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然而，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心急如焚，也想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便在第一时间向武汉抗疫一线捐赠了人民币650万元。多难兴邦！我堅信，在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
　　“耄耋之年自有狂，固北疆，战南洋。磨剑数载，建万里国防……”这是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进步奖后，我的一个学生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词。奋斗一甲子，铸盾六十年。自从选择了科学防护事业，我始终站在学科发展前沿，立志为祖国铸就一座打不烂、炸不毁的“地下钢铁长城”。我想，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志气、一位科技工作者的豪气，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心系家国毕生铸盾

　　1937年，我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家中排行老七，父母便给我取名“七虎”。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的，一次逃难途中，父亲因怕我啼哭而被日本兵发现，差点把我捂死。从小目睹侵略者戕害同胞残暴行径的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祖国和军队，人民就过不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中学时代，我就读于著名的上海中学。毕业时，学校本来要选送我到苏联留学，这样的机会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梦寐以求的。可这时，我得知一个消息：新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在中学招收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还是在本国读军校？面临抉择，我心想：祖国更需要我，军队更需要我。于是我毅然决定放弃到苏联留学的机会，迈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
　　进入“哈军工”以后，因整天要跟黄土、铁铲打交道，所以当时报考防护工程专业的人不多，我就带头选择了这个专业，从此与防护工程结了缘。1960年，我被组织选派到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继续深造。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到了苏联后，我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最终获得了工学副博士学位。留学归国后，我克服各种困难，一门心思做学问、搞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面临严峻的核威胁。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敌人先打了我们，我们要保存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击，靠什么？靠防护工程。我当时就想，只有铸牢防护工程这面坚固的盾牌，才能确保我国首脑指挥工程和重要战略武器工程的安全。从那时起，为祖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就成了我毕生的追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奉命进行某飞机洞库门设计。为了获得准确的实验数据，我赶赴核爆试验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和收集数据。在现场发现，虽然核爆后的飞机洞库门没有被炸毁，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防护门出现严重变形，致使无法开启。门打不开，飞机出不来，就无法反击和追击敌人。当时飞机洞库门设计通常采用简单的手算方式，计算精度差。我率先引入世界上刚兴起的有限元计算理论，设计出了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的机库大门。
　　大国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上，更体现在综合国力上。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既要关注如何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也要关心如何提升综合国力、谋求人民幸福。1992年初，珠海特区建设机场，要炸平一座山，爆破总量1085万立方米，要求一次性爆破成功，数万发雷管不能有哑爆，一半的土石方定向投入大海，一半必须松动破碎，而且要确保邻近1000米内的两处村庄安全。我带领团队六下珠海，与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和施工环节，当年12月成功实施爆破，创造了世界爆破史上的新纪录。
　　这些年，我还在长江隧道、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地质处置等方面，贡献了我的学识和才智。在我心中，这都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所系，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幸福所在。
　　一路走来，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我深刻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也不会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常对老伴和身边同志说，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一切，爱党信党跟党走，是我一生中最正确、最坚定的选择。

心无旁骛潜心钻研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一点马虎和心浮气躁。根据我的人生体验，科技的成就或者人生的成功，有时候看来好像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但实际上，机遇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天才出自勤奋。我就读“哈军工”期间，哈尔滨松花江畔很漂亮，特别是冬天的雪景很美。但那时，我一次都没去看过，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六年假期只回过一次家，利用假期主动留校学习。所以，我年年被评为优秀学员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也成了全年级唯一的全优毕业生。
　　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虽然没有达到顶点，但也克服困难登上了科技高地。我记得在我设计飞机洞库大门时，没有学过有限元理论、计算机语言，没有编过电子计算机程序。由于当时国内只有七机部五院、中科院计算机所等少数单位有大型计算机，我只能利用人家午饭和休息时间上机计算，饮食不规律加之劳累过度，导致我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但这些困难，最终都被我征服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新型钻地弹、钻地核弹，动辄数十米的钻地深度和巨大威力让人不寒而栗。为此，我带领团队通过刻苦钻研和攻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深地下超高抗力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并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选址、安全埋深、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抗爆结构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实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有人曾在某地下防护工程内当面表达对钻地弹的担忧，我当即告诉他们：“我们的防护工程不仅能防当代的，也能防未来可能的敌战略武器打击，什么钻地弹来了都不怕！”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如果说核弹是军事斗争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矛”与“盾”总是在攻防对抗的进程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我和团队时刻跟踪新型进攻武器的发展，只要是进攻性武器这个“矛”发展一步，就琢磨和研究让我们的“盾”如何更坚固一层。从核空爆到核触地爆、再到核钻地爆，从普通爆炸弹到钻地弹，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研究，我们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金钟罩”
　　2019年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亲自为我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和证书。我深知，这份荣誉和褒奖，不属于我个人，它歸功于党和国家对我们科技人员的热忱关心，归功于社会各界对科技创新的充分尊重，归功于军队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组织的培养，我不可能获得今天这些成就。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我决定把国家奖给我的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主要资助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学生。后来，江苏省又配套奖给我800万元，我捐出100万设立了“钱七虎奖学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拿出50万捐给了我的母校——上海中学，剩余650万这次全部捐给了疫情防控。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他们把生命都献给了党和国家，我还有什么不能贡献的呢？我能尽我的一份力量，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又幸福的事。

甘为人梯提携后人

　　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我这辈子有个最大的课题就是：培养优秀人才、打造优秀团队。
　　每年，我都要组织团队举办一场“学术民主生活会”，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齐集一堂，开展“头脑风暴”。团队成员都说：“每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视野都要开阔一分。”“以老带新”的知识碰撞，学术争鸣的思维交融，激发了团队创新活力，促进了团队快速发展。
　　在我的团队里，70%的科研项目由年轻人担纲完成，实现了完成一个课题、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取得一项成果、带出一批创新能手。数十年来，我们团队先后建成了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军队创新研究群体，涌现出长江学者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军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对象1人，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原总参优秀中青年专家4人，团队也成了实力雄厚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
　　2009年，我主动放弃被提名竞选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的机会，举荐中国年轻学者冯夏庭，我的理由很简单：“世界岩石力学研究中心在中国，冯夏庭人年轻、有能力、敢担当。”后来，冯夏庭成了有史以来唯一担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的中国专家。
　　我觉得，任何事业都是集体的事业，不是个人单打独斗就能成功的。一个人没有大家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研究，更是集体和团队的集体智慧。只要大家在吃苦担当的时候能勇于往前冲，排名报奖的时候学会往后靠，就一定能获得他人的支持。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良好的团队精神，把助人为乐作为人生准则，处理好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团结力量干大事。
　　我今年83岁了，虽然已经退休，但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想做、能做。在我有生之年，我将始终做到毋须扬鞭自奋蹄，继续在防护工程领域潜心研究，带好学生、培养人才，关心团队建设，为国家铸就钢铁强盾，为我国军事、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云利孝整理）（责任编辑：孙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