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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和张弥曼聊天时，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
在董卿的讲述里，她是三顾都请不来的老先生;翻翻学术成果，她有颠覆权威的发现、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古代鱼;2016年，她摘得了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今年上半年又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成为首位获奖的古生物学家……如此种种，她谈起时诚惶诚恐，最后叹一口气说：“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朗读者》是不要的，我也没有很大的贡献。”
2018年9月2日，张弥曼在她的办公室里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这很令人新奇。像她这样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她一定不认同这样的形容——却把自己摆在了很低的位置上。
“您真是太谦虚了。”《环球人物》记者真心实意地感叹。
“我不是谦虚，”张弥曼连连摆手，有几分孩子气地迫切，“我真没觉得自己比谁了不起，真的。我做得太不够了，有多少人比我做得好呀！”
张弥曼的“多少人”里，也有董卿。她至今只见过董卿一次，就在节目录制当天。她感觉很好，不仅因为董卿优雅、亲和，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放下了对镜头的紧张。“我很放松，因为她让我感觉到，她在享受与我的交流。”大抵只有与董卿面对面交流过，才能有此感触。作为《朗读者》的忠实观众，张弥曼印象更深的曾是，董卿能引出受访者的另一面。“看她采访俞敏洪时，我特别惊讶，原来俞敏洪是这么逗趣、有意思的一个人。”
“那她引出了您的另一面没有？”
“我表现应该还不错吧。”她有些为难，因为没想过这个问题，“身边人反响都挺好的，还有老同学把节目拍了照片寄给我。”
董卿从银屏上走到了身边，张弥曼也有机会对她多一些了解。“我没想到她会这么累，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能睡。”张弥曼说起时心疼，于是行动上更为体贴，在节目前沟通时，从不主动在微信上找董卿，怕打扰到她，有事只和晶晶联系。
“您把董卿看作令人心疼的晚辈？”记者问她。张弥曼摇摇头：“我把她看作一位值得钦佩的女性，我非常佩服她。她的节目做得很好，能够给人力量，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传递了正能量。”
但也不是没有遗憾，“我讲了很多傅睿思的事，可惜限于节目时长，有些没播”。张弥曼心心念念的傅睿思，是丹麦古植物学家，也是中国、美国、瑞典等多个国家的外籍院士，曾在瑞典南部找到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花。
2018年9月2日，张弥曼在她的办公室里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两人初见是在1989年瑞典的一次活动仪式上，张弥曼只记得傅睿思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女孩”——那时张弥曼53岁，傅睿思42岁。再重逢是在美国芝加哥的活动上。傅睿思告诉张弥曼，自己研究古植物，过段时间要去南京古生物所。她从没去过中国，心里颇为忐忑。恰好南京古生物所的所长是张弥曼的好友，于是张弥曼写了封邮件，请好友接待傅睿思。
这次南京之行成了傅睿思爱上中国的开端，也开启了她与张弥曼漫长的友谊——数十年里，傅睿思频繁到访中国，而张弥曼常常同行。“她对中国喜欢得不得了，大好河山喜欢，农村的大猪也喜欢，哪儿都喜欢。”张弥曼说起时忍俊不禁。每次傅睿思来，都是她给安排行程：云南、浙江、海南……她们一起去新疆，住的地方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结果那段时间都是阴天，于是两个人从野外灰头土脸地回来，还得用冷水洗头、洗澡。傅睿思也不抱怨，甚至不觉得条件差，只一心扑在工作上。“有时候请别人帮忙定住的地方，都会安排得很好。我们反而觉得没有必要，物质上其实可以随便一点，最重要的是方便一点，离野外工作的地方近一点。”
在讲述她和她的故事时，“特别优秀”“对人非常真诚”“比我好到不知道哪里去”是张弥曼反复念叨的话。她总是很恳切地向记者表示自己对她们的敬佩。有句话说，“美而不自知”才更加动人;借用一下，如此优秀而不自矜，才是格外叫人动容的优秀。
