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把书法当作手艺，常自称为“手艺人”，在我看来，书法确实有很大部分是手艺，涉及对水墨关系的处理、对线条的控制、对空间的把握等环节，但书法创作与木匠雕花、石匠刻石的过程还是有质的不同，其中关键在于，书家书写的过程是一种融入个人际遇与情感抒发的过程。古代文人士大夫常以之遣怀，如同王维诗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中的形象，自己一个人到竹林里去弹琴，书法并非是娱人的艺术，也正因此，书家个人的“情”、意绪、兴致，对于书法创作而言，是第一位的，是统摄书法作品的灵魂。
　　当代书法理论家韩玉涛先生在《书法十讲》中说：“书法是哲学的，又是写意的。它是写意的哲学艺术。”我觉得这种总结是非常到位的。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书艺之奥妙在于“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书者，抒也，散其怀抱，抒其意绪，由此方能进入艺境。
　　古代诗人与艺术家非常珍视这种“意”和“兴致”。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傍晚时分，突然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如他在诗中所写：“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他在诗中记录下自己的这种心绪，在此情境下，才有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千古名句。
　　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认为兴致的来去与灵感的开塞，非人力所为，有一种突发性，无规则可循，如他在《文赋》中说：“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就我个人的创作体会，我觉得虽然有时捕捉书法创作的灵感与意绪，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但为自己营造一种氛围，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一般在创作之前，在书房中打开音乐，如理查德·克莱德曼、凯文科恩以及班得瑞等人的作品，我都很喜欢。有时在桌前焚一炷香，随着音乐与香气的浸润，我会慢慢进入到创作状态。这个过程，古人把它称作“感兴”。在这种状态下书写，往往神驰笔畅、心手相应。如果没有一种特有的意绪或情感，我一般不会动笔创作，更喜欢到书架前翻一翻书，研究一些古代书家的资料。
　　我平时比较喜欢搜集尚未被今人注意到的一些金石碑版材料，这一方面有助于我的学术写作，另一方面，这些资料能让我与古人相感通，获得一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的古意。在這个过程中，时间和空间都得到了拓展与延伸，个人似能与宇宙万物的源头触通。
　　我对金石碑版的兴趣与我做博士后的经历有关。2004年至2008年，我有幸在浙江大学跟随陈振濂先生从事书法文献学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我选择了清代金石学大家阮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阮元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他“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在书法领域，阮元是“北碑南帖”论的提出者。为了分析他的碑学思想，我在汗牛充栋的故纸堆里，整理了大量古籍材料，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专著《阮元书学思想研究》。在此书中，我针对阮元的“书分南北”思想，指出阮元所说的“南北”指的是碑派与帖派书法两种书法谱系，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有无篆隶笔意，并非有些学者理解的仅限于地域意义上的“南北”。另外，我在书中指出，阮元对于王羲之的大胆怀疑，意在打破以二王书法为代表的书学体系，从而揭橥出粗厉雄浑、劲正刚健的另外一个书学体系，这对塑造近代书法美学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此书在201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体现我这个阶段学术思考的一个反映。
　　受到金石学相关思想理论的影响，我在自己创作中，有意识地融合一些碑派的写法，以使作品既有碑的质朴古拙，又有帖的流畅婉丽，努力融合二者，达到中和之美。 　　“致中和”，是中国古代哲人追求的至高境界，这也是我书法创作的审美理想。我在美国、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长期从事书法教学工作，我发现世界各地的人都非常欣赏“和”的中国智慧，它不限于地域，是可以普遍适用的观念。对于一个人而言，“中和”之道可使他做事不偏激，心态平和，进而可促进他的身体健康；对于一个群体而言，“中和”思想可使持各种观点的人和谐相处，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对于国家和世界而言，“中和”的智慧可以解决地区和国家间的冲突，为人类带来和平。这种中国智慧在哲学表述层面还比较抽象，书法能够形象地把这种哲学理念呈现出来，我努力用书法的形式向世界各国人民传播这种文化。
　　我自己在从事书法创作过程中，一直没有忽视对美学、哲学、历史方面的学习，这些学问能帮助我分析时代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又直接或间接地与书法有关联，书法和这些学科并非是隔绝的，它们都关乎人类的心灵与境遇，都属于人文科学。我觉得文史哲学不好的人，是很难把字写得有灵气和书卷气的，仅仅是技法层面的娴熟，对于书法这门艺术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就我的理解，古代书家所处的“六艺”文化体系，大致与现在文史哲一体的学术体系相对应，我对自己学生的要求是：不必刻意地将自己专业与其它专业分开，要以“大文科”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专业，要有意识地重新恢复与接近古人已给我们建立起来的学问体系。只有怀有这种抱负的书家，才有可能成为大家。
　　原来很多美术学院的书法教学，对于字帖中涉及的官职称谓、礼制习俗、词语典故等，大都不讲，只讲字的写法，只注重技法层面的讲授，我认为这种书法教学会让学生对书法的认识产生误区，他们很容易将书法理解为只是门技艺。我在书法教育领域一直呼吁要建立起“书法 ”的教育理念，以改变传统美术院校培养“书法家”的模式，目的是将书法与其它学科打通，建立起“大书法”的观念。
　　我注意到一些地方的书法教学越来越重视文史课程的开设，有些院校还专门针对书画专业开设了古典诗词创作课程。这既是顺势而为，也是对古代“六艺”文化体系以及“诗书画印”一体教育的承继。
　　我自己除了阅读文学、历史类的书籍外，还有意识地结交擅长诗词写作的朋友，彼此之间相互唱和，然后把诗作写在扇面上，是难得的雅事。我平时也常参加诗人、学者参与的雅集活动，其实，这也是古代书家的传统，当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他参加雅集有感而发写成的作品。这些年来，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倡导书法界应继承古人留给我们的很多宝贵传统，包括雅集，它有助于书坛风清气正地发展。同道之间相互切磋砥砺，谈艺论道，比起应付差事地写论文、做课题要更有价值，书法界应兴起这样的风气。
　　由于我多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收集资料、分析问题等环节，都需要运用理性思维，而书法创作更多地要借助灵感悟性与感性思维。在一般人看来，二者是相互排斥的，搞研究的往往搞不好创作，搞书法创作的往往搞不好研究。但我并不把二者视为矛盾，当灵思与兴致来时，则创作一些作品；当没有灵感时，则进入研究状态。我发现在研究书法材料的过程中，一些资料也能触发思绪，自然地引导出创作的兴致，因此，二者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