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芝《诗品浅解》这样解释豪放：“豪以内言，放以外言；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李白的作品气度超拔，不受羁束。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更是飘然物外，瑰丽的想象和夸张带领着我们的思绪自由驰骋，音韵抑扬顿挫、飞扬豪逸，他用自己的才情和遭际为我们构造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艺术世界。
　　天姥山的特别首先是它的高度。它高到可遮断天空，可超过几千米的“五岳”，可遮掩三百余丈赤城山，就连四万八千丈的天台山也只能在它面前倾倒。这座梦中的山高耸入云、气势超绝，巍巍然非同常山。但现实中它只是浙江省新昌县境内的一座普通的山脉，自然的高度不过千米，在浙江诸山中并不起眼。现实和艺术之间的矛盾让我们不禁追问，作者为什么如此夸张天姥山的高度呢？他为什么要构造这样一个超绝的意象？
　　《旧唐书·李白传》记载，（李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但他大概不想让一场考试来衡量自己才学，所以他选择以游历的方式增加在民间和朝廷的影响力，希望能由布衣而卿相，从而实现自己济国安邦的宏大志向。公元742年，李白42岁时，由道士吴筠推荐来到了长安，自以为迎来了自己政治上的春天，但是不久后他就明白，在玄宗眼里，他就是酒席歌筵上酬唱应和的一个“词臣”，而且李白生性狂放、平揖王侯，在朝中也没有根基，权贵们对这突然冒出来的中年人很不能容忍，最后连玄宗都对李白失去了耐心，给了他一袋金子就打发他离开了皇宫。这对一个稍有抱负的人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更何况是对才华出众、不拘一格的李白？《将进酒》写于被“赐金放还”后的第八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诗人依然要借助美酒忘却忧愁，心中的愤懑不平可见一斑。
　　所以《梦游》中，诗人营造了一座能给我们强烈视觉冲击的高山除了有对天姥山的向往之情外，更有对自己有才而遭忌的失落愤懑，对与自己傲岸磊落胸怀格格不入现实的否定。这异乎寻常的高其实是反衬现实的平庸和黑暗，是对世俗的超越和对现实的摒弃。他借天姥山这杯酒浇胸中之块垒，可谓豪放中见深婉，仿佛明暗两条河流引领着诗歌汪洋恣肆的走向。
　　“梦中登山”部分依然体现了李白浪漫多情的风格，普通的山水在他笔下充满了灵性和活力。湖面的水平如镜，月色更是比往常好，尤其是待诗人好，仿佛是“我”的伴侣，不仅照出“我”的影子，更是陪送“我”到了剡溪，在宁静多情的大自然面前，个人那些难展的抱负，受排挤的不甘也会变得微不足道吧！不仅如此，这里还曾是谢灵运游览并热爱过的地方。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一生风流雅逸，更为重要的是他和李白一样都是官场失意而才华超群之人。月色皎洁、湖面如镜、谢公雅逸，见而忘机。但是诗人的意绪并没有随之而改变，他借凄清的“猿声”就含蓄的表现了内心的真实。
　　追溯文学史上“猿声”之起源，当首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自三峡七百里，两岸山连山，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常有高猿呼啸，响彻空谷。”东晋《宜都山川记》中，也提到“巴东三峡，猿鸣甚悲”。自古以来，长江三峡两岸多为野猿栖息之地，夜间泛舟往返于江中的文人游子，常闻猿的凄厉叫声，均从猿声联想到仕途失意、挚友离别。剡溪不一定有哀猿，湖月山色也足以遣怀，但诗人内心愤懑郁结的情绪就是那一条隐隐的河流总是在你欢愉忘忧的时刻浮现出来，让他不自觉的联想到了凄清的猿声，这山中的千岩万转马上也联想到人生道路的迷茫难行。
　　仙境是这首游仙诗的高潮部分。李白一生热爱道教文化，综观李白的一生，无论是春风得意之时，还是悲愤苦闷之际，他的思想与活动几乎都与访道求仙结下不解之缘，郭沫若先生曾概括地指出：“李白在出蜀前的青少年时代已经和道教接近，……特别是天宝三年在政治活动中遇到大失败，被‘赐金还山’，离开了长安以后，他索性认真地传授了《道箓》。”在诗中仙境的描画上也可以体现作者豪放风格中的抒情深婉。
　　仙境出场最显著的特点是电闪雷鸣、山崩地裂，熊的咆哮龙的长吟让整个深林都战栗了，天空风云变色似乎马上就要下雨，山中的水面升起烟云，震天动地的声响下，山峦都崩塌了，仙境的石门于是就打开了，整个大地都被惊动了。诗人内心纠结的情绪无法在宁静的景物中寻找慰藉的出口，对现实的不满迫使他要打破桎梏。他就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力量来打破这样一个阻扰人才发展的黑暗的现实世界。
　　在这仙境中，天空明澈，不见一丝遮蔽，日月生辉照耀着那神仙居住的宫阙，作者用“金银台”代指神仙居住的宫阙，能使读者感受到金、银在日月的照耀下闪烁出耀眼炫目的光芒。这种光芒一方面制造出非同凡响的视觉感受，另一方面又为神仙的出场铺设神奇的艺术效果。猛虎鼓瑟，鸾鸟驾车，那些仙人们以霓为衣、以风为马纷纷出现。作者选择的“瑟”这种乐器也非常有特点。“瑟”从珏，从必，必亦声。“珏”为“二玉相并之形”，义为“二玉相碰之声”。引申为“悦耳的弹碰声响”。“必”意为“真实存在但不可亲眼看见”。“瑟”体积大空腔大故音量大，弦多则音色变化多且历史悠久。李白的神仙世界必定是这样视听强烈的大世界，是能涤荡心胸、一扫阴霾的。
　　但是，人的情绪就是那么的复杂。你越想解脱，越想忘记那些人生的痛苦、失意，这些情绪实际上越是困居于内心。更何况，李白自身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他一方面追求道教文化，寻仙访道；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建功立业，他一生具有辅助君王“济苍生”、“解世纷”、“安社稷”的政治思想，是个标准的现实主义者。但这一次进入长安，不仅被权贵排挤，就连皇帝身边的道士们对他都颇有微词，甚至攻击了引荐他的道士吴筠。有志难申的痛苦、无端被谗的悲愤让诗人在仙境梦醒后长长的嗟叹，梦境和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表达出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惆怅失落。
　　盛唐气象让以李白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诗人具有不一样的气魄和胸襟，而个人才情的出众、对《诗经》、《离骚》诗歌艺术的学习和继承使他的诗歌展现出超于同时代诗人的豪放不羁的特点。他不可遏制的爆发式的抒情突出的是个性化的自我，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愤懑和不平，带有强烈的主体色彩。既然济世安邦的儒家精神无法在现实中申张，不如就骑上神仙的坐骑，退而求得精神世界的自由和快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个性的尊严、人格的独立是作者绝不能抛弃的，诗歌结尾响彻今古的两句赋予了天姥山、作者自己乃至中国的读书人以傲岸的人格高度。以此，豪放和深婉两种情绪最终也得到了精神的升华。