登上《朗读者》的舞台，让张弥曼成了“国民女神”“网红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事实上，这样的刷屏早先还有一次——今年3月22日，82岁的张弥曼获得了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并到颁奖现场致辞。在后来刷屏的视频里，张弥曼身着墨绿旗袍，用法语、英语、汉语、俄语、瑞典语发表感言，优雅风趣，可最后离开时忘了拿奖杯，引来网友“太可爱了”的赞叹。
下了领奖台，张弥曼还是那个张弥曼。老友发来短信祝贺，她不好意思地回复：“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环球人物》记者刚提起得奖，她忙解释道：“咱们国家第一个得这个奖的是物理学家李方华，她做的比我好多了。我只是比较幸运。”
真的只是幸运？“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每年只表彰全球5位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而评委会在给张弥曼的颁奖词里这样写道：“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推动了人类对生物进化史的认知进入新的阶段。”这里的“化石证据”，指的是发现于云南曲靖的杨氏鱼化石。在这背后的故事里，张弥曼不再是随意淡泊，而是刚毅执着。
1980年，张弥曼在瑞典跟随导师雅尔维克学习。她对“杨氏鱼”的研究，挑战了导师的理论。（张弥曼/供图）
地球生命起源于海洋，鱼类登上陆地，演化出包括人类在内的陆地脊椎動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古鱼类的研究就是对人类生命源头的追溯。到底是哪种鱼以何种方式走上陆地，长期困扰着学界，但共识是“鱼类需要有联通外鼻孔和喉肺部的内鼻孔才能登上陆地”。1942年，瑞典古鱼类学家雅尔维克发表专著，指出总鳍鱼类的牙齿不仅十分接近两栖动物，还拥有内鼻孔，一举将“人类祖先”总鳍鱼类写进了教科书。
张弥曼在瑞典跟随的导师正是雅尔维克，她要进行的工作，也与导师做过的相似——对化石进行连续磨片，还原杨氏鱼的内部结构。“连续磨片法”需要研究者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努力：先把化石封在石膏模型里，每磨去1/20毫米，就画一张切面图，磨一层，画一张，手工完成，循环往复，直到化石磨完为止。雅尔维克当年用了25年完成工作（他的化石稍大一些），张弥曼只用了两年。
“为什么这么着急？”
“我只是想把浪费的时间抢回来。”
很多关于张弥曼的报道都提到过一个说法，称她是“瑞典博物馆里不睡觉的中国女人”。张弥曼摆摆手，否认道：“不是这样的。”记者俯身倾听，以为她要澄清什么，结果她说：“我只是睡觉睡得比较少，不是不睡觉。”两年内，她把2.8厘米长的杨氏鱼颅骨化石磨出了540片，而摹出的最大的那幅图，花了她14个小时。
但最大的难处并不在辛苦，而是随着研究的进行，张弥曼渐渐发现，杨氏鱼的头颅中找不到导师发现的内鼻孔——这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地位，挑战了导师的四足动物起源说。“老师他很不高兴，每天都跑到我那里念叨，‘够了！够了！’就是要我不要再做了。有时还会说它是像恶魔一样的鱼，‘damned fish（该死的鱼）’。我当时想，待会儿不要说‘damned Meman（该死的弥曼）’就行了。”
直到今天，张弥曼都会记得雅尔维克待自己的好。每逢节日他都会开车接张弥曼到家里用餐，吃完饭再送她回去。但张弥曼的研究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师徒关系。“有没有考虑过停下来？”记者问。“为什么要停下来？”张弥曼显得疑惑又坚定，“我好不容易能有机会专注地做研究。科学研究不就是这样？发现了什么就只能写什么。”
谈起这段往事，说到当年经历的那些压力与阻碍，记者听得直皱眉头，张弥曼却心平气和，轻声细语。其多年合作者苗德岁曾感慨道：“张先生仗义执言，得罪人的事是不少的……说她很有个性都是比较mild（温和）的表述了。”
这便是至柔者至刚吧。
1982年3月21日，张弥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通过了题为《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早泥盆世总鳍鱼类杨氏鱼的头颅》的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有关脊椎动物登陆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推进。
张弥曼曾把自己和古生物研究的关系形容为“先结婚后恋爱”。她受父亲的影响，原本是想做一名医生。“我父亲在医学院工作。小时候我常穿过解剖室去喊他回家吃饭，遇到他们解剖尸体，也不怕。我们身边还有不少医生，待人很好，有人生病了，一请就来，格外耐心。我那时觉得他们特别神圣，所以打定主意以后要考医学院。”
