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确定了国家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1953年下半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普选。在此基础上，由下而上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系统地建立起来了。这次会议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这是我国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在满室书香中，重庆市人大民宗侨外委原专职副主任委员邓启权，翻开珍藏多年的《重庆人民代表大会志》，一件件往事扑面而来。
　　自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我市的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有哪些珍贵的片段？答案，在邓启权手中这本志中，也蕴藏在他的回忆里。
　　修志记录民主发展
　　“1982年，随着中国百万大裁军的一声号令，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带着尚未散尽的战场硝烟，转业到地方人大工作。”邓启权说，这给了他参与撰写《重庆人民代表大会志》的机会。
　　这本珍贵的文献资料，记录了从1907年到1993年期间我市民主发展中的大事件，包括清朝末年重庆民意机构、中华民国时期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以后的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和1980年以后的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建立和运行等。
　　《重庆人民代表大会志》于1994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
　　在修志的几年时间内，邓启权在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也将这段历史铭记心中。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大军为主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秀山洪安打响了解放重庆的第一枪，一路攻坚克难、浴血奋战，实现了重庆乃至整个大西南的解放。
　　1949年12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随后，重庆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都迅速建立起来。
　　十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各地要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各代会）。
　　1950年1月23日至29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曙楼隆重召开。渝中区中山二路，今儿童医院所在地，就是当年会议召开的地方。
　　这次会议上，刘伯承作了《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报告。会议对重庆市50多天的接管工作进行了总结，宣告重庆将转入人民政权的正常建设与管理阶段。
　　同时，大会还通过了有关临时动议：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表示祝贺与拥护;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向刘伯承司令员、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致敬;发出通电拥护周恩来外交部长1月19日声明派张闻天为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并且要求联合国理事会迅速开除国民党匪帮代表;向解放西南的人民解放军致敬……
　　“多项临时动议，是重庆人民在表达人民当家作主的振奋之情。”邓启权说。
　　开始修志后，通过多方查阅资料并深入研究，邓启权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各代会在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宣传和解释国家政策法令，动员全市人民协助政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全市各界人民代表经过增补、罢免、选派、推选后，已经具有充分的、人民的代表性。”邓启权说，为了逐步完善人民民主制度，密切人民与政府的联系，于1951年1月20日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中共重庆市委的建议，决定改变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由“协议机关”改为“代行权力机关”。
　　自1950年1月23日召开重庆市第一届各代会至1953年5月5日召开重庆市第四届各代会第二次会议止，共召开了十一次会议。
　　“这十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历史转折时期重庆民主施政的体现和探索，是向国家权力机关过渡的必要基础，但仍系‘代议制’形态。”邓启权说，之所以说是“代议制”形态，主要原因有四：一是还没有国家宪法赋予它法律地位和权力;二是没有国家法律授予其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自身运行的规定也是政府制定的;三是对“一府两院”主要官员没有任免权;四是代表的产生主要靠推举而非民选。
　　根据重庆市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次会议作出的在全市开展普选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浓墨重彩民主新篇章
　　1954年7月召开的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重庆人民代表大会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市人民代表大会，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代表着“权力机关”的正式启施。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当年，为了真实还原我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过程，我们奔波不停，前往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图书馆，市委、市政府资料室等各处查阅资料，还多次拜访曾见证历史的重要人物。”邓启权说，如此不畏辛苦，皆是因为这次会议是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自由的权利和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有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重庆市于1953年4月4日成立重庆市选举委员会，罗士高任主任。
　　随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基层选举工作，全市划分厂矿选区47个、学校选区16个、街道选区122个、农村选区454个，至1954年1月，共选出区人大代表1056人、乡人大代表1949人。至当年7月20日，由各区人代会选出市人大代表丁克中、王玉峰等313人。
　　邓启权介绍，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于1954年7月23日至25日召开。应到代表313人、实到代表272人。这次会议除了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外，还有关于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撤销西南大区行政机构和重庆市并入四川省建制的决定以及选举全国和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重要议程。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三年，召开了四次会议，主要任务是推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继续加强与反革命的斗争，加强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解决经济建设，农业合作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科技工作、知识分子的改造和使用等问题。经过全市人民的艰苦努力，全市各级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全市人民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人民当家作主掀起建设高潮
　　1960年，邓启权从开县老家来到重庆，到位于沙坪坝的重庆煤矿工业学校读书。次年，他又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到了云南边防。1962年8月16日，戍边刚满一年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南疆密林中保家卫国的邓启权，仍密切关注着重庆的变化和发展。1966年1月20日，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得知此消息，邓启权振奋不已。嘉陵江大桥于1958年12月开工，是重庆城区第一座跨江大桥。
　　1966年，邓启权回家探亲，看到大西南的发展变化，更加振奋。“1952年7月，成渝铁路就全线通车。我回乡探亲时，川黔、贵昆铁路也已通车。从军营坐汽车、转米轨火车、换乘准轨火车、再上客车，一周时间就回到老家，比之前节省了一半时间。”邓启权感慨道，“人民当家作主了，对祖国的建设充满了激情。”
　　令人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大工作和民主法治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重新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同年5月11日，重庆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就政权建设和修改重庆市1978年至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纲要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并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