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引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这句名言描述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个演讲的主题聚焦经济全球化。习近平主席说：“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不过他明确指出，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巧合的是，就在习近平主席演讲的那一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式公布英国“脱欧”路线图。三天后，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被视为“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的那次演讲，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中国发出的捍卫全球化最强音。中国被历史推到捍卫全球化的前台，很大程度在于中国的经济依然需要借助全球化来赋能。

何以赋能

　　全球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常识普通到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其存在。在人类文明早期，部落间的以物易物交换，是人类生存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促成因素。13世纪欧亚间贸易兴起时，繁荣的贸易城市成为联结这片大陆的节点。有学者把1492年发现新大陆作为全球化的起点。根据有关研究，1500年至1799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1.06%。这是此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增速。

　　从经济融合度来看，欧盟不仅远高于还没有全区域性自贸协定的东亚地区，也明显高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贸区。面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威胁，欧盟尤其是德国的底气比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日本更足，原因就不难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选择更加开放的道路，更加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就有可能积累更多的抗风险能力。

依然脆弱

　　抗外部风险能力的强弱，是检验国家内部经济韧性的一项关键指标。当初中国大开国门拥抱经济全球化时，外部环境对中国来说是相当有利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经贸合作上对中国也算得上慷慨。某种意义上说，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看待经济全球化时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去政治化”倾向。换句话说，在依然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家间实力的变化不那么敏感。
　　2001年至2017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占比从4%增加到15%。这一时期美国的占比从32%下降到24%，欧盟和日本的降幅更大。此外，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分布不均，给民粹主义崛起创造了土壤。由此产生的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变化，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政策变化上。“逆全球化”并非危言耸听。
　　经济全球化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毫无疑问将给中国带来挑战。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发生的时间点，对中国来说绝对算不上有利。19世纪末美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时，英法这些老牌工业强国曾对美国发起贸易战。当时美国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国，并利用欧洲列强的矛盾各个击破，成功化解了危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目前都没有美国当年的有利条件。
　　中国的贸易优势没有完全转化为政治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如今的经济全球化与工业革命时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英国当时算得上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英国企业制造的商品行销世界。而中国目前的世界工厂地位，更多地体现在其全球生产链的终端角色上。
　　经济全球化运行无虞，这种局面能为中国经济赋能。一旦遭遇逆流，就会给中国造成脆弱性。这一点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中体现得尤为明顯。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瞄准的正是全球生产链。从理论上说，美国可以通过政策手段迫使制造业回流本土。这样做搅动的只是全球生产链，美国强大的制造业实力仍是一个现实存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筹码，不能在这个层面与美国直接对抗，是中国需要力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量上的扩张，与质上的提升并不同步。中国政府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短板。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而且中国依然需要经济全球化的赋能。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