那时中国正朝工业化迈进，报刊上登了许多鼓励青年投身地质专业的文章。张弥曼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俄国学者写的“下一代的旅人，祝你们一帆风顺！”以及刘少奇的讲话，说地质是工业的尖兵。年仅17岁的张弥曼受此感召，毅然改变初衷，不顾家人反对，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不久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专业。
“我们开始都不知道去学什么，也搞不懂古生物是要干什么。幸亏中国古生物代表团很快就来访苏，我们才有机会向几位老前辈请教。”张弥曼口中的“老前辈”其实并不老，最年长的不过50岁出头，最年轻的周明镇才37岁，“他们特别耐心，帮我们解惑，还建议大家分一分工，有人学脊椎动物，有人学无脊椎动物，有人学植物……我听取了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的建议，决定学鱼。”
为了找化石，张弥曼（后排右九）与地质勘察队“跑野外”。她是队伍里唯一的女生。（张弥曼/供图）
从苏联回来后，张弥曼被分配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始了风餐露宿的日子。为了找化石，她每年花几个月时间随地质勘察队跑野外，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翻山越岭。二三十人的队伍，就她一个女生。她没什么特殊待遇，反而为了方便，把头发剪了，被当地老乡误认为是男娃。荒郊野岭、老乡家的阁楼、村里的戏台曾是她的卧房，跳蚤、臭虫、老鼠曾是她的室友，洗澡是奢侈的事，吃饭也只囫囵求个饱。奔波40多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把衣服扔到大锅中煮沸。
在报考地质学院前，张弥曼幻想过一幅浪漫图景——她骑着骆驼在戈壁上行走。后来，她从未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却也找到了另外的浪漫：“有时在一个地方找了很久，什么都没发现，刚准备放弃，一站起来，看到地上有一块化石，别提有多惊喜了。拿回来后，我们用工具——有时是绣花针，一点点把化石从岩石里剥出来，真的很美。虽然外行人不理解其中意义，但身在其中，有一点点新发现，都是风景。”
近些年，张弥曼主动将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交给年轻学者，自己转而投身少有人关注、难出成果的新生代鲤科鱼化石研究。“我毕竟年纪大了，那些好化石我做的会比年轻人慢，但看着不去动，又心痒痒，干脆就放手给他们，让他们去发光。新生代鲤科鱼化石这块做的人很少，我觉得它挺重要的，再不做，中国就赶不上了。”
大抵在一条路上走了60多年，把每个认真生活的日子都当成平常，才会自以为平凡。在《朗读者》里，张弥曼说：“谨以此篇，献给每一位坚定前行的女性。” 这是送给董卿，送给傅睿思，送给她人生里的很多人，但也应该，送给她自己。
在董卿的讲述里，她是三顾都请不来的老先生;翻翻学术成果，她有颠覆权威的发现、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古代鱼;2016年，她摘得了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今年上半年又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成为首位获奖的古生物学家……如此种种，她谈起时诚惶诚恐，最后叹一口气说：“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朗读者》是不要的，我也没有很大的贡献。”
这很令人新奇。像她这样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她一定不认同这样的形容——却把自己摆在了很低的位置上。
“您真是太谦虚了。”《环球人物》记者真心实意地感叹。
“我不是谦虚，”张弥曼连连摆手，有几分孩子气地迫切，“我真没觉得自己比谁了不起，真的。我做得太不够了，有多少人比我做得好呀！”
“美而不自知”才更加動人
张弥曼的“多少人”里，也有董卿。她至今只见过董卿一次，就在节目录制当天。她感觉很好，不仅因为董卿优雅、亲和，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放下了对镜头的紧张。“我很放松，因为她让我感觉到，她在享受与我的交流。”大抵只有与董卿面对面交流过，才能有此感触。作为《朗读者》的忠实观众，张弥曼印象更深的曾是，董卿能引出受访者的另一面。“看她采访俞敏洪时，我特别惊讶，原来俞敏洪是这么逗趣、有意思的一个人。”
“那她引出了您的另一面没有？”
“我表现应该还不错吧。”她有些为难，因为没想过这个问题，“身边人反响都挺好的，还有老同学把节目拍了照片寄给我。”
董卿从银屏上走到了身边，张弥曼也有机会对她多一些了解。“我没想到她会这么累，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能睡。”张弥曼说起时心疼，于是行动上更为体贴，在节目前沟通时，从不主动在微信上找董卿，怕打扰到她，有事只和晶晶联系。
