、罗马效仿。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库尔德人，对于波斯人这个宿命之敌又怕又恨，却无计可施，直至域外势力阿拉伯人闯入，库尔德人的心眼才开始活泛起来。
　　因为，阿拉伯人和自己太像了！
　　由于同是游牧民族（阿拉伯人一方，主要指主导阿拉伯征服的半岛北部“贝都因人”）出身，同样缺乏治理经验，同样推崇武力至上，尽管屈从于阿拉伯人的弯刀之下，但这回，库尔德人似乎是口服心服了。值得一提的是，库尔德之名最早就是见载于阿拉伯帝国早期文献，并传承固定下来。
　　心思变了，库尔德人的行为逻辑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以往，库尔德人悲守僻陋之地，整日坐井观天，固守着自以为是的所谓自尊和传统。现在，阿拉伯人的征服固然带来了杀戮，却同时打开了一扇天窗，破除了思维的藩篱，让库尔德人看到了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首先，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下克上的平民宗教，但其一神教原则又专门针对当时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的政治现状，所以符合大多数阿拉伯人的利益，因此拥趸如云。显然，伊斯兰教的教义颇适用于库尔德人的困境，而现实中异教徒寸步难行，所以库尔德人最终接受了伊斯兰教。

　　本该是古拉姆近卫军“主子”的哈里发，逐渐沦为武人圈养的肥羊和人肉印章。

　　其次，统一后的阿拉伯虽然兵强马壮，但随着扩张加速，兵力吃紧，亟待非阿拉伯人的充实。显然，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战斗民族库尔德人是上上之选，比波斯人要靠谱可信得多。
　　于是乎，在发现新的价值所在后，阿拉伯征服的受害者库尔德摇身一变，甘附新的征服者以充作爪牙。他们骑马舞刀，忠诚地扮演着“安拉之剑”的角色，为阿拉伯帝国开疆拓土。他们积极与阿拉伯人通婚，設法融入阿拉伯社会。库尔德人由此迅速走出穷山恶水，四处开枝散叶，从山里人变成了世界人。

宗教分裂带来新机遇

　　阿拉伯征服之所以威力惊人，与其政教军合一的高度集权体制密不可分。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做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在他死后，因无男嗣引发了继位之争。
　　尽管很快有“从龙老臣”伯克尔、欧麦尔先后接任宗教领袖“哈里发”大位，发动了对外扩张战争，稳定了内部局势，但一俟征服受挫，外扩阻滞，伊斯兰教最终仍按照支持谁接位，分裂为什叶、逊尼两派。
　　穆斯林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地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大杂烩，利益不一。主张唯穆圣血统论的什叶派，自然群众基础薄弱，成为少数派;团结大多数的逊尼派，成为主流派。
　　宗教分裂的结果，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而联结在阿拉伯帝国一体化框架内的各区域，重新向大国竞争的故态萌发。而随着军事分封制的推行，各地军政长官也专心于世俗事务。由此，看似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阿拉伯帝国，孕育着分裂的巨大风险。
　　这对于只识弯弓射大雕、已经通过战场上的奋斗上升为帝国既得利益者的库尔德人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机遇。
　　此时的库尔德人社会，已经形成了类似于后世东欧的“哥萨克”模式—哥萨克最早都是一些不见容于社会的失意者，隐遁荒原旷野，从事艰苦的游牧生活，最终呼啸成群，聚合为党，遂成大势，后来甘为沙皇鹰犬，参加了18世纪起帝俄时代的几乎所有内外战争。同样，与其说库尔德是一个民族，倒不如说是一批同文同种、有着共同的事业和利益的社群集合。他们的事业和利益，唯有战争。

　　阿拉伯帝国中后期推行的“古拉姆”，从制度上为库尔德军人的崛起提供了活动平台。所谓“古拉姆”，是对阿拉伯既存奴隶兵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是君主推行中央集权、笼络培植直属武力的产物。说来也很讽刺，“古拉姆”的原创者萨曼王朝，是库尔德人的宿敌波斯人以中亚草原区为核心建立的国家。
　　“古拉姆”在世界军事史上影响深远，甚至波及远东。在大约同期的中国唐朝，安禄山（伊朗语系分支粟特人）的“曳落河”骑兵、李克用（突厥沙陀部落）的“义儿军”，都可算“古拉姆”的变种。
　　在阿拉伯帝国，不仅哈里发蓄养“古拉姆”，地方将帅也蓄养。发展到后来，古拉姆武士也不限于奴隶出身;即使是奴隸，也有鱼跃成龙之日。

僭主政治的受益者

　　军事分封制不断侵蚀帝国根基，国势日衰，君权逐渐旁落，本该是古拉姆近卫军“主子”的哈里发，逐渐沦为武人圈养的肥羊和人肉印章;在地方，藩帅们依靠古拉姆亲兵，自成一系，甚至公开扯旗称王，其中尤以中亚草原区的突厥籍将帅为甚。进入公元10世纪，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入了一个武人擅权的“僭主”政治时期，一如中国的唐末五代。
　　主弱仆强，这回哪怕是缺乏政治头脑的库尔德人，也不安于室了。作为“古拉姆”制度的受益者，库尔德武人们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掀起了一轮独立建国的小浪潮。
　　新建的独立国家多为割据小邦，库尔德色彩浓淡不一。唯有一个玛尔万伊德国，疆域与库尔德族聚居地基本吻合，最终亡于塞尔柱突厥之手。其余小邦，或互相攻击，或为突厥所灭，一头扎进历史长河，连个水花都不见。
　　唯有军神萨拉丁创建的阿尤布王朝是个异类，因为它建国于西亚之外的北非埃及。不过，对于库尔德族而言，龙兴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于现实的政治价值并不大，充其量只能作为祖上也曾阔过的谈资津津乐道，聊以自慰。
　　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都是天然的战斗民族，库尔德人中世纪的异军突起，自有其合理性。而在工业化的热兵器时代，昔日的优势已经被工业科技消解。放眼今日中东，库区周边的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均为拥有一定工业能力的现代国家，库尔德族建国的门槛大大提高。独立一时爽，但独立之后的生存才是更值得思考的沉重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