“您把董卿看作令人心疼的晚辈？”记者问她。张弥曼摇摇头：“我把她看作一位值得钦佩的女性，我非常佩服她。她的节目做得很好，能够给人力量，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传递了正能量。”
但也不是没有遗憾，“我讲了很多傅睿思的事，可惜限于节目时长，有些没播”。张弥曼心心念念的傅睿思，是丹麦古植物学家，也是中国、美国、瑞典等多个国家的外籍院士，曾在瑞典南部找到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花。
两人初见是在1989年瑞典的一次活动仪式上，张弥曼只记得傅睿思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女孩”——那时张弥曼53岁，傅睿思42岁。再重逢是在美国芝加哥的活动上。傅睿思告诉张弥曼，自己研究古植物，过段时间要去南京古生物所。她从没去过中国，心里颇为忐忑。恰好南京古生物所的所长是张弥曼的好友，于是张弥曼写了封邮件，请好友接待傅睿思。
这次南京之行成了傅睿思爱上中国的开端，也开启了她与张弥曼漫长的友谊——数十年里，傅睿思频繁到访中国，而张弥曼常常同行。“她对中国喜欢得不得了，大好河山喜欢，农村的大猪也喜欢，哪儿都喜欢。”张弥曼说起时忍俊不禁。每次傅睿思来，都是她给安排行程：云南、浙江、海南……她们一起去新疆，住的地方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结果那段时间都是阴天，于是两个人从野外灰头土脸地回来，还得用冷水洗头、洗澡。傅睿思也不抱怨，甚至不觉得条件差，只一心扑在工作上。“有时候请别人帮忙定住的地方，都会安排得很好。我们反而觉得没有必要，物质上其实可以随便一点，最重要的是方便一点，离野外工作的地方近一点。”
在讲述她和她的故事时，“特别优秀”“对人非常真诚”“比我好到不知道哪里去”是张弥曼反复念叨的话。她总是很恳切地向记者表示自己对她们的敬佩。有句话说，“美而不自知”才更加动人;借用一下，如此优秀而不自矜，才是格外叫人动容的优秀。
“damned fish（该死的鱼）”和“damned Meman（该死的弥曼）”
登上《朗读者》的舞台，让张弥曼成了“国民女神”“网红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事实上，这样的刷屏早先还有一次——今年3月22日，82岁的张弥曼获得了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并到颁奖现场致辞。在后来刷屏的视频里，张弥曼身着墨绿旗袍，用法语、英语、汉语、俄语、瑞典语发表感言，优雅风趣，可最后离开时忘了拿奖杯，引来网友“太可爱了”的赞叹。
下了领奖台，张弥曼还是那个张弥曼。老友发来短信祝贺，她不好意思地回复：“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环球人物》记者刚提起得奖，她忙解释道：“咱们国家第一个得这个奖的是物理学家李方华，她做的比我好多了。我只是比较幸运。”
真的只是幸运？“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每年只表彰全球5位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而评委会在给张弥曼的颁奖词里这样写道：“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推动了人类对生物进化史的认知进入新的阶段。”这里的“化石证据”，指的是发现于云南曲靖的杨氏鱼化石。在这背后的故事里，张弥曼不再是随意淡泊，而是刚毅执着。
地球生命起源于海洋，鱼类登上陆地，演化出包括人类在内的陆地脊椎動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古鱼类的研究就是对人类生命源头的追溯。到底是哪种鱼以何种方式走上陆地，长期困扰着学界，但共识是“鱼类需要有联通外鼻孔和喉肺部的内鼻孔才能登上陆地”。1942年，瑞典古鱼类学家雅尔维克发表专著，指出总鳍鱼类的牙齿不仅十分接近两栖动物，还拥有内鼻孔，一举将“人类祖先”总鳍鱼类写进了教科书。
张弥曼在瑞典跟随的导师正是雅尔维克，她要进行的工作，也与导师做过的相似——对化石进行连续磨片，还原杨氏鱼的内部结构。“连续磨片法”需要研究者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努力：先把化石封在石膏模型里，每磨去1/20毫米，就画一张切面图，磨一层，画一张，手工完成，循环往复，直到化石磨完为止。雅尔维克当年用了25年完成工作（他的化石稍大一些），张弥曼只用了两年。
“为什么这么着急？”
“我只是想把浪费的时间抢回来。”
很多关于张弥曼的报道都提到过一个说法，称她是“瑞典博物馆里不睡觉的中国女人”。张弥曼摆摆手，否认道：“不是这样的。”记者俯身倾听，以为她要澄清什么，结果她说：“我只是睡觉睡得比较少，不是不睡觉。”两年内，她把2.8厘米长的杨氏鱼颅骨化石磨出了540片，而摹出的最大的那幅图，花了她14个小时。
但最大的难处并不在辛苦，而是随着研究的进行，张弥曼渐渐发现，杨氏鱼的头颅中找不到导师发现的内鼻孔——这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地位，挑战了导师的四足动物起源说。“老师他很不高兴，每天都跑到我那里念叨，‘够了！够了！’就是要我不要再做了。有时还会说它是像恶魔一样的鱼，‘damned fish（该死的鱼）’。我当时想，待会儿不要说‘damned Meman（该死的弥曼）’就行了。”
直到今天，张弥曼都会记得雅尔维克待自己的好。每逢节日他都会开车接张弥曼到家里用餐，吃完饭再送她回去。但张弥曼的研究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师徒关系。“有没有考虑过停下来？”记者问。“为什么要停下来？”张弥曼显得疑惑又坚定，“我好不容易能有机会专注地做研究。科学研究不就是这样？发现了什么就只能写什么。”
谈起这段往事，说到当年经历的那些压力与阻碍，记者听得直皱眉头，张弥曼却心平气和，轻声细语。其多年合作者苗德岁曾感慨道：“张先生仗义执言，得罪人的事是不少的……说她很有个性都是比较mild（温和）的表述了。”
这便是至柔者至刚吧。
1982年3月21日，张弥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通过了题为《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早泥盆世总鳍鱼类杨氏鱼的头颅》的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有关脊椎动物登陆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推进。
“下一代的旅人，祝你们一帆风顺”
张弥曼曾把自己和古生物研究的关系形容为“先结婚后恋爱”。她受父亲的影响，原本是想做一名医生。“我父亲在医学院工作。小时候我常穿过解剖室去喊他回家吃饭，遇到他们解剖尸体，也不怕。我们身边还有不少医生，待人很好，有人生病了，一请就来，格外耐心。我那时觉得他们特别神圣，所以打定主意以后要考医学院。”
那时中国正朝工业化迈进，报刊上登了许多鼓励青年投身地质专业的文章。张弥曼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俄国学者写的“下一代的旅人，祝你们一帆风顺！”以及刘少奇的讲话，说地质是工业的尖兵。年仅17岁的张弥曼受此感召，毅然改变初衷，不顾家人反对，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不久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专业。
“我们开始都不知道去学什么，也搞不懂古生物是要干什么。幸亏中国古生物代表团很快就来访苏，我们才有机会向几位老前辈请教。”张弥曼口中的“老前辈”其实并不老，最年长的不过50岁出头，最年轻的周明镇才37岁，“他们特别耐心，帮我们解惑，还建议大家分一分工，有人学脊椎动物，有人学无脊椎动物，有人学植物……我听取了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的建议，决定学鱼。”
从苏联回来后，张弥曼被分配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始了风餐露宿的日子。为了找化石，她每年花几个月时间随地质勘察队跑野外，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翻山越岭。二三十人的队伍，就她一个女生。她没什么特殊待遇，反而为了方便，把头发剪了，被当地老乡误认为是男娃。荒郊野岭、老乡家的阁楼、村里的戏台曾是她的卧房，跳蚤、臭虫、老鼠曾是她的室友，洗澡是奢侈的事，吃饭也只囫囵求个饱。奔波40多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把衣服扔到大锅中煮沸。
在报考地质学院前，张弥曼幻想过一幅浪漫图景——她骑着骆驼在戈壁上行走。后来，她从未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却也找到了另外的浪漫：“有时在一个地方找了很久，什么都没发现，刚准备放弃，一站起来，看到地上有一块化石，别提有多惊喜了。拿回来后，我们用工具——有时是绣花针，一点点把化石从岩石里剥出来，真的很美。虽然外行人不理解其中意义，但身在其中，有一点点新发现，都是风景。”
近些年，张弥曼主动将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交给年轻学者，自己转而投身少有人关注、难出成果的新生代鲤科鱼化石研究。“我毕竟年纪大了，那些好化石我做的会比年轻人慢，但看着不去动，又心痒痒，干脆就放手给他们，让他们去发光。新生代鲤科鱼化石这块做的人很少，我觉得它挺重要的，再不做，中国就赶不上了。”
大抵在一条路上走了60多年，把每个认真生活的日子都当成平常，才会自以为平凡。在《朗读者》里，张弥曼说：“谨以此篇，献给每一位坚定前行的女性。” 这是送给董卿，送给傅睿思，送给她人生里的很多人，但也应该，送给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